在疼痛中奔跑-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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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给我制作的电视专题让凤凰城广大的电视观众认识了我。我的世界由她开始不再仅仅局限于家里，而是走向社会，有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芊芊对我的照顾让所见的每一个人感动。那么光彩照人的女孩，鼎鼎大名的节目主持人，却放下身段，为我做每一件细小而琐碎的事情，搀扶我出门，引领我上洗手间，吃饭为我端水夹菜……仿佛天经地义。绝不是作秀，就我们二人独处时她依然如此，且数年如一日。
　　除了生活上的照顾，芊芊给我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关爱和帮助。她带我走出家门，认识了很多“显赫”人物，她积极给我创造更多上电视的机会，新闻专题，综艺晚会……在她的节目中，我总是“主要演员”，更多的人知晓了我，我也有了更多的机会。
　　在芊芊的帮助下，电信局和我合作开通了一条“美瑜谈心热线”。为照顾我出行不便，特意安在了家里。从此，我有了固定的工作和收入，更拥有了一座通向外部世界的桥梁。小小的一根电话线，让我和千万人的心灵连接、沟通，从他们的需要里，我看到了自身的价值。我，顾美瑜，仍是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对于我是重要的。
　　此外，社会活动也纷纷找上了我，我当选为凤凰城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贵州省残疾人先进个人，电台还邀请我担任了一档残疾人节目的嘉宾主持人。
　　荣誉和幸运像雪片一样源源不断地飘向我，我又恢复了昔日的荣光，恰如我当年高高地站在“魅力之星”选美比赛的领奖台上，接受众人的瞩目和景仰。
　　我的身体也奇迹般地越来越好，医生所言的“还可活半年到一年”的预言早已落空。如今的我，早已活过了无数的半年，仍还在津津有味、生机勃勃地往下活。
　　母亲说：“紫薇星是天上的幸运星，看到它的人就会受到它的恩泽。孩子，芊芊就是你的紫薇星。”



芊　　芊


　　结婚之于我，从精神到身体，从形式到内容，竟百分之百完全都是痛苦，我寻不出哪怕一丁点儿的快乐。在痛苦、迷茫和困惑中，我开始审视结婚的意义，结论是一无是处。如果我单身，一定会快乐轻松得多。
　　但是我无法挣脱，从我接受他那天起，这绳索就越绑越紧，直至窒息。
　　有人说，不幸的婚姻造就哲学家，比如说苏格拉底，悍妻让他越加深刻。而我，在窒息的痛苦里，拿起了笔。
　　我曾梦想过当一名作家。当了主持人以后，作家梦淡了，但压抑的情感让我不得不选择写作作为宣泄的渠道。写作之于我，已无任何名利的奢望，只是从中寻找安宁和慰藉。
　　我一直想走，我渴望流浪，像走遍万水千山，浪迹天涯的三毛。我喜欢曲折浪漫、丰富多彩的人生，我不愿在一座小城里庸庸碌碌地混一辈子，日日重复单调乏味的生活。
　　是的，凤凰城是安稳的、悠闲的、宁静的，没有激烈生存竞争和压力的，但它同时又是枯燥的，缺乏生机与活力，死水一潭。由于大山的阻隔，这里依然有如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一切的风霜雪雨都侵蚀不到这里，甚至连21世纪初令全球人谈之色变的“非典”，到这里也变成了笑谈。人们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任性妄为，如果有人戴个口罩上街，会被全城人笑死。
　　也许是“夜郎自大”的历史使然，这里总是闭关自守，关起门来自得其乐。由于烟酒茶等天然物资的丰富，凤凰城历来是贵州的富庶之地，当地人也大都有些小富即安的心理，今朝有酒今朝醉。
　　工作的压力不大，娱乐便空前繁荣，吃喝玩乐是这个城市的主题。各种声色场所繁荣兴旺，盛况惊人，其档次之高，花样之多，令来此地的外乡人瞠目结舌，大呼“这里不是老区，是特区！”
　　而最有特色也最普及的一项娱乐，是——麻将。
　　麻将作为中国的“国粹”之一，在此地是欣欣向荣，蓬勃昌盛的。走到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是朋友家，咖啡馆，还是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三言两语聊完，便直奔主题，支起桌子，砌起四方城。
　　在这里，性别不分男女，职务不分高低，年龄不分大小，大家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麻将，走到一起来。本来彼此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因为麻将也亲亲热热凑成一桌，颇有些“祖国大家庭”的意味。唯一的区分便是赌注的大小，可以相差几倍甚至数十倍。在这里，赌注的大小几乎界定了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什么档次的收入进入什么档次赌注的麻将圈。从某种意义上说，以麻将会友，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交圈。中国人素来喜欢攀比，追求“至少比邻居过得好”，而凤凰城，则追求至少比邻居麻将的赌注大。
　　全民皆赌，在凤凰城几乎是蔚然成风。一到风和日丽的日子，凤凰山上，公园河边，四处是经营麻将的小餐馆，“哗哗”声不绝于耳。当地政府虽几次花大力气“清除赌害”，扫荡一切公共场所的赌具，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每每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再爱吃醋的男女，听说对方为了打麻将而夜未归宿，也会释然，不会追究。
　　后来，当有人得知我到了北京后，竟一次也没有打过麻将，又是同情又是惊异，困惑不解地问：“麻将都不打，那成天都干些什么呢？”
　　对于很多凤凰城人而言，不能打麻将是令人恐惧而不可思议的。
　　父亲在世时，我家是坚决杜绝麻将的。非但是麻将，所有“玩物丧志”的东西都被坚决取缔。可说是清心寡欲，五毒不沾。当然，那时受政策及经济因素的制约，打麻将还属于一种地下的秘密行为，个别人在家中偶尔为之。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市场经济的大潮，人们手中的“闲钱”越来越多，麻将也就大张旗鼓，日渐兴盛起来。
　　自从父亲去世，“家教”渐渐放松，而桑是赌博的忠实爱好者，所有的赌博形式无所不爱，无所不精。我也就随大流，跟着打起了麻将。
　　在麻将桌上耗费了多少光阴，也细数不出来，大概写上几部长篇小说问题不大。平心而论，打个小麻将不能算作“恶习”，尤其在凤凰城这样的地方，生活节奏如此之缓慢，可以发展的空间如此之小，用麻将打发光阴也在情理之中。而且，如果不打麻将，便会被人视之为“另类”，宛如不可理喻的怪物。
　　在形式上，我与大家打成一片，亲亲热热砌着四方城，可是，我的内心总是被什么所牵扯，尤其是想起父亲所说：平生鄙夷胸无大志，虚度光阴，碌碌无为之人，更是如芒在背，坐立不安。
　　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们都把实现个人价值，对社会，对他人有所贡献作为一生追求的目标，但是，这个城市有什么土壤，可以孕育我的梦想，发芽开花结果？有什么舞台，可以施展天赋的一抹才情？
　　手里摸着“红中”、“白板”，我心里却呐喊着：不！这不是我要的生活！绝不是！
　　凤凰城再美再好，不是我的舞台。我必须要远走他乡，寻找我的梦想。所以，多年来，我一直孜孜不倦地寻找着一切外出发展的机会。这也是我和桑矛盾的症结所在，我要走，他拼命地拖住我，他知我一去就不会回来。我无数次抗争，无数次被镇压，想走的结果是换来他更深的怨恨和隔膜。走，走不了，就连在本地，也事事受他阻挠，好像从来也没有理直气壮地去做过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
　　婚姻犹如一袭千疮百孔的袍子，明明已衣不蔽体，却仍然要被逼穿在身上。
　　是不是就这样任由自己坠落下去，最终沦为一个庸常琐碎的小妇人，一个祥林嫂一般絮絮叨叨喋喋不休的怨妇？
　　一个夜晚我趴在窗口，看着满目耀眼的星星，想着自己那些五光十色、绚丽斑斓的梦想，无限怅然。
　　突然，一个念头跳进脑海：能不能出一本书？
　　是的，这是目前我唯一能做的身子既不离开凤凰城，精神又可超脱于世俗之外的事。我眼睛一亮，犹如在无边的黑暗里看到了一束曙光。当时我并不知道出书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只是想做一件实实在在的事，证明自己还活着，还没有完全被世俗的尘沙所淹没，还在灵魂深处为自己保留了一片净土。就像一尾被困在沸水里的鱼，在没被煮熟之前总不甘心，拼命挣扎着要浮出水面透上一口气。
　　回到凤凰城，我整理了以前发表过的文字，因为疏于收整，早已七零八落。而且都是些几千字的小文章，加起来不过五六万字。翻翻书架上的书，出一本最少也要十几万字，仅就字数而言，我的文字都相差甚远，还别提文章质量。
　　我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做成！
　　我迅速拟定了十几个题目，决定在一个月以内完成，凑成一本散文集。
　　写呀写，我激情澎湃，文思飞扬，文字如行云流水一般从笔下涌出，根本没有任何滞碍，只恨笔太慢，跟不上大脑活跃的思维。在文字的创造中，我忘了身边一切的事情，苦楚也好，不如意也罢，全都抛诸脑后。自觉清新飘逸，灵动妩媚，仿佛有一个新的自我从旧我里飞出。
　　仅仅半个月，我就完成了10万字的创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桑并未给我找任何的麻烦，甚至还建议我使用电脑。我随心所欲地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而他没有横加干涉和阻挠，这在我与他数年的交往中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不由受宠若惊，感激涕零。我想，这是因为他看到我人天天坐在家中，至少没有“艳遇”的危险。他只要管住了他老婆的身体便已放心，至于她脑子里有些什么胡思乱想，就让她发疯去吧。
　　如果他知道写作为我带来了什么，是否会为他对我写作的“纵容”而万般后悔？是否会像无数次阻止我外出一样，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我的创作？
　　从凤凰城到贵阳，有160公里的山路。为了出书，我一遍遍坐着大巴车，奔波在这条崎岖不平的山路上。
　　我记得那辆载满顾客的大巴车，在没有星光的夜里，晃晃悠悠地行走在山路上。青翠的大山变成一幅幅幽暗的剪影，树影憧憧，明暗有致。车厢里的人大部分陷入了梦乡，各种音调的鼾声此起彼伏。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望着暮色掩映下隐隐绰绰的大山的轮廓，想着即将付诸出版的我的书稿，有一种模糊而崭新的情愫充塞心间。虽说窗外一片漆黑，我的心，却在漆黑里看到了微弱的光亮。
　　春节前夕，新书终于印出来了。
　　看到新书的一刹那，我心里百感交集，宛如一个含辛茹苦的母亲经过10月怀胎的忍耐与期待，终于看到她的婴儿呱呱坠地。是的，它是那么漂亮，那么精致典雅。
　　多年的心愿终于得以完美地实现，泪水濡湿了我的双眸。
　　这幸福至回到凤凰城画上句号。
　　桑看到书，脸上犹如挂了冰霜，狂怒地说：“你那些书统统全部烧掉，一本也不许留！包括还在出版社的，也必须全部销毁！”
　　“为什么？”我犹如五雷轰顶，顿觉天旋地转。
　　他咬牙切齿地说：“没想到你书里竟写了那么多不要脸的故事，你让我怎么做人？我要点一把火，把它们统统烧掉！还要去出版社禁止他们继续印刷！”
　　原来是我书里写的几个小故事，记录了少年蒙的一些情愫，这就惹恼了他。
　　我的血冷到了极点。仅仅在昨天，我还在感激他的“宽宏大量”，允许我做一点儿自己喜欢的事，没想到……
　　“好，可以，你去烧吧！去吧！统统烧掉，一本也不要留！然后，我们离婚！”我大睁着眼睛，已没有了眼泪。
　　那天正是大年三十，我们连年夜饭也没有吃。只有争吵和冷战。我倾尽心血出版的新书，让我过了一个凄惨悲凉的春节。
　　最后的结果是，通知出版社，将已做好的版式改掉，而已经印刷好拿回凤凰城的，必须将他认为不雅的部分撕掉。
　　尽管有一个令人遗憾又啼笑皆非的结尾，这本书在凤凰城引起的反响还是巨大的，电视、电台、报纸等各家媒体纷纷报道，一时成为特大新闻。从这时开始，我不再是别人眼中的“花瓶”，“美女＋才女”等种种桂冠接踵而来。
　　在写作里，我深刻体会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些朴素的道理。文字和土地一样，只要你不投机取巧，不偷奸抹滑，勤勤恳恳地付出就一定有实实在在的回报。那丰硕的成果与你的汗水成正比，绝不会欺骗你和辜负你。不像别的事情那么莫衷一是，人为的因素占有决定性的作用。
　　我对电视，对感情，对世间诸多事情的投入，当时的繁华落尽，细细想来，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什么也没有得到。尤其是电视，我曾经对它一往情深，甘愿为它肝脑涂地，死而后已。可是，我空有一腔热血，却无处挥洒。虽然在这个小地方做了多年节目主持人，也小小地有了些虚名，可从来没有哪一档节目真正地按照自己的心愿完成过。由于环境、机器设备、合作者等诸方面的局限，每次都激情澎湃地投入，节目做出来却都惨不忍睹。对于电视而言，个人的力量微乎其微。我苦苦地恋着电视，期望与之终身相守，到达完美的顶峰，却由于各方面机遇的局限而未能如愿，一腔痴情付诸东流！
　　就只有写作，像一个最懂得“知恩图报”的侠义之士，我的点滴付出，立马有涌泉相报。它在我对它并无任何奢望的情形下，无私地赠予了我梦想中的一切。可以说，我其后的所有，都是写作给我带来的，完美的爱情，世人的认可，无忧的生活。
　　面对世间诸多的纷扰烦忧，我感觉到自己的稚弱和无能。只有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把中国的方块字排列捭阖，我才感觉自己像一个战无不胜的大将军，胸中豪气陡生。
　　写作的怀抱是如此宽大而博爱，以至于我一头扎了进去，就再也不愿走出。
　　它是我一生一世，永远忠诚的朋友和情人。



裴　　裴


　　生活变成了一杯寡淡无味的白开水，没有滋味也没有温度。没有香槟，没有红酒，没有咖啡，没有一切奢侈的东西浸润，但仅仅有水，人便可以活下去，有时候，生命便是如此顽强而卑微。
　　我嫁给了沈浩，这个有着一张稚气的娃娃脸的男人，内心和他的外表一样单纯。他不懂我的内心，只是一味地对我好，执著得冒着傻气。
　　但是，他傻，却如愿以偿娶到了我，尽管我有千百个理由可以不嫁给他。一个工厂里的小工人，一个电台的节目主持人，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都如此的不和谐，不般配，可是，我到底是嫁给了他。有时，我都不知他是真傻还是绝顶聪明。
　　走在婚姻的红地毯上，沈浩幸福得满脸放光，我却困惑而茫然。沈浩，可怜而单纯的孩子，从认识他的那一天起，我便没有自己洗过一条手绢，一双袜子，没有沾过厨房的任何东西。他伺候我，比任何一个最忠心耿耿的仆人更为死心塌地，一丝不苟。而且，多年来如一日。缺失亲情温暖已久的我犹如掉进了一个芬芳四溢的温柔乡，软绵绵，懒洋洋，四肢百骸都好像散了架，再不愿思想，不想动弹。我是那么渴望逃离我的家，逃离母亲和裴望，我怎么可以拒绝沈浩温情的呼唤。
　　可是，沈浩，却从来没有走进过我的内心。他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永远不知道我需要什么。他的关怀甚至比不上芊芊的友爱，永远只在表皮上跑，就像浮在卡布奇诺表面上的泡沫，与内心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