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疼痛中奔跑-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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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24小时不能离人。家里从老家请了两个堂兄，专职来医院护理父亲。即便这样，我和母亲仍然忙得脚不沾地，家里医院团团转。
父亲这一躺，就是1年。
此时正是上高三，所有的同学都像大熊猫一般成为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我却模糊地意识到，自己这样安然地坐在教室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日子已然成为过去。家里，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是的，这之前我像所有的同学一样，把书念好就是全部职责，最大的烦恼便是某一次的测验不够理想。可如今，这一切都成为奢侈。
最苦、最累、最辛劳的是母亲。
母亲本就体弱多病，身躯薄得像一张纸片儿，仿佛风轻轻一吹便会飘了起来。从前每每是母亲先病倒在床，父亲鞍前马后伺候，然后父亲累得心脏病发作，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母亲又赶紧从病床上爬起，强撑病体照顾父亲……不管父母是哪一方病倒，另一方必悉心照料，温言安慰，年幼的我过早地懂得了什么叫“同舟共济”、“相濡以沫”。
如今，父亲永远地倒下，母亲那份爱的执著与坚贞更清晰地凸现出来。她每天一到病房，便不停歇地为父亲洗脸、刷牙、梳头、按摩……一边做一边和父亲聊天，事无巨细，娓娓道来，仿佛父亲仍然什么都能听见，仍然是支撑她的那个天。
父亲头发长了，她拿把剪刀亲自上阵，父亲脚趾甲长了，她亦戴着老花眼镜认真修剪……对于一个没有丝毫思维和行动能力的病人来说，洗头洗澡简直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她却坚持着几天就给父亲洗一次，尽管每次洗完自己都累得几欲虚脱。在母亲爱的滋润和呵护下，病榻上的父亲一直保持着他往日的整洁、清爽和尊严。
母亲对父亲的体贴与关怀令所有人为之动容。有一个病友半身瘫痪，其妻是一个胸无点墨的悍妇，刚住进医院时成天摔盆打碗，恶狠狠地咒骂，“要死就早点死啊，不要活活拖累人啊……”可看到我母亲对她全瘫在床，丝毫不能动弹的丈夫仍伺候得如此无微不至，无怨无悔，不由有些触动，这一天良心发现，竟然打了几盆水，给她丈夫洗了个澡。事后她丈夫感激地对母亲说：“大姐，多亏有了你这个活榜样啊！我都半年没有洗澡了呀。”
父母的爱，不是惊天动地、精彩浪漫的那种，这份爱是含蓄的、深沉的、隽永的，像一条外表安静的河流，缓缓地永不停歇地向前流淌。如今，她却不得不看到，相伴半生的爱人，无知无觉地躺在病床上，一天天走向末路。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临近春节，母亲终于不堪忍受沉重的负荷，也病倒了。她不得已住进了医院，与父亲的病房在同一层。
重担，一下子压在了我稚嫩的肩上。
在家务活上一向笨拙的我此时竟变得非常“能干”。白天，我在家做好了饭，便赶快跑到医院，将饭送到堂兄手中，然后跑到母亲的病房里，为她煮糊烂的面条，洗涮好碗筷，我再到父亲的病房，为他调制流食。忙得像飞速旋转的陀螺。至于学习，已经成为“副业”，全然顾不得了。
年三十的下午，能够勉强行动的病友都被接回家过年去了，整个病房空空荡荡，透出死一般的冰冷沉寂。
母亲愣愣地看着手里的面缸，突然重重地往床头柜上一砸，歇斯底里地哭诉起来：“这日子，没有办法过了，我支撑不下去了！芊芊，我一定活不下去了，我一定会在你父亲的前面先走，我再也挺不下去了……”
我又震惊又惶恐，不知道该怎样安慰母亲或者寻求安慰。父亲在对面的病房无知无觉地躺着，在一天天走向既定的无可挽回的厄运，而母亲在这里，又行将崩溃！
我，17岁的高中生，该怎么办？
我匆匆洗涮了碗筷，说一声“我去给爸做饭”，便逃一般冲出病房，跑到了父亲的房间。
我满心凄惶地守在父亲的病床前，握住父亲的手。父亲的眼睛大大地睁着，专注地凝望着我。医生说父亲再没有任何思维和感情，他的眼睛会睁开，会跟随物体转动，不过都是一种条件反射，没有任何实际的含义。可是此时，我却认为父亲是有思维和意识的，否则如何会有这样温和慈爱饱含深情的眼神？
我看着父亲，他的面孔依然这般宁静安详，他的眼神清澈明亮，欲语还休。渐渐地，我惊惧的心平静下来，我不再绝望，不再害怕。已经成为植物人的父亲仍然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力量，给迷茫痛苦中的女儿以信心和安慰。
这天晚上，我把电视机搬到了父亲的病房，把母亲也接了过来。我们一家人，在一盏昏黄的孤灯下，相携相伴，相依为命。是的，虽然阴冷幽深的病房，四处弥漫着药水的呛人气息，虽然我们一家3口，一个瘫痪在床，一个气若游丝，可是，毕竟我们团圆了。我还是感觉到了一缕温馨。
这是我们一家最后的一个团圆年。
第一次见顾美瑜，是在主任办公室里。我正在与顾主任探讨父亲的病情，一个青春健美，活力四溢的少女闯了进来。她穿了一件火红的大衣，像一团炽热的烈焰，一下子将冰冷阴沉的房间照亮。那一瞬，我被这少女的艳光射得几乎睁不开眼。是的，火红一直是我不喜欢的颜色，总觉得太过火、太艳俗，就像那些新嫁娘千篇一律的红嫁衣，既平庸又土气。可是，这个少女却将大红色穿得如此青春，如此明艳，如此灿烂夺目。正所谓“大俗大雅”，这浓烈极致的大红色与她立体的面孔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美得令人喘不过气来。
美瑜是顾主任的女儿，比我大两岁，G大声乐系高材生。此时放寒假回到凤凰城。因为年龄相仿，也因为我对她的仰慕和喜爱，我们有了一些浅浅的交往和接触。
在我眼里，美瑜是不折不扣的幸运儿，美丽的外表，艺术系的高材生，父母对她又百般呵护，可说应有尽有。可美瑜却告诉我，她从6岁起就身患糖尿病，屡次濒临危机，如今身体内仍潜伏着这一颗定时炸弹，不知何时会“爆炸”。
有一次，她当着我的面给自己打针。看到她将长长的针头插进身体，看到她的臀部因长期注射胰岛素而形成的两个硬硬的大包块，我心悸得浑身发抖，她却若无其事，笑称邻居孩子见到她给自己打针都崇敬地把她视为“英雄”。
此时，我因为父亲的重病而自伤自怜，自认是一个最不幸的人，可是，美瑜的开朗和乐观在一定程度上感染和激励了我。她让我懂得，如何在人生的困难和挫折面前，保持一颗坚韧顽强的心。
由于美瑜很快地返回了学校，我们这段浅浅的缘分也戛然而止。
没有想到，数年之后，我们都各自历经了人生的风雨和沧桑，竟然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得以重逢，并演绎出另一段真挚深厚的友情。
护理父亲的这1年，我如此真实而微观地目睹和接触了无数的死亡。
我原本是一个胆怯而敏感的少女，连电视里播放的杀人破案的片子都不敢看，会做噩梦。可是，与父亲同屋就诊的病人一个个离开，我竟然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当某人出现“状况”，大不了到门口避上几十分钟，回来后一切风平浪静，只是病床上空空如也。甚至当护士换了床单后，我会若无其事地躺在上面休息，浑然忘了几分钟以前还有死人躺过。
医院，让一个脆弱的少女神经变得坚韧。
这些能说能动的病人一个个默默撒手归去，只有父亲，仍然顽强地活着。
春节过后，父亲的病日益加重，他迅速地消瘦，瘦成了一把骨头。而且，由于长时期的卧床不动，尽管家里已经给予了无微不至的护理，不停地翻身，按摩，父亲的身上还是出现了褥疮。然后，他的手开始蜷曲、变形，肢体僵直，再也恢复不了从前的柔软和弹性。
所有的医生都摇头叹息，劝我们不要再存幻想，病人到了这一步，已经回天乏力，纵使华佗再世，也无能为力，还不如让他早些解脱痛苦。
母亲悲伤地哭泣，苦苦哀求说：“不，求求你们，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我们就必须全力挽救他。我们不怕累，不怕苦，不怕麻烦。他虽然不能说不能动了，总是有个人在，总比看照片好吧。”
我不知我们苦苦挽留父亲离去的脚步，于他而言是幸抑或不幸？因为他确实是受尽了一切非人的磨难，可以说千疮百孔，遍体鳞伤。但是，这是我们唯一可做的选择。只是，我不再盼望父亲有知觉，我真心希望他没有任何思维和感觉，这病魔的折磨，太惨无人道了！
生命，在一点点从父亲的身体里消逝。每天，看着父亲痛苦地在生死线上挣扎，我心痛如绞，却无能为力，那种煎熬，足以将心碾成粉末碎片！
那个夏天的夜晚，高考前夜。
堂兄把门捶得“梆梆”响，惊惶地告知父亲垂危！
我们母女连睡衣都没有换，便一头扎进雨里。当时是深夜4点，没有车，我们母女在雨夜里狂奔。泪水、雨水混在一起，流进嘴里，又苦又涩。我心里恨恨地想，如果父亲今晚出事，我将终生仇恨、诅咒雨夜！
这样的紧急抢救，已经有过多少次？10次？20次？数不清了。父亲屡次危在旦夕，又都转危为安。可是，这一次，父亲没有再能逃脱噩运。不管有多少的牵挂和眷恋，不管有多少的不舍和不甘，他还是带着满身的伤痛撒手归去！
母亲喟然长叹：无可奈何花落去！
无可奈何花落去！
我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哭得死去活来。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已经忘了，今天，是高考的第1天！
就这样，我错过了高考。
顾美瑜
6岁以前，我是受上天眷顾的孩子。
我出生于医生世家，父亲是医院鼎鼎大名的主任医师，母亲是医院的麻醉师。我，从小就是公认的美人胚子，能歌善舞，聪明伶俐，人见人爱。
6岁生日的那天，爸爸买了雕花的奶油蛋糕，这在我们这座偏远的小城是刚出现的奢侈品。妈妈送了我一件鲜红的呢子小大衣，胸口上绣有粉色的玫瑰花，漂亮极了。我高兴坏了，搂搂爸爸，亲亲妈妈，快乐得像一只无忧的小鸟。美中不足的是我喝了太多的水，不停地跑厕所，连吹蜡烛的时候都憋不住。
“小瑜，你怎么老跑厕所呀？”妈妈终于警觉。
“我最近老这样，口渴，怎么喝也不解渴，真邪门。”我嘟哝着嘴，撒娇地说。
妈妈和爸爸紧张地对望一眼，脸上闪过一丝阴霾。
第二天，妈妈带我去做身体检查。我依然穿了那件炫目的红大衣，脚下是同色的皮鞋，时髦得像个小洋娃娃。
做完了一系列繁琐复杂的检查，妈妈在屋里等结果，我便在外面值班室和阿姨们玩儿。
突然，我听见一阵压抑的哭声，隐隐像是母亲的声音。我跳下桌子，疑惑地扒开门缝，看见母亲手里捏了一张单子，肩膀剧烈地抽动着，旁边一个阿姨正在劝解着。
“妈妈，你怎么了？”我吓坏了。
妈妈一把搂过我，把我的头抵在她胸口，沉痛而绝望地啜泣，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患了糖尿病。
年幼的我，并不理解这个病有多么大的危害，以为不过是像伤风感冒一般，打几针就好了。父母却如临大敌，整夜不眠。身为医生的他们深知这个病的恶果，这是终身疾病，成人须终身打针服药，而孩子，由于正处于成长阶段，大都因营养不良或护理不善而夭折，就算侥幸活下来，并发症也是不可避免的，结局无非两条：肾衰竭或双目失明。
当时的父母，不过30岁刚出头的年纪，我不知他们面对女儿注定是悲剧的命运，会如何的五雷轰顶，肝肠寸断。但是，我没有看到他们的眼泪，也没有听到抱怨，尽管有时会看见母亲一早起来红肿的双眼，看见父亲的鬓边过早地渗出点点白发，可是，在我面前，他们却尽量地显出轻松愉快。现在想起来，他们是用了多大的毅力和忍耐在保护着孩子的心灵不受伤害。
我被剥夺了吃糖和吃饱的权利，一切甜的食物都是禁区。我是那么的希望吃巧克力，吃大白兔奶糖，那一直是我心中的挚爱。可父母管得很严，不给我丝毫的机会，我曾为此心怀怨恨。
直到翔翔去世。翔翔也是医院的家属子弟，比我大两岁的小病友。在四墙白壁的病房里，我们曾一起玩耍，彼此安慰。
可他死了。
在家设的灵堂里，看着翔翔小小的尸身，冰冷而僵硬。6岁的孩子，虽然还不能完全明了死亡的含义，却知道翔翔不会再醒过来。看到翔翔的父母哭得死去活来，我脊梁一阵阵发冷，双腿剧烈地颤抖。母亲紧张地搂住我的肩膀，恐惧地说：“孩子，翔翔就是不听话，总是偷糖吃，血糖太高就死了。你可千万不能吃糖啊！”
我“哇”地大哭起来，叫道：“我不要死！我不要死！妈妈，我再也不吃糖了！”
翔翔的死给了我心灵巨大的撞击，虽然还不懂什么叫“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但灵堂那凄凉阴暗的气氛让我悚然心悸。6岁的孩子，已清晰地看见死神的灰色翅膀在眼前挥舞，嗅到他冰冷腐朽的气息。
我不想死。不想离开爸爸妈妈，不想离开我心爱的玩具，不想像翔翔那样在大烟筒里化作一缕青烟。
我绝了吃糖的念头，外面不明我病情的叔叔阿姨给了我糖果，我也自觉地带回家交给妈妈。
半年以后，我开始注射胰岛素，因为吃药已经不能有效地控制血糖。这又是一桩酷刑。每餐饭前都必须打针，我疼不可当，哭得声嘶力竭，母亲在一旁更是泪如雨下，沉痛地呼唤：“孩子，我可怜苦命的孩子，让妈妈替你去痛吧。”看见母亲这般失态，我反而害怕地止住了哭声。
有一天，我终于“大彻大悟”，深沉地对母亲说：“妈妈，反正哭也是痛，不哭也是痛，还惹得你伤心，干脆以后打针我不哭了。”母亲闻听此言，搂住我的头，更加气塞咽喉，泣不成声。
从这天起，我再没有为打针流过眼泪。
不单如此，我还学会了自己给自己打针。有一次同学到我家吃饭，我表演“打针绝技”，结果同学当场就吓哭了。
转眼到了入学的年纪，我背起了小书包。有很多人劝母亲说：“孩子都病成这样，还上什么学呀，遭那份罪！反正也没什么用，还不如就在家里享享福，活一天算一天。”
母亲坚决地回答：“不！正因为她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才更需要读书，更需要开拓视野。一个心灵丰富、意志坚强的人才是病魔摧不垮的。”
看到别人怜悯而同情的眼光，我的自信受到了严重打击，但骨子里的一份倔强和好胜心反而被激发起。我想自己的身体比别人差了，别的方面绝不能输给别人。我要用我的聪颖和努力证明自己仍然是最优秀最出色的。
成长的过程艰辛而充满奋斗的乐趣。学习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我一直稳坐冠军宝座，只是每一次考试都需要靠输液来维持体力。中考的前一天晚上，我突然胃疼，吃什么药都不管用，只有趴在爸爸背上才能稍解疼痛。那个晚上，爸爸整整背了我一夜。
上天是公平的，它没有给我健康，却给了我最好的父母。他们从没有把我当成一个病重得毫无前途和希望的人看待，没有对我嫌弃和鄙视，也没有纵容和溺爱，家中的氛围也没有因我的病而一片愁云惨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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