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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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中国人口质量里，是一次范围不小的“水土流失”……
然而，这是一把两刃剑，一个两面都上了水银的镜子。人们常常看到了此面却忽略了彼面——
据1986年12月2日《文汇报》披露：“上海专业技术人员使用现状及其战略对策研究”抽样调查结果表明，三分之二人才积极性未充分发挥。上海55。3万名专业人才中，专业不对口的占19。8％，有四分之一的人没有任务或任务不饱满。在一些人才有余的单位，问题更突出，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才被积压、被浪费。
据同年10月21日《社会报》披露：上海美国独资企业希尔顿宾馆公开招聘管理人员的广告在报上刊登后，引起了社会上众多大学毕业生、研究生的极大兴趣。报考总人数达300多人，学历均在大专及大专以上，不少人还是研究生、大学讲师，有的已在某些领域中有了一定的造诣和建树。在这些众多的报考者中，90％以上的人所学与宾馆专业完全不对口。竞争十分激烈，录取率为八比一，与录取研究生的情况相差无几……
在南方，建国以来分配到海南岛的大、中专毕业生共1500多人，在未决定海南建省之前，已走了1200多人。
在北方，大兴安岭自1964年正式开发以来，陆续分配来大学生1000多人。从1979年至今，已经流走600多人。
大兴安岭留不住人，一是由于高寒地区，生活艰苦，中年知识分子健康水平下降。二是由于子女升学、就业难。三是由于大兴安岭地区在艰苦条件和高寒程度上都超过新疆和西藏，但工资类别和地区津贴都低于这两个地区。有的中年知识分子说，现在国家和地方对刚毕业分配到青海、西藏的大学生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而对为大兴安岭地区干了二十多年的知识分子，却似乎遗忘了……
1982年，四十三岁的蒋筑英、四十七岁的罗健夫相继谢世，报刊上一阵惋惜，上下；司一片稀嘘。然而，亡了羊，牢还没补住。仅1987年，在中国科学院，过早谢世的中年高级专家已有九位：马氏决策规划专家董泽清，五十岁；数学家张广厚，五十岁；数学家钟家庆，五十岁；地质学家曾庆丰，五十四岁；声学家施仲坚，五十岁……。在北京航空学院，从1986年7月至1987年元月，五十岁到五十四岁之间的中年知识分子相继死亡七人，其中副教授五人，高级工程师一人，老讲师一人。
如果能把全国各省市、各单位过早凋零的中年知识分子一一排出来，相信那名单将是黑压压的，宛如让人肃肃然踏进了烈士纪念堂……
一切有识之士更该对此局面忧心忡忡。
生活里有些广告有声有色，人们看了却无动于衷；
生活里有些“广告”，虽然没有谁在精心设计，散乱而又具有随意性，人们见了却触目惊心，不得不联系起自己的境遇，一起感慨系之，深长思之。
也许，正是某类“广告”作用的结果，大批优秀专业人才有如候鸟般地西去。这一结果，又往往成了一块新的“广告”，让更多的人们为投入“世界大串连”而跃跃欲试……
这一“世界大串连”，并不是裹进去的一切人都是被一股膨胀了的“崇洋”情绪驱赶上路的。与其说出国留学者们“崇洋”，不如说他们中的多数人希冀借留学途径改变目前的处境较为妥当，或者说是打算自己为自己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较为贴切。正如《美洲华侨日报》上一篇分析近年移居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处境和心态的文章所指出的：“中国知识分子人潮相继涌出国门，涌入美国，现在美国许多城市的华埠，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碰眼碰鼻都是啊！他们中有的是蒙受冤屈而伤了心；有的是遭尽歧视而冷了心；有的是希望落空而灰了心；有的是政见不同而铁了心；有的是为了儿女而狠了心……境遇极坏者，愤然而别；境遇不好者，决然而离；境遇平常者，惶然而行；境遇稍好者，怅然而辞。这真是小同而大异。”说一千道一万，现在的关键是，国家应不打折扣地加快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使已出国的知识分子人归心归，未出国的知识分子人安心安。我们可以这样说，许多人身上表现的，正是当今这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交织，新体制诞生、旧体制剥落，方生而又未死的时代的一种阵痛——
改革，已经摇撼了旧机制小山般的重重弊端，不断有泥土、石头和残枝败叶哗哗地滚落下来。然而，形成、维护这座小山的深层文化、心理形态仍在，并有着几千年古老、厚实的积淀。不坚决有力地铲除它们，新的机制及其相应的尊重知识和人才的环境，开明与竞争的环境，就很难牢固地确立！
旧机制有了松动，就有了希望……
新机制尚未确立，又萌生失望……
当今的“世界大串连”，便是在希望与失望两座峡谷之间奔湍而出的一股大潮。
它根本上又代表了希望——
毕竟一个新时代的阳刚之气，正在恢宏地兜胸吹来，“人”的意识苏醒了，再不甘心如金似水的年华掷尽在浑浑噩噩的等待中，再不愿所学如一张压在抽屉角落里被默默作废了的布票，再不会将命运交给某些非理性、非科学的东西主宰……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世界大串连”里，奔湍的是当今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们追求创造、渴望爆发的一颗颗骚动的灵魂；汇集的是他们敢于打破旧有的生活秩序、敢于去新秩序里承受风险的崭新风貌。
自然，在出国留学热的大潮里，还有负势而下、本身没有一点重量的泡沫，装饰一新、也只能泛起于一时的沉渣，或许还有隐隐生出某种危机的潜流。但与其不屑地或困惑地盯住它们，甚至夸大它们，不如将目光调回来，在进一步完善出国留学有关政策的同时，对国内的教育制度、人事制度以及许多不成文的用人土政策，来一番严肃、深刻的自省；不如以更热情的双臂，去呼唤正在祖国广袤土地上崛起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更坚决些！更深入些！更迅猛些！
毕琦，男，今年三十五岁，《北京晚报》记者。初中毕业后，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呆了七年。到我们采访时，他出国留学手续全部办齐。
他的叙说，有如一条涓涓小溪一样平静——
小学时，我就朦朦胧胧有将来长大后得出国留学的念头。
我上的小学，原是美国教会办的汇文学校，解放后改成北京市盔甲厂第一小学。实际上是所干部子弟学校，每到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家，校门口的小车鳞次栉比，恍若奔云：吉姆、伏尔加，那时算好的；其次是华沙、胜利20；最次的是吉普。同学们互相比看着，谁的爸爸扛着二道杠两颗星，不屑便撇在了嘴上；谁的爸爸扛着二道杠四颗星，瞳孔便放大了些；若谁的爸爸是位少将，乃至中将，儿子的脸蛋就仿佛绽开了一朵朵金花……我所在的班，有二十八名同学，全班不是干部子弟的学生就我一个。我父母都是小干部，照说我是进不了这所小学的。母亲在报社工作，认识市教育局的一些人，我是由后门进去的。
有这么两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当时不是有这么一句话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般人家的孩子穿打补丁的衣服很普遍。可在我们班上，就我一个。我父母工资有限，一共养了五个孩子，三个孩子的住宿费、学费、伙食费交出去，父母的工资就去了多半。穿衣着鞋上，无法讲究，不是打了补丁，就是哪块破得絮絮拉拉。开初一些日子，我每次去学校，男生见了一串串哈哈哄笑，女生见了一阵阵窃窃私语，似乎高雅的校园里进来了一个上海滩上的三毛……平时没办法，一次区里举办校际之间的乒乓球、足球比赛，我又是学校这两支球队的队员，穿着得像个样，母亲咬咬牙，破例为我买了一件灯芯绒夹克，从来都是拣哥哥们衣服穿的我，很是珍惜，比赛时才穿上，一赛完赶紧脱下来。一次比赛，球踢赢了，大家都乐得不行，蹦蹦跳跳，又滚成一堆，我将夹克随手扔在草地上，也加入进去。走到半路，才记起忘记拿衣服了，扭头就往赛场上跑。夹克不见了，腿一软，我瘫坐在地上，眼前一阵发黑……有两个队员问我：“毕琦，你怎么了？”我拖着哭腔说；“我的夹克……衫……不见了！”他们愣愣地盯住我，像是我哪根神经出了毛病，过一会儿，他们走了，转身时丢下一句话：“丢就丢了呗，找你妈，要她再买一件，她敢不买？”
还有一次，星期六下午，我和三个同学结伴回家，他们的父亲一个是总参通讯部的大校，一个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还有一个是卫生部办公厅主任，我和他们的关系一直不错。到了天安门，他们提出要在金水桥上玩会儿，他们徒步回家是权作蹓跶玩儿，本来三人家里个个有小车接。坐在桥上的白玉栏杆上，三人又提出看谁敢把钱往水里丢。一个掏出五分钱的钢镚，往河里打了个水漂；一个说：“你掏五分，我掏一角！”另一个像是武二郎，憋着股喝毕三大海碗酒要上景阳冈的劲头，一下捧出一把钢镚来，约有五、六角哗地一下，撒进金水河，银光点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他们也挺得意的，好似刚从上甘岭凯旋归来的英雄。我站在一边，心里挺复杂，像是难过，像是沮丧，像是愤懑，更感到深深的困惑：虽同学多年，与他们一下变陌生了，仿佛他们是来自另一个世界。
反差强烈的环境，逼使我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干部子弟们可以瞧不起我没有肩章上缀朵花的父亲，也没有口袋里叮当作响的金钱，但我要让他们没资格去瞧不起我的学习，在学业上我要俯视他们！我那个年级有三个班，我的各科成绩始终是全年级的前三名。也许因为学习成绩好，老师也青睐，一位数学老师对我说：“毕琦，你将来要学理工，我看你是块上清华、哈军工、上海交大的料。”小学的校长曾嘱咐我：“知道吗？学校对你寄予很大希望，希望你将来能出国留学，为母校争光……”这时，我就充满了自信，相信这些自己都能做到。那时临睡时，或者白天走神时，脑袋里常常五光十色。当然不会想到美国，美国是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国家嘛，正在丛林沼泽地里与矮个子越南人打仗，也不敢想到苏联，已开始反修了，广播里“九评”连篇累续哇哇叫……但绝对是在想外国：古色古香、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造型精美、流光溢彩的博物馆，肤色各异、和睦相处如兄弟姐妹的大学生，讲台上站着白发如雪、隆鼻蓝眼的教授……
理想也似乎在向我招手。196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破格招小学毕业生，也到我们学校来挑了。学校保送了几个人，其中有我。经过看成绩、目测、口试，最后决定录取我和一位女同学，去学习葡萄牙语。招生人员当面告诉我们说：这么小让你们学外语，目的就是要让你们先在国内学几年后再送你们出国去深造。那份高兴劲，别提了。不料母亲听了，眉头却拧得紧紧的，脸上打了一层霜：“学葡萄牙语？葡萄牙是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学出来后对咱们祖国没多大用，不过是给洋鬼子们做做翻译。我可不同意你去读！还是老老实实上中学，再上大学。要想出国深造，有本事大学毕业后一样可以去……”当时，我气得病病恹恹好几天，话都不想跟母亲说了。“文革”中，我才理解了母亲，她一直是个很正统的共产党员，1965年又已是那样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候，对于我的前程，她能不反复惦量、“宁左勿右”吗？！
这一错，便错过了个历史性的机会！
先是闹“文革”，红卫兵誓死保卫红司令；接着奔北大荒，冰天雪地里炼红心。1976年底病退回北京。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考过，广播电视部考过，但因为是病退，都未录用。我心一横，跑去当了兵，一去就是七年多。后来又去了六十三军文工团，先当演员，后当创作员。1980年，军级以下文工团解散，我复员回北京。我拿着一叠在部队时发表的小说、剧本、诗歌等作品交到报社，捧上了《北京晚报》的铁饭碗，心，却没往那铁饭碗里去，老在外面悠着、晃着，像绕树三匝的乌鹊，还没寻着个窝似的……
说穿了，就是自己这辈子没读上个大学不甘心呐！从1966年到1980年，十五年里，无论我当兵团战士，还是当解放军战士，无论我在冰封的大森林里伐树，还是在简陋的舞台上演唱……一个声音，一直在我的意识深层嗡嗡作响：你本来不应该在这里！你本来应该是个大学生，一个早已工作了多年的大学毕业生！当我偶尔路过大学的校门时，我得费好大力气才能压抑住自己想走进去的蠢念头，似乎自己少年时代的理想就在校门里，而且被保存得好好的，没有半点破碎，只要拾起来，就能将它如朝阳般再送上人生的苍穹。当我见一群群佩戴着校徽的少男少女，满面春风地走过大街时，我羡慕他们。关于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艰辛与忧患，他们只需从小说与电视剧中去领略了，他们正经历的是我们国家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安宁。但我有时也在脸上堆出一种高深的冷漠，这冷漠，翻译出来就是：你们别太颐指气使，若不是“文革”，我两个清华大学也能考上……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招函授生，第一届考试我就考取了。古代汉语、历史、地理，我根本不用读，轻轻松松地学了三年，去年拿了文凭。我并以为这就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函授生是非正式的大学生，我读它完全是为张文凭，若没这张文凭，我就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得受憋……
按理说，出国留学不是我这把年纪的人该想的。生活上，我早已成了家，有个两岁的女儿。工作上，得心应手，规定每月一个记者连写带编发五千字，我月月超额完成，领导也看得起我。1983年，北京牛羊肉供应紧张，国家收购车皮又不够，内蒙古、张家口的牧民们便自己徒步赶着牛羊来北京，我闻讯后，一夜没睡觉，冒着凛冽的北风找到这支队伍，从德胜门到大红门，来回走了两趟，有二十几里路，边走边采访……回来又赶写一篇通讯《路遥天寒赶牛羊》发表在晚报上。这篇通讯获得了当年的全国好新闻奖……
我再一次萌生起出国留学的念头是在1985年。这年，我自己联系经报社批准，随文化部的一个中国国际书展代表团赴西德法兰克福，参加了一个为期二十天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它与东德的“莱比锡国际书展”，堪称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两个书展。我在西德呆了近一个月，跑了七个城市，老实说对我震动很大！我搞的是新闻工作，多年来，上面在有意无意地灌输给我，我又在有意无意地灌输给别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然而，一旦用资本主义的概念去套西德的实际时，它几乎如阳光下的冰凌一样，一下化了。自然，也可以挑出不少弊病，但是只要抱着客观的态度，你就不得不承认联邦德国的经济建设、社会风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文化素养，都远高于我们。详细的不必说了，我只讲自己感受最深的一件事：我采访过一个小业主，领我去他家时，他脸上有些惶恐不安：“毕先生，在我们国家按生活水准，我是最下层人，房子不是自己的，是分配的住房。您若要了解大多数德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