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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20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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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在那里,她没种花,而是种了许多蔬菜。她说,“只要我忙,我就高兴。” 

  “是我提出离婚的。”一个刚和美国丈夫离了婚的三十九岁的女博士生说,“他根本靠不住。”她1984年来美国,一直在弗吉尼亚州一所大学读比较文学。她和她后来的丈夫——一个美籍爱尔兰人——是在校园里认识的。当时,他们在一个英美诗歌班上,一起研究叶芝、艾略特、庞德。他热情幽默,富有想像力,除了文学,还喜欢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非洲的食人鱼,西部电影的招贴画。有一天,他跟她说他想学中文了,问她愿不愿教他。于是,他们开始约会,后来搬到一起住,不久,在教堂结了婚。他们的婚姻危机是从她丈夫毕业开始的。因为学的是文学专业,她丈夫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两人的生活主要靠她在学校作助教挣的钱,有时穷得连房租都快要付不出来了。可是,她丈夫仍是无牵无挂,在咖啡馆一泡就是一天。“他连一点养家糊口的责任心都没有,”她抱怨说,“我只能离开他了。” 
  在婚姻观念的冲突中,感受到挫折和幻灭的不仅仅是中国女性,许多中国男人也在一场场失败的“异族婚姻”中备尝辛酸。 

  他很早就预感他的美国妻子最终会离他而去。这种预感是他一到美国就有了,只是,他没想到,最后事情会弄得那么难堪…… 
  他们当年的婚恋是颇为浪漫的。两人是在去四川九寨沟的路上相遇的。那时,他是国内一家报社的摄影记者,摄影作品刚获得全国性大奖。她是北京大学的留学生,来中国学中文。从成都到九寨沟,汽车在公路上要开两天半,而他们俩正好坐在一排座位上。半年之后,他们结了婚。后来一起到了美国。 
  回到美国后,她进了波士顿的一所大学开始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只好先进附近的一家语言学校学英语。但是,对他来说,中国政治显然要比英语更重要,或者说,更有意思。来美后的第一年里,他完全沉浸在激情中,整天和几个中国来的留学生一起,慷慨激昂地讨论中国的前途…… 
  她劝他少去参加那些活动,有时间,多读读英语,要不打打工也行。但他不想如此平庸。他说,他要写一本有关中国前途的书,将来出版后,一定会轰动。可是,即使在她帮助下,他也没找到一个对此有兴趣的出版商。后来,他又说,他要重操旧业了,到报纸或杂志去搞摄影。但是,没有一家报纸或杂志认真考虑过他的申请。 
  他承认那是他最为艰难的时候。他希望妻子能够理解他,支持他。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就在这时,他的美国太太向他提出了离婚,并请他立即从家中搬出去。在震惊之余,他最初拒绝从家里搬出去。他妻子冷静地告诉他,公寓是她以她的名义从学校租来的。如果他不走的话,她只好叫警察了。他无奈,只好搬了出去。 
  在分居的日子里,他一直希望妻子能回心转意。他不断给她打电话,她不接。他干脆夜里就坐在她单元的门口,等她从图书馆回来。几天后,警察敲了他住地的门,客气地警告他,以后不得再去骚扰已经和他分居的妻子。他又气又急,跑到妻子学校去找她的指导教授,希望指导教授能帮着劝劝她。不过,他的这种中国式的做法使他的美国妻子更加愤怒。她给他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冲他喊叫:“我为你感到丢人!” 
  三个月后,他接到了法院寄来的离婚文件。他们没有孩子,没有财产,所以手续很简单,只要他签一个字就行了。如果他不同意离婚,六十天内,他可以到法院去申诉。他没有去法院,而是签了字。 
  “我为他感到难过。但这种婚姻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他的美国妻子事后说,“他不懂这个,总以为我另有什么人了。”她说,她毕业以后,准备再去读法学院。那样的话,她根本受不了这样的婚姻拖累。“我不想说我们结婚结错了,那时我真是爱他。我希望他今后能找到一个更适合他的中国姑娘。” 

              第七章 中国情结 

             总是一片牵动思绪的土地 

  在海外长期生活的中国留学生,可能会改变自己的衣着打扮、行为举止和生活习惯,改变过去使用的语言,改变父母所起的姓名,甚至改变自己的国籍,但就像改变不了自己的肤色一样,他们难以改变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自我意识。 
  对这一代留学生来说,这种意识不但与生俱来,而且,被充满动荡和磨难的青春岁月深深地铸定在心底。中国,无论时间和空间相隔多么遥远,总是一片能牵动思绪、掀起内心波澜的土地。 
  她二十九岁,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外语系的毕业生,1987年来美,在波士顿附近一个大学学广告专业。刚到美国时,她曾感叹说:“真想当一个美国人!”——她说的不是“绿卡”什么的,而是像美国人那样讲一口纯正的英语,像美国人那样彬彬有礼地待人接物,像美国人那样尽情地享受生活。她英语讲得很漂亮,说话时常夹带着许多最新的时髦短语和名词,而且学了许多美式作派,比如,见面时总要作出极为亲切的样子和人拥抱一下。不过,有一天,她突然愤愤地说起,系办公室里有几个美国人,午饭时议论起中国,语气之间充满轻蔑。“我听了后心里特别不舒服。”她说,“他们懂什么中国?” 
  一个在密执安大学研究国际关系的五十多岁的访问学者说,一次中饭,他带了一点成鱼,在办公室里用微波炉加热,不想,弄得整个房间充满了臭成鱼味。办公室里许多美国同事纷纷捂着鼻子跑来客气地问:“味道真香。是什么东西呵?”他急中生智,赶忙说:“日本咸鱼,日本成鱼。”事后,他解释说,自己那样扯谎,完全是出于爱国主义,因为他不愿意让外国人对中国,哪怕是对中国食品,留下任何不良印象。 
  留学生内心里的爱国激情,平时为学业、生计和寂寞的生活所压抑,难得有机会表现出来。不过,一旦遇到什么与中国有关的重大事件发生,这激情便会立即爆发出来。1993年9月23日下午6时左右,中国争办2000年奥运会失利的消息传来,密执安大学电脑系统中的“中国学生网络”上立即一片慷慨激昂: 
  一个留学生写道:“刚听到消息,最后一轮投票:悉尼45,北京43。”另一个留学生写道:“我不愿看这个。北京为什么会失败?就是一些西方国家害怕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 
  有人接着写道:“这是打在十二亿中国人和五千万海外华人笑脸上的一记耳光!全世界华人团结起来,无论什么样的比赛或在哪里比赛,21世纪都是属于我们的!” 
  又有人写道:“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到,我需要回国,为建设一个更好的中国而尽自己的一切力量。” 
  说来也许叫人难以置信,海外生活实际上是很容易培养一个人的爱国情操的,一些即使在国内时不那么“爱国”的人,在国外呆长了,都会慢慢爱起国来。 

                海峡两岸 

  由于几十年的敌对状态和政治隔阂,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相互间只能遥遥相望,而无法往来。尽管属于同一民族,使用同一语言,70年代以前,生活在两岸的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相遇机会。 
  1978年,中国政府恢复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使得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终于有了接触的可能。 
  一个在纽约读书的三十八岁的台湾学生说,80年代初,第一次听说校园里来了中国大陆留学生时,她的同屋,另一个台湾女学生,赶紧跑出去看了一趟。一会儿回来了,兴奋地告诉她:“看到了!跟我们长得一个样子。” 
  尽管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政治宣传,来自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很快便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许多作为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特征,相互之间不难有一种认同感;而且,虽然生活的政治环境不同,双方却有着许多相近的经验感受,颇可以相互借鉴。 
  在美国大学校园里,来自大陆和台湾的留学生一直相处友好融洽,几乎从未听说发生过什么大的冲突。不但个人之间可以交朋友,双方学生会组织的活动也可相互参加。要说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美国社会中有什么摩擦的话,那主要是在中国餐馆里——打工的大陆学生和餐馆的台湾老板之间的矛盾。 
  不过,长期生活在不同政治文化里,来自海峡两岸的中国留学生毕竟形成了不同的气质。一些台湾留学生常说大陆留学生身上有一股“霸气”;一些大陆留学生则反唇相讥,说台湾留学生身上有一种“岛气”。这“霸气”和“岛气”,其内涵虽不好界定,却是极为传神的形容。 

                同是中国人 

  也许是几经磨练的结果,大陆留学生的口才普遍较好,能言好辩,即使信口开河起来也头头是道,总是气势就先把人家压倒。一位三十三岁的访问学者给我讲过他如何“舌战群儒”的故事。他说,他在美国几个大学约见美国教授,一上来就跟人家说,你只给我30分钟,那就听我先说。然后,他一人一口气不喘地讲了半个小时。“他们一个个地全被我侃倒了。”他后来得意地说。而台湾留学生,大概锻炼的机会不够多,在和人争辩或讨论问题时,有时会显得有些笨嘴拙舌的。不过,一个美国研究生说,她发现有些大陆留学生太爱说了,总是执着于自己的想法,不大听别人讲话。 
  大陆留学生到了美国之后大都喜欢独往独来。刚来的时候,不止一个人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千万不要一出来就扎进中国人的堆里,那里是非多,将来想出来都出不来。台湾留学生似乎没有那么多顾忌,而更需要同胞的照顾似的,在校园里总是学弟学妹地一大群相互拉扯着。有一次,我和一个美国学生约好一起吃饭,她也请上了她的室友,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华裔女孩子。这位室友说,她的表兄从台湾来,也约上一起去。不想,到时来的可不是她表兄一个人,而是一下子来了七八个台湾学生。一问,他们都是台湾台南市同一所大学一个系的毕业生,只是年级不同。先后出来留学后,又凑到了一起,如今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同吃同睡同行动。 
  大陆留学生在为人处世方面多了敢想敢于的精神,上至美国国会,下至大学校园,没有地方不敢去折腾一下的。相比之下,台湾留学生要“乖”得多,一派老实天真,不管实际如何,表面上大都有几分温良恭俭让。 
  大陆留学生身上的“闯劲”固然令人敬佩,但有时往往缺乏起码的教养和礼貌,台湾留学生则不能不说要好一些。最显教养和礼貌的,应该说是香港留学生会。比如他们每次组织电影晚会时,门口总有香港学生服务,彬彬有礼地向来宾们致意,并为大家准备好电影简介——当然,放映的大多是功夫片。 

              第八章 仅留之间 

               不仅仅是悲剧 

  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向留学生展示出归国发展的前景。 
  不过,那将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留学本来的意义来说,留学生的使命是为中国的建设做点事,而不是等待。不然,他们的青春、才华和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可能会在海外以另一种方式浪费掉。 
  让我们看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生容闳,他回国后的经历或许能给人一些启示。 
  1854年11月13日,从美国耶鲁大学刚刚毕业的二十六岁的容闳,带着一个梦想从纽约乘船回到了阔别近八年的祖国。他的梦想是让下一代中国青年能有机会受到他所受到过的西方教育,因为他感到那将是中国再次能有机会强大起来的希望所在。 
  但是,那时中国社会的现实残酷得可以让所有梦想破灭。 
  1855年夏天,容闳在广东登岸,其后在那里居住了六个月。就在这期间,他目睹了一场血淋淋的大屠杀。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广东亦有人起而响应,但立即遭到两广总督叶名深的血腥镇压。仅在那一年夏天,就有七万多人惨遭屠杀,其中包括许多无辜之人。容闳的住所离刑场不远,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记述了自己在那里亲眼看到的惨象:“场内血流成河。路两旁到处都是无头之尸,高高堆积,等着被运走去掩埋……因一时无处掩埋那么多的尸体,尸体就一直暴露在烈日曝晒之下。盛夏温度高达华氏90度,有时更高。半径有两千英尺之长的刑场内,充满了有毒的气味……” 
  面对这触目惊心的景象,容闳内心深受刺激。清政府暴行使他感到革命所具有的合理性。他的同情之心完全转向了太平天国,并说自己几乎想立即起而响应,投身于起义。 
  1859年秋天,容闳利用机会进入了江南一带太平天国控制区。他想亲自接触一下太平军,看看他们是否代表着中国的新希望。 
  在南京,容闳见到了洪秀全的胞弟洪仁环——当时太平天国阵营中最具现代知识和对外部世界最有了解的人物。容闳向他献上了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的七条建议,并表示如果太平天国对这些建议有兴趣的话,他愿为太平天国效力。几天后,在被告知他的建议一时还无法实行的同时,容闳收到了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刻有他名字和一个“义”字的长方形木印。原来他已被封了一个四品爵位。这一切使容闳有些哭笑不得,也使得他怀疑起太平天国最终能否成功。 
  南京之行后,容闳开始经营茶叶生意。他的想法是先积累下财富,然后凭着个人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教育计划。1863年,就在他的茶叶生意开始有起色之时,容闳突然受到了当时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而权倾一时的曾国藩的召见。 
  在和曾国藩谈话时,曾国藩问容闳,什么是现在所能做的而又对中国未来最有益的事情?容闳知道曾国藩当时正在考虑筹建工厂之事,便利用那机会建议设立一个机器制造厂。曾国藩于是便授予容闳全权,去国外购买机器。这就是后来中国最早工厂之——江南制造局的由来。 
  容闳心中念念不忘的仍然是那留学教育的梦想。他知道,对中国来说,那才是当时所能做的而又对中国未来最有益的事情。 
  从国外购买回机器之后,容闳便开始不断向曾国藩提出自己的留学生派遣计划。但是,事情几经周折,一拖就是几年。 
  1870年,以曾国藩领衔签署的奏请派遣子弟出洋学习的奏折终于呈递到朝廷。在得知这一消息时,容闳兴奋异常,以致夜不能寐。不久,这个留学生派遣计划得到了清廷的批准。 
  多年的梦想就这样变成了现实。 
  自1872年起,共有四批120名中国幼童陆续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但是,一场政治风暴又使容闳毕生的努力在一夜之间都付之东流。1881年,清廷一声令下,召回所有留美幼童。幼童们被迫中断学业,全部被“遣送回国”。 
  在留学事业完全失败之后,容闳又先后有过银行计划和铁路计划,却都因种种原因而无法实现。容闳后来感慨地说:“我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告无效……而我的救助中国之心也就此而止了。” 
  那时已是1898年了,变法维新运动正方兴未艾。处于失望中的容闳再一次被政治运动所吸引。他在北京的寓所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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