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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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在香港工作了八九年的人也办不到，光那音响就值11000元。海虹是他的骄傲。　
　　耿全到香港不久，正碰上香港选美。那时看电视只准看体育运动，其他节目不准看，看到选美镜头就关。在香港能把眼睛堵住吗？越限制越要看。说起那时的戒律，耿全觉得好笑，“现在很少看电视了，反而对国内电视感兴趣。”其实，耿全并不爱好娱乐，香港的花花世界对他没有吸引力。他满脑子装的是工作。过去做几百万的生意，现在做几亿元的生意，用他的话说，“我们信誉很高，做生意只要招商局担保就行。”这样的工作本身就有强大的魅力，为工作东奔西走，也就乐在其中了。　
　　一个多月前，国家经委体制改革局局长王乐梅带工作组来香港招商局集团进行考察。耿全晚上刚从欧洲回来，第二天还未适应时差的变化，眼睛红红的，就去向王乐梅汇报，大讲打进国际市场的情况，讲得热了，解开领带，眉飞色舞。晚饭时有一道芦笋做的菜，耿全说芦笋可以出口，王局长说江苏、湖南出芦笋，耿全记在心里，马上派人到内地组织出口货源。他触类旁通，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信息。真正把生意做活了。　
　　他最佩服袁庚和江波。江波来招商局之前，是中国远洋公司副总经理。有一次袁庚亲自向江波推销蛇口生产的集装箱，正好耿全在场。江波认为质量不合要求，不肯购买，袁庚也不认为丢了面子，双方都从工作出发。这使耿全很受感动。　
　　当时上层和下层都有人说招商局开发蛇口是“不务正业”。耿全把这些议论告诉了江波。江波说：　
　　“不要听这些闲话，看远点。折腾了多年，什么叫社会主义都搞糊涂了。蛇口说不定能摸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路子，那是很大的贡献，超过赚多少钱的意义。”　
　　这话使耿全深受教益。他去对袁庚表态说：　
　　“袁董，你用主要精力去抓合资厂吧。海虹交给我，放心，绝对不给你丢脸。”　
　　江波没文凭，在航运界搞了几十年，哪方面的工作都懂，都能一抓到底。他没有什么个人爱好，一天到晚想工作，想开拓，对己对人都严。调到招商局后，耿全被他批哭过一次。耿全后来说：“他对我很凶，发火，抓住不放，但批过以后就没事了。常常是我没想到的他想到了，所以向他请示工作得先考虑成熟。”　

　　　　　　　　　　　　　　　　招商理财人　

　　袁庚上了“香港第一课”之后，调来华东财经学院毕业的章秉权整顿财务，卓有成效，我早就想会会这位财神。终于如愿以偿了。　
　　在他的办公室，和他对面而坐。他现在是招商局集团的财务部总经理。人有点发福了，外表颇像个香港老板。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亲切、随和。　
　　“过去的招商局，历史很久，名声很大，底子很薄。”　
　　开宗明义，他就作出了如此概括。“那时楼不过三层，码头临时租用，没有基业。三中全会后中央给权，开放先走一步，多元化发展，这才发展了起来。”　
　　我明白这“发展了起来”的含义。1978年的财产，不过是现在的若干份之一，就是说，八年间财富增加了许多倍。　
　　“中央给了贷款500万美金以下不报批的权力，过去是800元以上构成固定资产都要报批。这就是差别。当然，钱不能随便借，要讲经济效益，有利才借。香港没有一个资本家不借债，招商没有一年不借债。借债，一个钱当几个钱用。中国远洋公司借钱买船，现在有了1000多万吨的船队，借钱立了大功。我们借钱建立驳船队，现在也还清了。每次借钱，都要有可行性方案。”　
　　“您是怎样理财的呢？”在他面前，我真是个小学生。　
　　“每天算账。这里流通各种货币，利率不同，必须天天算。要有很强的时间观念、信息观念、竞争观念和信誉观念。为了及时掌握信息，我们花10多万元装了路透社的信息终端机，每天从这里看行情。星期六东京银行的信息必读。1981年，光靠这个节约了200多万美金。不能老坐在办公室里，会计师、律师、建筑师我都请教，所有的银行我都接触。还要讲信誉，签了字就认账，信誉是重要的无形资本。”　
　　大概是职业养成了精确的习惯，他讲话简明扼要，很少虚词，更无废话。　
　　“1981、1982两年，我们帮助中国远洋公司买船，紧张极了。买谁的船，给谁的货币。远洋的收入是美金，买日本船支出日元，这就有风险。当时1美元兑换270多日元，日元处于低潮，而最高时是兑换170元，最低时300元。汇率起伏不定。我们必须选择合理时机，避开风险，以最有利的价格买进月B时日本生产情况好，贸易有盈余，日元很可能升值。有一次，我为了等待有利时机，守在终端机前，整整两周没有睡好觉。”　
　　像听一个将军回忆惊险的战斗，我也屏住了呼吸。　
　　战斗结束了。国家省下了大量外汇。我松了一口气。　
　　“我这工作，要和各国人士打交道。日本人鬼，美国人大大咧咧，英国人刻板。当然，这是一般而言，只是我个人的观察。”他笑了笑，“现在我有主动权了。”　

　　　　　　　　　　　只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才能富国　

　　招商局的人，梁宪是我接触最多的了。从1984年在蛇口“夜访梁宪”开始，已记不清和他打了多少次交道。但他是个大忙人。每次都是来去匆匆，无法深谈。他给我的印象，是多次交往中积累起来的。　
　　短小精干，行动敏捷，大脑门，过早的脱发使脑门显得更大，金丝眼镜后面闪动着深思熟虑的目光，使你觉得他那脑袋里不知装了多少思想和信息，这就是梁宪。我以为招商集团研究部总经理那把皮转椅，他坐最合适了。袁庚知人善任。到底找到了一个机会，听梁宪深谈。　
　　“袁董最近提到商品经济与产品经济的问题，”梁宪开始了他的谈话，“政府到底怎样管理经济？蛇口和某些城市最大的不同，在于蛇口是小政府大企业，政府为企业服务，企业左右政府。企业的人、权、物不需要政府管，政府只需创造企业盈利的条件和机制。使人民国家富起来，是政府的最高职责。而某些城市却是相反，大政府小企业，政府把什么都拢起来，不让企业去干，政府又管不了。他认为‘企业是我的’，他有人权、财权、批件权，就必然搞产品经济，而产品经济又必然按权分配，不顾价值规律……”　
　　这时我想起了袁庚在十多天前的一次讲话，即12月12日，他在深圳大学举行的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他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不过讲得更生动。他说：　
　　“从产品经济到商品经济，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是个巨大的变化，它带来一系列变化。首先是观念上的变化。商品经济‘认钱不认人’，产品经济‘认权不认人’，前者比后者当然是一个进步。产品经济造成的等级观念，无孔不入。有一次我问方毅同志是否有过这个笑话，他笑而不答。这个笑话说，方毅坐上海牌轿车到北京某大饭店去，服务员认定高级官员不会坐上海牌，就出来挡驾，‘您找谁？’‘我是方毅。’‘翻译又怎样？首长也不行！’可笑吗？可笑，但笑着眼泪要往肚里流！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用个煤气罐也要看谁的脸色。在香港，你只要有工作能力，不必拍谁的马屁。一位船王和我开玩笑，‘我们讲钱，你们讲权’，是呵，产品经济，有权就可以不等价交换……”　
　　袁庚的话记忆犹新，刚好印证了梁宪的话。　
　　梁宪继续说：　
　　“一个社会，政府官员不是社会精英，文化低，行政官不懂行政管理，你让他放权是很难的。让他发展商品经济也难。”　
　　这已经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了。经济体制改革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理所当然。当年的洋务派如郑观应，顺着历史的潮流，尚且演变为维新改良派，今天的改革者岂能固步自封。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改革是不会停滞不前、更不会倒退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一百多年前打出的‘招商’二字，给轻商观念以冲击，实在很有意思。使社会承认商品经济的价值，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招商’一词，翻成英文是‘中国商人’，搞一座‘中国商人大厦’是很够威的。中国商品经济出现很早，春秋战国时已出现重商派，但是由于封建传统的强大，儒学的影响，商品经济始终不能发展，明朝商品经济已相当发达，但商人的地位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低下的。所以，在国家危难之际提出招商，值得大书一笔。中国的商船队历尽沧桑，没有形成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条件，发展不起来。香港60年代发展为世界航运中心和金融、贸易中心，世界三大船王香港占了两个，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施展拳脚的机会。由于我们的企业受指令的限制，丧失了按商品经济规律运作的职能，错失了良机。　
　　“在西方封建时期，‘市民’即商人也是被瞧不起的。莎士比亚笔下的商人都是讽刺对象，唯利是图，如《威尼斯商人》，从无正面形象。后来市民发展为资产阶级，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才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扫清了道路。　
　　“招商的经验说明：一个年轻的企业可因错误决策毁于一旦，古老企业顺乎潮流则能焕发青春。这个潮流就是商品经济的潮流，一切企业必须按商品经济的规律办事。　
　　“长期以来，人们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之间划上等号，形成极其顽固的观念。一次在蛇口，我接待一位人民大学教授，他问我：‘你是不是经常做这个工作？’我没理解他的意思，说：‘我算不得蛇口的开荒牛。’他说：‘不是的，我问你是否经常向参观的人作这种介绍？’不等我回答，他又说：‘我想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再和社会主义挂钩？’我为之气结：‘也许当局者迷，我们做实际工作，从袁庚到下边，从开始到现在，都认为蛇口工业区是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一部分。’后来同志们说我缺乏急才。‘你应当说：马列的书中从来找不到一段，说海面漂着逃亡者的尸体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现在这个繁荣兴旺的样子是资本主义。’学究们先给你定性，扣上帽子，再打棍子。我们的企业不是社会主义的？我们这些人是资本家、坏分子，在这里无恶不作？恐怕只有某些权威才会反对它，你能找到当地居民反对它吗？把它定成资本主义对你有什么好处？”　
　　这位书生激动起来，好像我是他的对立面一样。　
　　“商品经济这个幽灵，把许多人吓破了胆，他们吃尽了苦头也不肯面对现实，好像一承认商品经济，他们的马列主义纯洁性就有了问题，他们就靠着这点顽固性维持自己精神的平衡。真是可悲的教训！　
　　“就说航运业吧。现在世界航运不景气。最景气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恢复时期，航运业的增长幅度惊人，那时石油、矿石消耗量很大，需要庞大的船队。香港船王就是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时日本造船业的大发展中形成的。70年代达到了高峰。后来石油开采分散化，英国、墨西哥开发了油田，世界工业结构趋向小型化、轻型化、微型化，空运发展迅速，这些因素导致了航运的减少。包玉刚看到了这一点，及时摔船上岸。他的船队最多时两千万吨，现在只剩下七百万吨，大量购置了物业，如九龙仓，又搞航空公司，多种经营。　
　　“不是曾经有人拿‘以航运为中心’反对我们搞多元化、特别是开发蛇口吗？船王包玉刚尚且不肯吊死在航运这一株树上，我们也不那么蠢！要是死抱住航运中心不放，不搞多元化，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市场规律是无情的，多元化就是按市场规律办事的标志。我们搞了多元化，并没有削弱航运业务，恰恰相反，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航运体系。去年是世界航运艰难的一年，也是招商好过的一年。　
　　“这就是商品经济、市场规律的作用。过去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完全正确。再说具体一点呢？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只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才能富国。”　
　　我聚精会神，生怕漏掉了一个字。真乃画龙点睛。　

　　　　　　　　　　　　　　　从北京看招商　

　　香港七日，匆匆而过，还有许多该访的人未访，该看的企业未看，不过与“香港七日游”的收获大不相同。　
　　国家经委体改局局长王乐梅到香港的考察，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在广州、在蛇口乃至在香港看招商的感觉，我都体验过了，那么她站在北京的高度看招商，尤其是亲自到招商考察过之后，有何观感呢？要写招商，这是不能不了解的。　
　　今年六月初，我借到北京出差的机会，访问了她。她正在北京中医院住院，知道我要写招商，牺牲了一节理疗的时间，在病房接受了我的采访。　
　　“你写招商，我完全支持。太值得写了。”　
　　交谈中知道，她1960年毕业于人民大学，学过法律又学过经济管理，在银行工作过8年，到日本实习过，又到苏联等国考察过。既是领导又是专家，她的意见应该是权威的。我还感到，工人的外表与学者的内涵，在她身上统一得很好。　
　　“招商远远超出了交通的范围，大集团，符合潮流。1981年我到日本考察过，松下电器、通用汽车、三菱三井，都是跨国财团。发达国家的企业都是多种经营的。这样互为补充，少担风险，服务面广，余地很大。招商是航运、工业、金融、服务、旅游，门类齐全，工业又有重工、轻工、化工。它的发展速度特快。前一百年没大发展，这几年发展了许多倍。这很惊人，国内企业少有，世界也不多见。我到过苏、美、日、德，招商崛起的劲头不比他们差，有极大的生命力。　
　　“最大区别是有自主权。内地因袭传统，管得很死，大小事报请审批。他们只管用人、指标，企业自已经营。利润企业可留70％。上头交通部开明，钱永昌叫不要管。这样下边积极性就高了。仓码公司下边有个贸易公司，只有几个人，却信息灵敏，能量很大。他们来看我，听说国内马口铁缺，就说为什么不进口？可以以货换货，山东大蒜出去，他们买马口铁进来。他们就这样一心想着国家的需要，四化的需要。这在招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没有这种劲头打不进国际市场。　
　　“招商作为窗口，起着巨大的作用。它在香港站住脚，逐步扩大，是国家在港经济成分的骨干力量。应在全国推广他们的经验。大企业都像招商，打进国际市场，我们国家就不像现在这样了。一汽、二汽就没它办得好，不然早出口汽车了。　
　　“1985年我到苏联访问。他们不进口，彩电、收录机都不进口。保护民族工业是对的，但是重工业占75％，轻工业占25％，军事工业为主，现在他们搞不下去了，也要改革了。改革也是世界潮流。”　
　　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王乐梅站在国家经委机关的高度，把招商和国内大企业比，和国外企业比，招商的价值就看得更清楚了。　
　　“您对袁庚的作用怎么看？”　
　　我知道，对袁庚的看法是有分歧的。1984年我在蛇口采访过一位退居二线的领导同志。他主张“要退大家一起退，袁庚也退”。在他的办公室里，他以老政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