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 作者:沈国凡-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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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俱乐部”里究竟有哪些成员？　　　　　
　　　　　　　　1967年11月，彭德怀专案组划归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管辖，这个专案组是“二办”所管的专案中最大的一个组，根据这个专案组所定的名单，彭德怀这个黑“俱乐部”的人员共十七人，他们是：彭德怀、黄克诚、谭政、李锐、张闻天、王平、苏振华、李志民、杨勇、刘震、钟期光、饶正锡、洪学智、邓华、万毅、吴自立、浦安修。　
　　　　　　　　　　
　　　　　　　　在这些名单中，彭德怀和黄克诚被定为重点，为此在大组的下面，又专门设立了一个彭、黄专案小组，专审彭德怀和黄克诚。　　　　　
　　　　　　　　黄克诚是毛泽东、彭德怀的湖南老乡。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彭德怀与黄克诚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毛泽东在批评彭德怀的错误时就曾说过，彭德怀与黄克诚的关系，那是一种“父子关系”。　
　　　　　　　　　　
　　　　　　　　黄克诚是湖南省永兴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革命军任营政治指导员、团政治教官。参加了北伐战争和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游击队党代表，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五团党代表、团长，第二路游击队司令，红三军第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代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二纵队、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三师师长、政治委员，苏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苏北区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西满军区副政治委员、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代理书记，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从黄克诚的简历我们可以看出，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他在很多时间都是与彭德怀在一起共事，或任彭德怀的部下，或任彭德怀的助手。正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便成了这个“俱乐部”里的一个仅次于彭德怀的重要人物。　
　　　　　　　　　　
　　　　　　　　为此，彭德怀被“下放”到西南三线时，他就被“下放”到山西，彭德怀被抓回京时，他也获得了同样的“待遇”。开始，他与彭德怀一同被关在五棵松，后又被转移到罗道庄。　
　　　　　　　　　　
　　　　　　　　彭、黄二人可说是“心心相印”。在五棵松，黄克诚也是不服管教的一个“罪犯”，当他知道彭德怀也被关在这个院子里时，就经常对着哨兵大喊大叫，时常与专案组的人员顶牛，故意将声音弄得很大，让另一间囚室里的彭德怀能够听见。　
　　　　　　　　　　　　　
　　　　　　　　每当这个时候，彭德怀总是将耳朵紧贴着门窗，听外面的动静，听战友的声音，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最大的安慰。　　　　　
　　　　　　　　后来，专案组干脆就让黄克诚陪着彭德怀挨批斗。北京军区、第二炮兵、防化兵、装甲兵、铁道兵、工程兵司令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勤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第六研究所以及中央直属机关等首都的各大军、兵总，各大机关团体，前后召开了十二次的万人以上的批斗大会，对彭德怀实行“公审”。有很多次，都押着黄克诚一同去接受“教育”。　
　　　　　　　　　　
　　　　　　　　在批斗会上，两位老战友用目光相互鼓励。　　　　　
　　　　　　　　1967年9月28日至12月6日，专案组对彭德怀进行了共八次审讯，目的是要他承认自己是“假党员”。彭德怀怒对专案人员，大声地说：“你们对我以同志式的谈问题可以，但如果用审讯的方式，我就拒绝回答。我在1928年入党，那时你们这些人还在什么地方？”　
　　　　　　　　　　
　　　　　　　　一句话顶得审讯的人哑口无言。　　　　　
　　　　　　　　他们只得又去审黄克诚，要他说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黄克诚是位儒将，进来后就站在那里，专案组的人让他先念挂在墙上的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黄克诚看也不看，拖着很长的声音大声对着窗外说：“我——知——道——”　　　　　
　　　　　　　　有人大声喝道：“知道为什么不念？”　　　　　
　　　　　　　　黄克诚大声回答：“看——不——见——”　　　　　
　　　　　　　　这样的声音，不知道彭德怀能不能听见？但无论如何黄克诚都是在想法用声音给战友传递信息。　　　　　
　　　　　　　　这次，黄克诚的“顽固态度”没有被打下去，却被打掉了眼镜，逼问他彭德怀的“假党员”问题。　　　　　
　　　　　　　　黄克诚听后气愤地说：“能有这样的‘假党员’吗？面对敌人真刀真枪的拼杀，用自己的生命在炮火中接受考验，几十年如一日，你们这些‘真党员’能做到吗？”　
　　　　　　　　　　
　　　　　　　　问得专案组的人无话可说。　　　　　
　　　　　　　　后来他同彭德怀一起被转移到罗道庄。　　　　　
　　　　　　　　由于这个“俱乐部”里的这两名主要头子不老实，转移后对他们就加强了监视，并开始对他们进行了虐待。　　　　　
　　　　　　　　更为残忍的是不让他们睡觉，彭德怀每天晚上刚一睡着，哨兵就在外面不停地拍打门或柱子，想方设法地将他弄醒。　　　　　
　　　　　　　　1987年9月13日零点30分，彭德怀为此与哨兵争吵起来，他气得拍着桌子，向哨兵喊着，那声音如同一只猛虎在山岗上恕吼。哨兵在当日的《看守日记》上写道：彭德怀这时“……大发雷霆，发出虎叫狼嚎般的声音”。　
　　　　　　　　　　
　　　　　　　　彭德怀吼道：“你们敲什么，我又不会死！”　　　　　
　　　　　　　　哨兵见彭德怀醒了，就不再敲柱子，而是命令他：“必须脸朝外面睡。”　　　　　
　　　　　　　　彭德怀被这么一折腾，根本就无法再睡，他索性坐起来，抬头看着头上的电灯，放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夜半歌声，低沉嘶哑，越过高墙，传给心心相印的战友。　　　　　
　　　　　　　　彭德怀没有忘记一同被关押的战友，他除了大声抗议，让隔壁的战友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之外，还利用上厕所的时间，从黄克诚的囚室经过的时候，在外面装着咳嗽，让里面的战友能听到自己的声音。　
　　　　　　　　　　
　　　　　　　　有一天，彭德怀对看守的战士说：“我的战友情况怎么样？请你帮我给问他好。”　　　　　
　　　　　　　　接着，彭德怀又说：“他的一举一动，说话咳嗽的声音我都听得出来。”　　　　　
　　　　　　　　彭德怀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就是天塌地陷，他也愿意自己一个人承担。在他的内心深处，对于黄克诚这样一批因为自己而受到无辜牵连的人感到十分不安，感到对不起他们，可是又没有办法解救他们，每次审讯他都据理力争，决不放过一切机会，他要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办法，来减轻这些无辜者的痛苦。只要能够为他们洗清身上的不白之冤，哪怕粉身碎骨他也在所不惜。　
　　　　　　　　　　
　　　　　　　　1970年7月2日，江青不断地催促专案组要尽快结案。　　　　　
　　　　　　　　7月21日，专案组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这个报告中提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除了杀头，共和国开创者之一的一代名帅彭德怀，被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最高徒刑。　　　　　
　　　　　　　　没有上军事法庭，没有进行法庭调查和必要的律师辩护，也没有让彭德怀本人了解案情和实行申辩，一切法律程序都被强权强奸了，玷污了。　　　　　
　　　　　　　　我在为写作《共和国大审判》一书采访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大法官时，他不无忧虑地告诉我说，如果不是当时的形势有所变化，“四人帮”一伙对“顽固不化”的彭德怀大开杀戒也很有可能。　
　　　　　　　　　　
　　　　　　　　我问为什么呢？　　　　　
　　　　　　　　王文正告诉我说，就在1970年江青一伙向中央上报彭德怀一案综合报告的时候，当时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向中央建议要对王光美“判处死刑”。毛泽东阅后批示：“暂时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犯人都宜调查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到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不妨请中央一议。”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于7月28日传达到当时的各个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对于这个传达仍不甘心，又向上请示。这个请示一共谈了两个问题：上报材料时对案犯提不提处理意见，二是如果不提，去年10月政治局会议研究时提的意见，还提不提？如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长期关押。　
　　　　　　　　　　
　　　　　　　　8月14日，黄永胜对专案组意见答复说：“原来讲送材料不提处理意见，现在看还是可以提处理意见，判刑意见亦可以提。提了以后再写一段：以上意见仅供参考。根据对王光美的批示，究竟如何判刑，请中央讨论审定。”　
　　　　　　　　　　
　　　　　　　　1972年1月5日，彭德怀、黄克诚等与“俱乐部”有关的24名（又增加了七名）“案犯”，从什坊院被秘密转运到位于复兴门外木樨地运河边上的政法干校。　
　　　　　　　　　　
　　　　　　　　这是彭德怀被押回北京后第四次转移关押地点。　　　　　
　　　　　　　　彭德怀被关押在一间较大的屋子里，编号为第五号，彭德怀从此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姓名，被叫做“五号”。黄克诚则在他旁边的一间，编号为四号。　　　　　
　　　　　　　　这时彭德怀的腿上、臀部、背上都长满了红疮，使得他浑身上下疼痛难忍。双腿上许多糜烂的斑块，正向着身上四处扩散。他的身上仍然穿着从成都来时的一套内衣裤，上面已沾满脓血。袜子已破得不能再穿，棉裤破得四处都露着棉花。　
　　　　　　　　　　
　　　　　　　　在此之前，彭德怀应红卫兵要求，曾写过四份材料，即《挖思想根源》、《建军问题的错误》、《评军衔过程》和《为什么在庐山写信给毛主席》。材料被送到中央文革，康生批示：“彭德怀写的材料是又一次的向党进攻，材料应送毛主席、林总、总理阅。”　
　　　　　　　　　　
　　　　　　　　毛泽东阅了这份材料，只批了这么几个字：“林周阅后，退康生同志存案。”　　　　　
　　　　　　　　没有表态，没有具体意见，更没有任何的结论。　　　　　
　　　　　　　　然而，没有表态即是表态，没有意见即是意见。江青、康生便指示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加紧了对彭德怀的审讯。　　　　　
　　　　　　　　这一天，一群红卫兵将彭德怀叫去，劈头就说：“彭德怀，你就是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黑干将！”　　　　　
　　　　　　　　彭德怀大怒，对他们吼道：“你们有什么证据，就这样不负责任地随便给人扣帽子！”　　　　　
　　　　　　　　一群人无法回答，便要他交待“军事俱乐部”的事情。　　　　　
　　　　　　　　彭德怀生气地说：“又是什么俱乐部，这纯粹是造谣！”　　　　　
　　　　　　　　一群人拿来了纸和笔，对彭德怀叫道：“把你那个俱乐部的活动写出来！”　　　　　
　　　　　　　　彭德怀将笔扔在地上，大声地说：“你们别问了，没有什么俱乐部！”　　　　　
　　　　　　　　一群人见彭德怀如此态度，就对他吼道：“写，今天你非写不可，把你的组织名单写下来！”　　　　　
　　　　　　　　令这群人没有想到的是，彭德怀一听说写什么“名单”，又要借此加害别人，顿时一股血气直往头顶上冲，只见他怒目圆睁，“啪”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大声地吼道：“没有，杀头也没有！”　
　　　　　　　　　　
　　　　　　　　第十八章　　　　　
　　　　　　　　彭德怀——中华五千年的史册上，一个即将流传千古的伟大囚徒！　　　　　
　　　　　　　　他的这份交待材料（自传）整整写了十万言之巨，作为一个戎马一生而又并非擅长文字的职业军人，这需要多大的毅力与勇气！　　　　　　　　　　　　　　　
　　　　　　　　令人惊叹的是，到了此时此刻，这位彭大将军仍然像战场上一样横刀立马，铁骨铮铮，在这份交待材料（自传）的最后，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吼声：“我仍然挺起胸脯，大喊百声问心无愧！”　
　　　　　　　　　　
　　　　　　　　深夜，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回到位于中南海西花厅的家里，刚想躺下休息，突然家里的红色电话响了。　　　　　
　　　　　　　　他拿起电话，听了后生气地说：“你们卫戍区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严加监护？”　　　　　
　　　　　　　　对方解释说：“总理……”　　　　　
　　　　　　　　周恩来不等对方说话，接着便命令道：“你们明天把胸片送来我看一看。一定要执行我的命令，注意保护彭德怀的安全，不准任意批斗，更不准他们（红卫兵）打人！”　
　　　　　　　　　　
　　　　　　　　接着周恩来强调说：“你们卫戍区没有尽到责任，为什么让人随便打人？你们马上将彭德怀送到医院去检查，治伤，今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批斗彭德怀，你们卫戍区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说完，周恩来挂上电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电话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打来的，他在电话中向周恩来报告了彭德怀在接受批斗中被打伤的消息。听到周恩来的批评，傅崇碧觉得有些委屈，因为作为军人他对于彭德怀一向是敬重的，更何况有总理指示，他更应该保护他。　
　　　　　　　　　　
　　　　　　　　在彭德怀被押往北航批斗时，傅崇碧就根据周恩来的要求，派专人向韩爱晶等人传达周恩来的五条指示，即五不准：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武斗，不准游街，不准开万人以上的批斗会。　
　　　　　　　　　　
　　　　　　　　就在当天下午，当傅崇碧得知彭德怀被批斗打伤的情况后，感到十分气愤，他责备自己没有完成好周恩来的命令，没有保护好自己一向崇敬的彭德怀元帅，立刻打电话给韩爱晶，指责他为什么不执行周总理的指示。　
　　　　　　　　　　
　　　　　　　　韩爱晶仗着有中央文革撑腰，根本就不听他的，并将情况报告了戚本禹。　　　　　
　　　　　　　　戚本禹接到报告，便告诉韩爱晶说：“不要武斗，但对彭德怀不要限制过多。”　　　　　
　　　　　　　　可是，由于中央文革在这场“大革命”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周恩来对于许多场合已失去了控制，尽管他想尽办法，但仍然没能保住彭德怀无辜的命运。　　　　　
　　　　　　　　几天之后——1967年7月20日，武汉的广大群众和部队官兵，出于对中央文革执行的极左路线不满，将中央文革派往武汉的“特使”王力住地包围，数十万军民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这次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中央文革小组称为“反革命七？二○事件”。　　　　　
　　　　　　　　林彪为了讨好江青集团，更为了打倒在军内的反对派，第二天就针对此次事件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