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自传-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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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走了。当凯谋听到我说出勃拉福是谁的时候，他大为惊讶。
我发现凯谋的印刷铺里只有一架陈旧破烂的印刷机和一套磨损了的小号英文铅字。这时候他正在用这套铅字排印一首纪念前面已经提过的阿克拉·罗斯的挽歌。罗斯是一个天资敏悟的年轻人，有着高尚的品德，在城里很受人们的器重，是州议会的秘书，也是一个不坏的诗人。凯谋也写诗，但是十分拙劣。实际上你不能说他写诗，因为他做诗的方式是直接把从头脑中的思想排成铅字。这样，因为没有稿子，只有两只活字盘，而挽歌又很可能需用全部的铅字，所以没有人可以帮他的忙。我设法把他的印刷机（该机他尚未用过，他对印刷机是一窍不通的）整理了一下，使它适合于印刷，我答应等他把他的挽歌一排好，我就来印刷。接着，我就回到勃拉福的印刷铺去了。勃拉福暂时给我一点零活干，我就在那里获得住宿和膳食。几天之后，凯谋来叫我去印挽歌。这时，他已经弄到了另外两只活字盘，有一个小册子要重印，他就叫我做这工作。
我发现这两个印刷工人对他们的业务都不十分高明，勃拉福原来不是学印刷的，而且文化程度很低。凯谋虽然有点学问，但只能排字，不懂印刷。他曾经是法国先知派①的教友之一，能够装得像他们那样的热烈自称能预知未来，能说万国方占，能行奇迹等等。他们宣扬灭国即将来临，劝人实行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这时候他并不表明信仰什么特殊教派的宗教，只是随机应变，各种教派都相信一点。他完全不懂世故，而且后来我发现在他性格里很有点无赖气。当我在他这里工作的时候，他不喜欢我住在勃拉福处。他原有一所房子，但是里面没有家具，所以他无法安置我，可是他替我在他的房东，就是上面提过的李得先生处找到了寄宿。这时候我的箱子和衣服已经运来了，在李得小姐的眼里我的样子可比当她第一次碰巧看见我在街上吃面包卷对体面得多了。
①法国先知派（French Prophets）：一七〇六年由法国传入英国。
这时我开始认识了城里一些爱好读书的青年人，晚上我很愉快地跟这些人在一起，靠着我的勤俭，我赚了一点钱，生活过得十分舒适。我尽可能地把波士顿忘掉，而且除了高令斯以外，我也不要波士顿的任何人知道我的住处。高令斯是知道我的地址的，当我写信给他时，他保守秘密。最后，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情，使我重新回到那里，比我原定的时间早得多哩。我有一个姐夫劳勃脱·荷麦斯，是一只行商于波士顿和道拉瓦之间的帆船的船主，当他在费城南面四十哩的纽开色时，听到了关于我的消息，他写了一封信给我。提到在我突然出走后，波士顿的亲友们的怀念和忧虑，向我保证他们对我的善意，只要我回去，一切都可以按照我的心愿安排，他十分诚意地劝我回去。我回了他的信，感谢他的劝告，但是我详尽地叙述我离开波士顿的理由，这样使他相信我的出走不是像他以前想像的那样不近情理。
宾雪法尼亚的州长威廉·基夫爵士这时在纽开色。当我的信送到时，荷麦斯船主刚巧跟州长在一起，就跟他谈起了我，并把我的信给他看了。州长看了我的信，当他听到我的年龄时，好像感到惊异。他说看来我是一个有前途的有才能的青年，因此应当加以鼓励。他说费城的印刷铺质量十分低劣，假如我在那里开业，他说我一定会发达。在他这一方面他愿意设法替我招揽公家印刷生意，并在任何其他方面尽力帮助我。这是我姐夫以后在波士顿讲给我听的，但在当时我还一无所知。有一天，当我和凯谋一块儿在窗口工作的时候，我们看见州长和另外一位绅士（后来知道他是纽开色的富兰契上校）穿着华丽的衣服，穿过街径向我们的铺子走过来，接着我们听见了叩门声。
凯谋立刻跑下楼去，以为是来访他的客人，但是州长要见我，跑到楼上来，他用了一种我以前不大习惯的谦逊彬彬有礼地向我说了许多客气话，表示愿意与我相识，好意地怪我当我初来费城时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同时邀我和他一同到酒馆去，他和富兰契上校原是打算上那里，据他说，去品尝一些上等的自葡萄酒。我是受宠若惊。凯谋却瞪着眼呆若木鸡。但是我陪着州长和富兰契上校到一家在第三街拐角上的酒馆去了，一面喝酒，他一面劝我自己开业，向我指出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州长和富兰契上校都向我保证他们要利用他们的势力和影响去招揽军政两方面的公家生意。当我提出不知道我父亲愿意不愿意在这件事上协助我的时候，威廉爵士说他要给我一封写给我父亲的信，在信里他要叙述这一计划的优点，他确信他一定能说服他。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将搭坐下一班的船带着州长向我父亲推荐我的信，回到波士顿去。但在其间我们的计划暂不宣布，我照常在凯谋的印刷铺继续工作，州长不时邀我去吃饭（当时我想这是一种莫大的光荣），同时他用一种想像不到的殷勤、亲密和友好的态度跟我谈话。
约在一七二四年四月底，一只开往波士顿的小船来了，我辞别了凯谋，只说是去访友。州长给我一封厚厚的信，信中向我父亲说了许多恭维我的话，大力地推荐我在费城开业的计划，认为这一事业必然会使我发迹。我们的船在驶入海湾时碰上了沙洲，发生了裂缝，这时候海上波涛汹涌，我们必须几乎继续不停地抽水，我也轮流值班抽水。但是，大约经过了一个星期的时光，我们平安地到达了波士顿。到那时我已经离开波城七个月了，我的亲友们一点也没有听到关于我的消息，因为我姐夫荷麦斯还没有回来，也没有写信提到我。我之意外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使得全家惊异，但是大家看到我都很快乐。除了我哥哥外，大家都款待我。
我到他的印刷铺里去看他。这时我的衣着比我在他那里当学徒期间的任何时候都考究。我从头到脚穿了一套新的时髦的西装，挂了一只表，口袋里装了差不多五英镑的银币。他勉强地接见了我，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又去工作去了。
店里的职工们想知道我一直在什么地方，我到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我喜欢不喜欢那地方。我对那地方和我在那里的愉快生活，大加赞扬，强调表示我打算回去的意图。他们中间一个人问我们在那里有什么样子的钱，我就拿出了一把银币，摊在他们面前。这种银币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奇观，因为在波士顿通用的是纸币。接着我又乘机让他们看看我的表，最后（我哥哥仍然绷着脸显得怪不高兴的）我送了他们一块钱去买点酒喝，就告辞了。我这次探望使他大为不快，因为，当我母亲过了一些时候向他提起和解，并表示希望看到我们和睦地相处在一起，在将来还能手足相处的时候，他说我曾在他的职工面前用一种使他永远不能忘记或是饶恕的方式侮辱了他。但是，这一点他却弄错了。
我父亲对于州长的信显然表示有点惊奇，但是他对我好几天不提这件事。当荷麦斯船主回来时，他就拿信给他看，问他是否认识基夫，他是什么样子的一种人。他又表示他的意见，说此人考虑事情一定不很周到，他竟想叫一个离开成年还差三岁的男孩子去开业。
荷麦斯尽力表示赞同这计划，但是我父亲确实地认为这计划是不合适的，最后他直截了当地否决了它。然后他给威廉爵士写了一封措辞婉转的信，感谢他对我的恩惠和栽培，但是表示他还不能资助我开业，因为他觉得我年纪还太小，他不能信赖我经营管理这样一种需要巨额开办费的重大企业。
我的朋友和伴侣高令斯是邮局的一个职员，他听了我关于我到的新地方的报告，十分喜欢，因此决定也要上那里去了。当我还在等我父亲作出决定时，他先从陆路出发上罗特岛去了。他收集了许多关于数学和自然哲学的书籍，这时他把书留下来，等我把它们跟我自己的书一同伴送到纽约去，他打算在纽约等我。
虽然我父亲不能赞同威廉爵士的计划，他对于我能够从我所在地如此有声望的人那里获得这样一封推崇备至的推荐书，对于我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靠着自己的勤劳和谨慎能够把自己打扮得这样体面，他仍然感到欣慰。因此，既然我跟我哥哥之间没有和解的可能，他就答应让我回到费城去。劝我对当地人士应当谦恭有礼，好获得人们一致的好评，切戒讽刺和诽谤，他认为我过分地爱好这样做。他告诉我靠着不断的辛勤劳动和耐心节约，到我二十一岁时我或许能有足够的积蓄使我能够开业。假如到了那时候，我的积蓄接近所需的费用，那么他会帮我凑满不足之数。这就是我所能得到的一切了，除了当我上船重去纽约时，他给我的表示父母爱子之心的一些小小纪念品以外。但是我这次去纽约却是获得他们的同意和祝福的。
帆船停靠在罗特岛的新港，我就去探望我的哥哥约翰。他结了婚，在这里已经住了好几年。他很亲热地接待了我，因为他一直爱我。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叫做佛南的人，有人在宾雪法尼亚欠他一笔钱，大约是三十五镑，他要我代他收这笔钱，并代为保管，直到我接到他的通知叫我如何把款汇寄给他时为止。因此，他给了我一张汇票。这件事后来给了我很多不安。
在新港我们船上来了好几个到纽约去的旅客，其中有两个年轻的女伴和一位严肃、通达、管家婆似的教友会妇人和她的仆人。我对她谦恭有礼，欣然地愿为她做些小事。我想这使她对我有了一些好感。所以当她看到我和两个年轻妇人之间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地亲热起来，而且她们好像也在鼓励这种发展时，她把我拉到一边说：“年轻人，我替你担忧，因为你身旁没有朋友，你好像也不大懂得世道或年轻人容易上的圈套。相信我，这两个是很坏的女人，我可以从她们的各种各样的行动中看出来。假如你不当心，她们会陷害你。你跟她们素昧平生，为了对你的幸福表示友好的关怀，我劝你不要和她们来往”，由于开头我好像对她们没有像她那样的恶感，她就提到了她观察到和听到的，但是被我疏忽了的一些事情，当时她使我相信她是对的。我感谢了她的善意忠告，答应信奉不渝。当我们到达纽约时，她们告诉我她们住在什么地方，请我去探访她们。但是我没有去，也幸亏如此，因为第二天船主失窃了一只银杓子和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从他的舱房里偷去的。因为船主知道这两个妇女是妓女，他就领了一张搜查证搜查了她们的住宅，找到了赃物，这两个小偷也受了处分。所以，虽然在途中，当一块沉在海底的大岩石擦过我们船边的时候，我们总算躲过了这一暗礁，但是我想这次避开这两个女人，对我来讲，重要性更大。
在纽约我找到了我的朋友高令斯，他比我先一些时候到了纽约。我们从童年起就很亲密，我们在一起读了同样的书籍。但是他的条件比我好。他读书和钻研的时间比我多，同时他对学习数学有极好的天才，因此在数学方面他远远地跑在我前面。当我在波士顿的时候，我大部分的空闲聊天时间是跟他在一起消磨的，他当时仍然是一个滴酒不喝的勤勉的小伙子，他的学识颇受当地几个牧师和其他绅士们的尊敬。他看来好像是一个将在社会上可以大露头角的有为青年。可惜，在我不在波城的时候，他沾染了滥喝白兰地酒的习惯。
从他自己的叙述中和从旁人的报告中，我知道自从他到了纽约以后他无日不喝得酩酊大醉，举止行动十分乖戾。他并且也赌博，输了钱。这样我就不得不替他付房租，并负担他赴费城的旅费和在费城时的生活费，这些负担后来给了我极大的麻烦。
当时纽约的州长保奈特（保奈特主教之子）听到船主提起在他的乘客中有一个年轻人带了一大堆书籍，要求船主把我带去见他，因此我就去拜访他。若不是因为高令斯当时已经烂醉，我一定会带了他同去的。那位州长非常殷勤地招待我，带我参观他的藏书室，那是一个很大的藏书室，我们谈了许多关于书籍和作家的话。我光荣地获得州长们的青睐，这是第二次。这种赏识对一个像我这样的穷小子来说是十分使人高兴的。
我们向费城前进了，在路上我收到了佛南的钱。假如没有这笔钱，我们几乎就到不了我们的目的地。高令斯想当会计，但是，虽然他有一些推荐信，人家或是从他的呼吸或是从他的举止看出了他好醉酒，他找工作一直没有成功，继续跟我在同一个地方膳宿，费用由我负担。因为他知道我身边有佛南这笔钱，他就不断地向我借贷，口头上还说等他一有职业就还我，到了后来，他用了那么多佛南的钱，当我想到假如佛南要我把款子汇去的话，我将怎么办时，我感到焦虑不安。
他还是经常不断地喝酒。我们有时也为了这件事争吵过，因为当他稍有醉意的时候，他的脾气是很坏的。有一次，当他跟几个其他的年轻人在道拉瓦泛舟，轮到他划船时，他不肯。他说：“我要别人把我划回家去”。我说：“我们决不替你划”。他说：“你们非划不可，否则就在水上过夜，随你们的便吧”。旁边的人说：“让我们划吧，这有什么关系”？但是，因为我气他另外的事情，我还是不肯划。所以他起誓他一定要我划船，否则就把我扔入河中。这样他站在坐板上向我走过来。当他跑上来打我时，我一手抓住了他的腿，同时站了起来，把他两脚朝天地扔入水中。我知道他善于泅水，所以我并不为他担忧。但是在他转过身来攀住船舷之前，我们划了几下把船划到他够不到的地方。每当他泅近船旁时，我们总是问他究竟他愿否划船，同时划几下使船离开他。他气得要死，固执地不肯答应划船。但是当我们后来看到他有点疲乏时，我们把他捞了起来，在一个黄昏里我们把他全身湿淋淋地送回家去。此后我们总是相互顶撞吵嘴。一个西印度的船主受人的委托要替巴巴多群岛的一个地主的儿子找一个家庭教师，偶然遇见了他，同意送他到那里去。这样他离开了我，约好他一领到钱就把它汇给我偿清债务，但是此后我一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动用佛南这笔款项是我一生中早期重大的错误之一。这件事说明了当我父亲认为我太年轻，还不能经营重大企业时，他的判断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当威廉爵士读了我父亲的信时，他说我父亲过分迂谨了。他说人不能一概而论，年长的人不一定谨慎，年轻的人也不全是轻率的。“既然他不肯帮你开业”，他说，“我自己来。你把必须从英国购买的东西开一张单子给我，我去订购。你以后有能力时再付还给我好了。我决定要使这里有一家优良的印刷铺，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
他说这话时，态度是这样的诚挚，我深信他不是说着玩的。在那时以前，我把在费城开业的计划保守秘密，那时候我仍然秘不告人。但是假如人家知道我把希望寄托在州长身上，可能一些知道他性格的友人会劝我不要信他，因为后来我听说他滥许心愿而又不打算履行诺言的脾气是尽人皆知的，但是因为我根本没有请求他帮助，我怎么会想到他那慷慨的援助会是虚伪的呢？
我还以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