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9-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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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也发生了变化。伊琳娜满10周岁，我们送她一本摄影集——她生活的写照。1967年赖莎 ·马克西莫夫娜顺利通过社会学论文答辩，获得哲学副博士学位。她饶有兴趣地从事教学工作，在边疆区各地进行社会学调查。这一年我也在农学院经济系毕业。我们和朋友们一起庆祝了论文答辩顺利通过和我的结业。
我们的生活异常充实，自己觉得很有意义。我们相濡以沫，融洽无间。我们的收入增加了，物质生活有了改善。有能力将1960年分到的两居室住宅装修一番。添置了电子牌电视机，原来一直使用收音电唱两用机。
但操心的事情并未减少。恰在此时我同叶夫列莫夫的关系仿佛出现了裂痕，开始发生误会，起因各种各样，有时纯属无关紧要的原因。其中，我同库拉科夫的（电话）交往也是原因之一。叶夫列莫夫对这样的交往颇有几分嫉妒。他仍然对返回莫斯科抱着希望，他在摸底，并且担心任何不利于他的计划的消息走漏出去。这样的弱点和多疑，正好为那些自我离开边疆区党委后开始聚集在叶夫列莫夫周围的告密者和马屁精所利用。
我估计不满情绪很快就会表露出来。不久果然发生了。有一天叶夫列莫夫邀请几位党委委员一起研究涅温诺斯梅斯克市党组织的情况。该市第一书记毫无节制的酗酒引起共产党员和居民的不满。市党代表大会即将举行，叶夫列莫夫想事先商量商量。因为他的意见尚未确定，与会者说话都是小心翼翼，不表明自己的立场。我则与此相反，主张在党代表会议上换掉市党委领导班子，以免败坏边疆区党委在人们心目中的名声。这时叶夫列莫夫突然发作开了，他讲了一大堆令人难堪的不公允的话，不过实际上对我的看法未置一词。这是控制不住自己。马屁精们要的就是信号，仿佛是一声令下，他们全都一哄而上，对我进行攻击。
这实在太过分了，我不能就此罢休，便打断一个发言人的话说道：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①，您要是对我的看法和估计毫无兴趣，那就请您以后别再叫我来。就在自己的圈子里讨论吧。我看你们这儿真是团结一心，意见完全一致。”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党内仕途的开始（6）
叶夫列莫夫没有料到事情会这样发展。谈话无法进行下去，出现了难堪的场面。好不容易草草结束会议，大家不欢而散。从那时起我们的关系日渐疏远。我们很少往来。我一门心思干市里的工作。
机关的游戏
1968年夏天，边疆区党委开始了“机关大游戏”…… 搞人员大换班。起因是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州委第一书记雷任故意示威性地离开家庭，去跟另外一个女人住在一起。此事引起了公愤。雷任被解除职务，选举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Ф。П。布尔米斯特罗夫接任该职。
叶夫列莫夫的亲信都动作起来了。我不仅袖手旁观，而且在酝酿自己的计划。当时我已经自己做出了选择：应当往学术方面发展。我通过了副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选定了题目，它与斯塔夫罗波尔的农业生产专业化和布局问题有关，我开始收集研究所需的材料。就在围绕第二书记职位的竞争达到白热化时，我已办好休假手续，并买好了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去索契的疗养证。
即将启程时，总务部长帕维尔·尤金忽然来电话说：
“米哈伊尔，你别走了，等等再说，这是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的指示。”
一天、两天过去了。我给叶夫列莫夫打电话：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有人向我转达说您要我先别走。可疗养证眼看过期，时间一天天过去，全家人都准备好了。您就让我去休假吧。”
“到开全会时再说，”他口气很生硬。
“全会没有我照样开，我事先就同意您的建议。”
“我给你讲过了，等等再说。行了。”叶夫列莫夫把电话挂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最后叶夫列莫夫请我过去。谈到推举我。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我对他说，“您又不想与我共事。不必强求自己了。竞争者有的是，您就让我去休假吧。”
“你到莫斯科去，”他明显地感到不满。
原来关于推举我的问题已经决定。叶夫列莫夫当即召开了边疆区党委会，党委会……一致赞成推举我。会后大家都散了，我又在等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找我谈话。后来我看谈话显然是不会进行了，便决定主动去找叶夫列莫夫。
“到莫斯科去，”他就说了这么几个字。
“到莫斯科什么地方？找谁？有何建议？”
“你自己知道去什么地方——去中央组织部，那儿有的是人袒护你。”连一句送别的话也没有。
在莫斯科老广场的中央组织部，由副部长Е。З。拉祖莫夫与我谈话，后来又同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杰米契夫、库拉科夫见面，推荐我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职务的问题就解决了。我的所有疑虑在各个办公室里就让一句“必须新老干部搭配”的套话给弄得烟消云散了。组织部的工作人员给我讲了这一决定的前因后果：叶夫列莫夫的确死不同意，一直拖到最后一刻，但卡皮托诺夫寸步不让，他得到库拉科夫的支持，仍然用上了那个关于“搭配”的套话，叶夫列莫夫只好让步。
我面前放着1968年8月5日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全会的记录。边疆区党委会全面讨论了这个问题，在苏共中央进行了协商，并考虑到新老干部正确搭配的列宁主义原则，建议选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同志为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
没有对戈尔巴乔夫提出问题。一致通过。读着这则记录，就会产生一种十分平静的团结一致的印象。仿佛在所通过的决定后面既无人的欲望，又无激烈斗争。但我和其他党委委员都很清楚，在步调一致和遵守纪律地投票“赞成”的人当中，也有坚决持“反对”态度的。其中最初就有叶夫列莫夫本人。
我刚刚当选，他就休假，始终没有同我谈话，便去了基斯洛沃茨克。我则与此相反，只得放弃休假，投入到工作中去。待叶夫列莫夫回来后，他和我都只字不提过去的事情，开始重新安排共同的工作。经过两三个月的相互适应后，我们之间又像从前一样建立起了正常的同志关系，即使遇到严重的分歧也始终不变。
第二书记
无论过去任组织部长还是如今当第二书记，我都花很多时间去做区委第一书记的工作，他们在党的等级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整个庞大的党的机关正是通过区委第一书记与 “群众”和“基层”，也就是机关、企业、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的基层组织和村镇苏维埃发生关系的。第一书记本人如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决定了政策的具体贯彻情况。
库拉科夫对区委书记的态度遵循两条标准，那就是“作计划”的能力和个人的忠诚。其余的一切他都觉得无伤大雅。一起饮酒作乐更使相互关系简单化到了有些书记可说已经悄悄地骑在库拉科夫脖子上的地步。其中许多人觉得自己简直就是有封地的公爵了。
叶夫列莫夫对于更换书记班子觉得很困难，也不大愿意，尽管这方面的必要性很大。
下面来了很多信，揭发了书记们恣意妄为、不光彩的行为，尤其是酗酒。按照规定的程序，这样的信件直接交到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手里。这是他的“教区”，他决定着此类信件下一步的行程。然而叶夫列莫夫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毫无反应。
我曾不止一次地与他谈起这个问题，却毫无结果，叶夫列莫夫经常是避而不答。有一次在谈到一位区委书记时，他提了这么一个问题：
“他过去同库拉科夫的关系如何啊？”
我终于按捺不住，便答道：
“库拉科夫同所有的人关系都不错。”
“你和所有人的关系也不错嘛，”叶夫列莫夫冒了这么一句。
“我也一样。不过虽然我同费多尔·达维多维奇①有联系，也并不是对他当时的一切都赞成。”
“没有必要，”叶夫列莫夫哈哈大笑。“这正好是库拉科夫的高明之处。区委书记是我们的支柱。他应该感觉到我们是相信他的。这是最主要的。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支持他们，保护他们。”
“免受谁的侵害？”
“免受各种诬陷。对于那些工作干了不少而且干在明处的人，总是有不少闲话。”
“免受各种诬陷，不错，”我对他说，“可是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您很清楚，问题根本不在这儿。有些人已经到了我们应当挽救的时候了……”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党内仕途的开始（7）
让区委书记放清醒点儿，向他们提出原则性的要求，谈何容易。这里需要意志，需要刚毅。而这些又显然是叶夫列莫夫所欠缺的。自打“从巅峰跌落下来”之后，叶夫列莫夫对于冲突是避之犹恐不及。
他的经验和嗅觉均属一流。他明白，需要做出一定的反应。因为这些意见迟早会暴露出来的。可是怎样作出反应呢？叶夫列莫夫找到了一个最简单的出路：把这些东西全交给我。每次来信，他都把我叫去，亲手把信给我：去吧，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但是信哪儿都别登记，看看再说。
同“领导”酗酒有关的事情处理起来尤其艰难。记得有个村子十分隆重地为新建成的文化宫揭幕，这对于村子来说，无疑是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农庄主席邀请了自己的同行，当然也邀请了区里的领导。当天晚上一切就和通常一样：讲讲建设者、农庄的成绩，赠送礼品，看完了演出，然后是……节日酒宴。等大家各自乘车回家时，恰好下起了大雾，出了一起大车祸。人们对此议论纷纷，也传到了叶夫列莫夫的耳朵里，说什么领导寻欢作乐。
我只好亲自检查，并进行公开审理。
“不错，”我回到斯塔夫罗波尔时，叶夫列莫夫这样说道。“不过米哈伊尔，我对你说，这可不是办法。我是不是要跟你一起满边疆区跑，确定由谁来端酒、谁喝多少、不准谁再喝了啊？不行，这可不是办法……”
我反驳说：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您知道，我不是伪君子，可您的意见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领导人中的酗酒，这是当今的一大灾难。”
“哎，你别夸大其词了，”叶夫列莫夫生气地说。“随便哪个区委书记都是没日没夜地在田里、牧场里满处转，顶风冒雨地干。到什么地方吃个晚饭，喝上点酒。这有什么？只要身体情况允许，就让他喝去吧。”
这里问题并不在于叶夫列莫夫的个人见解或者癖好，他有时也可以喝点烈性酒，而在于普遍对酗酒的宽容态度。
酗酒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而且在工作中也愈演愈烈。因酗酒而引起的不幸事件也与日俱增。19 69年11月，叶夫列莫夫在边疆区党委全会上讲话中援引了下列数字：苏共二十三大后三年半的时间内，边疆区党组织开除了1743名党员。其中743人（占42。6％）系因为酗酒、流氓行为和道德败坏。
统计数字发人深省。苏共垄断了所有大大小小的领导职务，它就必然成为吸引各色人等的核心，其中有的人参加党并非出于思想动机，而是出于纯粹自私的动机。这也使得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滥用权力的风气有所抬头。
不过除了那些以为党证、官职就赋予他们主宰人们命运的权利的追名逐利的人而外，我还遇到了数以百计的忠于职守的共产党员。我在对于布列斯科夫、伦金、捷列先科这种类型的农庄主任的工作进行观察中确信：那些富有首创精神、内行的、正直的领导人可以在改善生活方面大有作为。当时我以为，只要选拔这样的干部并安排到关键岗位上，许多紧迫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这是幻想吗？好像是吧，因为我逐渐意识到现存体制为任何形式的活动和首创精神都设下了相当硬性的框框。这些框框是由国家领导人的政策倾向所决定的。
说到这里，就来谈一谈后来称之为“停滞”的那个时期的政策。
改革派的失败
这里应当说，50～60年代所唤起的改革精神具有相当充分的力量和惯性。况且社会生活许多方面实行改革的必要性也实在太明显了。如上所述，勃列日涅夫曾经在政治局内各派之间巧妙应付。他将自己对保守思想的偏爱仔细地伪装起来。因此苏共中央在取消了赫鲁晓夫若干确属唯意志论的决定以后，支持了某些新事物。1965年关于农业问题的三月全会、同年关于工业生产计划和经济刺激的九月全会就其倾向而言是进步的，目标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然而这些决定命定了无法贯彻。出现了奇怪的情况，报刊上围绕各种方案热火朝天地进行辩论，发表了经济学家和政论家的文章，而与此同时在重新恢复的各个部里却在“悄悄地干着自己的事情”，官僚主义集中制的结子拴得更紧了。
其实，地方当局对新事物也持相当怀疑的态度：“他们在莫斯科高谈阔论，我们在这里却要完成计划。”在斯塔夫罗波尔，这一切在所谓的“И。И。巴拉科夫案件”上表现得再明白不过了，那还是我当上第二书记之前的事情。
我对因诺肯季·巴拉科夫十分了解。此人精力充沛，独立精神强，不过也许太爱激动。他与改革派经济学家利西奇金很要好，是其狂热追随者。当事情仅仅局限于必须“软化”国家计划、扩大集体农庄最终产品的推销和自由出售的权利的谈话和发言时，没有人感到紧张。可当巴拉科夫试图在自己的格奥尔吉耶夫区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时，那就不是闹着玩的了。
巴拉科夫作为区农业局局长，不再向某些农庄下达硬性的计划，以免束缚他们的首创精神，放手让他们自己干。但是在那种情况下，边疆区党委中人们差点没把这当成是对整个体制的公开进攻。巴拉科夫起初在党委会上受到警告，1967年1月21日被撤掉职务。
那次会我没有参加，不过我后来听说，巴拉科夫的罪名是“在其一系列有关重大政治问题的言论中犯有严重错误”。说他那些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市场上自由出售产品、关于要千方百计巩固它们的经济的“没完没了和语无伦次的说法”“客观上对于培养干部执行党和政府决定的高度责任感的工作造成了损害。一些集体农庄不完成出售粮食的国家计划，对在市场上买卖粮食的情况听之任之……”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党内仕途的开始（8）
叶夫列莫夫敏锐地捕捉到行情，看来他认为“我们的组织应当”到全国的舞台上去“阐明” 这样的思想。1967年9月13日，苏共中央《农村生活报》发表了由叶夫列莫夫和几名边疆区其他工作人员署名的《违背事实》一文。其批判对象为根纳季·利西奇金发表于《新世界》 1967年第2期的《两年之后》。
给利西奇金加的罪名是“直至提出荒谬的、脱离生活的建议：关于自由出售集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