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9-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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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图解释一个出自普通百姓的人怎么能够步步高升、最终成为国家首脑时，杜撰出大量令人无法相信的东西。这里某些作者的想像力简直没有节制。为了展开所谓“靠山”的话题，他们一口咬定我家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那边与葛罗米柯、苏斯洛夫、著名学者等等有亲戚关系。这一切纯属无谓的谎言。我们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命运，成了今天这样的人，我们是充分地利用了国家为公民提供的条件。
我们的家庭生活是建立在人人积极参加的基础之上的，只是我过问家事愈来愈少而已。赖莎 ·马克西莫夫娜既要从事需要全力以赴的职业活动，又要承担家务，照顾孩子，实属不易。
我们的榜样大概对伊琳娜起了决定性作用。伊琳娜是我们惟一的女儿，一直学习很好，中学毕业时获得金质奖章，学习音乐。我不记得我们运用过什么特殊的教育方法。没有，我们就是过着积极有趣的劳动生活。我们信任女儿，她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独立性。到16岁时，已经读完我们家庭藏书中国内外经典作家的作品。后来成人后，她说自己当时基本上是夜间读书。
我们在斯塔夫罗波尔生活的最后一年，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伊琳娜出嫁了。1978年4月15 日举行了婚礼。
新婚夫妇的结婚旅行是乘轮船游伏尔加河。他们返回时有许多新鲜的感受，而且无比幸福，那正是我们银婚纪念日的前一天。
在我看来，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与斯塔夫罗波尔告别时比我们轻松。莫斯科在吸引着他们：从窃窃私语和迫不及待的眼神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早已飞到那里，飞到了莫斯科。
启程之日，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决定与城市告别，我们驱车从历史性的市中心前往新的街区，这里斯塔夫罗波尔市越出旧的界限，到了森林边上。再往前走，就到了俄罗斯森林，这是我们的熟游之地。在生活的困难时刻，大自然成了我的避难所。当工作中神经过度紧张到了危险的边缘，我便来到森林或者草原。我带着自己的不幸奔向大自然，正如小时候奔向母亲那温柔的手一样，母亲的手可以保护我，安慰我。我每每感觉到，不安的情绪渐渐消失，怒气和劳累不见了，内心的平衡得以恢复。
即使在困难的、大自然本身的悲剧年代，当无情的酷热摧残着一切有生物、美丽的草原变为赤地千里时，大自然也教给我们勇敢和镇定。只要普降喜雨，奇迹就会发生。一两天前还以为草原已经死掉，无法起死回生。它又突然开始呼吸，复活，重现生机。它的力量从何而来呢？在这欣欣向荣的景象感染下，人们不禁产生了希望。
据说，天山和喜马拉雅山气势雄伟，美丽如画。我对西伯利亚的自然景色赞叹不已：它以其无可比拟的严峻美令我倾倒。然而在我看来，就美丽而言它们都无法与高加索相比。你试经过山口往苏呼米，或者反过来从海边往红波利亚纳、里察湖或阿尔黑兹走一走吧，精美绝伦的景色相继出现，教你目不暇接。
高加索，这是终年不化的冰川，雄伟壮丽、默默无语、明智老练的山峰，它们阅尽沧海桑田，远离尘世生活。这又是欢快的、碧绿的山坡，为郁郁葱葱、五颜六色的植物所覆盖。光秃秃的山崖和阴森森的峡谷，这也是高加索。
大概谁也找不出比莱蒙托夫更精彩的词语来描写高加索了： 虽然命运在我那一生的朝霞时期，
南国的巅峰啊，就使我同你们分离，
只要到过那里，就不会把它们忘记：
正像爱我祖国的美妙的感情似地，
我爱高加索①。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同我一样，对大自然情有独钟。我们两人前前后后跋涉了多少公里啊！我们跋涉，不分春夏秋冬，无论天气如何，甚至冒着漫天暴风雪。我们就曾遭遇这样的暴风雪，当时以为已走不出来了。谢天谢地，我们终于找到电力线，靠它辨明了方向。
我还记得，有一年4月底5月初，卡尔梅茨州州委书记巴桑·巴德明诺维奇·戈罗多维科夫邀请我和博先科到马内奇保护区去。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至今仍经常回忆起这些美丽如画的岛屿，岛上有鹈鹕和为数众多的其他鸟类，还有绵延达数十公里的一望无际的红色和黄色的郁金花海。有个说法：找到黑郁金香就会交好运。想想看，我们居然找到了。
然而鹈鹕也好，郁金香也好，那都是异国情调。我们最喜欢斯塔夫罗波尔的草原，尤其是6 月底的草原。我们两人驱车前往离城较远的地方。极目望去，麦浪翻滚起伏。可以驱车来到密林深处，融化在这无与伦比的寂静和美丽之中。傍晚时暑热消退，而夜间，即将成熟的小麦地里响起了鹌鹑的啼啭声。这时便出现了无可比拟的幸福状态，那是由于这一切都存在：草原，庄稼，青草的香气，禽鸟的啼啭声，高空中的星星。仅仅是由于你的存在。
与大自然结合得如此之紧密，甚至开始觉得我们仿佛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这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大概一个虔诚的信徒在神庙里祈祷时正是这样的感觉吧。大自然也是神殿，它对我说来并不是什么“周围环境”，也不是城里人采花的“休息区”。我始终感到与大自然之间有着极其有机的联系，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造就我的不仅有人，有社会，还有大自然。我身上的许多东西（性格甚至世界观方面）都是来自大自然，因为不仅我存在于大自然之中，大自然也存在于我之中。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权力的考验（21）
这一切都是从何而来的呢？大概得追溯到我的童年。远在上面讲到的战前时期，外祖父潘捷列伊从普里沃利诺耶派到另外一个农庄——红星集体农庄当主席时，他就把菜园和一个约有一公顷多的大果园留给了我的父母。这也就成了我的天地。
在建造果园时显然有个计划。正中矗立着五棵或者六棵其大无比的杏树。树龄至少三四十年，在我看来就是参天大树了。我还记得，几棵树结的杏子都带甜核。杏树之间长着矮小的樱桃李，树下是柔软的青草。
杏树的右边是新辟的樱桃园。人称“什潘卡”，意为西班牙樱桃。记得那樱桃要么是个儿大带点酸味，要么是中等大小，但味道很甜。岂止是记住了味道，难道能够忘记这些樱桃树，忘记那盛开时洁白如絮的花朵！
那里还有苹果树和梨树，也是品种各异。具体是什么品种，我当时不感兴趣。我只记得味道很好，主要是成熟期不一样，这样整个夏天和秋天都有的吃。苹果树和梨树过去是李树，有黑色的和白色的。果园渐渐成了叶榆树丛，起初是大树，往后就是一大片灌木丛。那是真正的丛林，几乎占了果园的三分之一。我在那里有自己隐秘的去处，有一次我搞到一本《无头骑士》，就钻进去呆了将近三天三夜。母亲简直都快急疯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我不看完是不出来的。她后来把我狠狠地“教育”了一通！
原先围着整个园子的深深的壕沟，渐渐地杂草丛生，更像是一条平底的大宽沟。园子的四周长满了樱桃李，结出的果实无论大小、颜色、味道还是和果汁多少都不一样。既够我们吃，也够家禽家畜吃。旁边是栽种的槐树，不是带刺的、可作篱笆的槐树，而是柔嫩的、开白花的、令诗人诗兴大发的那种槐树。记得吗？“一串串白色槐花香气袭人……”五棵最大的老槐树分布在普里沃利诺耶村边上我的最初住所的四周。
我至今眼前还浮现出这个果园，然而它已不复存在。1941年那多雪的冬天，只有树梢冒出雪堆，我穿着毡靴，从雪面冰壳上爬过去砍树：需要活下去，也就是说，要设法取暖。德国人 1942年在普里沃利诺耶只住了几天功夫，就把许多果园砍了个精光。
毕竟还多多少少留下了一些，我们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就是利用了这些树。然而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树，却让“兹韦列夫税”给砍光了（兹韦列夫是财政部长的姓），按照这个规定，农民宅院里的每棵小树，不管有无收获，均需向国家交税。于是，我家果园的末日就来临了。
我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父母盖了新房——在村中心，离父亲上班的地方很近。我每年到那里过假期，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与我的父母亲就是在那里初次见面的。旧房卖了，新的房主没有住多久，普里沃利诺耶在搞建设，按新的计划建房，边缘地带都空了。
有一次我重返斯塔夫罗波尔，来到村子边上。如今这里全都经过翻耕，长着庄稼和青草。我们的旧房不见了，我童年的那个奇妙的果园也不见了。因此现在它们只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 ……
我们驱车穿过全城，越过该市界限，来到森林的边缘。那是12月5日的事情。冬天。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下车，向前走去。森林已不像秋天那样色彩斑斓。愈来愈重的暮色使它变得有点忧伤，仿佛它也在同我们告别。心里感到一阵难过。
次日，飞机离开斯塔夫罗波尔的土地，向莫斯科飞去。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1）
新的、不习惯的世界
我们在首都没有马上分到住房。临时安置在戈尔基10号别墅。
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仍然留在斯塔夫罗波尔。
从第一天起，就出现了孤独的感觉：仿佛被抛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岛上，简直弄不清楚我们身在何处，出了什么事，周围都有谁。与此同时，因为我们“与世隔绝”又感到心里不舒坦。别墅不大，没有其他房舍。服务人员，军官，卫队就在跟前。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要交换意见，讨论自己的感受，只有晚上下班后在别墅的地界内散步时进行。
不久就向我们提供了另外一处别墅。是在索斯诺夫卡，离克雷拉茨科耶不远，与谢列布良内博尔之间隔着一条莫斯科河。30年代奥尔忠尼启则曾在此居住，我们迁入之前契尔年科住过。别墅并无特殊的建筑构想。这是一座旧的木质建筑物，年久失修，不过住着倒还舒服。人们很少关心它，因为想在原地盖一座新别墅。它就成了新当选者独特的中转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前往斯塔夫罗波尔，带上孩子们和家什回到莫斯科，开始收拾新居。我们全家一起迎来了新的1979年。在克里姆林宫的钟声中相互举杯祝贺，暗自希望来年一切顺利。
随着我在党内地位的变化，别墅也换了。按规定，政治局委员住的别墅比政治局候补委员或者中央书记住的豪华阔绰。尽管二者之间有着种种差别，却都具有令人感到压抑的营房式外观。起初我们总是摆脱不掉住旅馆的感觉。只是靠着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努力，才形成了一个我们在精神上倍感亲切的小天地。
后来我们分到了莫斯科人戏称为“贵族之家”大楼中的一个单元，它位于休谢夫大街上。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也搬去了。不过我们仍然住在别墅，因为新房的装修需要很多时间。
我到莫斯科来，很清楚自己肩上的责任。从一开始我就一心扑在工作上，像苦役犯一样每天工作12～16小时。
我在斯塔夫罗波尔当了将近九年的第一书记。始终置身于政治的风口浪尖上。如果说在我党内生涯之初不时会冒出要不要另做打算的念头，那么边疆区党委书记的工作使我最终确信此乃正确的选择。政治占了上风。我将此生最好的年华贡献给它，我品出了个中滋味，如今这个天地已使我全神贯注。
作为一个中央委员和边疆区委书记，我曾经常与“上层”打交道。自以为已经懂得“宫廷” 的规矩。然而到了首都才明白，一切都比我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久而久之，我才渐渐弄清了“上层”关系的具体而微妙之处。
起初，我精力充沛地投入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和书记处会议上对问题的讨论，这引起我的同行并非十分积极的反应。有人把我当成“爱出风头的人”。我尽量避免成为这部机器的又一个牺牲品，尽量避免陷入等级服从制度的陈规旧俗。然而遵循这样的行为准则谈何容易。同眼下置身莫斯科权力的最高层相比，我在斯塔夫罗波尔当边疆区委书记时拥有的自由要大得多。
政治局和总书记
我要是先对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产生的经过略作交代，再来介绍我在这两个机构的工作情况，就比较好懂，也比较有说服力了。
大家都知道，“政治局”这个术语是在1917年10月出现的，当时需要建立一个对起义进行政治领导的机构。然而作为一个常设领导机构的政治局，直到1919年才选出。此前一切问题，包括最琐碎的日常问题都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即使在革命最紧张的时候中央委员会也几乎是每周开会一次。
在中央委员人数尚未超过10～20人时，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然而随着党的不断壮大和中央委员会的扩大，入选中央委员会的人不仅来自中央机关，而且来自外省，中央委员会就无法像先前那样运作了。这时便成立了政治局和组织局，中央全会闭会期间，党由它们来领导。这两个机构渐渐集中了全部的权力。
第一届政治局是中央委员会原班人马的核心。那都是全党和全国闻名的政治人物。不设正式的主席，每位委员的威信并不取决于他的职务和地位，恰恰相反，是地位取决于实际的威信。会议通常由列宁主持，他的领导地位是无可争辩的。不过会议也可由其他人如加米涅夫来主持。
当时尽量将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而将“日常琐事”推给组织局。在对待人民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家权力机构和机关的态度方面，常常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方面，列宁不止一次地说，不得老麻烦政府，而另一方面，刚刚出现冲突的局面，他又立即向人民委员们发出“拉到政治局去”的威胁。后来，当党的领袖不再兼任政府领导人时，这个倾向日益占了上风。
至于说到中央书记处，它的职能和人员构成在逐年发生变化。顺便说说，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它掌握在谁的手中，在这里看得最清楚。书记处自1917年8月起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领导，他同时兼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他的主持下，整个组织工作和技术性工作，即所谓的“机关”工作，都具有纯辅助的性质，仅仅是为了保证中央的活动。
但在斯维尔德洛夫去世以后，组织工作的规模继续扩大，书记处也扩大了，1919年，尼·尼 ·克列斯廷斯基、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列·彼·谢列布里亚科夫进入书记处，他们是中央委员和中央组织局委员。其中仅克列斯廷斯基一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时甚至称他为“第一书记”，但我觉得克列斯廷斯基对当时他仍在从事的财政人民委员工作的兴趣要大得多。总的说来，老革命家不大把“书记”职务放在眼里。“人民委员”听起来要有分量得多。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2）
1921年三位书记全成了反对派，况且作为“机关工作人员”他们又很不中用。因此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将名气不那么大、却很愿意做机关工作的维·米·莫洛托夫、维·米 ·米哈伊洛夫、叶·米·雅罗夫斯拉夫斯基选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