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9-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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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不那么大、却很愿意做机关工作的维·米·莫洛托夫、维·米 ·米哈伊洛夫、叶·米·雅罗夫斯拉夫斯基选为书记。他们也是中央委员和中央组织局委员，却没有一位进入政治局。
很快就明白过来，应当设法提高书记处的威信并且整顿整个党的机关的秩序。这时就产生了将政治局委员斯大林派到书记处去的想法。在此之前，他是惟一的“双料人民委员”——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因此，为了让他不感到委屈，新的职务没有简单地叫做“中央书记”或者“第一书记”。1922年4月3日中央全会选举斯大林为“俄共（布）中央总书记”。
过了不到九个月，列宁于1922年12月25日写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①
斯大林向世人表明，什么叫做将机关，主要是干部、中央和地方所有大小职务的任命统统掌握在自己手中。他甚至开始对政治局的议事日程和决议的形成施加影响，因为决议都是在书记处内部起草的。换言之，书记处渐渐从向政治局提供组织和技术帮助的辅助性机构变为政治领导的执行机构。
软弱的加米涅夫主持的政治局和李可夫领导的人民委员会对权力机构的影响在降低。与此相反，与地区的党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的书记处的作用得到加强。斯大林与地方干部的关系搞得不错，他将自己的人安插到关键岗位上，并在他们的帮助下挫败了对手。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维埃日益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人民委员部则日益成为部门立场的体现者。党开始充当捍卫“全国利益”的整合力量。中央和地方的党委会渐渐开始越权代行国家机关的职能。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地区的常委会和全体会议上，如今不仅决定政治问题，还决定纯经济的问题。
不仅具有极权性质的权力机构发生变化，党本身和党的职能也在发生变化。它已不是一般的社会政治组织，而是社会管理机构，是正在形成的官僚命令体制的承重结构。任何改变这种作用的企图都被认为是破坏基础。
柯西金并不是个天真的人。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央委员会机关内开始对应所有国民经济问题成立权力不小的各个部时，柯西金曾试图反对，却无功而返。这些部还是成立了，而且发展到了中央委员会中设立“有机硅生产处”的地步。这些机构并不对工作结果直接负责，却对各部和各企业进行严密的监视，处处插手，往往是制造出新的障碍。与此相对应，部长会议办公厅内也成立了分管大部门的机构。新的部委层出不穷。
按照宪法的逻辑，应当是党制定政策，最高苏维埃通过法律，政府执行这一政策和贯彻法律。好像是个民主的方案。但因为党插手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的职能，整个方案名存实亡。结果是乱成了一锅粥。一方面，权力机构没有任何分工，没有任何监督，另一方面，权力又高度集中。
勃列日涅夫从赫鲁晓夫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他恢复了农村中的区委会，恢复了地区党委会原先的作用。二十三大上恢复了总书记职务，并亲自担任此职。他的主要支柱依然是州委、边疆区委和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不过如果说斯大林时期是靠清洗来维持，那么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这就靠权力的主要载体之间独特的“共同协定”来维持。
这个“协定”从未诠释过，从未记录在案，更从未提起过，然而它确实存在。其含义是，第一书记在各自地区内几乎被赋予无限的权力，而他们又应当支持总书记，把他当成首领和领袖来赞美。这便是“君子协定”的实质，它得到严格的遵守。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勃列日涅夫即使在病入膏肓、说话都很困难的时候，也仍然亲自与列位第一书记保持联系。
与政府之间也有类似的“协定”。承认政府有权及时有效地管理经济和社会领域。然而事无巨细，均需得到党的同意。而若干重要的部，诸如外交部、国防部、安全部、内务部，实际上完全受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控制，经费和建制仍然留在部长会议。
数十年间，党的最高机构的领导作用和无所不至的作用并无任何明确的符合法律的规定。
斯大林宪法中曾提到党是劳动人民一切组织、包括社会组织和国家组织的领导核心。但这个提法在宪法条文中显得孤零零的，放在第十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被认为是一般的宣言，而不是宪法和法律准则。直到勃列日涅夫宪法中才出现第六条，将苏共的“政治体制核心”地位固定下来。这是试图使之具有符合法律的假象，试图以宪法准则来阐明国内的现实情况。
勃列日涅夫时代
在我调到莫斯科之前，党的最高机构内部的力量重新配置已基本结束。如上所述，勃列日涅夫于1964年10月上台执政，是参与推翻赫鲁晓夫行动的几个集团之间妥协的结果。原以为勃列日涅夫是个威望不十分高的人物，可以轻而易举地任意摆布。但是如意算盘全都落空了。他借助并不复杂的政治游戏的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实际上成了不可一世的人物。
这些手段中最主要的大概是善于对敌手实行分化瓦解，煽起其相互之间对夺权的猜疑，保留自己的总仲裁人和总调停人的作用。久而久之，我又发现了他的另一个品质：爱记仇。谁要是对他不忠，他都决不放过，但同时又具有等待时机撤换不中意者的本事。从不采用正面攻击的办法，而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达到目的，最终将不中意者逐出领导班子。
1977年撤掉波德戈尔内，1980年年底撤掉柯西金，这样一来勃列日涅夫就大权独揽。命运的作弄就在于那已是勃列日涅夫开始丧失工作能力之后的事情；他的权力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3）
根据恰佐夫院士的回忆，总书记的病情在70年代初开始加重。脑血管硬化和滥用镇静药起了致命的作用，使人精神压抑、萎靡不振。勃列日涅夫已判若两人。原先不但精力较为充沛，而且较为民主，并不回避正常的人际交往。鼓励讨论，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上甚至还有过辩论。如今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辩论已无从说起，就更谈不到他做自我批评了。
看来，按照勃列日涅夫的总体健康和智力状况，应当提出让他退下来的问题。从仁爱的角度和国家利益出发，这是人道而且相宜的。然而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根本不愿考虑告别权力的问题。他们要让自己和别人相信，勃列日涅夫离职会破坏平衡，破坏稳定。总之，是又一个 “不可替代的人”，尽管已是行将就木。
记得有一次政治局开会，主持人“短路”了，语无伦次，讨论没有了头绪。大家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过这一切都给人留下沉重的印象。会后我对安德罗波夫讲了自己的感受。
“你知道吗，米哈伊尔，”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将原先对我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应当尽量做到在这种情况下也支持列昂尼德·伊里奇。这是党和国家保持稳定的问题，也是在国际上保持稳定的问题。”
我想，不仅是他，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想勃列日涅夫离职。日见衰弱的总书记使州委、边疆区委、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感到十分快意，也使总理、部长们感到快意，因为他们成了自己教区内的绝对主人。换言之，这里也同勃列日涅夫获得权力时一样，有个上述的“共同协定”在起作用。
照他们的意见，为维持风雨飘摇的稳定，也需要借助于受到仔细维护的等级制度，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地盘”，不可有非分之想。这种等级制度有时搞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它对一切都作了规定，甚至包括政治局开会时的座次。绝非戏言！
似乎是同僚、战友在一起开会。何须客气？然而不，每个人都应各就各位。勃列日涅夫的右手边是苏斯洛夫，左手边是柯西金，柯西金去职后是吉洪诺夫。苏斯洛夫旁边是基里连科，往后是佩尔谢、索洛缅采夫、波诺马廖夫、杰米切夫。另一侧，柯西金旁边是格里申，往后是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最后是戈尔巴乔夫。桌子很大，勃列日涅夫在同那一侧、例如同苏斯洛夫商量问题时，他的吐字发音我们这些坐在另一侧末尾的人就很难听清和听懂。
坐在契尔年科旁边也有某些不便之处。他老是离开座位，跑到勃列日涅夫面前，匆匆忙忙地翻弄着公文：
“这个我们已经处理过……这个现在就得给您读……这个我们已经从讨论中撤掉……”
总之，那场面是够难堪的了。这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这样的时刻我感到羞愧，有时我想，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感受。不管是否如此，大家都正襟危坐，不动声色。
目睹这一幕幕“宫廷游戏”，我渐渐明白，惟一可以使我不致身陷其中、不致跌入这样的阴谋的救星，就是我为之献身、为之负起个人责任的事业。因此我尽力把自己的时间花在对农业政策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上面。
问题，问题……
1978年宣布获得空前大丰收：23700万吨。然而对国家资源的最初估计推翻了这个数字。我国的谷物是按仓储重量计算，而许多地区的收割是在湿度很高的情况下进行的。将谷物晾干并使之达到标准时，至少要减掉2000～2500万吨。
然而谁也没有因此感到尴尬。恰恰相反，却在大吹大擂，说什么已经接近梦寐以求的目标— —人均一吨粮食。
为什么不是像匈牙利那样人均一吨半呢？根据官方材料，若干年来，我们生产了人均750公斤左右的谷物。大体上与法国相当。有人应我的要求作了个统计：整个欧共体各国的人口与我国大致相当，而谷物总产量却比我国少。他们用来生产精饲料的谷物为7400万吨，而我国 10000万～11000万吨还嫌不够。欧共体国家各种畜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总量都比我国高得多。
问题何在呢？初看起来是咄咄怪事：谷物用得少，产量却更高。然而问题在于西方国家制造复合饲料时除谷物之外，还用了3000多万吨蛋白质添加剂，于是情况就大不一样，制成的高效饲料营养素搭配均衡。其次，人家的牧场饲料占35～47％，我国则大约占17～20％。大体上西方国家每头牲畜所用饲料比我们高出50～100％。最后，还有育种。我们抓的是牲畜头数，人家抓的是繁殖力强的牲畜品种。就为完不成牲畜头数计划，撤掉了多少领导人啊！我在斯塔夫罗波尔也是这么干的。
我到中央委员会上任之初，正好赶上牲畜开始过冬。各共和国和各州纷纷要求从国家资源中拨给精饲料。并非所有地区都获得丰收。
国家收购是怎么回事，我早就清楚。然而如今将视野扩大到全国的范围时，所见到的情况着实令人忧心忡忡。粮食收购在我国从来就不是什么普普通通的经济上的事情。不，这始终是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其压轴戏为“全民夺粮战役”。它是全党，从政治局直到区委、基层组织关注的焦点。收购期间党的各级工作人员最是张皇失措。谁也休想逃脱惩罚。
当时采取了从每个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拚命榨出粮食的强硬措施。谁要是想将这场运动变得温和一些或是使之具有清醒的理智，就会给他扣上“具有富农思想倾向”的帽子。如果国家规定的任务无法完成，要想跟中央委员会解释清楚，就得具有巧言善辩的非凡本领。
我提到清醒理智绝非偶然。根据几乎从国内战争以来形成的传统，认为收购粮食是多多益善。只要粮食掌握在国家手中，那么，一是不会被盗走，二是可以得到合理的支配，既可对需要粮食者提供帮助，也不让获得好收成者有“任意挥霍”的机会。就是说即使胜利完成收购计划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也不能支配余下的粮食，这部分粮食统统拿去弥补其他农庄的不足。当然这样一来提高产量的积极性就降低了，实际上已化为乌有。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4）
有时达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例如，将小麦收购计划下达给列宁格勒、雅拉斯拉夫尔、加里宁等非黑钙土地带州，而这些地方的小麦质量很低，有时连作饲料都不够格。这几个州在向国家交售数万吨小麦之后，便可得到数十万吨畜牧业所需的精饲料，口粮更是不在话下。为了鼓励种粮，每吨小麦付给24卢布，而在生产高质量小麦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每吨只付7～10卢布。
再来看看波罗的海三国和白俄罗斯。它们都是靠国家供应粮食的粮食消费大户：每年往白俄罗斯运送小麦近200万吨，波罗的海每个国家为70万～100万吨。可是它们也有收购粮食的计划。认为每个地区都应加入增加产量的行列。所有的共和国都将保证全国收购放在第一位，满足本共和国农庄和居民的需求倒在其次。许多共和国、边疆区、州的领导人便形成了相应的心理。他们设法把粮食榨出来，向上汇报，希望表现突出、遥遥领先、得到承认，以至再得一枚勋章。并且当即毫不迟疑地坐下来写申请，要求中央从国家资源中拨给粮食和饲料。
这便是我从斯塔夫罗波尔到莫斯科曾多年参与的粮食收购热潮。而且收购来的粮食也保管得并不好，使用得更糟，特别是用来制造复合饲料的那一部分。工厂、设备、仓库、运输工具、蛋白添加剂均嫌不足。建设这些基础设施需要巨额投资，老是往后推，“等情况好转时再说”。管理机关和党的机关都来抓收购工作：既要多收，又要压价。
收购工作中，国家的需要与官员的野心，现实的政治与最平常的经营不善，意识形态与因多年饥馑和营养不良而造成的几乎像多神教一样将粮食奉若神明的心理，这一切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城乡关系，农民的命运，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保护大自然，这些由来已久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我。对这些问题了解得愈深，就愈为国内的情况忧心忡忡，愈对现行经济政策产生怀疑。
以统一的国家所有制为依托的统一计划体制，仿佛为在其相互联系中对实际过程进行核算、为合理解决国民经济的关键问题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理论上说来是如此，但在实际中这个学说压制了主动精神。在一个泱泱大国中，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造就了极其复杂的、多层次的官员等级制度，其中每个官员（按照一切官僚体制的运行规律）都力求利用自己的地位捞到好处。
国内生产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中央手里。一切也都在中央进行分配。早在关于“拨给资金”、“提供帮助”的申请和报告像雪片一样朝我飞来之初，我就发现，党和国家各级机关的各级官员都是利用这些问题的解决来加强自己的影响和权力。是否提供饲料、肥料、机器设备、建筑材料，完全取决于掌权者和参与解决问题的人。这里个人利益、关系、人情往往比公正或者从工作出发的考虑更有分量。
为贪污腐败提供了极其肥沃的土壤。贪污的办法可说是五花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