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9-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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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诺维科夫的问题与下述事件有关：在伏尔加顿斯克市刚刚完工不久的核电站机器制造厂突然发生了厂房建筑沉陷事故，说明事先的设计计算和施工过程都极其不负责任，令人难以容忍。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此事时，一开始的发言还是老调重弹：应当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进行分析，然后再提出意见并研究解决。
安德罗波夫毫不客气地打断了讨论，宣称这全是司空见惯的废话，老一套令人难以卒听的不负责任的闲聊，并提出立即将诺维科夫免职。虽然实际上后来这个决定稍有更改——由诺维科夫提出申请退休了事，但一向待人温文尔雅的安德罗波夫的这次“爆发”却让大家永记难忘。
1982年12月解除晓洛科夫内务部长职务曾引起了更加广泛的反响，甚至可说是具有震荡性效果。安德罗波夫以前不止一次说过，内务部系统已经被金钱收买，有迹象表明它与黑手党组织沆瀣一气；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部自然不可能抗御日益增长的犯罪现象。但是当时晓洛科夫受到勃列日涅夫本人千方百计的庇护，安德罗波夫要想触动他尚无可能。
克格勃新任主席费多尔丘克的所作所为也引起安德罗波夫的不满。当我问起他的这位接任者干得怎么样时，他不太情愿地回答道：
“你知道，只有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才和他说话。可是这种情况极少。据说他对我在中央委员会里进行的一些改组抱怀疑态度。总之，他在显示他的独立精神，虽然也有人向我传话说乌克兰的领导职务对他很有吸引力。但是我还摸不透他的心思。”
这倒可以理解，因为克格勃主席可以直接找总书记寻求对策，而且对费多尔丘克的遴选也是勃列日涅夫亲自作出的。于是，安德罗波夫来了个一箭双雕：撤掉了晓洛科夫，打发他退休；而对费多尔丘克，为了不与乌克兰和谢尔比茨基发生利害冲突，便将他任命为新的内务部长。克格勃主席一职，则安排安德罗波夫原先的第一副手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担任，此人一年后又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可以发现，最高层同样也开始发生变动。
1982年11月22日，久拖不决的解除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基里连科职务的漫长历程终于宣告结束。他的健康状况，直截了当点说就是老态龙钟，已经到了无法掩饰的地步。由于脑部的深度病变，他整个体质崩溃的过程急剧加快了。1981年3月召开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受委托宣布拟任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尽管原稿是专门为他以最大号的字体打印的，他竟然还是将许多候选人的姓名张冠李戴。全场对此的反应，说轻点是莫名其妙。这类情景总是令人难以忘记的，比任何政治鉴定给人留下的印象都要深刻得多。
然而即便发生了这种情况，勃列日涅夫仍然念念不忘旧谊，又将基里连科安排进了新的政治局。可基里连科的病况却日益加重。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已变得语无伦次，睁眼不识老熟人了。勃列日涅夫终于责成安德罗波夫与基里连科谈话，让他提出退休养老的申请。
这次谈话的情形，后来安德罗波夫曾对我讲过。他来到基里连科的办公室，一方面尽量不要得罪对方，同时却又相当坚定地开言道：
“安德烈，你很明白，咱们全都是老同志了。我代表过去和现在都一贯尊敬你的大伙儿说几句话。我们有个共同的看法，就是你的身体情况已经明显地影响到了工作。你病得很重，需要好好治疗，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基里连科大为激动，抽泣不已。同他谈话已经十分困难，但安德罗波夫依然说了下去：
“安德烈，你要理解，现在必须按照原则做出决定了。你就休息去吧，一个月也好，两个月也行，需要多久就多久。你享受的待遇一律不变——汽车、别墅、医疗照顾，统统保留。咱俩的谈话是同志式的，但终归要由你采取主动。你还记得吧，柯西金的身体要好得多，他都写了……”
“那好吧，尤里①，”基里连科终于开了口，“既然是这样，既然必要的话……但是你得帮我写申请，我自己可没法写。”
安德罗法夫草草写了个简短的申请。基里年科费了老大的劲亲手重抄了一遍。大功告成。11 月22日，已经是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了，这个问题终于在中央全会上定了下来。
同一次全会上，盖达尔·阿利耶夫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事后我问安德罗波夫，为什么他这次不再自己另挑候选人，他支支吾吾不太情愿地回答说，这个问题是勃列日涅夫先前决定的，他不想另作主张。
阿利耶夫无疑是一位大政治家。他聪明、能干、工于心计。起初我观察了他在阿塞拜疆的活动后，毫不怀疑他是营私舞弊和地下经济的坚定反对者。他干劲十足地着手解决该共和国发展中的诸多问题，特别是牵涉到农业方面的问题，实施了一系列计划，这些都对他特别有利。
然而当我对阿塞拜疆的情况做了一番更加深入的思考之后，才逐渐明白那里所产生的变化从根源上说还有相当复杂的原因。有时候你会听到所谓评价政治活动时内在动机并无意义、重要的似乎只能是客观效果之类的说法。这纯属无稽之谈。我的全部经验表明：动机，尤其是不太纯正的动机，必然影响到效果。“像癌症扩散般”渗透到该共和国一切管理机构的原有领导人帮派，已经被阿利耶夫以结党营私和工作混乱的罪名加以清洗。而另一个号称“纳希切万集团”的帮派落地生根。依然是亲缘关系盛行，几乎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阿利耶夫就这样按氏族原则营造了强大的后盾，他不是在管理，也不是在领导，而是在运用高压手段的威力统治这个共和国。各式各样的协商、会议、公报、会见记者和民众以及其他种种民主象征，只不过是装饰品，丝毫也改变不了其专权的实质和手段。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4）
如今这个人也被吸纳进了政治局。事情根本不在于勃列日涅夫已经做出了许诺。阿利耶夫曾长期在克格勃工作，安德罗波夫之于他不仅是当年的“长官”，而且也是不容置辩的权威。因此，阿利耶夫出现在政治局成员之中，便加强了安德罗波夫的地位。如此而已。
同样，安德罗波夫十分了解罗曼诺夫的个人品质，知道这是个目光短浅、阴险狡诈、带有领袖至上主义习气的人，也目睹了其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极少发表具体切实的看法和建议的情形。然而1983年6月偏偏将他调到莫斯科，并向全会推荐选举此人为中央委员会书记。
原因在于此前的国家防务，无论政府抑或党的有关方针的制度，都是由乌斯季诺夫一手包办。安德罗波夫认为，如此重要领域的权力如此集中是危险的，为了有利于大局和乌某本人，都有必要加以削弱。但问题的解决必须让乌斯季诺夫本人能够理解和接受。
安德罗波夫曾对我说：“我并不想惹乌斯季诺夫生气，因为他不仅是我的后盾，同时也是我的同志。”
选举主管国防工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必须在现有的领导成员中进行。因此安德罗波夫断定乌斯季诺夫根本找不到反对罗曼诺夫的意见。事情的结局也果真如此。
政治局里还发生了其他一些变动。1983年，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从克拉斯诺达尔调来莫斯科，接替了索洛缅采夫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在6月份的中央全会上他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2月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索洛缅采夫在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之后，也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擢升为政治局委员。
对最高权力圈的这一整套改组活动，原来的领导层的看法各不相同。一些人感到欣喜，将这类任命和调动视为国内行将发生的变革的保证。另一些人首先担心的是自身的前程，显得神情沮丧、心绪不宁。
契尔年科的心情不佳是一目了然的，他对此并不加以掩饰。表面上他还拥有“第二书记”的高位，但许多最重要的问题的决策显然没有让他参与。吉洪诺夫、谢尔比茨基、多尔吉赫等人也都显得焦躁不安。
多尔吉赫是我国“厂长军团”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一位严肃认真、能力出众、学识渊博的专家。他工作极为勤奋，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以后，从1972年起一直分管重工业，常爱向人表白他的部门最为重要。他说：当然，你们也在那儿干这干那，可离开重工业就什么也不会有呀。
他常同所有分管其他部门的人争辩，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而这一点反倒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但往往也发生“过头”的情形。无论你给他送去什么文件，他都会立即加以涂改和重写。过后你一瞧，实质上还是原来那些东西，可已经成了“在弗拉季米尔·伊万诺维奇·多尔吉赫的直接参与之下”的产物了。
显然，他那虚荣心的发条上得相当紧。任何事情他都准备去干，只要这件事可以带来政治上的认可和升迁。1982年5月他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便对这个头衔怀着极大的自豪感，即便在日常交际中也念念不忘自己的级别。
开始谈论成立中央委员会经济部时，多尔吉赫毫不怀疑他会担任该部的领导。还能有谁呀！ 他迸发出了冲天的干劲，每一次中央全会之前，他不是写出一篇发言稿，就是打个洋洋洒洒的报告。然而，突然间子弹瞎了火，人家任命的是雷日科夫。多尔吉赫将此事视作对他个人的当头一棒，更何况先前他同雷日科夫相当亲密地共过事呢。
安德罗波夫同谢尔比茨基的关系很难处理，此人在乌克兰尤其是在党的圈子里享有巨大的威望。在道德方面谢尔比茨基是个正派人。就思维方式而言他属于专家治国论者，自然便在该共和国执行一条自认为正确的路线：特别注重经济，尤其是采煤业和冶金业，同时也不忘农村。而最重要的是，他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在乌克兰树立起了高标准严要求的精神。
谢尔比茨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能容忍民族主义。他像其他各共和国的领袖们一样，常会对中央不肯放权啧有烦言，牢骚满腹：“甚至给日夫科夫①发个电报，也必须获得远在莫斯科的政治局批准。”但他当年一开始便采取的是谴责“谢列斯特的民族主义动摇和献媚”的立场，从来不曾退让。他的民族主义观如果不致陷入极端，自然应当受到欢迎。只须回忆一番他与作家奥列西·冈恰尔就其长篇小说《大教堂》展开过辩论，就可以说明问题。这场辩论只不过煽动了狂热的情绪，破坏了与乌克兰知识分子的正常联系而已。
同谢尔比茨基一起解决干部问题也十分困难。前面我已经说过，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人物。似乎这就压住了他身边其他的人。正因为如此，乌克兰一直没有几个引人注目的政治领袖脱颖而出。即使从外观上看去，他也是那种很难将其自原地挪动一步的大块头。不过倒正好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尊敬态度。
我曾经提到过勃列日涅夫的一句话：他把谢尔比茨基看成了自己的接班人。显然，正是这句话害得谢尔比茨基“心神不宁”。他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前夕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力求在高层的一切活动中不断露面，定期与曾经担任乌克兰克格勃主任的费多尔丘克通话和会晤。
安德罗波夫当选为总书记之后，他们的关系从外表上看完全正常。但两人之间似乎展开了某种竞赛，彼此都有意见，却心照不宣，谁也不想主动去找对方。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在安德罗波夫担任总书记的整个期间，谢尔比茨基竟然从来没有跨进过他办公室的门槛，一次也没有。但我亲眼得见，即使为数有限的电话联系，对他们任何一方都成了一种巨大的折磨。
至于吉洪诺夫，则不知为什么他毫无根据地断定，安德罗波夫之所以当选，在众人之中首先应当归功于他，指望得到各方面的全力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行为举止，甚至可以说，也多少有几分放肆，甚至可以说是厚颜无耻。
“这样吧，”那时候他曾对安德罗波夫说过，“你熟悉行政机关、意识形态、对外政策。经济嘛，我就替你包啦。”
可是当安德罗波夫指派我、雷日科夫和多尔吉赫列出有关改进经济管理、计划编制和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急需解决的问题的项目清单之时，吉洪诺夫着着实实感到了不安。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5）
我们这“三套马车”出动，与部长会议各位副主席和国家计委的专家们直接接触，立即造成了使某些人神经过敏的局面。为了缓和这种局势，安德罗波夫声明他是信任和支持吉洪诺夫的。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对我说：
“米哈伊尔，我求求你，做什么事都不要搞坏我和吉洪诺夫的关系。你知道吗，目前这对我非常重要。”
我明白了，安德罗波夫担心的是吉洪诺夫千万可别同契尔年科抱成一团。
安德罗波夫必须控制住局势，而此刻对他最关紧要的则是各种势力的对比和分配。他将阿利耶夫、沃罗特尼科夫、切布里科夫、雷日科夫、利加乔夫等人拉入领导层，切切实实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同时他也竭力避免与契尔年科、吉洪诺夫、格里申、谢尔比茨基等人这一面的关系尖锐化，避免引起他们的不满，设法让领导层中的全体成员对现行政治方针都有一种切身相关、共同参与的感觉。
“你活到我这把年纪，就会明白的”
安德罗波夫出任总书记的最初数月，我们俩的关系更加亲密了。我能体会到他对我的信任和支持。1982年底我同他的一次交谈中，他意味深长地说道：
“知道吗，米哈伊尔，你不要把自己的职责范围局限在农业方面。要多多考虑全盘工作。” 说完略作沉默后又补充道：“总之，你要像万一有一天需要你挑起全副担子那样去干。我这话是认真的。”
安德罗波夫当选后我们必须立即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带有异常紧迫的性质。事情是这样的：早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政治局考虑到国家预算的开支状况，曾通过一个关于提高面包和棉织品价格的决定。这个决定连同所附函件一起已经发到各地，存放在保险柜和州委、边疆区党委、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密封的公文袋里，必须等到1982年12月1日前夕方可启封。
安德烈波夫要求我和雷日科夫再次斟酌整个情况并将结论报告他。我们试图了解此事的实质，便请求让我们可以摸清预算的情况。但安德罗波夫只是笑了笑说：
“瞧你们打的什么主意。预算我可不让你们插手。”
预算的许多“秘密”被保守得如此严格，其中一部分直到我离开总统岗位前夕才得知就里，这是后话了。我知道的最重要的一个“秘密”就是：我国的预算有“窟窿”。它经常靠储蓄银行也就是靠民众的存款和增发国债来补贴。而官方的报道却总是说，收入超过支出，一切都处于最佳平衡状态。
我和雷日科夫的结论是：单单采取提高面包和棉布价格的方法不会有多大效果。这话一开始安德罗波夫根本听不进去。显然他认为，采取这类步骤足以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