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9-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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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有这种人的位置。必须取消干部政策中由上级任命这种做法。如果不走党和社会民主化的道路，我们就无法扭转局势、完成改革的任务。”
就这样，一步步对报告中提出的思路进行着审查鉴定。每一次会晤都为深入思考和确定任务提供了精神食粮，同时也让人切身体会到什么叫做“物质阻力”。（记得在政治局委员的圈子里雷日科夫曾经说过，60名部长中没有一个人要求退休，尽管许多人的期限早就到了。）
在我日常工作的扎维多沃，有时候起草小组内部关于报告的结构和所列问题的辩论十分激烈，我几乎同自己最亲密的所有助手争吵起来。甚至连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到来也没有能压住火气。起草工作被迫中断，直到第二天才重新开始。但是这一不愉快事件到头来却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火气平息之后，我们对争论的问题迅速取得了一致意见。整体说来这个文件颇具独创精神，在反思过去和选择前进道路方面迈出了重大的一步。虽然我曾经就报告的许多原则性论点同政治局委员们交换过意见，提交讨论批准时（1987年1月19日）仍然未免忐忑不安。
领导成员们相当全面地反映出了党内和社会上丰富多彩的变化万千的情绪。我从事前的交谈中了解到，我完全可望得到雷日科夫的衷心赞同和谢瓦尔德纳泽强有力的甚至激昂慷慨的支持。同沃罗特尼科夫单独谈话时我有所警觉。其余的人会怎么样呢？他们会赞同民主化的基本思路吗？因为就其实质而言，这意味着由上级任命的方式宣告结束。职务的任命应当通过选举，而且是真正的选举。干部的选拔过程中注入了新的因素——百姓、共产党员的意见和愿望。
正如常言所说的，“喜出望外”。报告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尖锐的问题提法有助于创造一种这个阶层的人所不习惯的坦率气氛。很可能，多年沉睡在有些人心灵深处某个角落的感觉被唤醒了。葛罗米柯定了调：“稿子非常深刻……是有一个一向不曾暴露的全体干部的问题，也有一些人并不称职。问题明摆着：社会主义国家是生存呢还是灭亡。”
雷日科夫指出：“批评很严厉，但并非毫无出路。”他明确表示支持关于民主化的那一部分，并将这个主题与经济联系了起来，还建议增加担任包括部长在内的政府职务的最高年限、秘密差额选举党委书记等规定。
利加乔夫发现，由组织部起草、得到他肯定的那些墨守成规的材料，在报告中实际上只字未剩。但他还是给予报告稿以最高的评价。他赞同必须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使人煞费苦心的是，究竟应当采取些什么措施，才能避免遭受常常带来难以估量损失的周期性危机。我坚信：首要的工作就是民主化。”
谢瓦尔德纳泽也接上了这个话题。他对阿富汗战争做了一番回顾之后说，以往常常“破坏集体领导制度，在小圈子里做出决定，甚至绕开政治局，更不消说苏共中央和最高国家机关了。”现在“足以保证不再重蹈覆辙的一整套措施的体制正在形成。这是一场精神上的革命。”
因为叶利钦没有表明想要发言，我便对他说道：“不想讲两句吗？”他一开头表示“赞成报告中所提出的大多数问题”，同意对历史进行慷慨激昂的批判，但认为必须对改革时期作个总体评价。还说，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先前的成员对国家的发展停滞和受挫也有责任，应当在这个问题上对他们逐一地做出个人评价。
我对长达数小时的讨论进行总结，指出全会的首要任务就是揭示使我们陷入当前处境的深层原因，支持困难重重地在全国开展的改革进程。我表示反对在对过去做出评价时将事情搞成对过去历届领导层个人和中央委员评头品足。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得出政治上的结论并吸取教训以为鉴戒。改革进展缓慢，报告中已阐明，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干部政策、管理机构的工作密不可分。必须执行一条让新生力量得以涌现的方针，但不得在强调严格要求的幌子下对干部进行迫害，“拦腰”断送人们的前程。改革是以在社会上和党内确立各种民主原则的名义发动的，这些目标不能靠远远背离民主的方法去实现。我允诺尽量将最重要的修改意见纳入报告的整体之中。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总书记（14）
我做出这样的结论之后，叶利钦颇为尴尬和沮丧：当时首都人对他的粗鲁、主观、待人态度生硬早已是怨声载道。我也知道，在莫斯科工作颇非易事，叶利钦也许比别人更敏锐地感觉到党内和管理部门的官僚对于改革政策的抵制。但我同时认为不能容许在干部工作中采取那样一种态度。叶利钦再次发言：“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教训。我想，吸取教训还为时不晚。”
全会即将闭幕时，利加乔夫插了句话，算是尾声：
“最困难的是习惯于一件事情，那就是：人家也可能收拾你一顿……”
政治局意见一致至关紧要：有这样的报告就不致愧对人民了。
1987年一月全会
利加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那番话说的对： “二十七大回答了发生了什么事情的问题，而一月全会则要回答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对我国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全面分析已经开始，宣布了民主化的方针。
全会上出席的77人中有34人发言。没有一个人回避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大家全都可说是举双手赞成民主化。
尽管这次全会以其讨论时无拘无束的气氛与以往历届迥然有别，却在一个主要的问题上仍然停留在旧有的立场：谁也不曾试图质疑党对干部任命的垄断是否合法。如何将自由选举与上级委派的机制相结合，这个话题发言者宁肯避而不谈。
1987年一月全会还有一点令人难忘：会上有关公开性问题的矛盾首次暴露出来。对这个话题的争论实际上从辩论一开始就引发了，当时波洛兹科夫对报告讲了几句“必须讲”的话后，接着说道：
“如今的青年都迷恋一些什么样的读物呢？百姓们都津津有味地看些什么样的作品呢？《火灾》①呀，《断头台》②呀，《悲情侦探》③呀，诸如此类。剧院里也是这一套，报刊上同样如此，大揭我们的疮疤。在这种情况下怎能不使人心灵空虚！……反映现实时大加否定的方法几乎已经成了一边倒的做法，可是必须树立理想嘛！难道现在我们不应该对这个问题彻底辨明是非吗？”
两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纺织女工瓦莲京娜·戈卢别娃所说的一番话，我听后更加感到出乎意料：“我认为，为了挑刺儿大搞赤裸裸的批评和检查，这时间也拖得太长啦。我们应该坚决而明确地把有益的积极的批评和空洞的有时候简直就是不怀好意的吹毛求疵区分开来……现在讲起缺点来津津有味，却很少说明正面的经验。什么事情都应当适度。现在有走另外一个极端的危险。”
这是令人不安的征兆，表明党的高层不肯不声不响地容忍失去按自己的标准、为了一己私利去培育社会精神生活的机会。本该料到，公开性正在成为争取自由的斗争的第一个战场。于是全会上就有人“接受挑战”。
我认为，著名演员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的发言比任何人都更有力度：
“现在一些极其重要的东西正在融入我们社会普通人的生活，这就是公开性、民主作风、自己管理自己。我想只要我们不准备将它们去掉棱角磨得浑圆、像头发一样上油梳光、像熨衣服一样搞得平平展展，从而适应自己的老习惯，那么，这三条巨鲸便能够逐步妥贴地解决我国人民和党目前的许多重大难题。未经梳理和熨烫的公开性，从上到下的民主作风，由人民参与的自己管理自己。把人当作螺丝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实在是天大的好事。人民的时代已经到来，他们可以亲自管理自己的国家了。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报告具有惊人的勇气。它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存在大量的问题，改革的进展缓慢艰难，完全不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这就是党的真实情况。难道不写这些东西？还是只写我们一切都好？莫非怕惹得什么人不高兴？那都是老皇历了。我觉得，有些看似平常的暗示，什么办报的人是不是太夸大其词了呀，什么是不是需要稍稍压制他们一下呀，都十分危险……”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总书记（15）
全会肯定了报告，同意我们对国家七八十年代之交遭遇危机的原因的看法，支持民主化的设想，表示赞成关于召开全苏党代表会议的建议。
同时也看清楚了，许多中央委员并没有对报告中提出的大转变做好准备。不过当时又能对党委机关的干部和大量由上级委任的官员们抱什么奢望呢？
大概历史学家会把1986～1987年看成改革的第一次严重危机。那也是正确的。我们当时就感觉到了“地下的震动”，不过全社会却仍然一直期望着美好、迅速的变化，并未预感到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破坏性剧变，并未预感到顽固分子的抵抗和激进分子的进攻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困难和痛苦。
生活的环境改变了，仿佛令人窒息的房间敞开了窗户，清新的风阵阵吹来。对啦，这种心情甚至在歌曲中也有所反映。我注意到，有两首歌都叫《清新的风》。一首是奥列格·加兹马诺夫的，流传甚广，尤其是在青年当中。后来这首歌成了描写苏联首位总统的纪录片的片首曲。
吹呀，吹呀，清新的风已将原野吹遍，
原野上清新的风啊，我早就把你期盼！
第二首歌的作者是П阿耶多尼茨基和А科瓦廖夫。许多人都知道诗人科瓦廖夫和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外交家科瓦廖夫，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其实是同一个人。这首歌的歌词还有点来历。1976年科瓦廖夫当选为代表斯塔夫罗波尔党组织出席党的二十五大的代表，结识了我的几位同乡，这些人的热情直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特别难以忘怀的是，当时朋友们的聚会总是以“万事如意！”干杯的祝酒词作为结束。因而多年之后他就将这句话用来表达对改革、革新的感受：
清新的风儿呀一旦吹起，
那是在祝福你万事如意！
伊塞克湖论坛
1986年10月发生了一件事，它注定在改革时期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这就是伊塞克湖会晤，杰出的文化活动家们聚集一堂：阿瑟·米勒、亚历山大·金、欧文·托夫勒、彼得·乌斯季诺夫、奥默·利瓦涅利、费德雷科·马约尔、阿费沃尔卡·泰克勒。会晤的发起人兼策划者是我国的艾特马托夫。话题涉及核威胁、生态灾难，也涉及了道德沦丧，尤其是在政界。
我国论坛参与者的会见于10月20日举行，正好是雷克雅未克①会谈的一星期之后。我们双方都有相见恨晚之感，在毫无拘束的气氛中围桌倾谈了数小时。我着重向在座的人提到了列宁关于“社会发展的利益优先于各阶级的利益”的思想。在核导弹时代，其重要意义体现得尤为突出。我们矢志忠于这一原则，并希望它能得到全世界普遍的理解和公认。
对列宁的思想进行阐释并根据当今的现实予以丰富的此次谈话在《共产党人》杂志公开发表后，在国内外都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它那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题尤其受到关注。我无异于在正统思想拥护者的阵营中引爆了一枚炸弹！展开了多么热火朝天的辩论，在随后的那些集会上，首先是我们党的积极分子又提出了多少莫名其妙的问题啊！
“我们并不否认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利加乔夫对我说，“但也不应当一笔勾销阶级的利益！”
“说得对，但是我说的可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优先。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阶级的、集团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的利益。不过事情很清楚，如果不能通过共同努力防止核战争，这种利益就会失去任何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连阶级本身也没有了，还有什么利益可言！一切都将归于灰飞烟灭……”
我们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对变化了的世界和崭新的现实做出了评价。当时我痛感到，要穿越僵死教条的樊篱该有多么艰难！看来很明显：核威胁，生态危机，世界割据——事情仍将极不明智地沿着这样的轨道继续发展。这时候，偏偏还有人猜疑：“有点像反马克思主义的异端邪说”，“戈尔巴乔夫背叛了自己，他在耍什么新花招”。
第三部分：决定性的一步多一点光亮 公开性（1）
复杂的遗产
“多一点光亮”，布尔什维克党处于地下状态的时候，列宁常常这样说。我早在大学时代就读到了这句话，它已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政治活动经验愈来愈使我确信，列宁的这个口号被忘得无影无踪绝非偶然。原来，它非常不合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口味，不合所有那些与权力有瓜葛的人的口味。相反，“少一点光亮”这才是他们的原则和内心的愿望。如果某位高官显宦也曾喜欢过公开性的话，那只能是因为当时他需要揭发论敌或者诋毁其竞争对手的声誉。也就是说，是出于一心追求名利的目的，而绝非将其视为社会生活和管理机构正常运转中不容剥夺的要素。
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公开性”被当作党的武器。人们利用它来辱骂“反革命”，诅咒帝国主义，批判新的“无产阶级浪潮”中的官僚主义分子。仅此而已。因为并非别人，恰恰是列宁自己下令对新闻报道实行严厉的国家监督。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布尔什维克害怕同自己的思想论敌公开交锋？
这个问题一直激发着我的好奇心。何况早年在党内并未对公开性加以限制。至今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七大至十大的速记记录时，曾经大为赞叹。尽管当时面对国内战争、外国干涉，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陷入绝境，执政党却并不害怕辩论，并不认为可以限制发表意见、言论、批评的自由。我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印象：列宁有意地鼓励“敞开”党内的意见分歧，至少在初期确是如此。不信可以回忆回忆，当时因布列斯特和约①问题而反对列宁本人的论战是何等不留情面，围绕新经济政策②的争论又是何等尖锐和紧张。“工人反对派”也曾毫不留情地指责党的领袖背离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利益。
列宁在位时，世所公认的领袖人物中谁也不曾被撤销领导职务，这个事实难道不值得注意吗？相反，当时倒遵守一条独特的原则：领导成员中必须有各种不同立场的活动家。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针对布哈林不时产生的“头脑发热”，列宁曾写信给他说：认为中央委员会里所有的人都应当想法一致，这就意味着将党引向分裂和灭亡。再看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反对派，其中的两人“务必吸收进政治局”；而工人反对派，其中的两人“则务必吸收进中央委员会”。
这种气氛一直保持到20年代中期。正进行着激烈的大辩论，但刚刚将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流放外地，就结束了！由于惯性的作用，党内的“审查”一直持续至1929年，随着布哈林反对派的被粉碎，极权主义的铁罩便彻底地扣到了党的头上。
如此看来，一方面，列宁曾经是党内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