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9-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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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出发点是：通过认识自己的历史来明辨是非的过程是必要的，人们应当了解有关过去的全部真相。必须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富，如实地恢复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本来面目。我们都获得了什么，是以怎样的代价获得的，造成了什么损失，推销共产主义模式对几代苏联人演变成了什么。在这些问题上，谁也不应当全部抹杀所有的正面东西和70年间国家所取得的成就，贬低人民的自我牺牲精神，人民曾经热切希望建设公正的新生活，不仅成功地提高了祖国的地位，而且对世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与斯大林制度及其反复有关的一切，必须进行分析，极权政治的悲惨教训应当永远记取。但也应当保持对我们父辈和祖辈的记忆的尊重，对他们所经受的种种考验做出应有的评价。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继续坚信革命的理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把苏联历史当成自己亲身经历的年长的几辈人会对不加区别地否定过去倍感委屈、觉得自己遭到变化中的社会的排挤，于是开始发怒和抗议。
还有一个特别微妙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极其认真负责的分析。这就是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史。在这个问题上尤其需要“清理”、揭露过去被精心掩饰了的各种悲剧性的事件。但是，当然应该将它们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不能忘记为了各民族的发展、它们在多民族国家里的和睦相处和友谊所作出的那些极其巨大的努力。
可惜在这些问题上成见和偏执同样占了上风，那些对联盟思想本身展开攻击的民族主义者，就靠着成见和偏执，实现了政治上的飞黄腾达，迫不及待地一头扑向权力的宝座。
公开性与知识界
在党对意识形态实行垄断的情况下，形成了许多宗派和集团，它们掌管着各类创作协会，发挥着当局与知识界之间联系人的功能。科学领域，文艺领域，广义上的创造性领域，被牢牢地纳入分配角色、势力和瓜分国家大蛋糕的总体系之中。历届人民领袖深深懂得，普天之下，尤其是在俄罗斯，“智慧的主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起作用是何等巨大。斯大林在不断惩罚持有异见的哲学家、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的同时，却千方百计地尽力对这个阶层中那些出于信念或者为了生存同当局进行合作的人施以恩典。这种情况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更为显著。庞大的党的机关专司针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在我国，除了相关的部委要管文化之外，几乎所有的部门也都在管，管得最多的当然要数克格勃了。
我来到莫斯科之后，曾注意观察党中央文化部部长瓦西里·菲利莫诺维奇·沙乌罗的工作情况。尽管面对着创作人员队伍中日益增大的追求自由的倾向、种种随心所欲和勾心斗角的行为以及持不同政见者的涌现，为了让上级领导对交给他照管的这块“党的工作园地”还看得顺眼，他施展出了奇迹般的随机应变的浑身解数。“秩序”的维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靠的是文艺活动的各个部门都有那么一个与众不同的“官阶表”。也有各自的奖惩制度，各自的“元帅”和“将军”。这些人都是中央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劳动英雄，可以周游世界，享受与党内机关上层领导同样的种种特权。他们的书籍一版再版，印数甚大，他们的画作定期公开展出，他们的乐曲按“经典作品”的规格进行演奏。
早在改革开始之初便可以明显地看出，已被当局的娇宠和温存惯坏了的大多数名流们所关心的，首先是他们的这些特权。不过如果粗粗地划分，这里可以有三个阶层。第一个阶层是屡受嘉奖的驯顺盲从之徒，此辈堪称这个体制的支柱；第二个阶层的人尽量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但又不能完全摆脱从“主子餐桌”上得点儿什么的诱惑，诸如奖金、出国旅行、住宅等。最后还有一个阶层，这是一些具有坚定信念的人，他们从不隐讳自己对社会现状持有否定看法。意识形态官员和有关协会的领导人对这类人最感棘手。他们受到种种限制、恫吓、“警告”。其中有的降服了，大部分人则离群索居，创作无法发表的作品。这个类型中的人也有着各不相同的信念和观点：从“地道的西方派”到乡土与帝制派，从人道主义与国际主义派到狂热的民族主义派，一应俱全。
第三部分：决定性的一步多一点光亮 公开性（7）
改革伊始，所有的文化部门都已问题成堆，这些问题不仅可以而且需要在全社会范围以及知识分子阶层内部，首先是各创作协会里解决。此事不应当局限于莫斯科一地，尽管首都集中了文化界所有的领导中心及其四分之三以上的巨擘。各共和国的情况也与此类似，而且显示出强烈的民族特点。这在格鲁吉亚最为突出，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也有所表现。
1988年1月，当时我在基辅，包括奥列西·冈恰尔在内的一批作家向我提出，要求举行一次会晤。我建议在谢尔比茨基那里聚会。谈话开始时颇为生硬，文学家们指责乌克兰领导人不愿同知识界接触。“我们这是头一回走进这个办公室，”我的交谈对象们说，“而且并不是应弗拉季米尔·瓦西里耶维奇①之邀而来。”他们对压制批评、管得太细的作法大发牢骚。对不够重视民族宝藏的问题也流露出不满：乌克兰语学校太少，出版书籍的纸张缺乏等等。大家都谈得推心置腹，但我察觉到谢尔比茨基对文化活动家缺乏好感，对他们所关心的事情不太重视。
乌克兰并非例外情况。精神界在哪里都是交由意识形态部门的机关工作人员专管，给这些人提出的首要任务是：将知识分子团结到“党的周围”，而对有异己思想的人则“抓住不放”。
不过祸根并不在于主事官员们的愚昧无知，而在于体制本身。改革在这个体制上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缺口。人们的舌头解除了束缚，思维开始获得解放，恐惧消失，已经敢讲心里话了，也敢于染指创作界最高长官们的宝座和特权了。这帮人顿时怒发冲冠，跑去找当权者苦苦哀求：快保护保护我们吧，我们可是一直替你们忠心耿耿地卖力的呀！然而他们很快就明白，时代已经不同了，单靠上司的恩赐与青睐已经不行了，连那些人自己也已不复无所不能，说不定今天或者明天就会轰然垮台。惟有同病相怜的人抱成一团，互相施以援手了。
分化越来越深入，不同派别的作家之间的论战越来越激烈，他们越来越紧密地按照共同的观点组合队伍。一方是《我们的同时代人》、《青年近卫军》、《莫斯科》，另一方则是《旗帜》、《十月》、《新世界》。自然也有一些折衷派报刊，但它们不足以决定基本的趋势。两极分化也蔓延到了群众性报刊，出现在各种创作组织的代表大会和全体会议上，将整个社会都卷入了斗争。有人已经在号召按这样的规则行事：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舌战中对遣词用句已经不管不顾，问题的提法变成了这样：你对与不对无关紧要，首要的事情是分清谁“是我们的人”，谁“不是我们的人”。
我们力求给人们以自由——言论、思想、创作的自由，而他们如何应用这种自由，只能取决于他们自己。如今不得不痛心地承认，知识界相当一部分人当时对这种自由的运用远未给社会甚至他们本身带来好处。
当时的基本方向还是正确的。对歪曲历史和美化现实的行为进行了斗争，偶像被打翻在地，不公正地遭受过迫害和侮辱的人们扬眉吐气。在年轻人的压力之下，各种创作协会中的守旧分子的堡垒轰然坍塌。电影工作者成了这场不流血政变的先锋，他们在自己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改选掉了协会原来的全部领导人，交由Э。克利莫夫掌管。作家、画家、建筑学家们也迅即效法这一榜样。作曲家协会的“老家伙”最终坚持的时间比其他所有的人都长——吉洪·赫连尼科夫的威望太高了，他已干练地管理这个苏联音乐家组织长达数十年之久。但即便是他最终也不得不给“新人们”让路。
当时发生了多少万众欢腾的事情，人们用热情洋溢的话语畅谈腐朽官僚和庸碌之辈耀武扬威的局面终于宣告结束，自由创造前所未有的良机已展现在眼前。确实如此，最初涌现了一批很有意义的戏剧、电影和小说，大多是纪实性的。但是为时不久，改革派中的过激分子便开始为自己复仇了。他们企图一笔勾销苏维埃时期艺术遗产的种种尝试无果而终。过激派生拉硬拽地赶走原先的权威，一屁股坐上了书记们的安乐椅，却并没有能够创造出什么像样的作品，更不消说正常的创作气氛了。
1987年2月，政治局会议上谈到了创作协会的问题。我说，如果知识界在此时此刻陷入勾心斗角、冤冤相报的泥坑，那是最糟糕不过的事了。有时候在报上看到一些会议上所发生的情况，简直令人感到脸红。与此同时，许多艺术家也想协助推进改革，在这方面任何东西也无法取代文学、电影、戏剧。前一天我在同时代人剧院看了米·沙特罗夫的剧本《布尔什维克》的演出。全场真正是群情振奋，人们将每一段对白与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两相对比。因而我重又想到，不应当对艺术家发号施令、指手画脚，需要的是尽可能帮助他们理解改革的意图，找到自身在改革中的位置。
实质上，我们在文化方面的新政策也仅限于此了。一方面摒弃了“推土机方式”①（这个隐语无论对水彩写生还是其他艺术都完全适用），支持了文化界那些真正齐心协力反对粗制滥造、庸俗下流、腐化堕落风气的活动家。我们一再建议在文化界扩大公开性，使一件又一件的瑰宝还之于民。世界上以往数十年间出版的许多重要作品，一度不准与苏联读者见面，或者苏联人闻所未闻，如今纷纷翻译出版。
博物馆的馆藏对外开放了，菲洛诺夫、孔恰洛夫斯基、沙加尔以及其他许多对20世纪整个画坛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画家的艺术珍品，已经成为广大公众的财富。
第三部分：决定性的一步多一点光亮 公开性（8）
我当时已用不着去苦苦思索应当为艺术界知识分子分派什么样的角色。一开始我便明白，没有他们定然难以唤起民众投身改革，但让他们自己也加入这一进程同样极其不易。
我尽量不错过每一场重要的戏剧和电影的演出，常常参观展览，同演员、作家、音乐家见面，有时是应他们的请求，有时则是我自己约请他们进行交谈。
1986年初夏与作家的会晤至今历历在目。其时作家代表大会开幕在即，出现了尖锐的争论，涌现出使作家协会面临分裂危险的各个派别。我决定邀请作家来进行开诚布公的交谈。
中央书记处大厅里作家协会的25位头面人物济济一堂。我开诚布公地同他们交换对演出的意见，强调我们对创作界知识分子的支持还很不够，询问他们打算如何搞好文学工作。
交换意见时大家七嘴八舌，尽管在座的是一些相互竞争的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但占据上风的情绪仍然倾向于消除门户之见，更积极地支持改革。或许，列昂尼德·列昂诺夫和谢尔盖·扎雷金等“元老”充满睿智卓识的发言也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问题的长期积累、日见尖锐的利害冲突都对我同知识界会晤的气氛有所影响。我千方百计地力图消除他们的意气用事，平息他们的满腔怒火，但是时间愈久收效愈微。小集团的利益总是占据上风：为这家或那家杂志，为文学基金、书记处职位、协会的理事名额，全都要你争我斗一番。创作和全社会的利益则退居次要地位，不复予以考虑了。当时某些知识分子在国内外的种种丑行，大量不堪入耳的歇斯底里的污言秽语，如今回想起来都感到脸红。
也许，可以对我国知识分子当时遭遇的深刻的精神危机少作一些苛求。因为创作活动的取材数十年间都被限定在一个社会阶层——连同它的种种重大问题、特有的矛盾冲突和一幕幕悲欢离合。这一切全都反映在文艺作品里；结果突然间才弄明白，所有这一切原来“不是那么回事儿”，必须重新审视。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工作全是白费力气，对谁都毫无用场了。
当然，诸如此类极不公允、有失片面的错误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被推翻。真正富有才华的作品难以超越的价值终将被人们发现，至于它们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手法抑或是别的什么手法写成的，这已无关紧要①。但是，难道这种想法就能减轻一个艺术家的痛苦吗？他眼看着自己的作品正在遭受嘲弄和听任其被人遗忘呀。
显然，改革所引发的思想领域的革命首先震撼了知识分子。因此我倾向于不要严厉责备他们，更不必说揭露他们了。他们比其他人对变革的感受更为敏锐。这些人就其自身的职业而言，理应对身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思考和反映，如今却面临危机。这是一种严重的危机，并非人人都能从容对付。因而许多人便开始歇斯底里大发作，满腔仇恨地攻击改革，攻击我本人。一些人是为其习以为常的小天地和舒心适意的秩序遭到破坏而复仇。另一些人则为自由所陶醉，竞先显耀其勇气。
第三部分：决定性的一步经济改革 初步的尝试（1）
改革的前奏
我还将不止一次地回到公开性的话题。它既是目的本身，也是在各个生活领域进行改革的强有力的手段。而在这些领域之中，经济更是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之行（1987年2月）归来，我决定作一次短暂的休假，便于3月9日前往皮聪达。临行前向政治局交待了召开讨论经济改革的中央全会的问题，请雷日科夫、斯柳尼科夫、梅德韦杰夫提出这方面的设想，自己则着手阅览与经济有关的各种材料。
我的思绪不由得又回到了从前，当初奉安德罗波夫之命，我同雷日科夫一起，并吸收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参与，曾试图以评论的态度客观地对国民经济状况作一分析。结构改革的必要性当时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但要开始实施，全国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改变。
如上所述，全国只有两三个人可以接触军工综合体的数据资料。当然，我们都明白不堪重负的军费开支对经济的影响是多么严重。但直到当了总书记之后，我才了解了国家军国主义化的真正规模。最终我们还是克服了来自军工综合体头头们的阻力，公布了这些资料。原来，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16％，而是40％！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个亿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200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
经济仍然沿着粗放的道路运行，明显表现出高消耗的特征。每件产品的劳力、燃料、原料平均消耗量比发达国家高出1～15倍，农业尤甚。我们所生产的煤炭、石油、金属、水泥等材料，除人造与合成者而外，数量比美国多，而最终产品的数量却比人家少一半以上。汽车，尤其是农业技术装备，给消费者发货时并未配套成龙，装配十分马虎，运输途中便散了架，到达目的地后几乎都得重新组装。纪律涣散现象甚至蔓延到运输这样的重要部门。备用道和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