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9-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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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部门。备用道和尽头线上成月地停放着数十辆甩下的列车，上面装载着全国急需的商品，任凭损坏盗窃。
1982～1984年我们所进行的分析工作并不是要查明国民经济中的种种灾难。我们是在力求查明危机现象不断增长的原因，确定改善经济形势的途径。当时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决定了今后数年领导层的实际行动。
或许，只在一点上没有分歧，就是大家都承认对经济的领导已普遍削弱并招致了种种不良后果：生产部门和各级管理部门中普遍纪律涣散、工作不负责任。在这个基础上就产生了安德罗波夫那起初获得了一致支持的整顿秩序政策。但单纯采取纪律措施并未能延缓那些有损总方针威信的极其危险的情况发生。事情已经很清楚，单单依靠纪律解决不了大问题，需要采取更带根本性的方法。
后来意见就有分歧了。与当局没有利害关系的学者认为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实质上错过了科技革命的新阶段，在此期间西方世界已远远走到了前面，无论在经济的结构改革或者工艺更新方面都是如此。持这种观点（彼此略有差别）的有：古·伊·马尔丘克、彼·尼·费多谢耶夫、亚·伊·安奇什金、格·阿·阿尔巴托夫、阿·格·阿甘别吉扬、奥·季·博戈莫洛夫、塔·伊·扎斯拉夫斯卡娅、叶·马·普里马科夫、瓦·安·梅德韦杰夫、斯 ·阿·西塔梁、Р。А。别洛乌索夫、伊·伊·卢基诺夫、弗·亚·吉洪诺夫以及其他一些参加讨论的学者。他们证明说，问题不仅在于屡犯错误、对科技进步的作用估计不足，而且也在于经济机制陈旧过时、管理硬性集中、计划铺得太宽、缺少真正的经济刺激。不过对改善经济机制必要性的认可程度，当时仍未超过“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力”这种套话的程度。
从前，每当对经济中的困难和失误进行批评剖析时，总是责怪学者们。当然这些人也有一定的责任。大部分经济学家的确已不再进行严肃客观的调查研究，却将很多时间用于注解（主要是吹捧）党的决议和领袖的讲话、论证官方的思想教条。对我国最著名的经济学者（НД孔德拉季耶夫、АВ查亚诺夫等）的镇压，对经济数学学派内部产生的先进思想的粗暴攻击，对“商品学派”的周期性清洗，所有这一切也都起了危害极大的作用。但尽管如此，经济科学中的创造性思想并未销声匿迹，批判性的、建设性的材料不断积累。这些材料在后来确定改革的思路时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方向的选择
如上所述，1985年4月，我们采取了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路线。这一目标成了6月份召开的科技进步问题讨论会上的主旋律，党及其新领导班子都围绕着这个主题开展工作。直至苏共二十七大及其以后一段时间都是如此。仅仅从1986年春开始，“加速”这一表述才开始与“改革”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这就授人口实，说什么戈尔巴乔夫起初也是打算用老一套方法提高生产增长速度，并不希望认真进行体制的改革。这类说法的可信程度究竟能有多大？
我决不想美化当时的经济政策，其范围的局限和深度的不足很快就已变得十分明显。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确实也曾希望依靠诸如计划加动员的方法、组织工作、劳动者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之类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去改变停滞状态。
读者可以提出疑问：您刚刚说过，早在1984年就已经认识到了结构改革的必要性，那为什么却将其搁置一旁，仍然去搞老的一套呢？问题在于，前任给新的领导遗留下来的令人极为担心的经济形势要求采取应急的措施。当时我们觉得：暂且先做做整顿工作，用老办法对付一阵子，然后就立即着手进行深入的改革。很可能，这样做是错误的，结果浪费了时间。但当时我们的确是那样考虑的。
第三部分：决定性的一步经济改革 初步的尝试（2）
若能将全社会在期待中积蓄起来的能量导向“井然有序”的轨道，而又不致破坏现有的各种规章制度，这自然是使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感到有利的事情。在领导层中，明确表示这种意图的有利加乔夫、索洛缅采夫，切布里科夫、沃罗特尼科夫也大体上与他们一样。雷日科夫、马斯柳科夫、塔雷津着重强调科技进步，支持他们的则是实业界领导人的庞大队伍：部长们、企业经理们。而领导层中的梅德韦杰夫和雅科夫列夫则主张毫不迟疑地对各种经济关系进行改革。
我很清楚经济改革的重要意义，所以认为首先应当争取使经济现代化，以便为90年代初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创造条件。全苏科技进步讨论会也以此为目标。这里我要说明的是，这些设想在一定程度上与邓小平在中国实行改革的方法颇为近似。
根据那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制定了一个本国机器制造业现代化的规划，规定90年代初要达到世界水平。
我对《科学技术发展目标规划》中的下列项目寄予了特别的希望：信息技术与计算技术，转动与转动传输作业线，机器人技术，生物工程学，基因工程技术等等。顺带说一句，这些规划已规定了投资政策的重大改革、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广泛合作、与西方公司（特别是德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规划被各级领导干部视作盼望了多年的大转折。这种心情在科技进步讨论会与会者的发言中也反映了出来。公开性的时期开始了。人们变得乐观开朗起来，言谈举止也无拘无束了。
教人怎能不想起伊戈尔·谢韦里亚宁①的诗句：
什么？真是如此？纵有万般心思——
自今而后，都可以诉之于言辞？
我们当时都是些空想家吗？就某种程度而言的确是的。但也不能把这些计划称作马尼洛夫习气②。我国所具有的潜力，即便不说可以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至少也足以消除我国大大落后于世界中等水准的局面。
围绕着机械制造业的规划，大家的热情空前高涨，急需筹措资金来加以实现。我建议采取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依靠削减那些使用机械制造产品的部门的投资。既然它们等着用最好的机器设备，那就让出一部分已经分配给它们的投资吧。
有关部门对此表现得很不痛快。至今我还记得当初多尔吉赫拼命争取增加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投资的情形，光是报告就打了一大堆。目睹这些部门今天的糟糕状况，人们可能会以为他做得很对。可是，这种状况的产生首先是由于技术基础落后。一味增加开采量而不考虑资源保护的工艺和机器设备，这就无异于将事情引进了死胡同。
最后之所以各方达成协议，不能不说与我所施加的压力有关。对整个机械制造部门的投资决定追加80％。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特别是建立了苏联部长会议机械制造工业局。
随后的发展过程表明，那个时期我们的一些决定终归是片面的，带有种种习惯观念的印记：根据这些观念也可能获得经济方面的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但那主要靠的是采取强制行动。
1985年11月，政治局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农工综合体的管理决定》。管理权集中在国家农工综合体管理局的手中，这是一个通过联合近10个部建立起来的、由政府第一副主席领导的超级机关。在各共和国和地方上也设立了类似的机构。
无疑，这是对高度集权万能的传统信念的迁就。消极的后果迅即显露出来。一整套力图决定和监督一切的庞大的官僚机构高踞于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头上。不久就爆发了对农工综合体各级机关的猛烈批评，大多数都说得很有道理。这一切都是实情，“木已成舟”。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明显落后于中央四月全会和科技进步会议所宣布的意图。而且许多方面都不符合这些意图，依然停留在老一套行政手法的轨道上。思考问题时的因循守旧和领导层的人员构成情况都产生了影响。就连领导人中的改革派也不是全都看得很清楚，决心下得不够。
反酗酒运动：高尚的意图，可悲的结局
1985年5月通过的反酗酒计划，至今仍然是个不解之谜。为什么要冒着使推行改革的可能性复杂化的危险，决定率先采取这一措施？怎么可以允许本来良好的开端却演变成了对社会的不小损害？
俄国的酗酒自中世纪以来就是一大祸患，这已并非什么秘密。也曾不时宣布与之进行斗争：尽可能限制酒类贩卖，不断加重处罚，教堂讲经时严加痛斥。革命前施行《禁酒法令》，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仍然加以遵守。1958年赫鲁晓夫花了很大的力气企图根除这一恶习，提高酒价，限制出售。但是渐渐地也就偃旗息鼓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问题曾数次在书记处进行过讨论，还建立了一个以阿·雅·佩尔谢为首的专门委员会，然而不久他就去世了，委员会也被忘得一干二净。
酗酒已成为尖锐的社会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此羞于启齿。醉汉被说成是“道德畸形人”，宣传中反复宣称社会主义不存在产生这种现象的客观原因。
而与此同时，灾难性的局势已经酿成。全国登记在册的酗酒者即有500万之多。根据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统计资料，酗酒给国民经济所造成的损失高达800～1000亿卢布。按包括婴儿在内的全国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每年要喝掉纯酒精106公升！（1941年俄罗斯实行《禁酒法令》时是18公升，伟大卫国战争后是2公升。）寿命不断缩短，在世的和未来的几代人健康遭受损害。
第三部分：决定性的一步经济改革 初步的尝试（3）
普遍酗酒的原因何在呢？原因很多：千百万群众的生活条件很差，日子过得不够顺心，文化水平低下等等。还有许多人嗜酒成性是因为怀才不遇，无处宣泄满腹的心事。压抑的社会氛围驱使意志薄弱的人们借酒“浇灭”惘然若失的心情和身处艰难世道的恐惧。高官显贵们纵欲无度沉湎醉乡的事例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社会上已经形成了对酗酒现象漠然视之、迁就容忍的环境。将醉鬼拘留15天，在醒酒所关关禁闭，罚他们扫扫大街，这已经成了笑话中耳熟能详的情节。有个故事广为流传，说的是扎夏德科是怎样当上煤炭工业部长的。有一次他出席斯大林的节日宴会，席间都用大高脚杯喝酒，斯大林喝葡萄酒，扎夏德科喝伏特加。酒过数巡，轮到扎夏德科祝酒之时，他开言道：
“没关系，斯大林同志，我可知道自己有多大的量。”
就这样，在人们给斯大林呈报煤炭部长任职候选人名单时，他便选中了扎夏德科。有人提出，干部是个好干部，就是好像爱喝酒，斯大林回答说：“他喝酒是喝酒，可知道自己有多大的量。”
也许最可悲之处还在于，在消费品普遍短缺的条件下，国家想不出货币流通的其他方法，只好让老百姓大喝特喝成为酒鬼。数量惊人的货币与极度匮乏的供应之间的缺口全靠酒来弥补，而且不断增加有害健康的各种劣质酒的产量，这类东西通称低档果酒。作家В别洛夫指出：“用财经专家的话来说，如今的货币正在以地球每昼夜自转的速度进行周转：工厂出纳处——劳动者腰包——酒杯子——钱柜，再重新回到工厂出纳处。总而言之，又发现了一条新的经济‘规律’。”
我们一开始就面临这个难题。自杀材料摆到了政治局的桌面上，件件都在证实着百姓的不幸。那些要求严格纪律性和高度责任感的成千上万的人们、企业和整个整个的系统，竟然成了酒鬼们的人质。我至今还记得，葛罗米柯到了最高苏维埃，读了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来信和其他材料后，曾对我表示过他的气愤：“你想想看，全国各地到处都在酗酒——生产和休息的时间全要喝，政治组织和文艺组织，实验室，大中小学，幼儿园到处都喝！”他还因此回忆起了为酗酒的事与勃列日涅夫的一次谈话。那天他们从扎维多沃回来，俩人同坐一辆汽车，由总书记开车。葛罗米柯列举他所掌握的材料，提出意见说：全苏联的酗酒现象已经达到了灾难性的规模，影响着整个社会生活。勃列日涅夫听罢他的议论，久久默不作声，后来才开言道：“你知道吗，安德烈，俄国人离了这个玩意儿根本不行……”葛罗米柯只好顺着他的意思把话题岔开了。
现在仍然常常有人问起，1985年5月7日党中央和政府通过关于克服酗酒现象处理办法的决定，苏联最高苏维埃也发布相应的命令（5月16日），最早提出这个倡议的究竟是谁？贫嘴薄舌的人说，都是那些早就过足了酒瘾的政治局委员们干的。实际上，提出这个倡议的是社会舆论。当时党政机关受到很大的压力，数不清的信件纷至沓来，主要是当妻子和母亲的人写的。信中列举了酗酒引发的家庭悲剧、工伤、刑事犯罪的大量事例。文学家和医学家对这个问题更是提得异乎寻常的尖锐。
另一种近乎神话的说法是：似乎是我们制订了《禁酒法令》。这种说法根本就不值一提，因为它纯属虚构。
这里我还想驳斥一些人的说法，他们认为我们没有慎重考虑过减少酒类销售后拿什么去弥补国家预算收入的缺口。曾经进行过专项经济核算，统计了由于酗酒对生产所造成的损失的严重程度。当时打算逐步地（这里我要强调提出：是逐步地）压缩酒的产量，幅度则根据它在商品流通和预算收入中由其他商品取代的情况而定。
一开始，社会各界（我可不是说那些十足的酒鬼）都赞成这个决定，但是随着它的贯彻实施，却产生了疑惑，还夹杂着激动和不满，最后甚至变成了大发雷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提出一种设想和将其变为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我想说，在讨论和通过那个决定的阶段既表现出了理想主义，也表现出了负责精神，而一旦到了事情的实行阶段，便开始“毛脚毛手”，搞得过火，结果断送了一个有益的好心的倡议。
监督执行决定的任务当时交给了利加乔夫和索洛缅采夫。他们干劲冲天地着手进行工作，直到把事情搞到荒谬的地步。先是要求地方各级党的领导、各部部长和企业领导“超额完成”压缩酒类生产的计划，代之以柠檬汽水。随后又对“落后分子”进行严厉斥责，直到撤职和开除党籍。还号召向那些“提前完成进度”的人看齐，甚至不惜付出给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的代价。
在我们这个社会，人们更多的是习惯于“革命的跃进”，而不是长时间地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很遗憾，反酗酒运动成了一个可悲的例证，证明了迷信强迫命令万能、迷信马克思主义和行政人员的狂热只能毁坏设想正确的好事情。当时仓促地着手关闭商店和酒厂，有的地方还大砍所种植的葡萄。干葡萄酒的生产也被压缩了，而这在决定中并无规定。从捷克斯洛伐克购进的昂贵的啤酒生产设备任其锈烂。手工酿酒成风，食糖从市场逐渐消失。而糖的短缺又引发了糖果糕点花色品种的急剧减少。随后店铺里的各种廉价花露水也不见了，都用来代替了酒精。而五花八门的“替代品”的滥用又导致了患病率的上升。一条不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