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9-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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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因强渡第聂伯河而获得勇敢奖章，他为此感到十分自豪，尽管后来也有过其他的奖励，包括两枚红星勋章。1943年11～12月，他所在的师参加了基辅战役。1944年4月参加了普罗斯库罗夫－切尔诺夫策战役。同年7～8月参加了利沃夫－桑多米尔战役和解放斯坦尼斯拉夫市的战斗。　　　　
　　　　该师在喀尔巴阡死461人，伤1500余人。想不到在经历如此血腥的屠杀之后，竟然在这座可诅咒的马古拉山上丢了性命……　　　　
　　　　家里哭了三天。后来……父亲来了一封信，说他安然无恙。　　　　
　　　　两封信上的日期都是1944年8月27日。也许是给我们写好信后，去参加战斗时牺牲了？可4天之后又收到父亲一封信，是8月31日写的。这么说，父亲依然健在，继续打击着法西斯匪徒！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对写信通报他的死讯的人表示愤慨。父亲在回信中为前线战士辩护说：“孩子，你不该责骂战士们。前方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这句话我终生不忘。　　　　
　　　　直到战争结束后，父亲才给我们讲了1944年8月所发生的事情。在一次进攻前夕接到命令：夜间在马古拉山上搭建指挥所。山上林木葱郁，只有山顶光秃秃的，从那里望下去，西边的山坡一览无余。于是决定在那里设立指挥所。侦察兵往前去了，父亲同他的狙击分队开始工作。他把装有证件和照片的挎包放在新挖战壕的胸墙上。突然下面树林里传来一阵嘈杂声和枪声。父亲断定这是自己人，是侦察兵回来了。他走上前去，冲他们喊道：“你们要干吗？往哪儿打枪？”回答他的是一阵猛烈的自动步枪火力……听声音就知道这是德国人。狙击手们四散跑开。是漆黑的夜色救了他们。无一伤亡。简直是奇迹。父亲开玩笑说：“第二次生命。”欣喜之余，修家书一封；只报了个平安，再未细说。　　　　
　　　　第二天早上开始攻击后，步兵在高地上发现父亲的挎包。他们断定父亲已在攻打马古拉山时阵亡，便将一部分证件和照片寄至家中。　　　　
　　　　然而战争还是给上士戈尔巴乔夫留下了终生的印记……有一次，他们经历了艰难而危险的深入敌后的袭击、布雷、破坏公用设施，几天晚上没有合眼，事后获准休息一个星期。他们到了离前线数公里的地方，头一夜就是想睡个够。周围林木葱茏，万籁俱寂，完完全全是和平的气氛。士兵们全身都酥软下来。万万想不到，就在这个地区的上空爆发了一场空战。父亲和他的狙击手们倒要看看究竟会是怎样的结局。结局很糟糕：德机在飞离歼击机时，将炸弹全部扔光了。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斯塔夫罗波尔（9）

　　　　炸弹的呼啸声、爆炸声此起彼伏。有人想到了大喊：“卧倒！”全都扑向地面。一枚炸弹就在父亲的附近爆炸，偌大的弹片劈伤了他的一条腿。只要再偏上那么几毫米，腿就劈断了。这回又是万幸，骨头没有伤着。　　　　
　　　　此事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策。父亲的前线生活就此结束。他在克拉科夫的军医院接受治疗，那已是1945年5月9日——胜利日的前夕。　　　　
　　　　战争成了全国可怕的悲剧。费尽千辛万苦才搞起来的东西毁于一旦。幸福生活的希望毁于一旦。家庭毁于一旦：孩子失去父亲，妻子失去丈夫，姑娘失去未婚夫。　　　　
　　　　前线战士遭遇到了极其艰苦和可怕的考验。地球上的人们对于这一代男人和女人欠下了债。战争年代的种种经历和见闻，父亲至死也无法摆脱。关于战争他讲得很多。讲到战争初期是何等地艰苦，武器不够，而且还不会打仗。　　　　
　　　　在塔甘罗格附近给他们这个战区增派了援兵——黑海舰队的数千名水兵。年轻力壮，面色红润，一个赛一个。“步兵，我们来给你们现身说法吧。”有一天，水兵们借着酒劲儿，散成密集的散兵线，端着刺刀投入进攻。德国人用机枪和迫击炮来对付他们。于是水兵们几乎全都留在这块田野上。大地铺满了身着黑色短呢衣和海魂衫的躯体。　　　　
　　　　父亲在塔甘罗格附近也曾参加肉搏战。他后来讲过。脑子里只有一个东西：不是德国人干掉你，就是你把他干掉。此外没有任何想法。一个劲儿地打啊，刺啊，开枪啊，跟野兽没两样。还有那野兽般的吼声。并不是人人都顶得下来。而且其他人得经过几个小时，才能勉强恢复到正常状态。我看到，父亲直到多年之后，讲到这些事情也仍然是十分痛苦。　　　　
　　　　战争期间我和所有人一样，经历过许多事情。虽然如此，在谈到战争时，仍然往往回忆起一幅噩梦般的图画。1943年2月底3月初，一场雪过后，我和其他孩子为寻找战利品，来到普里沃利诺耶和邻近的白黏土村之间一个远处的林带。我们碰见了一批红军战士的遗骸，1942年夏天，他们在这里进行了自己的最后一次战斗。这是无法描写的：完全腐烂和已被啃光的躯体，戴着锈蚀钢盔的头骨，腐烂的军便服里那紧握步枪的发白的手骨。这里还有手提式机枪、手榴弹、一堆堆空弹壳。他们就这样躺在战壕和弹坑的脏水中，未加埋葬，用眼眶的黑窟窿望着我们……我们惊呆了。回家时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　　　　
　　　　那些无名战士后来安葬在阵亡将士公墓。我从来不把他们当成外人或者不相干的人。如今普里沃利诺耶村中心矗立着一个普通的方尖碑。碑上镌刻着战争中未能生还者的名字。其中整整一行都姓戈尔巴乔夫。　　　　
　　　　战争结束时，我14岁。我们这一代是战争之子的一代。战争燎伤了我们，它在我们的性格以及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返回学校　　　　
　　　　我是在中断两年之后，于1944年恢复学业的。我当时丝毫没有学习的愿望。在饱经沧桑之后，这仿佛是桩完全“无关紧要”的事情。况且，说实话吧，我还真没有上学穿的衣服呢。父亲给母亲写信说，卖掉全部家当，给米哈伊尔置办衣服鞋袜，给他买书，一定得叫他上学。外公也是说，应当上学，没什么可说的。总之，我是在十月革命节前才入学的，当时第一个学季已经结束。　　　　
　　　　我来到学校，坐那儿听课，一点也听不懂：全忘光了。没等学校放学就跑回家来，把我惟一的一本书扔掉，斩钉截铁地对母亲说，我再也不上学了。母亲潸然泪下，她收拾好一些东西就出门了。晚上回来，东西不见了，却带来一大捆书。我还是对她说：反正是不上学了。不过开始看那些书，后来便读开了，越读越入迷……　母亲已经上床睡觉了，我却一直在读书。看来那天晚上我脑子里起了什么变化，反正早上我爬起来就去上学了。学年结束时，得了一张奖状，后来几年我都是优等生。　　　　
　　　　一提起那个年代的学校、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就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不错，要是说实话，这就不叫学校。此外，校舍是村里完全为了别的用场盖的房屋。学校只有屈指可数的少量教科书、几幅地图和直观教具，不知从哪儿好不容易弄来的粉笔。实际上就这么点家当。其余的东西都靠师生自己动手做。练习本根本没有，我用父亲机械方面的书来代替。我们还自己做墨水。学校须自己解决取暖问题，所以就养了几匹马，还有马车。我记得冬天全校师生都想方设法不让马挨饿：它们骨瘦如柴，筋疲力尽，已经站不起来。我们四处为马张罗饲料。可要搞到饲料实属不易，因为全村的人都在干同一件事——救自家的牲畜。农庄的牲口棚就更不用说了，每天都有死掉的牲口往外拉。　　　　
　　　　我们的老师在战争期间也生活得很艰难：挨饿，受冻，心情苦闷。然而必须给他们以应有的评价：即在当时，他们也是努力做到忠于自己的职责，而且尽了最大的努力（至于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就只有靠猜测了）。这样，我国就能够在战争结束的几年之后拥有自己的专家，而国家的的确确曾经出现过人才危机。　　　　
　　　　我们的乡村学校是八年制中学。又大约过了20年，普里沃利诺耶才建起现代化的中学。而当时的九年级十年级都得到区中心的中学去上。大约有20来公里远吧。我和其他同村的孩子一样，住在区中心的租借房里，每周回家一次去拿食品，有时坐车，有时走路。所以到高年级已经完全是个独立的人了。没有人监督我的学习。都认为我已经长大成人，可以自己管自己了，无需旁人的督促。两年的时间内，我只是好不容易动员父亲到学校来开过一次家长会。还记得进入青春期后我开始参加晚会和青年人晚间的游艺会，父亲还对母亲说过这样的话：　“米哈伊尔怎么最近回家都晚了，你说说他……”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斯塔夫罗波尔（10）

　　　　我学习起来十分投入。全部兴趣都是基于无法遏止的好奇心和刨根问底的渴望。喜欢物理，数学。对历史入迷，对文学更是特别入迷，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　　　　
　　　　早在普里沃利诺耶，我就从简陋的图书馆里借了崭新的一卷本别林斯基文集。它成了我的圣经，我对它真是五体投地。我读过多次，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在我前往莫斯科入学时，这本书便作为礼物赠送给我，我是同村人中第一个考入莫斯科大学的学生。　　　　
　　　　如今这本书就放在我的面前，上面写有：“1946年12月28日付印。印数1～100000册。”我看见自己所作的记号，当时正上七八年级，也就十六七岁的样子。我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从划着重线的地方来看，这位批评家的哲学主张倍受青睐。　　　　
　　　　我从别林斯基的文章开始，又涉猎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的作品。我尤其着迷的是莱蒙托夫，是他的桀骜不驯和崇高的浪漫主义。不仅他的短诗，就连他的长诗我都已倒背如流。后来又迷上了马雅可夫斯基，特别是他的早期诗歌。这些人年纪轻轻其作品就达到了哲学概括的高度，无论当时和现在都令我惊叹不已。这是上天给的！　　　　
　　　　当时是人人都热衷于体育运动和业余文娱活动，不过实际上这方面的条件并不具备。我不仅是每次演出和比赛都必定参加，而且作为共青团的书记要起组织作用。我们的演出队走遍了村村寨寨和村民生产活动的场所。不过舞台往往是由学校的运动场甚至走廊来充当。吸引大家来参加这些活动小组的是什么呢？大概首先是与同龄人交往的愿望吧。此外还有实现自己价值，了解陌生事物的渴望。我校是爱好戏剧成风，戏剧小组并非人人想进就进，还得精挑细选！我们都演些什么剧目呢？与专业演出团体不同，我们并不存在能否胜任的问题。我们演出各个时代的剧目，当然多半是俄国剧目。演出的效果如何，可想而知。但我们并未感受到精神上的痛苦。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使出了浑身解数。毕竟还是搞出了一点名堂，因为大人也来观看我们的演出。有一次戏剧小组还到区里各村巡回演出，购票入场。我们用收上来的钱，买了35双鞋，送给没有鞋子穿的同学。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戏剧小组在斯塔夫罗波尔有了点小名气，边疆区剧院的演员一次在巡回演出途中突然到了我们这里。戏剧小组为他们演出了莱蒙托夫的《假面舞会》，尽情展示自己的才能。演员们把我们夸奖了一通，并提了几条意见，有一条我至今还记得，其余的意见一周后就忘了。他们肯定了我们在该戏主人公阿尔贝宁和兹韦兹季奇之间表白时的激情，却仍然建议不要彼此抓住衣袖——上流社会中即使激烈的表白也不采取这样的方式。　　　　
　　　　与父亲在一起　　　　
　　　　而与此同时，现实生活毫不留情地向每个人提出了要求，我也不例外。从1946年起，我每个夏天都与父亲一起在联合收割机上工作。普里沃利诺耶的学校离我们家有两公里，放学后我跑到位于区中心的外公家，穿上工作服，再跑到拖拉机站去帮助父亲修理联合收割机，傍晚下工后一起回家。　　　　
　　　　然后是收割粮食。7月底至8月底这段时间，都要在离家较远的地方干活。甚至收割工作因为下雨而暂时中断时，我们也留在地里，一面修理机器，一面等待天气放晴。在这样的“停工　”时间，与父亲谈话的机会很多。什么都谈，谈工作，谈生活。我们的关系已不光是父子之间的关系，而且是合作共事者之间的关系。父亲尊重我，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　　　　
　　　　父亲精通联合收割机。一两年后，我可以调整其中的任何一个机构了。尤其感到自豪的是，听声音就可以立即判断联合收割机工作中的毛病。同样感到自豪的是，可以在机器开动时从任何一个部位爬上去，甚至从嘎吱作响的收割装置和不断旋转的拔禾轮那边爬上去。　　　　
　　　　如果说联合收割机上的工作困难，那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这是繁重的劳动：一天干20个小时，却只睡三四个小时，搞得筋疲力尽。如果遇上气候干燥，粮食脱粒，那就得分秒必争，机器不停，轮流换班，喝口水都没工夫。天气又热，真是活受罪，尘土飞扬，机器的轰鸣声响个不停……从旁看我们，只剩下眼睛和牙齿了。身上其他地方落满一层混有机油的尘土。有时我在连续工作15～20个小时之后支撑不住，就在驾驶室旁边睡着了。头几年经常鼻子出血，那是少年机体的反应。一般十五六岁正是长个子和长力气的时候。我力气倒是长了，可每到收割季节都至少要掉上5公斤肉。　　　　
　　　　农民的劳动十分繁重，却并不见富裕。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宅旁地块上了。里面什么都种，这样可以勉强维持生活。然而每个农户都要上五花八门的税，还有向国家交售农产品的任务。不管你是否养了牲口，统统得交120公升牛奶，交油，交肉。果树也得交税，尽管不是年年都有收成，税可是年年得交。于是农民就把果树砍掉。　　　　
　　　　想出去也出不去，不给农民发身份证。而没有身份证，一遇到警察就玩儿完。再说城里哪儿也不要人。只有一个机会：通过“有组织招工”招去参加“伟大工程”。这和农奴制有何区别呢？甚至多年之后，我在作农业政策问题报告时，都很难不用最尖刻的评语和说法，因为我对农民的生活状况实在太了解了。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斯塔夫罗波尔（11）

　　　　我们家毕竟比其他人家强一些，因为给机械师既发实物又发钱。可那工资还是少得可怜，想添置点衣服或者家用什物，还得卖掉自家种的东西。要到罗斯托夫、斯大林格勒、沙赫特去出售。总之，一年到头都是捉襟见肘。　　　　
　　　　即使在收割季节，给我们送的饭也并不丰盛。不过要是一昼夜完成30公顷的脱粒任务，那么按规定给你一个“包裹”。那是特地为你预备的：果酱加黄油，炖肉，好的时候给上一罐蜂蜜和必有的半升装的两瓶伏特加。虽说我对伏特加并不感兴趣，这可是人世间最香的一顿饭了。那不是“包裹”，而是上天的恩赐……节日！　　　　
　　　　说到伏特加，有一次队里可是给我开了个恶作剧的玩笑。那是1946年的事情。收割结束了，机械师们决定喝酒以示庆祝：这可是战后第一个收割季节的结束，尽管这一年不是很顺，不管怎么说任务完成了。去买了一箱伏特加酒，不知到哪儿又弄来酒精。大家围坐在野外车厢内，连吃带喝，讲各种各样的故事。　　　　
　　　　应当说，我们这个队里的男子汉个个都很健壮，年纪轻轻，却饱经风霜，因为大部分都上过前线。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