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9-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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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我们这个队里的男子汉个个都很健壮，年纪轻轻，却饱经风霜，因为大部分都上过前线。当时父亲37岁。我年龄最小，才15岁。我坐在那儿，一面吃着，一面听他们说话。
这时，队长跟我来劲儿了：“你干吗傻坐着？粮食收完了。你就喝吧！应该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我看看父亲，他一言不发，暗自笑笑。有人递给我一杯……我以为是伏特加，其实是酒精。喝酒精可有一套特殊的“操作规程”：要在出气时喝，接着也不换气，马上喝凉水压压。
我却随随便便就喝掉了。
我大出洋相！机械师们都笑得前仰后合，数父亲笑得最厉害。这堂课确实大有好处：此后我再未从伏特加或者酒精中体会到任何乐趣。为了报仇雪恨，当即商定取笑给我出难题的队长。给他的杯子里斟上酒精，又给递上一杯，里面不是凉水，还是酒精……队长呼出一口气，接过第一杯，然后是第二杯……大家又是笑得个前仰后合。他却只是沮丧地发出咳咳声，真是个坚强的男子汉。总之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志，可以说是朋友。在困难的生活中相互帮助。也善于好好工作。
多年之后，我已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每次回乡都要去看望当年曾在我们队里干过的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手，他们都已上了年纪。见面时没有任何官样文章，大家都是可以敞开心扉、无话不谈的老朋友。拖拉机队在我的心中永远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至今与这些人关系密切，可惜许多人已不在人世。
顺便说说，在田间劳动之后，学习已经不是什么负担，倒成了一种乐趣和享受。在联合收割机上干活的时间长了，头几个星期因为长上手茧，指头都打不了弯儿。我甚至还为这些手茧而感到自豪呢，不过丝毫没有瞧不起脑力劳动者的意思，有些自称“工人”的人往往就有这个毛病。从我们这个生产队的情况看来，真正的工人倒不这样。至少对我们农村里的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农艺师，对学者都是很尊敬的。其实这并不重要。无论你做什么工作，人们都是按照他们所知道的一个标准来判断你的实际价值。
那年头的粮食来之不易。1946年的年成不好，正好在种粮区发生了旱灾。如果官方的统计可信的话，全国共收获粮食3960万吨（其中国家收购1700万吨）。而1940年为9570万吨（收购 3640万吨）。形势之严峻可见一斑，许多州已并非第一次出现饥荒。
斯塔夫罗波尔的年景也并不算好。1947年春天，斯大林格勒的人纷纷涌到我们这里来（是饥饿逼的），提出拿手里的东西换粮食。没有粮食换给他们，连自己都是捉襟见肘，但还是给换了。
1947年对全国说来是比较顺利的一年。 共收获粮食6590万吨（收购2750万吨）。战争刚告结束，就向人民许诺一年后取消凭票证供应食品和工业品的制度。1946年的旱灾使这项措施推迟了一年。1947年12月终于取消票证。那确实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可我们并未因此感到特别的高兴。在斯塔夫罗波尔，这一年收成不好。勉勉强强地把冬天度过，全部希望都寄托在 1948年的收成上了。
谁知刚刚开春，4月份就开始有沙尘暴频频袭来，这是可怕的旱魔伴侣。“又要倒霉了，” 父亲说道，“数数看，战后连着第三年了。”不过几天之后就下起了温暖的雨。下了一天，两天，三天……庄稼直往上窜。
这是第一次真正的丰收。平均每公顷收获22吨。这在当时，尤其是连着几个灾年之后，算是成果空前了。1947年以后，实施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一条命令：凡用联合收割机脱粒谷物1 万公担，即可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脱粒谷物8000公担，即可获得列宁勋章。我和父亲脱粒谷物8888公担。父亲获得列宁勋章，我获得劳动红旗勋章。当时我17岁，这是我最珍贵的勋章。获奖的消息是秋天得到的，各个年级都集合起来开大会。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很难为情，不过当然心里很高兴。当时我还得在大会上讲话，这也是第一次。
可以说，1948年对我们家来说，如果不是幸福的一年，那至少也是顺利的一年。对全国说来这也是个好年头：战后取消票证的第一年。尽管取消后食品和工业品的价格翻了几倍，毕竟造成一种生活在逐渐走入正轨的感觉。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斯塔夫罗波尔（12）
1947年9月7日，我已经16岁，我的弟弟降生了。我记得天刚亮时，父亲叫醒我，让我换个地方。我搬走后又睡着了。等我醒过来，父亲说我现在有小弟弟了。我建议给他起名叫亚历山大。生活的安排使我从1948年起就实际上离家单过了。弟弟在成长过程中充分得到父母的关爱。他的童年少年完全不同。这一切都影响到性格，影响到对生活的态度。亚历山大的一切都不一样。我觉得是更简单更轻松。这个我不太喜欢，我试图按照我的生活准则去改造他。我一直跟他“战斗”，多少有些收获。但是，弟弟却依然故我。
经历了可怕的战争之后，国家正在从废墟中挺立起来。几年之后我往来于莫斯科和斯塔夫罗波尔之间时，曾经到过罗斯托夫、哈尔科夫、沃罗涅日、奥廖尔和库尔斯克。满目疮痍，废墟遍地。几次我去莫斯科都路过斯大林格勒。我特意安排为早上到达，晚上或者夜间离开。在城中漫步，登上马马耶夫圆顶缓坡山冈，甚至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七八年之后，这里依然遍地是炸弹、地雷、炮弹的弹片。我还去了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留在我脑海里的是，一个崭新的城市正在逐渐地、年复一年地矗立起来。
全国上下度日维艰。那不叫生活，而是为生存而斗争。战争期间人们懂得：应当拯救自己的土地、自己的祖国。想的是：等战争结束、打了胜仗，就好好地过日子。然而战争结束之后，尤其是头几年，没有多大起色。仍然是艰苦的劳动，仍然在幻想：等重建结束、恢复工作完成之后，总算可以过上人的生活了。这种希望甚至使最劳累最卑微的工作也变得高尚起来，变得有意义了，它帮助人们经受住一切艰难困苦。
就是这样地勉强度日。那个年代什么都有：有艰辛也有欢乐，有痛苦也有希望，这是生活本身的矛盾。那些今天要研究我国历史的人，应当善于将它的每一个时期、每一桩事实放到更加广袤的背景中来审视，否则就根本无法理解。无法理解那些事件，也无法理解那些人。
如今在回首往事时，我愈益确信：父亲、外公潘捷列伊，他们对职责的理解，他们的生活本身，行为举止，对事业、家庭和国家的态度，无不对我产生巨大的影响，也为我树立了精神上的典范。在父亲这个来自农村的普通人身上，大自然赋予了如此丰富的文化修养、钻研精神、聪明智慧、人情味儿和许多其他优秀品质。这使他在同村人中间明显地出类拔萃，人们对他既尊重又信任，把他当做“可靠的人”。少年时代的我，对父亲不但有亲子之情，而且对他十分依恋。诚然，我们对彼此之间的好感从来不挂在嘴上，这都是纯真的。成年之后，我愈来愈佩服父亲。他令我吃惊的是永远对生活充满兴趣。他关心自己国家和遥远国度的问题。他可以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听乐曲听歌曲。经常阅读报纸。
我们的见面往往变成了回答问题的晚会。如今是我成了主要的回答者。我们仿佛交换了位置。我始终佩服他对母亲的态度。那不是表面上惹人注目甚至矫揉造作的态度，恰恰相反，是一种从容、质朴而亲切的态度。不是故意做出的，而是发自内心的。他无论哪一次从外面回来，都要给母亲带礼物。父亲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是一见如故，每次与她见面都感到十分高兴。他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学哲学很感兴趣。我认为“哲学”这个字眼本身就对他有着神奇的作用。父母对伊琳娜的出世喜出望外。伊琳娜在爷爷奶奶家过了好多个夏天，她喜欢坐上两轮车在田野里转，喜欢割草和在草原上过夜。
我是在已到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五大时，听说父亲突发重病的。当即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乘飞机返回斯塔夫罗波尔，再驱车赶到普里沃利诺耶。父亲住在村医院里，已不省人事，我们终究未能相互说说最后告别的话。他的手握住我的手，他已经无力再做什么了。
我的父亲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因严重脑溢血去世。于苏军建军节——1976年 2月23日安葬。普里沃利诺耶，这片父亲所出生的、从小耕种收获并且誓死保卫的土地，将他揽入自己的怀抱……
父亲一辈子为亲人做好事，却并未因为自己的病痛拖累过谁，便匆匆离开了人世。可惜他的一生太短促了。每次回到普里沃利诺耶，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扫墓。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大学（1）
录取为住校生
我于1950年中学毕业，因成绩突出获得银质奖章。我已满19周岁，是应征入伍的年龄，需要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父亲的话言犹在耳：“毕业以后你自己看着办。你要是想工作，我们就一起干。想学习，就接着上，我尽量支援你。不过这事非同小可，主意只能由你自己来拿。”
我的倾向十分明确：继续学习。这是当年我的同龄人的典型倾向。国家正在恢复和建设，工程师、农艺师、医生、教师都很缺乏。往往是全班学生统统升入大学。即使成绩最差的学生，也能找到录取条件较宽的大学报考。
我的同班同学都报考斯塔夫罗波尔、克拉斯诺达尔和罗斯托夫的学校。我则认为要上就上最大的大学——国立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大学的法律系。
不能说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对于什么是法学和法制，我当时只有相当模糊的概念。但是我敬仰法官和检察官的地位。我把材料寄到法律系招生办公室，就开始等待。过了一些日子，没有任何反应。我发了一封已为回电付费的电报，这回得到了通知书：“已被录取，并提供宿舍。”就是说已按最高档次录取，甚至面谈也免了。看来，一切都起了作用：“工人农民出身”，工龄，已是候补党员，当然还有最高级政府奖励。总之，就当时主要靠前线战士来达到的对大学生社会结构的“优化”而言，我也算是合适的人选。
于是，我成了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头几个星期以至头几个月，我都感到不大自在。对比一下吧：普里沃利诺耶村和莫斯科。我从新朋友那里初次听到“莫斯科是个大农村”这样的说法。列宁格勒人特别喜欢重复这个说法。然而在我这个农村中长大的人看来，莫斯科是个庞然大物，一个巨型城市。当时的不安心情至今印象很深。
对我说来，一切都是第一次：红场，克里姆林宫，大剧院——第一部歌剧，第一部芭蕾舞剧，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普希金美术博物馆，第一次泛舟莫斯科河，到莫斯科近郊游玩，第一次十月革命节游行……每次都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认识新事物的感觉。
尽管如此，最先回忆起来的，还是大学宿舍那其貌不扬的楼房，它位于索科尔尼基的斯特罗门卡大街上。我们每天都要辗转奔波七公里跑上一趟（乘地铁、电车和步行），到母校去再回来。每次这样的行进都使我们见识到新的市区，我们对这个城市愈来愈依恋了。当然，老莫斯科和她那素来就有的“俄罗斯特色”，那纵横交错的小街道小胡同，别说是5年，就是50年也休想弄清楚。然而大学周围的所有街道和胡同、宿舍周围大学生群岛的所有小岛却永远留在记忆之中：鲁萨科夫大街的大锤电影院和鲁萨科夫俱乐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广场那绝无仅有的情调，布赫沃斯托夫大街那古色古香的塔楼，索科尔尼基的公园。
到后来，已经是四年级了，我们搬到列宁山上，两个人住一套房，往往躲在“贵族之家”里一两个星期不进城。可当初在斯特罗门卡大街，我们这些一年级学生是22人住在一间房里，到二年级是11个人，三年级6个人。
这里设有自己的带小吃部的饭厅，花上几戈比就可以买一杯茶，就茶吃面包，面包管饱，都放在桌上的盘子里。这里还有理发店和洗衣房，不过衣服常常是自己动手洗，因为没有钱，也没有可供换洗的衣服。这里有自己的门诊部。这对我说来倒挺新鲜，因为我们村里没有，只有一个卫生站。这里还有图书馆、宽敞的阅览室，俱乐部里有各种各样的小组和运动队。这是一个完全特殊的世界，一个具有自己不成文的惯例和规则的学生大家庭。
我们大学生的日子过得很清苦。文科各系的助学金为每月220卢布（1961年以前的币值）。诚然，我一度因为是优等生和担任社会工作，曾领到过很高的个人助学金，叫做加里宁助学金，金额为580卢布。此外家里每月寄200卢布。这笔钱的代价我很清楚：父母亲在自家宅院里种上蔬菜、养上鸡鸭，再拉到城里市场上去卖。
在莫斯科处处都得节约。不过，同我的大多数朋友一样，每到发助学金之前的那个星期，就感到特别紧张。只得吃“干粮”了，来上一个青果罐头或者是其他不超过一个卢布的东西。即使如此，那最后一个卢布也不是花在吃上，而是拿去买电影票了。
大学里的学习从一开始就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学习占据了所有的时间。我学习起来如饥似渴，如醉如痴。家在莫斯科的朋友取笑我说，许多我觉得新鲜的东西，人家早在中学时就会了。可我念的是农村中学啊。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大学（2）
好奇心和自尊心
与我同年级的莫斯科同学，常常害怕别人知道他们对有些问题或有些事情一无所知。他们大概以为不耻下问就是表明自己无知。可是我的求知欲特别旺盛，什么都想弄个明白。到了三年级，我就能够与同年级最优秀的学生平起平坐，一起参加学生辩论了。
我们的法律系有何突出之处呢？首先是它传授广博的、各个方面的知识。首先是历史学科系列：国家与法的历史和理论；政治学史，外交史；其分量几乎与经济系相同的政治经济学，哲学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学；拉丁语和德语。最后，是一整套法律课程：刑法与民法，犯罪学，法医学和精神病，行政法，金融法，集体农庄法，婚姻家庭法，会计核算。最后，还有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和法，等等。
中心意思是，法律课程本身的掌握，需要切实通晓现代社会经济过程和政治过程，因此就应当在掌握全部社会科学基本理论的情况下实现。
在我的心目中，大学是科学的殿堂，是我们民族引以为自豪的精英的集中地，是青年人的精力、激情和探索的发源地。这里可以感觉到千百年来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无论如何，存在着俄罗斯高等学校的民主传统。许多著名学者、院士都把在莫斯科大学执教、讲学看成一种荣誉。其中每个人都代表着学术流派，每个人都有数十部专著和教科书。他们的讲课打开了新的天地，揭示了我原先所不知道的人类知识的新境界，将莘莘学子领入科学思维的逻辑。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莫霍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