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研究-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前往美国非常困难，有时大小商人前往也被视作“苦力”（劳工）不准入境，或被拘留后逐

回。孙先生是广东人熟知这些情形，权衡轻重利害，如其徒耗金钱时间冒险远行而被虐待侮

辱逐回，不如在出国以前尽一切可能设法求取护照，以策安全。

　　当时自费出国求学既无成例。孙先生这一请求完全是借重李鸿章一言九鼎的重要地位，

以及李与香港西医书院关系能致函总署特准这一“破例”或“创例”。能否成功，并不可预

料。并且郑观应致盛宣怀书中虽言明孙的学历以及他自备资斧，并无金钱上请求；但自医士

改习农事，无论如何是一转变。……故孙先生上李鸿章书是深望李“玉成其志”万不可少的

“敲门砖”。

　　因此，吴相湘认为刊、中山“上书李鸿章请发出洋护照，，一点上，才是当时实情。这

一立论固非无见，但是孙中山若目的只在“请发出洋护照”，似乎不必这么麻烦的上万言书

，也与郑观应给盛宣怀信中所说的“一白其胸中之素蕴”目的不合，他如只志在护照，盛宣

怀的八行书直达李府应该就够了，盛宣怀“介绍孙先生往见”李鸿章，就未免多事了。




改良与革命


　　我在《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一书里，曾有专章——

　　《（改良）与（革命）之间）——讨论孙中山的转变过程，我说：

　　在这种“参与”的过程里，孙中山不但认识了郑官应，并且还在郑官应家里会到了绰号

“长毛状元”的王韬，王韬还为孙中山写了介绍信给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以达成孙中山

《上李傅相书》的积极效果。但当孙中山最后知道“上书请愿”的方式走不通以后、当他深

切知道“改良主义”的手法达不到以后，他又回归到革命的路线。

　　我又说：

　　这个分野，也就是从“改良”观点到“革命”观，点的分野；这个分野，它的最后爆破

点是《上李傅相书》的失败。

　　关于上书的事、关于这次走改革路线的经过，我们在孙中山的自述《伦敦被难记》中也

可得到主要的说明：

　　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名之曰“兴中会”。其党有见

于中国之政体不合子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渐进方法，请愿子朝廷，傅倡行新政。

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代专制及腐败的政治。予当时深表同情，即投身为党员，

自信因为国利民福计耳。

　　中国睡梦至此，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此兴中会之所由设也。兴中会之

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且近年以来，北京当

道诸人与各国外交团接触较近，其子外国宪政当必略有所知，以是吾党党员本利国福民之诚

意，会合全体联名上书。时则日本正以雄师进逼北京，在吾党固欲利用此时机，而在朝廷亦

恐以惩治新党，失全国之心，遂暂搁不报。但中日战争既息，和议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诏

，不特对于上书请愿者加以叱责，且云此等陈请变法条陈，以后不得擅上云云。

　　吾党于是抚然长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

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且同志之人，所在皆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海陆军

人之腐败贪赎，平时骄奢淫逸，外患既逼，则一败涂地。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

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在这段话中，孙中山原始的改良主义的色彩，是非常明显的。

　　所谓“和平手段”、所谓“渐进方法”、所谓“请愿于朝廷”、所谓“冀万乘之尊或一

垂听”、所谓“政府之或可奋起”、所谓“全体联名上书”、所谓“和平方法”等话，都是

明显的改良主义的语句，都不是革命的立意与手段。直到这些立意与手段都“无可复施”的

时候，才轮到“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今天宣传孙中山革命历史的人，他们总是把孙中山一开始就描绘成一个反对改良的革命

派，甚至从幼年就开始“蓄革命之机”了。这是很不了解孙中山真正怀抱的说法，是很不通

的。




改良张本与革命张本


　　我仔细观察孙中山一生的言论，发现他的和平改革的色彩、缓进的色彩，始终很浓厚。

孙中山远在民国前六年，就演说指出“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用之”

（《三民主义与中华民族之前途《）；在这篇演说后十六年，他同样他说：“诸君要晓得，

革命是不得已而为的事。”（《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在一九二三年的一次演说

中，他甚至带着一点似乎“挖苦”的意味，来指出“中国式之革命家”的性质，他说：

　　我即自称革命家，社会疑义纷起，多所误会，其实中国式之革命家，究不过抱温和主义

，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乃争一良好稳健之政府。

　　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四年的两次演说中，他甚至明白地指出：“改造”“维新”的意

思，与“革命”并无不同。他说：“革命两字，有许多人听了，觉得可怕，但革命的意思，

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他又说：“外国革命，有许多

是成功的。离我们最近的就有日本，日本维新，大家都知道是成功的，维新事业和革命事业

是相同的，维新成功就是革命成功。”（《革命成功始得享国民幸福》）这些明明白白的改

良论调，岂不正正都是这个伟大革命家的论调吗？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孙中山不但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更是一个伟大的改良家。只

有了解他那种改良的怀抱，才会明白他为什么要上书李鸿章，为什么要走上一段改良主义的

路线。

　　罗香林在《国父之大学时代》中说：

　　世人以上书文章闽肆，疑非国父自作；或以李氏为满清重臣，非创导革命之国父所欲合

作，疑上书非国父本意。不知国父在西医书院，子现行科学与政事及衣功论学，研讨至精，

而国学用力甚深，文章亦所素习；李氏为当时倡办洋务人物，且为西医书院赞助人，与其有

医学教育因缘，观李氏复西医书院函，知其非子革新政治不相能者。故国父欲试探李氏意志

，傅为实行革命张本，非谓欲与满清政府妥协也。

　　罗香林对怀疑上李鸿章书真伪的人的指摘，是可通的，但是他说孙中山“欲试探李氏意

志，俾为实行革命张本”的推论，却未免牵强。孙中山上书无效，就是最好的“革命张本”

，原来那个上书的“张本”，事实上该是“改良张本”才对。《伦敦被难记》中自述清吏向

他说“汝前尝上策于总理衙门，请其转奏朝廷，汝策良佳”等话，也是孙中山当时走改良路

线的一个有力旁证。




演化眼光


　　罗香林在《香港早期之西医书院及其在医术与科学上之贡献》中说：

　　唯孙先生在该院，除于学校规定课程外，亦兼喜研究农田、舆地与经史诸学。尤嗜于中

夜起床读书，法国革命史与达尔文《物种原始》类专书，最所喜读。盖是时适值达尔文逝世

后数年，其进化论学说风靡全欧，康德黎博士即首为介绍其学说于香港。孙先生殆为国人研

究进化论之最早起者。

　　唯孙先生于科学研究特深、于生理学为最有心得、于进化论为探索最殷，故俟配合其毕

业后之经验，遂能发明“知难行易”之学说，与修正进化论，而引伸其体系，斯则尤属西医

书院曾获致其预期成效之明征也。

　　罗香林又说：

　　近人有谓中国人知有进化论，乃自严复于一八九五年出版所译赫青黎（T。H。Huxley）之

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始者，其实，孙先生之首治进化论学

说，乃在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二年肄业西医书院之时代，较严氏译书时代为早。

　　这些阐发，大体上都是很独到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阐发，我认为罗香林应该做出而没

做出的，则该是：

　　一、达尔文的学说是“演化”的，并没有中国译名中“进化”

　　的意味。旧译“进化论”是不通的，也是以词害意的。

　　二、孙中山受达尔文的影响是不错的，这从他自述“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

（Darwinism即达尔文主义）可得证明。但是达尔文真正影响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

还属小焉者也，并且还待考。真正影响他的，乃是一种对人际看法的“演化眼光”。由于具

有“演化眼光”，所以即使革命，也“究不过抱温和主义，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这种

因达尔文而来的影响，对当时深信“演化论”的人，不论是严复或孙中山，都没有例外。而

介绍“演化论”到中国来的人，从伟大的严复以下，他们的最大“孤独”，也许却正是感到

中国人并没真正的了解“达尔文之道”！中国人所能了解的，只是“物竞天择”、‘适者生

存”那一套，并不是真正的“演化眼光”那一套。因此之故，中国人近百年来，最多的是鲁

莽灭裂的所谓“革命家”、“革命英雄”、“终身革命者，，和“吃革命饭者”。他们“彻

底”这个、“极端”那个，整天“革”别人的“命”，可是革来革去，不但没达到“彻底”

“极端”的“革命”的大效果，甚至连他们所看不起的“改良”的小效果都没达到。虽然这

样，他们却还日复一日的高叫“革命”“革命”、年复一年的高叫“革命”“革命”。总还

迷信鲁莽灭裂的方法，妄想“一了百了”、妄想“一蹴而几”、妄想“迎头赶上”、妄想”

一次解决”，而其结果，却永远是欲速则反迟、想快却更慢。

　　这些悲剧，追究起来，都是没有深刻了解“演化眼光”的缘故。

　　他们这些人的智慧，比起严复和孙中山来，真是太远了、太远了！




没有一件可以成立


　　虽然有“演化眼光”的孙中山，最后自己从“改良”走向“革命”，并且直革到死，还

有“革命尚未成功”之叹，但当他一旦走上了“革命”的路，他对他曾有“改良”的纪录，

显然就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再提起了，这就是在孙中山在世之年，人们一直不知道他曾上书

李鸿章的缘故！他自己绝口不提这件事！

　　直到孙中山死后，他生前的一个“敌人”陈垣（援庵，做过辅仁大学校长）以史学家的

博闻强记，挖出了这件事。陈垣告诉了另一个博闻强记的史学家顾颌刚，顾颌刚亲自去找，

终于在一八九四年九月十日的上海广学会《万国公报》第六九、七0号上，找到了《广东香

山来稿》的《上李傅相书》！

　　清朝根据祖训，不设宰相，殿阁大学士都名过其实。但有“大学士”“太子太傅”头衔

的人，都被尊称做“傅相”。李鸿章在一八七0年得到“大学士”头衔、一八七九年得到”

太子大傅”头衔，所以孙中山称他“李傅相”，这种称呼，是非常合乎规格的。

　　吴敬恒在《中山先生年系》一八九四年二十九岁条下写道：

　　是年七月一日中日开始宣战。自传曰：“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

洲。”出洋后，邮上李鸿章一书。所以知其邮上者，因书中有“文于回华后……”

　　云云也。邮书必在八月，因是年九月十月份之上海万国公报已登该书矣。又此书首言”

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云云，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于私邮，必

不做此开端。则别传冒险之说，必系传闻之误。

　　吴敬恒这里所说：“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于私邪，必不做此开端。”是对的。但必须证

明上李鸿章书乃在求见李鸿章之后，这种推论，才能成立。若上书在先，上书且是求见前的

先容步骤，这种推论，就大有问题。孙中山《上李傅相书》发表于《万国公报），显然在正

本早就送达以后。他在正本送达后南下，以《广东香山来稿）方式投书《万国公报》，显然

又不是桂崇基笔下“大骂李鸿章是官僚”的北上情况。所以，结论是：国民党绘影绘声说孙

中山见李鸿章的事，从；日式捏造到新式捏造，没有一件可以成立。

　　文章写到这里，一切就都水落石出。国民党还是好好想想吧：只要李敖在台湾，他们就

休想捏造历史。金钱、枪杆、镇暴车都在你们手里，但是历史绝不在你们手里，还是放明白

点吧！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在草山之阳


　　
孙中山向清吏下跪求饶


——伦敦蒙难罗生门


　　　　十一月七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有消息如下：

　　　　纪念国父逝世五十九周年

　　　　中视制播《伦敦蒙难记》

　　　　根据国父亲撰《伦敦被难记》、《党支会藏》，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与《中国古代名

人列传》等书编剧而成的《国父伦敦蒙难记》，十一日下午四时将在中视频道播出，这是一

出国语电视剧。

　　　　《国父伦敦蒙难记》的历史背景是国父在前往英国，准备组织华侨，扩大革命力量时，

腐败专横的清廷竟以诡计将国父诱入“中国公使馆”，幸亏国父大仁大勇的精神和机智应变

的能力，以及国父英籍老师康德黎的全力协助，才脱离虎口。

　　　　当时，由于舆论的报导和介绍，使全世界不但公认国父是中国革命领袖，同时也促使国

父在大英博物馆完成了三民主义的理论基础。《国父伦敦蒙难记》即完全依据史实演出国父

伦敦蒙难十二天的经过，借以向逝世五十九周年的国父，表达敬意。

　　　　中视当家小生崔浩然在演出国父时，内心严肃而庄重，生怕无法将一代伟人的凛然正气

表现出来，而老牌演员李影的“康德黎”角色，将康与国父间的师生之情，发挥得淋漓尽致。

　　　　为了看看国民党最近在宣传上“新猷”些什么，我在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居然浪费了一

点时间，一边做工，一边断断续续看了这出电视剧。一看之下会失望，早在意中；但是边看

边骂，却也稍嫌意外，边看边骂了国民党这种lousy宣传以后，我真忍不住要再写上一笔。




孙中山如是说


　　　　国民党笔下的伦敦蒙难事件，其实真相是很“罗生门”的。

　　　　换句话说，真相是有不同的说法的，并且有的说法还是矛盾的。

　　　　对立的，包括孙中山自己的说法在内。我们先看孙中山自己的说法。《伦敦被难记》

（《伦敦被难记》原文系英文，名为“Kidnapped　in　london”，由甘作霖中译，中华民国

元年五月初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以后各处所翻印均本此）中说法如下：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月一日，予始抵伦敦，投宿于斯屈朗（Strand，伦敦路名）之赫青

旅馆〔注一〕。翌日即至波德兰（Portland　Place，伦敦区名）覃文省街（Devonshire　

Str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