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公子-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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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广东有非以科第起家的两名宦，一为张荫桓；一为丁日昌。
丁日昌字禹生，广东丰顺人，出身廪生。秀才的正式名称叫“生员”。生员有诸般名目，故称“诸生”。分为四等，廪生、增生、附生，及初“入学”，亦即新秀才之称为附学生员。廪生定额甚严，因为可自公家领取津贴，而这份津贴是要本事挣来的。秀才有岁试，分为六等，起码要考列三等，才能保持食廪的资格。此外廪生还有好些特权，譬如童生考中秀才，报到时须廪生作保，证明他并非冒名。这一来自须致送谢礼。至于地方有事须求助于读书人，亦往往委由廪生策动，因为廪生的资格较深，无形中成了秀才之中的首脑。
洪杨乱起，潮州府办团练，丁日昌就是负责人之一，以军功得授江西万安知县，参曾国藩幕。丁日昌年轻时在上海住过，见过洋人及西洋来的“奇技淫巧”，在那个时候，就算很难得的人才了。因此当李鸿章奉命援沪时，特地檄调丁日昌主管军火，以上海道创办江南制造局，为李鸿章“用沪平吴”极重要的助手。
由于李鸿章的提携，丁日昌由上海道升调两淮盐运使，转江苏藩司，旋升巡抚。抚辑流亡，诸废皆举，颇有政绩。但江苏人，特别是苏州一府的京官，对李鸿章及其一系，怀有极深的成见，所以李鸿章动则发牢骚：“吴儿无良”。丁日昌在吴虽有惠政，仍不免遭受嫉视。如叶昌炽著《藏书纪事诗》，于两宋以来藏书家，稍稍知名者，无不搜罗，而独缺丁日昌，其为有意摒斥，不言可知。
丁日昌的藏书是很有名的，藏书楼名持静斋。贵州独山莫子，曾为辑《持静斋书目》四卷。不过，丁日昌的收藏，不免巧取豪夺。他之开始藏书，始于上海道任内。当时上海最有名的藏书家，为以营运沙船起家的郁氏。同治上海县志：“郁松年字万枝，号泰丰，恩贡生；好读书，购藏数十万卷，手自校对，以元明旧本，世不多见，刊《宜稼堂丛书》。接记载，郁氏藏书间接得自‘百宋一廛’。百宋一廛者，黄丕烈的藏书楼名。黄丕烈苏州人，字绍武，别号荛圃，乾隆戊申举人，不知缘何致富，故好宋本书成癖而终能成为收藏宋版书的巨擘。所谓‘百宋一廛’，意谓一廛之中藏宋版书百种。又有一室名，谓之‘陶陶居’，以藏有北宋南宋两部陶诗而得名。”
但黄丕烈的藏书，身前即已流出，由长洲汪家所购藏。潘祖荫《藏芸书舍宋元本书目跋》：
吾郡嘉庆时黄荛圃、周香严、袁寿阶、顾抱冲，所谓四藏书家也，后尽归汪阆源观察。荫之姑母归观察之子珠林比部德英，荫少时至汪氏山塘所居，其堂宇轩敞，树石萧森，堂中悬楹联：“种树似培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阮文达隶书，阮与汪故有连，三十年如在目前也。咸丰庚申以前，其书已散失，经史佳本，往往为杨致堂丈所得。兵燹以后，遂一本不存，今从其家得宋元书目钞本，富矣精矣，真不减东涧、沧苇，盖皆荛圃、涧诸老为之评定，故绝无伪刻。
汪家的藏书楼名“藏芸书舍”。汪闱原名士钟，其父名文琛，开一家益美布号而致巨富。文琛风雅好藏书，自号“民部尚书”。其子士钟由富而贵，故得与潘祖荫姑母家联姻。据叶昌炽说：汪氏之书散出，“长编巨册皆归菰里瞿氏，归杨氏者畸零”。瞿氏为常熟铁琴铜剑楼主人，“杨氏”即潘祖荫文中所说的“杨致堂丈”。致堂名以增，山东聊城人，大挑出身，道光二十八年继潘祖荫的祖父锡恩为南河总督，以其世谊，故潘祖荫称之为丈。
南河岁修费四百万银子，所以南河总督为有名的肥缺。杨以增复于咸丰三年兼署漕督，以迄六年下世。前后在任九年，宦囊极丰，乃于聊城筑海源阁藏书。洪杨以后，各地藏书家大都遭劫，惟杨氏得免。瞿氏亦赖子孙善于守藏，巍然与海源阁并称为“南瞿北杨”。
洪杨以后，故家零落，雄于资者以贱值得收精椠，所以崛起好些后来居上的大藏书家，其尤著者，为湖州陆心源。其人极伧俗，李莼客记云：
有湖州举人陆心源。入赀为广东督粮道，贪秽者闻，被劾开缺。闽都李鹤年奏调福建，委署粮道，遂尊闽事。招摇纳贿，屡与巡抚王凯泰竞，去年凯泰乞病，亦以此也。及潘入觐，颇为当路者言之，心源复被劾开缺。鹤年怒，逐亦因事劾，有诏查办。告病还苏，而心源亦归湖州矣。心源好为诗古文而不工，多蓄金石书画以为声誉，其乡人言其险薄鄙诈，劣迹甚众，一郡皆不齿之。然四库所著录及存目者，闻仅少三种云。
翁同日记中，对陆心源，亦有精到的批评：“陆存齐观察送字画皆未受；著书甚伙，貌则其俗。”又：“陆潜园书来，历叙宦迹，官兴甚浓。”大致此人是贪官兼市侩，但本事是有的，鉴赏的眼力甚高，除版本外，收藏的字画甚多，著有《穰梨馆过眼录》。据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处长江兆申兄说，此书虽述而不作，但所收录，殊少赝鼎，所以参考价值极高。现由学海出版社精印发行，附带介绍。
陆心源自道心仪顾炎武，所以文集名为《仪顾堂文集》，又有《仪顾堂题跋》等，共计著书九百四十余卷，总名《潜园总集》。只是若非门客所撰，即有蓝本可供剽窃，真是盗名欺世之士。
陆心源购书，有如趁火打劫。日人岛田翰著《宋楼藏书源流考》云：捆载书于郁氏，当时所购去，今案其目，总四万八千余册，三千二百元。况丧乱之余，世家巨室之藏，星散云飞，等于废纸，而心源举群有廉获之：若元本玉海值五十元，汴刻唐书值三十二元，天水蒙古且然，余可知矣。
当陆心源购郁氏藏书时，丁日昌正为江苏的显宦，论势自不相敌，所以购郁氏之书，虽已大捡便宜，犹觉不能称心如意，因而撰文丑诋丁日昌，其言如此：
禹生介绍应敏斋廉访至郁氏阅书，自取架上宋元刊本五十余种，令材官骑士担负而趋。时泰峰已故，诸孙尚幼，率其孀妇追及于门，禹生不能夺取，其卷帙少者自置舆中，其卷帙多者，仅携首帙而去。后经应敏斋调停，以宋刊世彩堂韩文、程大昌禹贡论、九朝编年、毛诗要义、仪礼要义、金刊地理新书等十种为赠，余仍返璧。
应敏斋名宝时，官至江苏臬司，有能吏之名，人品则至少要比陆心源高明。丁、陆因购书成隙这一重公案，岛田翰有公平的论断：
心源时在闽，其自闽归，毛诗要义等精椠既为禹生所得，故大之。予闻禹生开府江苏，精明慈惠，御吏严而爱民如子，吴民至今德之；盖强夺则或有之，未如是之大甚也！而心源狺狺曲成之，岂知其源流将因宋元本数种而起，既伤友好，又欺后世，适成其为市道之薄，何有于讲学也！
第一章案中有案（1）
丁日昌官至福建巡抚，光绪初年即乞体归隐。光绪八年三月，以因受李鸿章委托，办理捐赈，为人侵冒，愤而致死。翁同与他有金兰之契，以兄事之，丁死后，翁作联相挽，联云，“政绩张乖崖，学术陈龙川”之语，足定其平生。
乖崖为宋朝张咏的别号，《宋史》卷二九三，《张咏传》：
出知益州，时李顺乱，王继恩、上官正总兵攻讨，缓师不进，咏以言激正，勉其亲行，仍盛为供帐饯之，酒酣，举爵属军校曰：“汝曹蒙国厚恩，无以塞责，此行当直抵寇垒，平荡丑类，若老师旷日，即此地还为尔死所矣！”正由是决行深入，大致克捷。继恩帐下卒缒城夜遁，吏执以告咏，不欲与继恩失欢；即命絷投眢井，人无知者；时寇略之余，民多胁从，咏移文谕，以朝廷恩信使各归田里，且曰：“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吾化贼为民，不亦可乎？”
丁日昌在江苏的政绩，与此相仿，“化贼为民”其事至难，但来至易，惟在曲体人情，务期温恤。至于处骄兵悍将，而欲其能激发天良，克敌致果，此则必须有高明的手腕，丁日昌之最可佩者在此。
陈龙川为陈亮，入《宋史儒林传》，类书撮叙其生平云：
宋永康人，字同甫，工文词，才气超迈，喜谈兵，周蔡以为上客，得交一时豪杰。隆兴初，上中兴王论不报。尝以豪侠屡遭大狱，几濒危殆，乃益力学著书。其学自孟子后，独推王通，自立其文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淳熙中，更名同，请阙上书，极言时事。孝宗将官之，亟渡以归。感帝知遇，至金陵视形势。复上疏，欲激孝宗恢复，仍不报。光宗策进士，问礼乐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师道对。光宗大悦，擢为第一，授签书健康府判官，未赴卒。著有《三国纪年》、《欧阳文粹》、《龙州文集》、《龙川词》。
按：王通即文中子，为学以经世实用为主。清朝学术，在乾隆以前，以文网甚密，故识时论政之著作，相率视为禁忌。龚定庵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虽不免牢骚，多少也是实情。
及至嘉道以后，谈实用之学者逐渐兴起。士大夫之有识者，不复以为四海之内，即是“天下”，九洲万国，茫无涯际，以魏源的《海国图志》为始，一方面希望吸收新知；一方面正视现实，经世之文，粲然可观。
由道光中叶起，谈漕运，谈盐法，谈水利，类皆能针对时弊，稽古通今，风气为之一变。洪杨之变，竟能戡平大乱，一时中兴名臣曾、胡、左、李，讲学问，讲文采，皆为一时之冠，但不论用兵施政，绝无丝毫书呆子的味道，这亦正就是嘉道以来，讲究经世致用之学的效验。
丁日昌的遗文，只不过“抚吴公牍”一部。所谓“学术陈龙川”，自不免溢美。但在公牍中讲学问，亦自有其从平淡中见深刻的一面，如严禁“琐语淫词”的札文：
淫词小说，最易坏人心术，乃近来书贾射利，往往镂版流传，扬波扇焰。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原共著述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地方官漠不经心，方以盗案奸情，纷歧迭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害，一二人道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
这些见解，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自不免迂腐之讥。但在当时，确有一部分是真知灼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此则太史公所谓“侠以武犯禁”，至今犹然。但所禁之书，诚如《谭瀛室笔记》所论：
其中颇有并非淫秽者，且少年子弟，虽嗜阅淫艳小说，奈未知其名，亦无从遍觅，今列举如此详备，尽可按图而索，是不啻示读淫书者以提要焉。夫亦未免多此一举矣！
所评可谓中肯。所刊禁书名目确有颇不合理者，如《红楼梦》不在其列，而续书如《红楼重梦》等七种，一律查禁，自难餍服人心。甚至袁子才的笔记《子不语》亦在禁书之中。此书中固有冶艳的笔墨，但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何尝不然？
丁日昌的查禁“淫书”是出了名的，可能他的子弟中，曾受其害，故深恶痛绝。丁日昌有五子，长名惠衡，是捐班的知府，曾为丁日昌带来很大的麻烦。《清史列传》卷五十五本传：
（同治八年）九月出省查勘水灾，有族人都司丁炳，同日昌家丁冶游，与水勇徐有得忿争，游击薛荫榜巡夜，棍毙有得，日昌奏请褫治薛荫榜，丁炳因自请议处。上以日昌虽事前公出，究属疏于防范，下部议处，案交总督马新贻提讯。
不久，马新贻又接到第二道上谕，显示案中有案：
兹据该抚奏称：续查案内有伊侄监生丁继祖同住，开闹先回，并风闻伊子分发知府丁惠衡，一并在内，经署臬司杜文澜督审，均称伊子并未在场，请将丁惠衡、丁继祖分别斥革，彻底根究，并自请革职治罪各等语。此案营弁人等，滋事酿命，丁日昌之侄监生丁继祖，既经同往，着即斥革，交马新贻归案审讯，伊子丁惠衡，是否同往？着于到案时一并交马新贻审明虚实，分别办理。丁日昌咎只失察，前已交部议处，所有自请治罪之处，着毋庸议。该部知道。新疆回乱有关，真是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第一章案中有案（2）
原来此案还牵涉丁日昌的子侄在内。因此，一桩寻常命案，马新贻特派地方大僚会审，计有江宁藩司梅启照、江安粮道王大经、署盐道凌焕、候补道孙衣言，复调江苏臬司应宝时与审。丁继祖自行投到，丁惠衡却未到案。五堂会审之后，马新贻亲自提审，直到第二年六月间，方始复奏，审出的案情是：
缘薛荫榜籍隶安徽全椒县，由军营保举两江补用游击，在苏州亲兵营当差，委派巡夜。已死徐有得即徐洪才，系太湖水师后营右哨勇丁，彼此素不认识。同治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徐有得与同哨勇丁刘步标，因哨官王有明患病请假，随同驾船赴苏就医。王有明移住客寓，令徐有得、刘步标与舵工尚邦发看船，适刘步标叔侄刘崇豹至苏探亲，刘步标留其暂住船内，九月初一日二更后，徐有得、刘步标、刘崇豹探知善长巷胡二家，系属妓馆，同去玩耍，正在楼上闲坐，已革都司丁炳，已革监生丁继祖，同家丁范贵、周兴亦赴胡二家闲游。范贵先行进，上楼窥探，徐有得喝阻，致相争闹，经周兴、胡二劝解。丁炳、丁继祖随后走至，因见徐有得嚷骂，恐致闹事，喊同范贵等回归。彼时正值薛荫榜带同亲兵胡永岳、丁玉林巡夜，闻闹进内查拿。询知徐有得等系勇丁滋事，各责军棍四十，徐有得倔强不服，又令丁玉林重责，未记其数，薛荫榜斥逐走散，徐有得受伤较重，行走不便，舵工尚邦发在船闻信，着人背回，当用黄纸烧酒敷贴。次日刘步标、刘崇豹伤俱渐愈，徐有得伤痕较重，饮食少进，延医陶鹤鸣医治，服药无效，至初四夜身死。哨官王有明报称徐有得病故，棺殓送回，经抚臣丁日昌访闻，将薛荫榜、丁炳奏参斥革。
以下叙接办本案的经过：
哨官王有明报称，徐有得病故，棺殓送回。经抚臣丁日昌访闻，将薛荫榜、丁炳奏参斥革。奉旨交臣审办，一面发交臬司讯供看管，听候提究。旋据太湖营副将田名魁，以哨官王有明业已病故，将徐有得尸棺送县候验，刘步标等解司讯办，督饬府县开棺查看，徐有得尸已腐烂，无凭相验。复经抚臣丁日昌续查丁属滋事情形，疑有伊子丁惠衡同在。据署臬司杜文澜审讯，只有丁继祖在内。丁惠衡并未在场。奏奉谕旨，将丁继祖斥革归案审讯等因，遵经饬提人证，据江苏按察使应宝时查明，丁惠衡远出未归，一时未能到案，而通案人证又未便久稽，当饬江宁布政使梅启照等，提集众证，会同严审，均并是夜丁惠衡实未同往，再三究诘，矢口不移，分别议拟，详解勘讯。臣查薛荫榜带勇巡夜，适遇勇丁在妓馆滋事，各予棍责，本系分内之事。勇丁徐有得于被责四日后殒命，当时臀腿受伤，他处并无伤痕，质之同被棍责之刘步标、刘崇豹，及船工尚邦发，医生陶鹤鸣，供俱相同，其为棍责臀伤毫无疑义，自可毋庸检验，以免尸遭蒸刷之惨。惟薛荫榜以惩治游勇之法，任意重责未能详慎，实属咎有应得。至丁惠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