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公子-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魁玉与梅启照出的主意是，为张汶祥编造一套假口供，说马新贻在浙江巡抚任内，捕治浙东海盗，伏法者多为张汶祥的好友，以张汶祥到宁波开小押当为生，适逢马新贻出告示严禁重利盘剥，查禁小押当，生计顿绝。再则张汶祥之妻背夫潜逃，人虽追回，衣物已为奸夫带走，具呈控告，马新贻认为此是小事，不应烦渎大宪，状子不准。以此种种结怨，乃下手行刺。
这套假口供如此编造，一方面是要隐瞒真相，以免在风声鹤唳、十户九闭的江宁城中，激出大乱；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此洗刷马新贻的名誉，用心不为不苦，无奈不易为人置信。所以钦差张之万与魁玉会衔的奏折到京，清议大哗，要求另派大臣，严究其事。
于是两宫皇太后召见军机以后，下了一道“明发上谕”：
马新贻以总督重臣，突遭此变，案情重大。张汶祥所供挟报各节，即龙启等指使情事，恐尚有不尽不实；若遽照魁玉等所拟，即正典刑，不足以成信谳。前已有旨，令曾国藩于抵任后，会同严讯，务得确情。着再派郑敦谨驰驿前往江南，会同曾国藩将全案人证，详细研鞫，究出实在情形，从严侦办，以伸国法。随带司员，着一并驰驿。
指派郑敦谨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第一，他是刑部尚书，正好管着这件案子；第二，他是湖南长沙人，由他来主审，湘军不会不服；第三，他跟曾国藩是乡试同年，一向交好，必能和衷共济；第四，也是最要紧的，郑敦谨的刑部尚书，做得响当当名声极好，此案由他手里定谳，必能压服人心。
上谕是十二月初下的，郑敦谨在部里秋审处挑了两名好手，在急景凋年中驰驿南下，到江宁的那天，正逢除夕。其时曾国藩已经接任，把老同年请到总督衙门度岁，开门见山地相告，此案不能认真。因为天津教案刚刚结束，洋人不尽满意。倘或再激出变故，授人以隙，大局堪虞。
另一方面，孙衣言、袁保庆则力主严办。马新贻的胞弟浙江候补知县马新佑，则在年初二那天，带着他的过继给马新贻的儿子毓桢，披麻戴孝，跪在钦差行辕大门前，放声痛哭，求钦差伸冤。在这样左右为难的情况下，郑敦谨听从司员的建议，札委孙衣言、袁保庆会审，用意当然是要他们分担定谳以后的后果。
其时公堂上尚未开审，而舞台上却已作了判决。原来上海丹桂茶园，已排了一出新戏，即名“刺马”，情节完全根据张汶祥初次所供，马新贻如何贪色卖友，再加上许多渲染，绘声绘影，大致后来平江不肖生在《江湖奇侠传》中的描写，即系根据此戏而来。
这就奇怪了！张汶祥的初供，江宁府及上、江两县竟不敢笔录。即或录供，亦是附卷的密件，何能流传在外，资为戏剧材料？同时，两江总督等于主宰东南半壁，起居八座，威势赫赫，即或丹桂茶园主事者及演此新剧的伶人，能以租界暂作庇护，但岂能不顾虑到，一出租界，落入逻卒手中，两江总督杀几个人算不了一回事，而敢冒此大不韪？
于此不难想像，丹桂园排演“刺马”，必然有人在撑腰，大背景是湘军，小背景是漕帮。漕帮即是所谓“清帮”，依照帮中“家法”，只有“扫清码子”——理发匠不能“进门槛”，即被摒于“山门”以外。因为在理论上说，漕帮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理发匠当清兵入关剃发令下时，为虎作伥，不剃发者，即时可以斩首示众。旧时的剃头挑子，一面是一张凳子形的小柜，上面坐顾客，柜中置放“吃饭家伙”；一头是一座小行灶，上架面盆，烧着热水，面盆之上是一具小小的旗杆，即为当时斩首示众的遗迹。由于立场的敌对，所以漕帮不纳理发匠。
第一章“刺马”一出（3）
实际上这是门面话。漕帮当初订立帮规、家法时，颇有高人参预。有许多“秘诀”隐藏不露，漕帮摒拒理发匠的真正原因是，为了保持秘密。因为理发匠执业时，必与顾主谈论新闻，没话找话，罔识忌讳，倘入“门槛”，则将无机密可言。所以找个很正大的理由，彻底排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创立漕帮者对此原则的运用，有些地方真是到了化境。
但漕帮不拒伶人，尤其是江南的“水路班子”，沿一条运河卖艺，与漕帮有密切关系。太湖水师营与漕帮亦同是“靠水吃水”，所以水师营官兵入帮者极多，这样，间接策动“水路班子”，打一出“刺马”的新戏出来，是很容易办到的事。
“刺马”一出，轰动一时，张汶祥顿时变成侠义之士，而马新贻则被描绘得形同禽兽，这是马新贻的家属及其故交旧部最痛心的一件事。
“刺马”这出戏歆动不明内幕的百姓，自无足奇，可怪的是曾经当过安徽巡抚、做过马新贻顶头上司的乔松年，亦竟赋诗，道是“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场独写真”，实不可恕。
此外，以刺马为题材的诗，还多得很。有一首“教场歌”，完全根据湘军借漕帮往来南北所散播的流言写成。诗是不坏，但惟其诗不坏，对马新贻的损害更甚。诗云：
“钟山七载无烽火，仪凤城高宵不锁，丝竹东山话谢公，风流自昔惟江左。尚书辛苦选材良，阅武亲临内校场，细柳营门刚下令，华林马射正分行。材官技勇群相角，金鼓声声相闲作。帐下俄惊恶客来，天边瞥见寒星落。千金匕首血花斑，此际恩仇岂等闲，聂政从来无识面，荆轲原自不须还，满城僚属争相讯，刺客从容承鞫问，三尺爰书尚未成，又传阃内红儿殒。岂有琼花璧月吟，门前何苦说韩擒。无情怨杀燕支井，女伴凄凉泪满襟。当日烽烟连皖豫，江头记得潜行处，良人同日窜荆榛，贱妾何羞齐相御。转眼升沉事渺茫，使君玉节耀钱塘，飘零萍梗无家客，也向西湖泛小航。相逢话旧情难遣，蘼芜山下惊重见，恩怨循环一晌间，罗敷枉用多留恋。鸟不高飞亦可哀，浑忘万苦贼中来，谁怜婀娜天涯树，强向侯门苑里栽。侯门深锁春光好，一夜西风吹树倒，歌舞文酣祸变生，呼天一哭天应老。浩荡长干鼓浪声，愁心重叠恨难平，春蚕已死丝仍缚，粉蝶成孤梦未醒。转眼豪华经晓露，六卅一错凭谁铸？北渚新添渺渺愁，西陵误认亭亭树。星使明年日下来，优扬典礼逮泉台；不知年少三河客，底甚沧溟作巨魁？
这首歌行，四句一转韵，为正规的梅村体。全篇重点在“又传阃内红儿殒”，因为谣言中说：马新贻与捻匪投诚的曹二虎结盟，诱曹妻私通，复杀曹二虎。马新贻“死后数日，署中一妾自缢，并未棺殓，密埋于后园中，即曹妻也。”此“红儿”即指所谓“曹妻”。以下即叙马纳“曹妻”为妾的“经过”，直至结尾，“优扬典礼逮泉台”，指次年朝廷准江督及各地士绅请在立功省分建专祠一事，而隐然有惋惜张汶祥之意，诬之甚矣！
郭则《十朝诗乘》载一诗，一韵到底，颇可一读：
柳子厚龙城录载：龙城在柳州罗池市，有石刻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出匕首，福士氓，制九丑。”凡十八字。同治初年，金陵砥定，儿童竞歌是语，以为兵燹甫平，诵之以驱厉祈福也。迨马端敏遇刺，周彦升谓其应识，因作龙城谣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出匕首，匕首出，日无光，柳星正对连天张。两江制府坐堂皇，材官骑将纷趋跄，京口健儿束急装，一手偃抑纛中央，绿营员弁走且僵，兵必露刃剑耀，是日校士门关防，飞鸟不到舆盖旁，戟辕令下如秋霜，铃下肃静旗飘，但闻擂鼓声琅琅，白日照案风动裳，忽然定卒来，濡缕仿佛背有芒，贼刃大府如羊，众手搏贼如虎狼，贼顾而笑神扬扬，诘贼何名张汶祥，朝命严讯贼主张，贼对不对无惧惶。吁嗟乎，世间怪事无不有，龙城柳，出匕首。”
《十朝诗乘》又记：
凶犯就获，讯之无确供。或谓马本回族，既贵而叛之，故彼族挟憾以逞；或疑穷交蓄怨，相伺已久，迫而出此，又或谓马掳其妻，遇害某姬亦自缢死。究皆臆测之论。周荇农阁学，初闻流言为赋诗云：“一昔狼星殒石城，扶风恶耗使心惊；虎牙未听呼来歙，犊鼻翻令误马卿；磨刃廿年胎祸水，饮章万口溢冤声。诸公莫作元衡例，斟酌崇祠与易名。”嗣晤勒少仲河督（方），知其说全诬；又赋一诗云：“人事百年真出世，谁知定论死犹无，重臣已被元衡祸，谤语几罹永叔诬，泣到遗民知惠政，荐从贤相识通儒。流言惑听惭非智，况是千秋被史愚。”其时少仲同在江南，所言自堪传信。
周荇农名寿昌，湖南长沙人，久负文名。第一诗惑于流言，故结尾有“斟酌崇祠与易名”的主张，竟欲撤马新贻的祠堂及褫夺“端愍”的谥号。及至由勒方口中得悉真相，自陈“流言惑听惭非智”，为马新贻辩白，以欧阳修与甥女有暧味之诬相比，而感慨盖棺论定之不易。这种勇于改过的修养，很可佩服。李慈铭先与周寿昌交好，后来颇有讥刺，中间又弃旧嫌，而在周死后十余年，忽又批评他的诗不好。三翻四覆，其人品实不如周。
如上所述，勒方能为马新贻辩诬，且足以令周寿昌信服，可知马新贻行事，原本无暧昧之处。乔松年与马新贻在安徽巡抚与藩司，关系甚为密切，可说无三日不见之时，对马新贻的公私生活，应该相当了解，而竟有“歌场写真”之语，倘非挟私嫌故为诬蔑，则此人之浅薄无知识，亦就可想而知了。
与乔松年相反的是，当时的安徽巡抚英翰，他对马新贻之被剌、被诬，表现得很够义气，曾经函请上海道涂宗瀛查禁“刺马”一剧，又奏请为马新贻在安徽建专祠，凡能安慰死者及其家属者，无不悉力以赴。可是，最要紧的一事，也就是找出“主使人”来，始终未能有结果。郑敦谨终于在顾全大局这一万分无奈的苦衷之下，屈服于现实之下。定谳后有一道上谕：
兹据郑敦谨、曾国藩奏：复审凶犯行刺缘由，并无另有主使之人，请将该犯仍照原拟罪名，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各等语。此案凶犯张汶祥，以漏网发逆，复通浙江南田海盗，因马新贻在浙江巡抚任内，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呈控未准审理，其在新市镇私开小押，适当马新贻出示禁止之时，心怀忿根，竟敢乘间刺害总督大员，实属罪大恶极。既据郑敦谨审讯确实，验明凶器，亦无药毒，并无另有主使之人，着即将张汶祥凌迟处死，并于马新贻柩前摘心致祭，以彰国法，而慰忠魂；其子张长幅着照所拟，按例惩办。该故督公忠体国，历次剿办海盗，歼除积年匪首，地方赖以安靖，讵以盗匪遗孽，挟仇逞凶，仓猝殒命，实堪悼惜！前已有旨，将马新贻照总督例赐恤入祀贤良祠，着再加恩照阵亡例赐恤，并于江宁省城建立专祠，用示笃念荩臣，有加无已至意。
第一章劳劳行客去何之（1）
案子是定了。事前事后，有好些插曲可谈。第一是张汶祥始终以“英雄”的姿态出现，而受到的优遇，可能亦是从无一名这样的要犯所享受过的。在狱中睡卧则高铺，食则盛馔。据说还经常有钓鱼巷的土娼，入狱侍寝。过堂时，百姓夹道围观。养得白白胖胖的张汶祥，洋洋得意，旁若无人。这种情形，对马新贻家属的刺激，真可说是椎心泣血，因此，对于张汶祥的报复，亦极惨酷。
行刑的地点在江宁城北小营。“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毕竟不是真的谋反叛逆，即令真是此罪名，至多亦不过由臬司或特派道员监斩，而这天监斩的，竟是“钦命两江总督部堂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曾”。很显然的，若非“老帅”坐镇，李逵闹江州的故事，就可能在江宁重演。
一说监斩的是浙江候补知县，马新贻的四弟马新佑。此是必无之事，不过因为有“摘心致祭”之旨，所以马新佑特为打造了一把铜钩，以备摘心之用。又通过首府、首县的关系，要刽子手就拿这把钩子作为凌迟的工具。凌迟俗称“剐”，苏州妇女好以“杀千刀”骂人，又谓之“千刀万剐”。传说中有所谓“鱼鳞剐”，即以一张渔网紧包半裸的犯人，使其肌肉突出，即就突出之处脔割，这是没有的事。凌迟大致亦是象征性的，但据说手法极难，首先下手之处是眉上额头，割皮两片勿使断，下垂覆住眼睛，然后在两乳之处片皮。如果犯属花了钱的，刽子手不知用何手法，在心脏部位下刀致命，即可免除痛苦。如是共为八刀，方始枭首，故凌迟谓之“扎八刀”。
马新佑要求用钩子钩起张汶祥的肌肉，然后下刀。行刑那天，自辰至未，也就是从上午八点割到下午两点，方始毕事。据说张汶祥始终未哼一声。事实上是早就不知用何手法结束张文祥了，刽子手所凌迟的，只不过是一具尸体而已。
第二个插曲是主审此案的钦差大臣，刑部尚书郑敦谨，事竣应该回京复命，哪知一出江宁，上折乞休，不待朝命便即挂冠归里。所为何来，值得一谈。
原来清朝的刑部，在咸丰年间由肃顺重新建立了权威，戊午科场案，肃顺力主杀大学士俊。当勾决时，文宗提笔踌躇，大臣震栗失次，但在御案前肃顺坚持非杀不可。文宗乃含泪下笔，刑部汉尚书赵光，捧着“驾帖”，哭到菜市口，以为必有恩命，泰然不以为意的俊一见，顿足长叹，知道老命真个不保了。
戊午科场案多少是场冤狱，但却能予人以刑部执法不阿的印象。以后辛酉政变杀肃顺，洪杨事定杀弃地失律、擅杀百姓的两江总督何桂清，以及下安徽巡抚翁同于狱，这一连串的大案，巩固了刑部的地位，也建立了刑部堂官及司堂，不畏权势，守正不阿的风格。郑敦谨就是很想保持这种风格的一个人。
当郑敦谨由江宁启程回京复命时，曾国藩曾致赠程仪二百两，声明出自廉俸，为老同年赆行。而郑敦谨仍然坚辞。到得清江浦，乃托漕督张兆栋代为出奏告病，辞却官船，另行买舟，遄返长沙，高卧不起，表示歉疚，亦表示抗议。
漕督本来是张之万，何以换了张兆栋？原来张之万已调署江苏巡抚。然则丁日昌，何以去职？这就要说到第三个插曲了。
当郑敦谨奉旨赴江宁查办马案时，曾有一道上谕：
前因太常寺少卿王家璧奏：马新贻被刺一案，颇有传闻，当经谕令据实具奏，兹据奏称，所得之传闻者，丁日昌之子被案，应归马新贻查办，请托不行，致有此变。请饬将丁日昌之子原案再行查办等语。该京卿所奏一节，仅系得自传闻，且丁惠衡前因不能约束家丁范贵，闲游妓馆，先经丁日昌奏明，交马新贻审办奏结，自毋庸再行提讯。惟既据该京卿陈奏，亦不可不令曾国藩等知悉，着国藩、郑敦谨即将张汶祥悉心推鞫，有无另有主使之人，务得确供，以成信谳。
王家璧是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四年的进士。翁同说他为人“近迂”，但性情是刚正一路。此奏措词甚妙，明明是马新贻为了保全丁日昌，不得已而袒护丁惠衡，却偏说：“丁日昌之子被案，应归马新贻查办，请托不行，致有此变”。目的是想将丁惠衡置之于法。因为原案已结，非借个大题目把他扯进去，不足以生案中之案。这一手法，自然逃不过军机处的“法眼”。军机大臣也许会忽略，军机章京对这些花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