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评论-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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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领带”，修剃得整齐服帖的头发，以及最后临走时对着镜子整理领带等动作，都暗示他是个与传统疏离，受了相当洋化，很能贴合适应环境，注重形式外表，缺乏内容深度，又颇有点沾沾自喜的现世人物。这倒不一定是说，俞欣这个人不如赖鸣升。而是在白先勇视界中，因为俞欣没有“过去”，生不逢时，便由不得他自作选择地被注定必须“肤浅”，必须是个形象相似但实质不同的“复制品”或“赝品”。这样有点专横的“定命”（Predetermination），当然，为的是配合《台北人》的整个架构，以及“今昔对比”的一贯主题。
骊珠是一个好女孩，羞涩、有礼、懂规矩。但当然，因为她也没有“过去”，和俞欣一样，不能了解赖鸣升的心情。她答应留下来陪赖鸣升吃饭打牌，显然主要是碍于情面，所以当他醉倒，刘太太建议她和俞欣二人出去玩时，她像解脱了一大负担，“赶忙立了起来”。吃饭过程中，她把赖鸣升最令读者——经由作者的成功传达——怜悯难受的悲剧表现，视为喜剧表现；临走还咯咯地笑着说：“赖大哥喝了酒的样子真好玩。”其实，不只骊珠俞欣，就连刘营长夫妇，对赖鸣升的心情也常不能了解。如此，在赖鸣升叙述往事，无限感触激动之际（如叙述“割靴子”事件后），或当他做出使同情的读者最觉心恸的举动时（如裸露胸上伤疤，与醉后表演打拳），同桌吃饭的人却只看到表面的滑稽性，而“哄然大笑起来”、“笑着偏过头去”、“捂着嘴笑着低下了头”，“笑得前俯后仰”。白先勇用这种对比描写手法，烘托传达出赖鸣升真正的“孤立”。完全的“隔绝”。即连最亲近的患难弟兄，也不能了解他心底最深处的悲痛。这种与世隔离，无法与别人心灵沟通的悲哀，即所谓“alienation”，倒是普及全世界的现代人，也是近代西洋文学的一大主题。
至于刘营长夫妇的儿子刘英，由于年幼无知，当然更无法晓得赖鸣升沉重的心情。在这除夕夜晚，他的心思几乎完全集中在“放烟炮”这件游戏上，而他对赖伯伯的兴趣，也可说是止于他“电光炮抓在手里爆”的诺言（小孩子本来就是这样，若不这样，就不“真”了）。他在吃饭过程中，说的话不多，其中除了前文提过的想当“陆军总司令”的天真对答外，每一句都和“放爆仗”有关。他的话，最令人注意的，有两句。当赖鸣升追叙他在枣泽死里逃生的经验，而被“台儿庄”的回忆激动得“突然变得口吃起来”时。
……这时窗外一声划空的爆响，窗上闪了两下强烈的白光。沉默了许久的刘英，陡然惊跳起来，奔向门口，一行嚷道：
“他们在放孔明灯啦。”
刘营长喝骂着伸出手去抓刘英，可是他已经溜出了门外，回头喊道：
“赖伯伯，等下子来和我放爆仗，不要又黄牛噢！”
刘英这里说的两句话，头一句，使读者在刚听完“台儿庄”故事的紧张情绪之下，猛然醒悟窗外的“划空爆响”与窗上的“强烈白光”，原来只是人们戏放的孔明灯。和“台儿庄”的炮火放在一起，相提并论，是作者何等之讽刺！刘英的第二句话，“不要又黄牛噢”之中的“又”字，使我们首次揣知，相似的情形，以前也发生过。等到后来刘太大对骊珠说“每次都是这样的”，我们这一揣测，就获得了证明。
白先勇把赖鸣升的悲剧，安排发生在除夕之夜，是很有含义的。首先，在回不得老家的情况下，围坐吃“团圆饭”，就有讽刺意味。又把一个经历过猛烈炮弹战火的老兵沧桑血泪史，安置在戏放鞭炮烟火的喜庆节日，对比之下，产生尖锐的反讽效果。此外，小说头一段，白先勇在笼统描绘台北市除夕黄昏景致的几句文字里，提到“各家的灯火，都提早亮了起来，好像在把这一刻残剩的岁月加紧催走，预备去迎接另一个新年似的”；而小说最末几句，是：“四周的爆竹声愈来愈密，除夕已经到了尾声，又一个新年开始降临到台北市来。”白先勇前后强调“迎新”（赶走坏日子，迎接好日子），正暗示赖鸣升不能面对“时间已不可挽回地改变一切”之事实，也暗示他固执持守已经不合实际的自我意象。当然，其中所含对当今社会国家处境的影射，显而易见，不必细说。
我们已经相当详细地分析讨论了赖鸣升这个人，并看到今日的他和他心目中固定存在的自我意象之间的差距，他的自我意象，固然真已不合实际，然而是否就等于是全无价值的幻影？作者显然认为不然。作者显然认为，赖鸣升虽然老朽，做梦自欺，但由于精神上一直不肯放弃，不向现实低头，于是保持住了一份做人的尊严。肉身之必须逐渐衰老，是人类绝对无法抗拒的命运。在这与生俱来的“限制”下，只要曾经一度真正热烈地享受过生命的光辉，而留存一份记忆，则此记忆之光，还是会照亮逐渐枯朽的残余生命。就像赖鸣升带来那双尺把高，有小儿臂粗，由于他个子高，举在头上才没给人碰砸的红蜡烛，“火焰子冒得熊熊的，把那问简陋的客厅，照亮了许多”。
然而，那对红蜡烛，终于还是“烧去了一大截，蜡烛台上淋淋沥沥披满了蜡油”。记忆，无论是怎样坚固持久的记忆，无论是怎样辉煌灿烂的记忆，终有一天，还是会跟着肉身的死亡，化为灰烬，化为乌有。这是人类永恒的悲哀。也难怪喝醉酒的赖鸣升，在刘太太用“小洋刀”剔除那些披挂的蜡油时，会突然痛苦呕吐起来。
《一把青》里对比技巧的运用
《台北人》的主题，既然是今昔之比，我们不难想像，作者白先勇必大量运用“对比”的技巧。但《台北人》里，有关此一技巧的运用，没有一篇如《一把青》那样明显，那样直接，那样透彻。
《一把青》里对比技巧的运用，几乎遍及构成一篇小说的每个元素。现在，我拟就《一把青》里人物、背景、布设、情节、结构、叙述观点等方面，探讨白先勇如何利用对比与对照，以衬托方式表达出“今非昔比”的中心旨意。
《一把青》的故事，主要是写一个名叫朱青的女人，少女时期在南京，与一年轻飞行员郭轸恋爱，但结婚没几天，国共内战爆发，大乱，郭轸随着空军队伍被调离南京，不久便出事身亡。经过这番惨痛的生离死别，来台之后的朱青，简直判若两人，心已死去，乃抱玩世态度过日子，再也没有什么事能够伤她的了。
为了衬现朱青的改变，白先勇在描绘前后的朱青之外貌言行时，用了许多强烈的对比。过去的朱青，“来做客还穿着一身半新旧直统子的蓝布长衫，襟上掖了一块白绸子手绢儿。头发也没有烫，抿得整整齐齐的垂在耳后。脚上穿了一双带绊的黑皮鞋，一双白色的短统袜子倒是干干净净的”。现在的朱青，却是“一个衣着分外妖烧的女人”，“穿了一身透明紫纱洒金片的旗袍，……一扭，全身的金锁片便闪闪发光起来”。她有“一头蓬得像只大鸟窝似的头发”，脚上“一双高跟鞋足有三寸高”。仅凭外表打扮，过去的朱青，给我们的印象，是自然，纯洁，朴素，拘谨。现在的朱青，是矫作，世俗，华丽，浪荡。
朱青的长相、表情与性格，亦前后大异：在南京时，她是“一个十八九岁颇为单瘦的黄花闺女”，“身段还未出挑得周全，略略扁平，面皮还泛着青白”。她的“眉眼间却蕴着一脉令人见之忘俗的水秀”，真正是一个灵秀的女孩。（也许就因灵性太重，肉性不得发展，她才那样单瘦。青白吧？）见了人，她“一径半低着头，腼腼腆腆，很有一股教人疼怜的怯态”。人家和她说话，“她都不大答得上腔来，一味含糊的应着”。
但十五、廿年后在台湾，失去灵性的朱青，肉身却发达起来：“腰身竟变得异常丰圆起来，皮色也细致多了，脸上画得十分人时，本来生就一双水盈盈的眼睛……露着许多风情似的”。她再也“没有半点儿羞态”，居然有了“白光那股懒洋洋的浪荡劲儿”。在舞台上踏着伦巴舞步，“颠颠倒倒，扭得颇为孟浪”；在自己家请客打牌，与几个空军小伙子打情骂俏，满口风话。过去的朱青，在感情中度日，异常敏感，多忧多愁。现在的朱青，麻木不仁，游戏人间，耽溺于声色之乐，因而总是哼流行歌，总是“笑吟吟”，“吃吃的笑着”，“笑得弯了腰”。她开口说话，多半都是带着笑的。
朱青的改变，固然起源于战乱丧夫的惨痛经验，但年岁的增加，亦为基本因素。战乱丧夫这种事，如果换个环境，便可避免；但没有一人能够阻止岁月逐渐蚀损我们少年时期的敏锐灵性。现在的朱青，虽然“全不像个三十来岁的妇人”，虽然“岁月在她的脸上好像刻不下痕迹来了似的”，但她毕竟不能再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黄花闺女。同样与年轻空军交往，她以前天真，不懂事，处处需要郭轸照顾；现在却负着年岁无形的包袱，不得不以“大姐”自居自称了。
昔日的朱青和今日的朱青，固成强烈之对比，郭轸和小顾二人，也形成相当的对比。小顾是朱青在台北的情人，乍看起来、他和郭轸很相似：同是年轻空军，也长得体面，后来也同样堕机身亡。但这两人在实质上非常不同。郭轸“英气勃勃”，对前途满怀希望，由于“心性极为高强……不免有点自负”。他是一个身心健全的，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譬如追求朱青时，他居然驾飞机到金陵女中上空打转子，终于被记过）。他爱朱青，要保护她，照顾她。至于小顾，却完全没有郭轸的气魄。他很可能和郭轸当时的年龄相仿，但因间隔一二十年，与朱青相对而论，当然只得向人说是“干弟弟”了。以前是郭轸照顾朱青，现在小顾却由朱青照顾。他不但不自负，而且相当畏缩，“朱青在招呼客人的时候，小顾一径跟在她身后，替她搬挪桌椅，听她指挥”。他虽是个飞行员，而且长得茁壮，却不喜户外活动，只喜欢闭门搓麻将（“朱青告诉我说，小顾什么都不爱，惟独喜爱这几张”）。这种闭塞的性格，加上他与年长女人发生关系之事实，都指示出他的身心并不十分健康。也难怪“刘骚包”要说：“小顾，快点多吃些，你们大姐炖鸡来补你了。”
《一把青》的故事背景，从前与现在，亦成明显的对比。朱青与郭轸的恋爱，发生地点是抗日胜利后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丧夫之后的朱青，则住在台北。在这里，虽然空军眷属区也和从前一样，叫做“仁爱东村”；虽然空军里的康乐活动“并不输于在南京时那么频繁，今天平剧，明天舞蹈”，但台北怎样也不比“那六朝金粉的京都，到处的古迹，到处的繁华，一派帝王气象”。战后的南京，是小空军的天下，他们充满朝气，无拘无束，趾高气扬，“手上挽了个衣着人时的小姐，潇潇洒洒，摇曳而过。谈恋爱——个个单身的飞行员都在谈恋爱”。在台北，空军则挤在新生社听靡靡之音，或像朱青的那些“空军小伙子”，专喜与异性胡闹说风话，关起门来打麻将。以前在南京，战事一旦爆发，飞行员立刻被调遣，上战场，在炮火中为国捐躯。如今，在台北，由于“这些年来，日子太平，容易打发”，那些“穿了蓝色制服的小空军”，无用武之地，只得在游艺晚会里“拿了烟头烧得那些汽球砰砰嘭嘭乱炸一顿，于是一些女人便趁势尖叫起来”。
在背景布设方面，白先勇的“对比”手法，固然主要用在南京与台北之对比，然而，除此之外，就是在单一布景的描绘中，白先勇亦十分擅长将“情”与“景”做强烈对照，达到令人感喟的反讽效果。一个好例子即郭轸被调离南京时，师娘去探望朱青的那两段描写。朱青伤心悲痛，歪倒在床上，“只有哽咽的份儿”，“满面青黄，眼睛肿得眯了起来，看着愈加瘦弱了”。然而她穿着的，却是“新婚的艳色丝旗袍”，压盖着的，是“一床绣满五彩鸳鸯的丝被”。当时，“房子外头不断地还有大卡车和吉普车在拖拉行李，铁链铁条撞击的声音，非常刺耳，村子里的人正陆续启程上路，时而女人尖叫，时而小孩啼哭，显得十分惶乱”。但与这种惶乱局面对照的，却是眼前喜气洋洋的新房：新粉刷的墙，新窗帘窗幔，“桌子椅子上堆满了红红绿绿的贺礼（与街上拖拉之行李相对），有些包里尚未拆封。桌子跟下却围着一转花篮，那些玫瑰剑兰的花苞儿开得十分新鲜，连凤尾草也是碧绿（与朱青的青黄面色相对）。墙上那些喜樟也没有收去”。而那块乌木烫金写着“白头偕老”的喜匾，对于这个刚刚新婚就将永远失去心爱丈夫的朱青，是何等辛酸的讽刺！
《一把青》的情节发展，前后可以对比对照的地方，实在不少。白先勇在全篇上、下两节中，安排下一些类似的场景或事件，而以来青前后大异的表现与反应，来衬现她今昔的不同。譬如在南京时，师娘第一次和朱青见面，一起吃饭谈话的情况，便和她们两人在台北重逢，首次一同吃饭谈话的情况，大异其趣。少女时期的朱青，由于过度羞怯，简直像个哑巴：“一顿饭下来，我怎么逗她，她都不大答得上腔来”。她腼腆得手足失措，必须由郭轸在旁“一忽几替她拈菜，一忽儿替她斟茶”。然而在台重逢后，她首次邀师娘到家里吃饭，当场却和几个空军小伙子胡闹，称人“刘骚包”“鸡和大王”等粗野绰号，说着“教你们输得当了裤子才准离开”等俚俗言语。吃饭时，朱青端出一盆“热气腾腾的一只大肥母鸡”，姓刘说了一句调皮话，朱青便“抓起了茶几上一顶船形军帽，迎着姓刘的兜头便打，姓刘的便抱了头绕着桌子窜逃起来”。姓王的也加入打趣，朱青“笑得弯了腰”，咬牙恨道：
“两个小挨刀的，诓了大姐的鸡汤，居然还吃起大姐的豆腐来！”
在这个场景之前，虽然先有朱青在新生社演唱流行歌的一幕，使叙述者与读者对朱青改变之事实有所准备，但吃这顿饭时朱青的言语举动，和南京首次见面吃饭时的情景一比，还是令人十分震惊。而朱青却笑道：“今天要不是师娘在这里，我就要说出好话来了。”暗示着她这天的胡闹，还算是比较规矩的呢！
《一把青》情节中，最主要的对比，当然就是朱青对于郭轸，小顾二人堕机身亡事实的前后不同之反应。首先，我想也提一下，就这二次堕机事件本身而言，看起来好像是完全相同的两回事，但本质上却有一大不同：郭轸的飞行失事，发生在战争中，他是为国殉命。小顾的飞行失事，发生在桃园飞机场上，只是一个意外，一个不具任何历史悲剧含义的意外。
当朱青得到郭轸在徐州出事的消息，她“便抱了郭轸一套制服，往村外跑去，一边跑一边嚎哭，口口声声要去找郭轸。有人拦她，她便乱踢乱打，刚跑出村口，便一头撞在一根铁电线杆上，额头上碰了一个大洞”。师娘给她灌姜汤的时候，“她的一张脸像是划破了的鱼肚皮，一块白，一块红，血汗斑斑。她的眼睛睁得老大，目光却是散涣的。她没有哭泣，可是两片发青的嘴唇却一直开合着，喉头不断发出一阵阵尖细的声音，好像一只瞎耗子被人踩得发出嗞嗞的惨叫来一般”。之后她在床上病了许久，若非好心的师娘细心照顾，大概也无法活在人间的了。随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