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评论-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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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葬》的神秘性质或气氛，主要成因固然就是李将军已经去世的事实，和作者的文字技巧，但还有其他情节上的因素，譬如秦义方住在台南荣民医院，一夜梦见李将军骑马奔过来，向他喊道：“秦副官，我的指挥刀不见了。”吓得他一身冷汗滚下床，心里就知道：“长官不好了！”我们记得，李将军到中山陵去谒陵时，“一柄闪亮的指挥刀斜挂在腰际”，指挥刀影射生命的活力，所以指挥刀之遗失，即暗示生命之丧亡。李将军的灵魂托梦向秦副官告别，亦增添小说的神秘性质。
比这个梦更具有重要意义的神秘情节，就是老和尚刘行奇的突然出现于灵堂，以及随后的突然飘逝。和尚“满面悲容”，“身披玄色袈裟，足登芒鞋，脖子上挂着一串殷红念珠，站在灵台前端，合掌三拜，翻身便走了出去”。秦义方追上去，和他招呼谈话，他却只吐出两半句话，掉下几滴眼泪，摇一摇头，叹息一声，便“头也不回，一袭玄色袈裟，在寒风里飘飘曳曳，转瞬间，只剩下了一团黑影”。如此之描写，暗示这个和尚，已经解脱成仙。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过极端痛苦考验，他体悟到人世之无限悲苦，于是生出菩萨心肠，以广大的慈悲，悯怜受苦的众生。
这位老和尚，到最后一篇《国葬》才出现，是深具含义的。这指示出《台北人》的作者自己，在写作这本小说的过程中，心灵上的发展和转变。我们记得，《台北人》首篇之尹雪艳，也不是凡人，也是超自然的“灵”，可是她冰冷无情，毫无慈悲心肠，所以她是死神，而非菩萨。白先勇开始写作《台北人》的时候，心情可能就像尹雪艳，打算冷冷地，完全客观地，高高在上而不付予丝毫感情地，写几个讽刺社会的小说。可是才写完第一篇，他就已经心软；接着一篇篇下来，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他一次又一次，随同小说人物，在心理上亲历了他们个人的生命悲剧，终于彻悟人生是茫无边际的苦海。如此，写至最后一篇《国葬》时，作者仿佛已看破红尘，超升解脱而变得大慈大悲。正如老和尚刘行奇，在两半句话和几滴眼泪里，替芸芸众生担当着无限的忧苦。
所以，《国葬》这篇小说，题材虽然和《永远的尹雪艳》同样涉及死亡，两篇小说的含义、语调和气氛，却都迥然不同。《永远的尹雪艳》冷酷而悲观地呈示出人类的卑微；《国葬》则温和而达观地呈示出人类的尊严。
李将军一生，倔强不屈，保住人性尊严，所以虽然身死，精神尚存，坚留不去。正如章健挽联上所题，“岂容青史尽成灰”。如此，李浩然的死亡，异于尹雪艳魔掌下客人之死亡，不令人颓废丧气，却予人一种壮烈的悲剧感。
有生必有死。这是绝对改变不了的事实。由于时光永不休止地流逝，“世事无常”是必然的现象：年轻的人终将老死，贵族之家终将没落，兴盛的国家终将衰亡，灿烂的文化终将失色。在这无可奈何的自然定律控制下，我们人类，只要能够毕生保持住一点灵性的光辉，不丧失人性的尊严，也就算是没有在人世在活了一场。
死神，当然，是无可抗拒的，然而死神的魔力，只能操纵结束我们的肉体生命，未必管辖控制得了我们的精神生命。比如白先勇。和大家一样，他的血肉之躯很快就会化为白骨灰烬，可是他的精神，由于《台北人》这一部伟大小说的创作，已经超越时间的限制，达企了永恒。
《花桥荣记》的写实架构与主题意识
写作现代短篇小说的一大原则，便是表达故事含义的方法，不用“诉说”，而用“呈示”。白先勇严格遵守这一项原则。然而“呈示”的方式，又有明暗程度的不同。在《台北人》里，例如《永远的尹雪艳》、《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思旧赋》、《孤恋花》等篇，由于作者多用暗示和暗喻来表达故事旨意，所以相当难解。另外又有几篇，由于呈现旨意的方式多半是明示和明喻，所以我们觉得比较容易了解。《一把青》是其中的一篇。《花桥荣记》是另一篇。
实际上，《花桥荣记》和《一把青》，颇有一些相似之处。两篇同样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法；两篇同样藉由叙述者的观点与口吻，道出小说主角的故事。《花桥荣记》的叙述者，是个早已迈入中年 ，可能已接近老年的饭店老板娘。她的爷爷从前在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开一家米粉店，叫“花桥荣记”，生意昌隆，家喻户晓。后来她嫁给一个军人，还当过几年营长太太，不料苏北那一仗，把她丈夫打得下落不明，她随军眷撤来台湾，流落在台北，为了谋生，便在长春路底开了一家小食店，也叫做“花桥荣记”。
光顾这家小食店的客人，多是广西同乡，但只有卢先生一人，和她同样来自桂林，卢先生是长春国校的国文老师 ，初来饭店包饭时，年纪不过卅五六，长得高瘦青白，举止斯文有礼，从面廓可以看出他以前长得十分清秀体面，可是头发已先花白，眼角有了皱纹，颇看得出老。相谈之下，叙述者得知他原是名门子弟，桂林水东门外那问培道中学，就是他爷爷办的。叙述者见他是桂林同乡，知礼识数，又得知他生活十分规矩，而且除了教书，又自己养鸡赚钱，已有一笔积蓄，就有意把她先生的侄女儿秀华，和他撮合成亲。（秀华的军人丈夫，在大陆上也一样的没了消息。）不料卢先生一口回绝，说他在大陆上早订过婚了的。原来他的未婚妻是桂林锦缎商罗家的女儿，和他是培道的同学，没逃出来。
不久，有一阵子，卢先生突然显得喜气洋洋。叙述者探问之下，得知他在香港的表哥，终于和罗小姐联络上 ，她本人已到广州，只等卢先生寄十根金条去，就能愉渡逃出来台湾和他成亲。卢先生攒了十五年的积蓄，刚好抵得十根金条。于是他兴奋期待，魂不守舍，日夜渴盼和罗小姐重聚。却没料到他表哥原来是个骗子，把钱吞了，就说不知道有这回事。重聚的美梦，连同十五年的辛苦积蓄，一下子全成了泡影。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卢先生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姘上一个泼辣浪荡的洗衣妇阿春，终日耽溺于性欲之满足，并把自己花白的头发染得漆黑，脸上涂抹粉白的雪花膏。他卑屈劳累自己，躬身服侍这个“嚣张”“肉弹弹”的泼妇，跟在她屁股后头走。可是没多久，阿春就开始在卢先生房里偷人。他回去捉好，却被好夫一脚踢倒地上，又被阿春“连撕带扯，一口过去，把卢先生的耳朵咬掉了大半个”。他在床上养伤许久，伤好后，身上耗剩一把骨头。一日，他照例领着一群刚放学的小学生在街上走。由于学生喧闹嘻笑，他突然大发脾气，抓住一个小女生出气，拍她一已掌，大叫大骂，引起街上一大风波。
第二天，他便死了。伏在自己房间书桌上，悄悄去世。验尸官验不出毛病，便在死因栏上填了“心脏麻痹”。由于卢先生还亏欠一笔饭钱，叙述者便到他租住的房间 ，想拿他的一点东西来抵押。却意外看见他房间墙上，悬着几幅照片，中间最大那幅，正是桂林水东门外的花桥！桥头站着一男一女，男的是卢先生，女的必然就是罗家姑娘。两人看来都异常灵秀纯净，笑眯眯地紧依着，都不过是十八九岁的模样。卢先生房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叙述者便把这幅照片带走，打算把它挂在饭店里，日后向广西同乡炫示，她爷爷开的那间花桥荣记，就在这个花桥桥头，那路口子上。
《花桥荣记》这个老板娘，可比《一把青》的秦老太，也是以旁观者的身分，来叙述她亲眼看到的另一个人的故事。而两篇里面被描述的角色，朱青和卢先生 ，同样是前后判若两人。此外，这两篇小说的又一相似点，即这两个叙述者，本人之遭遇，和她们所描述的角色之遭遇，基本上颇相似：秦老太和朱青一样，死了丈夫；老板娘亦如卢先生之盼望和罗小姐重聚，梦里想着和她那下落不明的丈夫重聚。但这两个叙述看，虽然心怀隐痛，想念过去，却能和命运取得妥协，接受现实过日子，所以不致于突然间判若两人，结果或如朱青，心灵丧亡，或如卢先生，死于非命。
然而作者对这两篇小说的处理方式，却又有好些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即两个主角的命运转捩点，时机不同，朱青的改变 ，起源于国军与共军交战时她丈夫之死难。所以她的改变，和时势暗合在一起。卢先生的改变，则源于他和罗小姐重聚幻想的破灭，而不源于当时和她的别离。来台湾以后十五年内，他一直以为别离是暂时的，一颗心紧紧攀住过去，充满希望，充满耐心，等着回到以前的美好日子。所以就卢先生而言，“今”“昔”的界线，在于十五年后理想粉碎之时。
此两篇小说处理方式的另一不同点，即作者对人物的呈现与刻划，重点有异，《花桥荣记》的老板娘，比起《一把青》的秦老太 ，在小说里所占分量，重得多。这倒不是说《花桥荣记》的叙述者，和主角之间，关系比较密切。相反的，秦老太和朱青之间的关系，比起老板娘和卢先生，要来得密切多了。然而在《一把青》里，秦老大这个角色，所占地位，全然是附属性的；朱青是小说里显然的、惟一的主角。秦老太在叙述中所提到的一点关于她自己的事，全是被作者利用来当做朱青故事的背景的。所以，我们虽也可从秦老大的叙述内容和口吻，窥知她大致是怎样一个人，作者却没有意思特别去刻划她的为人和性格，《花桥荣记》的老板娘一角，却不居“附属”地位，有其独立之重要性。她的叙述，某些部分，和卢先生完全无关。可是从头至尾，不管她说的是自己生活圈子里的琐事，或是卢先生的故事，却都同样十分流露出她自己的个性。而且我们感觉得出，这是作者的存心。所以，从这一点来论，我们也很可以把老板娘当做这篇小说的主角。
细读《花桥荣记》，我们不禁再度赞叹白先勇写实力之惊人。里面的角色，不论大小，一律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但最耐人寻味的 ，还是说话人自己，因为，从她那些对别人品头论足的闲话中，从她讲述故事的方式和口气中，从她对人对事的反应和评价中，我们不仅看到活生生的卢先生，和同样活生生的一批社会小人物，我们更看到她自己——一个心地不错、骄傲于自己过去，喜与人搭讪聊天、有虚荣心、也有点势利眼、颇俗气、颇风趣、爱探听别人闲事、富人情味但更关心自己目前生计的中下阶级饭店老板娘。
好一个有血有肉，逼真实在的女人！她似乎具备她这般年龄的女人常有的特点，偏见和毛病：
一、喜欢追忆并夸言自己当年之风采。她追叙自己年幼时，在桂林，跟奶奶送米粉到大公馆人家，那些阔太太“看见我长得俏，说话知趣”，就塞给她一把把的赏钱。又，她对光顾她饭店的那批老光杆子说：“你们莫错看了我这个春梦婆，当年在桂林，我还是水东门外有名的美人呢！我替我们爷爷掌柜，桂林行营的军爷们，成群结队，围在我们米粉店门口，像是苍蝇见了血，赶也赶不走，我先生就是那样把我搭上的。”
二、喜欢做媒，做不成就懊恼。秀华本来无意再嫁，但因“秀华和卢先生都是桂林人，要是两人配成了对，倒是一段极好的姻缘”，所以老板娘苦口婆心劝诫她，一方面又去打听卢先生的“家当”，探知他养鸡赚的钱，利上加利，“起码有四五万，老婆是讨得起的了”，便欢欢喜喜做一桌子的桂林菜，请两人吃饭做媒。卢先生的拒绝，“气的我混身打颤，半天说不出话来，天下也有这种没造化的男人！他还想吃我做的冒热米粉呢！”
三、地域观念与势利眼。老板娘只爱自己家乡，看不起他乡。米粉，当然啰，只有桂林花桥荣记的才最好，“什么云南过桥细粉！”专爱探人阴私的顾太大，是“那个湖北婆娘”。泼辣浪荡的阿春，是“那个台湾婆”。同样广西同乡，如果是“荣县、武宁，那些角落头跑出来的，一个个龇牙咧嘴。满口夹七夹八的土话，我看总带着些苗子种。那里拼得上我们桂林人？一站出来，男男女女，谁个不沾着几分山水的灵气？”秀华后来终于出嫁，而且嫁得一个富厚的商人，老板娘才原谅了卢先生。“倒底算他是我们桂林人，如果是外乡佬！”老板娘不仅对人的出生地，用“势利眼”相看，她对阔绰家庭出身的人，也另眼看待。她牢牢记得桂林那些“大公馆”的人物，并说：“能怨我偏向人家卢先生吗？人家从前还不是好家好屋的，一样也落了难。”
四、爱唠叨，多管闲事。老板娘显然是个外向人物，很喜欢同人打交道，搭讪聊天，难怪“长春路这一带的住户，我闭起眼睛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来了”。她向顾客吹说她以前是多么美的一个美女，便是她“多话”之一证。那些广西同乡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私事，她都了如指掌，而且喜欢品头论足，说人是非。她噜噜苏苏评议李老头子和秦癫子，就是好例子。老板娘取笑顾太太（卢先生的房东）：“这个湖北九头鸟，专爱探人阴私。”其实，这正是“五十步笑百步”。她自己，还不是津津乐道别人的“阴私”：什么秦癫子“去摸一个卖菜婆的奶”啦，“我看八成是花痴”啦，又批评阿春“两只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见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等等，例子不胜枚举。当顾太太告知她卢先生如何和阿春姘上，两人如何大白天里赤精大条的性交，她嘴里虽然嗔怪顾太太“包打听，谁家媳妇偷汉子，她都好像守在人家床底下似的”，可是自己却也听得好感兴趣的。
除了上述这些中国社会的中老年妇人常犯的“通病”，又因为老板娘是一个小生意人，深知维持生活之不易，她具有十分现实的眼光和作风，总是以“赚钱过活”为第一要务。她抱怨来她店里吃饭的小公务员，“个个的荷包都是干瘪瘪的……想多榨他们几滴油水，竟比老牛推磨还要吃力”。李老头子上吊后，“他欠的饭钱，我向他儿子讨，还遭那个挨刀的狠狠抢自了一顿”。因而抱怨道：“我们开饭馆，是做生意，又不是开救济院”。好难得碰见卢先生这么一个桂林同乡，来店里包饭，当然她要特别加些料：牛肉是腥子肉，猪肉都是瘦的。每礼拜又亲自下厨一次，特地为他做一碗免费的冒热米粉，好亲切！好有人情味！却又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我这么已结他，其实还不是为了秀华。”原来是想替她先生的侄女儿做媒来了！卢先生的拒绝，使她气急败坏：“他还想吃我做的冒热米粉呢！谁不是三百五一个月的饭钱？一律是肥猪肉！”如此，老板娘做事，常是有现实动机的。后来卢先生去世，她到他住所去——不是为了去替他掉一把泪，而是想拿点卢先生的东西，来抵押他欠饭店的两百五十块钱。最后她决定拿走那幅桂林水东门外花桥的照片，还是因为“卢先生房里，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搜不出”！
我们还注意到，卢先生的房东顾太大，平时是老板娘的麻将搭子，两人往来甚密，总是一同说长道短，论人是非，又谈又笑，不亦乐乎。可是老板娘到卢先生房里找东西抵押饭钱的时候，顾太太原先的“满面笑容”却变成了“冷笑”，说道：“还有你的份？他欠我的房钱，我向谁讨？”便爱理不理的掉头走开。而老板娘，环顾卢先生空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