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番魂梦与君同-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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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和“拚”这个字，将作者和读者都逼入了绝地。在绝地之中，非得展开反击不可。
古龙说过，“爱”的确是奇妙的，有时很甜蜜，有时很痛苦，也有时很可怕——它不但能令人变成呆子，也能令人变成瞎子。这种极端状态很少在中国文人的笔下出现。小山一反此前词人儒雅悠闲之形象，他的作品可谓百无顾忌、纵情恣肆、激情满纸。
小山之前，婉约词不乏错彩缕金者，作者通常自觉地避用“拚”和“狂”这类“有伤斯文”之字眼。小山却情不自禁地使用“拚”和“狂”等字，既颇得庄子、屈骚及太白精神之真髓，又像是在写古龙笔下刀光剑影的武林故事。
爱情如同行走江湖，身不由己。正如《无间道》中说，出来混，欠的账，总要还的。生活在江湖中的人，就像这暮春时节漫天纷飞的柳絮，只要你做了江湖人，就永远是江湖人。古龙说，歌女的歌，舞者的舞，剑客的剑，文人的笔，英雄的斗志，都是这样子的，只要是不死，就不能放弃。这位无名的歌女，因心中还有爱，所以挣扎着活了下来。
不知道这曲歌将会唱给谁听，不知道这支舞将会跳给谁看，不知道今晚的约会他是否能如约而至。但爱情还得持续下去，直到被时光和谎言所侵蚀得面目全非。
清代的诗人郑板桥，便有过这样一段不堪回首的爱情。
郑板桥应南闱乡试，路过扬州。穷困潦倒中，他只得靠卖画为生。还好，扬州是附庸风雅的盐商们的聚居之地，他还勉强可以维持下去。
这不，刚画好的一幅墨竹，便被当地一名富商买走。
没有想到，这名大商人，正是他多年失去音讯的表妹的丈夫。
各自的人生轨道本来不会再有交错的时刻。可命运偏偏安排这一次意料之外的重逢。
板桥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这艳艳红烛的照耀下，眼前这位丰腴的盛装丽人，就是当年胭脂点额，惯作男孩儿装束的表妹。视线所及，没有一样略微熟悉的东西，可以为他唤起比较生动清晰的回忆。
回忆，回忆如刀锋。二十年前，他们是青梅竹马的玩伴。每次他闯了什么祸，表妹总是在母亲面前帮他圆缓。而谁要欺负表妹，他体格虽弱，却次次都会挺身而出。
他们本该有如花似玉的好因缘。然而，表妹家贫，父亲欠下赌债，便将女儿嫁给了富商。不久，表妹的父亲失足落水而死，两家再无往来。表妹的夫家，亦搬家去了繁华的扬州。
板桥家中更穷，全家上下都寄托希望于他能够科场得意。然而，他已经步入中年，却屡试屡试败。在年复一年凄风苦雨的旅途中，他已经鬓角星星。
这一次，他本来寄居在郊外的寺庙里。热情的妹夫却将他单薄的行李全部取来，安排他住在自己家中，锦衣玉食，好好准备考试。
他如何能够安下心来？
他如何才能够忘却那如梦幻般的往事？
像陆游的沈园，错误已经不可挽回。
在见到表妹的那一刻，他便知道爱情并没有逝去，他无法欺骗自己。那道伤口，表面上愈合了，却还在深处溃疡。
而表妹呢，看得出来，她深得丈夫的宠爱，但她的眼神里仍然有那么多的寂寞与空洞。从这双眼睛中便可以看出，在她的心灵深处，也仍然在摇曳着表哥那清瘦的影子。
弗洛伊德说：“痛苦，是一句隐语。”比信中的隐语还要难以索解。
痛苦与我们的出生一起降临，与生俱来，无法拒绝。
那么，痛苦是什么颜色呢？
与我们眼睛的颜色一样。
夜已经深了。板桥一个人呆在房间里面，趁着残余的酒兴，剔亮了油灯，铺开花笺，打出墨盒，从二十年前想起，句随意到，一气呵成了《金缕曲》：
竹马相过日，还记汝云鬟覆颈，胭脂点额，阿母扶携翁负背，幻作儿郎妆束。小则小寸心怜惜，放学归来犹未晚，向红楼存问春消息，问我索，画眉笔。
二十年湖海长为客，都付与风吹梦杳，雨荒云隔。今日重逢深院里，一种温存犹昔，添多少周旋形迹。回首当年娇小态，但片言微忤容颜赤，只此意，最难得！
写完之后，他重新读了一遍，却不甚满意，觉得近乎隔靴挠痒。凝神细想，自己还是不敢说出那埋在心底的情愫。既然是写给自己看的词，何必还要遮遮掩掩呢？于是，他重新写了一首直抒胸臆的《踏莎行》：
中表姻亲，诗文情愫，十年幼小娇相护。不须燕子引入画，画堂到得重重户。
颠倒思量，朦胧劫数，藕丝不断莲心哭！分明一见怕消魂，却愁不到消魂处。
错、错、错，一错再错；误、误、误，一误再误。
但是，倘若表妹真的嫁过来，如此清苦的生活，岂不辱没了她？一向眼睛长在额头上，清高如阮籍、嵇康的板桥，不禁摇头叹息起来。
一夜无眠。
那还没有说出来的话就不必说了吧。
明天，又将启程。
从今屈指春期近（1）
鹧鸪天
晓日迎长岁岁同，太平箫鼓间歌钟。云高未有村前雪，梅小初开昨夜风。
罗幕翠，锦筵红，钗头罗胜写宜冬。从今屈指春期近，莫使金尊空对月。
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者奸者诈者往往能投机取巧，致身通显，其拙者贤者，则往往固守气节，沉沦不遇。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这首词并非晏词中的一流佳作，我对它的兴趣乃是缘于其背后的一则小故事。
据王灼《碧鸡漫志》记载：叔原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师赐第，不践诸贵之门。蔡京重九、冬至日，遣客求长短句。欣然为作两《鹧鸪天》“九日悲秋不到心”云云、“晓日迎长岁岁同”云云，竟无一语及蔡者。
当时，奸相蔡京一手遮天、为所欲为，以为沉入下僚的晏几道可以任其摆布，让其献词两首岂不易如反掌？不料却碰了一个软钉子。
千载而下，我仍然可以想象出这个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奸臣“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尴尬。
这首写冬至，另一首《鹧鸪天》则写重阳，全词为：
九日悲秋不到心。凤城歌管有新音。风凋碧柳愁眉淡，露染黄花笑靥深。
初见雁，已闻砧。琦罗丛里胜登临。须交月户纤纤玉，细捧霞觞滟滟金。
从这两首词中可以看出，在宋代，重阳和冬至是两个相当重要的节气，宋人在重阳登高，在冬至时酒宴。
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大雁南飞，明月皎皎。晚年的小山心情宁静如水。他走在那些重阳登高的百姓之中，他坐在那些冬至赏月的百姓之间。大隐隐于市，清水出芙蓉。他与他们一同欢笑。
那时候的登高，便是平日深居简出的贵妇们也能够抛头露面；那时候的酒宴，便是平日“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小姐们也可以放荡形骸一番。
那时候的音乐，那时候的舞蹈，那时候的罗裙，那时候的醇酒，无不显示出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太平气象与平安喜乐。
乱哄哄的五代十国、“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的杀戮终于过去了。“宁作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中国的百姓，总算可以喜庆地过节、安稳地生活了。
这两首小词中，果然没有一句对蔡京的阿谀奉承。
晏几道不动声色地将这个权臣奸相拒之于门之外，这份勇气自然与他自小生长在钟鸣鼎食的相府有关。
什么样的大场面他没有见过呢？什么样的权势才能让他折腰呢？
“古来多被虚名误，宁负虚名身莫负”，只要先把一切都看透了，无所求了，便自由了，谁也拿你没辙了。
古代中国没有中世纪欧洲那种代代相传的贵族制度。宋代的官僚体制，既给达官家族以相当优厚的照顾，给予他们的子弟以大量的恩荫资格，又在使用上严格控制，防止形成唐代的那种尾大不掉、威胁朝政的“门阀世家”。达贵子弟如果不重新通过科举考试，就会始终被抑制在官僚阶级的下层。晏几道的生活道路便是最为典型的例证。
小山不是一名寻常之人，他作词仅仅是“自娱”。倘若不是“自娱”，即便刀架在脖子上，他也不会动笔。有的人就是那么迂腐，摆在眼前的种种好处皆视而不见。小山珍惜自己的笔墨，因为他知道笔墨一旦玷污败坏，便像江淹一样，永远地“江郎才尽”了。
王灼《碧鸡漫志》中说：“叔原如金陵王谢子弟，秀气胜韵，得之天然，将不可学。”这样一位“开张天岸马，俊逸人中龙”式的人物，又怎会像韩愈之流的伪君子那样，为了丰厚的润笔而热衷于写作“谀墓之文”呢？
“紫衣金带尽脱去，便是林间一野夫。”蔡京真是找错人了。
这两首平淡无奇的《鹧鸪天》，既是研究当时民风民俗的好材料，亦斩钉截铁地表明了小晏对权势的拒绝态度。
宋代有三大特征：一是重文轻武，二是经济文化中心南移，三是民间社会坐大。日本东洋史大师内藤虎次郎有唐宋社会变革期之说，法国汉学家白乐日也认为宋代的历史，一半属于中世纪，一般属于近代。
宋代亦是中国文化面临重大变局的时代，以及中国士大夫逐渐被整合、被体制化的时代。严复认为：“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研究。”钱穆也说：“论中国古代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
幸运的是，小山恰好生活在这一整合和体制化完成的前夕，这才得以享受了最后一抹自由的余晖。
朝廷积弱，民间社会却生机勃勃。吴熊和教授指出，宋词中展示的两宋民俗，非常的丰富。有关妇女生活、婚丧喜庆、饮食服饰、百工伎艺、音乐歌舞、各地物产、市井游乐、宫廷庆典、神怪灵异、社会交际、佛道宗教，来自草木虫鱼、行话俗语、医卜星象，都有生动如实的记载。
宋人尤其看重时令节日，宋词中的节序词，保存下来的也多至数百首，成为宋词的一大宗，与两宋时令节日之盛正相呼应。宋人作节序词是一种读友的时代风气，为时令节日点缀应景所必需与必备。两宋名家，几乎没有卜作节序词的。他们的名作在佳日良辰传唱遐迩，远播人口。
蔡京接到这两首《鹧鸪天》，展读之下，该是何种心情？
他一定大骂：这真是个不识时务的老头！
小山之“痴”，是谓“真痴”而非“佯痴”也。
明代的士大夫在专制皇权的霜刀风剑之下，多被迫做“佯狂”状，如唐寅、徐渭、李贽等，几近乎精神病人。
沈雄之《柳塘词话》记载，唐寅素性不羁，考中解元，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却不明不白地卷入科场弊案，九死一生之后，益游于醇酒美人以自娱。
阴谋造反的宁王朱宸濠前来礼聘之，唐寅发现其有异志，便裸形箕踞以处，终被遣送归家。
又传说他鬻身梁溪学士家，以求其家中之美婢。由此可见，周星驰饰演的点秋香的唐伯虎，还是有些历史渊源。
徐渭更可怕。
他曾经用斧猛敲头部，头骨破裂，血流如注，不死，又用三寸长的铁钉塞入耳窍，耳中鲜血猛喷，仍不死，乃用铁锤击碎睾丸，仍不死。在徐渭这一系列残酷自虐行为的背后，隐藏着怎样一颗苦痛的心灵？
再度颠狂的徐渭持刀杀死了据说与僧人私通的继妻张氏，被捕入狱。“出于忍而入于狂，出于疑而入于矫，事难预料，大约如斯。”这是他狱中的供状。
老友沈青霞之子沈成叔到狱中探望，看到一代文豪带着枷锁缩成一团，与老鼠争残炙冷饭，虮虱瑟瑟然满身皆是。沈流涕呼：“叔惫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为？”
李贽的下则更悲惨。
当锦衣卫使者马蹄声至时，重病中的七十六岁老翁挣扎而起，行数步，摇晃欲倒，乃大呼曰：“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遂卧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一向如狼似虎的锦衣卫校尉，在这位老人面前惊讶得目瞪口呆。
这一场景，我曾以为只有在莎士比亚暴风骤雨式的悲剧中方可出现，没有想到居然在明朝那个大黑暗的时代里上演了！
李贽用侍者为他剃头的剃刀自刎于狱中。侍者问这名鲜血淋漓、尚未断气的犯人说：“和尚痛否？”当时他已不能出声，乃用手指在侍者掌心写字作答：“不痛。”又问：“和尚何自割？”答：“七十老翁何所求！”
明朝的皇帝没有几个正常的，明朝的文人也没有几个正常的。
与唐寅、徐渭、李贽们相比，小山生活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北宋初年，乃是真名士、真风流。
宋代毕竟还是一个“最不坏”的朝代。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记载，康节先公（邵雍）谓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末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后；三、末尝杀一无罪；四、百年方四叶；五、百年无心腹患。此五事说得虽然有些夸张，但北宋初年的文网确实“吞舟是漏”，小山这样的畸人自然不必天天恐惧战栗。虽然有过一次受牵连入狱的经历，但很快便被释放出来，不过是虚惊一场罢了。
直到小山晚年，北宋党争和文祸方才露出狰狞面目来。南宋人吕中指出：“我朝善守格例者，无若李沆、王旦、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司马光、吕公著之为相；破格例者，无若王安石、章子厚、蔡京、王黼、秦会之（桧）之为相。”蔡京属于一名被皇帝“破格录用”的投机分子，于崇宁元年七月代曾布为右相。自此以后，蔡京几起几落，长期弄权擅国。新党一统天下，旧党禁锢终身。
宋初的恬愉优柔至此一扫而空。《梁溪漫志》载：“盖绍圣初，章之厚、蔡京、卞得志，凡元祐人皆籍为党，无非一时之忠贤，九十八人者可指数也。其后每得罪于诸人者，骎骎附益入籍。至崇宁间，京悉举不附己者，籍为‘元祐奸党’，至三百九人之多。”文采风流的宋徽宗被小人蔡京玩弄于鼓掌之上，党锢由此形成。士大夫的社会地位随即一落千丈，《铁围山丛谈》中描述说：“士大夫进退之间犹驱马牛，不翅若使优儿街子动得以指讪之。”
恐怖气氛也逐渐在朝野间弥漫开来。《朱子语类》中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子由（苏辙）可畏，谪居全不见人。一日，蔡京党中有一人来见子由，遂先寻得京旧常贺生日一诗，与诸小孙先去见人处嬉看。及请其人相见，诸孙曳之满地。子由急自取之，曰：“某罪废，莫带累他元长（蔡京）去！”京自此甚畏之。
其实，苏辙此举仅仅是自保之计而已，他之所以要拿出蔡京昔日写给他的祝贺生日的诗歌来，表面上是让孩子们嬉看，实际上是让前来窥探的蔡党知道，以造成令蔡京“甚畏之”的结果。为什么苏辙要让蔡京“甚畏之”呢？首先是他畏惧徽宗、蔡京的苛政，害怕再度遭到其伤害，故以此计谋自保。
连忠臣孝子个个都战战兢兢、离心离德，整个宋朝的政治焉得不走向全面衰败？
蔡京当权时，是何等的不可一世、耀武扬威。《老学庵笔记》中记载：“蔡京赐第有六鹤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蚁。”也许，蔡京故意用这样堂皇的建筑来展示其无边的权力。在这间“六鹤堂”中，前来拜访的下属们微小得像蚂蚁一样，而他高居堂上颐指气使。由此满足了某种变态的控制欲。这也是一种“暴力美学”。
蔡京原本也是一个本分的读书人，也是科举正途出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