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精选集-第5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把故事情节写得复杂起来，加进了错综复杂的插曲，把我所读的东西倾箱倒箧，好的赖的，一股脑儿塞进去。故事的进展虽然受到影响，但这对我倒是一个收获，因为不得不在情节之间外加衔接。这样一来，我抄袭的程度反而减少了一些。再说，我已具备两重性。前一年我“演电影”的时候，扮演我自己，把整个身心投入想像，不止一次真以为自己全部陷进去了。当上作者，主人公仍旧是我，即在他身上倾注了我史诗般的梦幻。同时，我和他又是两个人：他不叫我的名字，我讲到他时只用第三人称。我不再借给他举止，而用文字替他塑造一个身子，如见其人。这种“间隔”的结果有可能使我胆战心惊，其实不然，反倒使我十分高兴：我乐于是他，但又不完全是他。他是我的玩偶，我高兴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对他严加考验，在他的胁部捅一长枪，然后照料他犹如母亲照料我，医治他犹如母亲医治我。我所喜爱的作者们多少还知道羞耻，一般中途适可而止，不走极端，甚至泽瓦科米歇尔·泽瓦科是前面提到过的《帕达扬一家》的作者。书中的勇士也从来不跟二十个以上的恶棍对垒。我却把惊险小说写得更加惊险，干脆抛开真实性，把敌人增加十倍，把危险增加十分。《寻蝶记》中的年轻探险者为拯救他的未婚妻和未来的岳父，跟鲨鱼群浴血奋战了三天三夜，最后大海变得一片血红。还是这个勇士，受伤后，逃出一个强盗所围困的大农场，双手捂着肠子，穿过沙漠，在向将军当面禀报之前，决不肯让人家缝合他的肚子。稍晚些时候，还是这个勇士，改名叫格茨·冯·贝里欣根，单枪匹马打败了一支军队。一个人对抗所有的人，这是我的准则。我这种阴郁而崇高的幻想来源于我清教徒似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生活环境。　　　　
　　　　作为英雄，我向暴君作斗争；作为造物主，我使自己成为暴君。我从无害变成伤人。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我挖掉黛西的眼睛呢？我可以像拔去一只苍蝇的翅膀那样挖掉她的眼睛。我的心怦怦直跳，一边写道：“黛西用手捂住眼睛：她瞎了双眼。”我感到恐惧，把笔搁下：我制造了一个不可挽回的小事件，使我的名誉颇受影响。我其实并不残忍，这不，我反常的乐趣立即变成恐惧。我吊销了所有的政令，用笔大涂特涂，使人无法认清，于是姑娘双眼复明，或干脆让她从未失明，但这个反复久久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当真不安起来了。　　　　
　　　　小说中的世界也使我不安。有时候，我对写给孩子们看的冲淡了的屠杀场面感到厌倦，索性信笔写去，便在焦虑中发现各种恐怖事情都有可能出现。我发现一个面貌狰狞的世界，它恰恰否定了我强大无比的王国。我心想，一切都可能发生啊！这就是说，我能够想像一切。我哆嗦着，时刻准备撕掉自己的稿纸：我写下了不可思议的暴行。如果我母亲碰巧在我背后读到了，她一定会像抓到什么似的惊恐地大叫起来：“多么可怕的想像啊！”她会轻轻咬着嘴唇，想说话而又不知道说什么，最后突然逃走了之：她的逃跑只能加剧我的焦虑。但是这跟想像没有关系。十恶不赦的暴行不是我发明创造的，而是像其他事情一样，在我记忆中发现的。　　　　
　　　　那个时代，西方世界死气沉沉，正是人们称之为“养尊处优”的年代。资产阶级没有明显可见的敌人，于是乎乐于疑神疑鬼，风声鹤唳，有意寻找某种忧虑，聊以解闷儿。譬如招魂术，降神术。勒高夫街二号，即我们对面的那幢楼里，有人转桌子。外祖母说，对面五楼占星师家干这事。有时她叫我们观看，我们赶巧看到几双手摁着独脚圆桌面，但有人走近窗口，拉上了窗帘。路易丝断言，这个占星师每天接待像我这种年龄的孩子，不过都是由母亲领去的。她说：“我亲眼看见他给他们做按手礼。”外祖父直摇头，尽管他反对这类名堂，但不敢嘲笑；母亲诚惶诚恐；外祖母破例地显得惊讶，不再抱怀疑态度。但最后他们达成了一致：“千万别介入，不会有好下场的！”当时流行神怪故事。持正统观点的报纸每周发表二三则神怪故事，以飨抛弃基督教信仰的读者，因为这些读者依然留恋着信仰的高雅。叙述者非常客观地报道某件令人惶惑的事情。这给实证主义提供了机会：事情不管怎样离奇，总包含着某种合理的解释吧。作者探求这种解释，发现后，忠实地向我们介绍，但立即巧妙地使我们意识到不足和浅薄。故事无非以疑问告终，让人寻味，但已足够说明阴间是存在的，这比直言阴间存在更令人生畏。　　　　
　　　　一天我打开《晨报》，不禁毛骨悚然。一则故事使我震惊，现在还记得标题：《树欲静而风不止》。夏日傍晚，一个女病人独身在农舍二楼的床上辗转反侧。一棵栗树从敞开的窗户向房间里伸进一个枝杈。楼下好几个人聚集在一起聊天，看着夜幕降临花园。突然一个人指向栗树说：“瞧！瞧！起风了吗？”大家不胜惊讶，走到台阶一看，一丝风也没有，但树叶却在颤动。就在此刻传来一声尖叫，病人的丈夫急忙奔上楼，但见他年轻的妻子直挺挺地立在床上，手指栗树，然后倒下猝然去世。这时栗树恢复了平日发呆的样子。她见到了什么呢？一定是某个疯子从疯人院逃出来，躲在树上装鬼脸吓唬人，按常情推测，不是疯子。难道有另外更合理的解释吗？但是……大家怎么没有看见他爬上树呢？怎么没有见到他爬下树呢？狗怎么没有叫唤呢？可是又怎么可能出事后六个小时在离农舍一百公里的地方抓住这个疯子呢？问题没有解答。叙述者笔锋一转，漫不经心地推断：“据林子里的人说，摇栗树枝的是死神。”我扔掉报纸，跺脚高喊：“不对！不对！”我的心跳得差点从嘴里蹦出来。一天，我在去里摩日的火车上翻阅阿歇特出版的年历，差点儿没昏厥过去：我看到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版画：月下码头，一个粗糙的长钳子伸出水面，夹住一个醉汉，拖入水底。画下方有一段文字说明，结尾大致是：“醉后幻觉呢？还是地狱微开？”我怕水，怕蟹，怕树，更怕书。我诅咒刽子手，故事里充斥着他们狰狞可怕的形象，然而我却模仿他们。　　　　
　　　　当然必须有一定的时机。譬如日暮黄昏，阴影笼罩餐室的时候，我把小书桌推到窗前，焦虑油然再起。我笔下的主人公个个高尚绝伦，起先怀才不遇，后来一鸣惊人，他们对我百依百顺，正说明他们毫无定见。这时候，它来了：一个使人晕头转向的生物吸引着我，但迷离恍惚，要看清，必须把它描摹下来。我赶紧结束正在展开的奇遇，把我笔下的各种人物带到地球的另一端，一般在海底或地下，我急于让他们面临新的危险，让他们临时充当潜水员或地质学者，发现那个怪物的踪迹，跟上去，突然与它相遇。与此同时，在我笔下出现火眼章鱼，二十吨重的甲壳动物，会说话的巨蜘蛛蟹。其实这个怪物就是我这个魔童：我的百无聊赖，我对死亡的恐惧，我的庸俗和反常。当时我并没有认出自己，邪恶的东西一经问世就跟我作对，跟我勇敢的洞穴学者们作对，我为他们担忧。我的心很激动，手不由己地写下一行一行的文字，好像在念别人写的东西一样。事情往往不了了之：我既不把人物丢弃给动物，也不让人物脱身，只不过让双方交交锋而已。第二天，我留下一二页空白，把我的人物投入新的行动。离奇的“小说”，总是有头无尾，总是重新开章，或待下回分解，随意在别的标题下出现，凶杀故事，侠义奇遇，荒诞事件，词典条目，陈词滥调大杂烩。可惜这些东西全部丢失了，有时不免感到遗憾，如果当年想到保存，我便可以重温童年了。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相信自己“确有天分”

　　　　我已开始发现自己。我几乎什么也不是，充其量在从事一项毫无内容的活动，但这已经足够了。我逃脱了喜剧：我还没有真下功夫，便已不再演戏了。说谎人在炮制谎言中发现了自己的真相。我在写作中诞生，在这之前只不过是迷惑人的游戏；从写第一部小说，我已明白一个孩子已经进入玻璃宫殿。对我来说，写作即存在；我摆脱了成年人，我的存在只是为了写作；如果我说“我”，这指的就是写作的我。不管怎么说，反正我领略了喜悦，我是属于大家的孩子，却和自己在私下幽会。　　　　
　　　　　　　　　
　　　　能长期如此就好了，这样默默地坚持下去，我就会言之由衷的。但是人家把我挖了出来。我已到了习俗认为资产阶级子弟应该显示志向的年龄。别人早就告诉过我们，我那些住在盖里尼的施韦泽表兄们将像父辈一样成为工程师。事关重要，刻不容缓。皮卡尔夫人决意首先发现我额头上的征兆，她信心十足地说：“这孩子是写作的人才！”路易丝听不入耳，一笑了之。布朗什·皮卡尔转身一本正经地向她重复道：“他确是写作的人才嘛！在他，写作是与生俱来的。”我母亲知道夏尔不鼓励我写作，生怕招惹是非，眯着一只眼睛打量我，一边说：“布朗什，是这样吗？您当真这么想的吗？”晚上，我穿着衬衣在床上蹦跳的时候，她紧紧搂住我的双肩，笑着对我说：“我的小宝宝是写作的人才！”她谨慎小心地向我外祖父转告，生怕他发脾气。他只是点了点头。但到了星期四，我听见他向西蒙诺吐露，人到风烛残年，见到天才绽露，谁也压抑不住激动。他对我的涂鸦尽管仍然一无所知，可是当着请来吃饭的德国学生，他把手按在我的头顶上，不失时机地用直接教学法向他们传授法文短语：“他有文学头脑。”每个音节咬得清清楚楚。　　　　
　　　　其实他根本不信自己说的话。怎么讲？既然坏事已铸成，如果硬性不让我写作，也许更不可收拾，可能导致我一意孤行。卡尔宣布我的天职，为的是留个后路让我回心转意。他完全不是看破红尘的人，但人老了，激情使他厌倦了，在他思想深处这个很少有人问津的冷沙漠里，我相信他对我、对家庭、对自己是心中有数的。一天我趴在他脚下看书，大家沉浸在死一般的寂静里，这是他一手制造的。突然他心血来潮，打破寂静，好像我不在场似的，瞧着我母亲，用责怪的口气说：“要是他想靠笔杆子过日子，那就糟了。”外祖父欣赏魏尔兰保尔·魏尔兰（1844—1896），法国著名象征派诗人。，有一本《魏尔兰诗选》，自称一八九四年见过魏尔兰醉醺醺走进圣雅克街一家酒馆。这次相遇使他根深蒂固地蔑视职业作家。在他看来，职业作家是微不足道的魔术师，开始索取一个金路易让人赏目，末了乞讨几个苏让人看屁股。我母亲听后心惊肉跳，但没有吭声。她知道夏尔对我另有期望。大部分中学里教德语的席位由选择法国国籍的阿尔萨斯人占据，这是对他们爱国主义的奖赏。他们夹在两个民族中间，讲两种语言，因此他们的学业不正规，文化有缺陷，为此很痛苦；他们抱怨在学校里受同事敌视，受教育团体排挤。我应该成为他们的复仇人，为我外祖父报仇，因为我既是阿尔萨斯人的外孙，又是正统的法国人。卡尔让我知识渊博，走康庄大道：我将代表受难的阿尔萨斯进入高等师范学院，出色地通过获得大中学校教师资格的会考，成为堂堂的文学教授。一天晚上，他宣布要跟我进行男子之间的谈话，让娘儿们退席。他把我抱在膝上，郑重其事地跟我交谈。我从事写作，这是毫无疑问的——后来我才明白他说此话为的是不挫伤我的愿望——但我应当面对现实，头脑清醒，文学不能糊口啊。我知道有些著名作家是饿死的吗？我知道有些作家为了糊口而出卖灵魂吗？如果我想独立自主，应当选择第二职业。教书有空闲时间，而且大学教员和文学家所从事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我可以交替从事这两种神圣的职业，一方面跟大作家打交道，另一方面把他们的著作介绍给学生，我从中获得灵感，可以趁韵赋诗，把贺拉斯的作品译成无韵诗。聊慰客居外省的寂寞；给地方报纸写些文学小品，为《教学杂志》写一篇出色的希腊文教学论文，再写一篇关于少年心理学的文章。等我死的时候，抽屉里放着未发表的著作：一篇颂海沉思诗，一部独幕喜剧，几页关于奥里亚克奥里亚克，法国康塔尔省首府，以名胜古迹著称。古迹的考证，既博学，又富有感情。这些足以汇集成册，将由我以前的学生精心出版。　　　　
　　　　一些时候以来，外祖父对我德行的赞赏已打动不了我了，他称我是“上天的礼物”，颤抖的声音充满慈爱。我虽然假装听着，但已经听不入耳了。那次他肆无忌惮地对我说谎，我为什么会洗耳恭听呢？出于什么误会我使他说出违背心愿的教诲呢？他的声音变了，变得生硬、严厉，在我听来，俨然成了去世的生我者的声音。夏尔有两副面孔。当他扮演外祖父的时候，我把他看做跟我一样的小丑，对他不敬；但当他跟西蒙诺先生或跟他的儿子们谈话，当他在餐桌上一语不发，用手指点作料瓶架或面包篮，让两个女人伺候时，我赞赏他的权威，尤其是食指的动作更叫我肃然起敬，他有意不把食指伸得很明显，只是半屈着在空中比划一下。使他的意图模棱两可，让两个侍女捉摸他的指令。有时，外祖母一不高兴，搞错了，把果酱盘递给了他，其实他要喝酒。我责怪外祖母：既然我对这种至高无上的愿望百依百顺，那么迎合这种愿望比满足这种愿望更为重要了。如果当年夏尔张开双臂，远远向我高喊：“这就是再生的雨果，这就是未来的莎士比亚！”那么我今天可能是机械制图员或文学教授了。他并没有这样做，在第一次以家长身份对待我时，显得闷闷不乐，由于忘记欣赏我，变得更加令人可敬。这是摩西在颁发新法令，即我要执行的法令。他在谈论我的天职时，只强调不利的一面，我得出的结论是他已确认我有此天职。如果他向我预言我的稿纸将浸透泪水，或将使我神经错乱，我的资产阶级中庸之道可能使我退下阵来了。然而他在让我深信具有天职的同时，使我明白我可以幸免令人眼花缭乱的紊乱，因为论述奥里亚克或教学法，既不需要狂热，也不需要喧嚣；至于二十世纪永垂不朽的呻吟，让别人去发泄吧。我甘心情愿永不叱咤风云，在文学领域满足于施展侍从的特长，温文尔雅，兢兢业业。至于职业写作，在我看来，似乎是成人的事，显得那么繁重严肃，那么无关紧要，而实际上又那么枯燥无味，以致霎时间我深信这种事正是为我安排的。我既认为此事“不过尔尔”，又相信自己“确有天分”，与所有耽于幻想的人一样，我把幻想的破灭混淆为真理的发现。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我学习观察

　　　　卡尔把我像兔子皮似的翻了个儿。我本以为写作只是为了固定我的梦境，卡尔的意思则相反，我梦想只是为了练笔：我的焦虑和我假想的激情只是我的天才施展的诡计，旨在每天把我引向课桌，给我提供适合我年龄的叙述主题，准备迎接将来有了经验和成熟之后对付大题目。我神奇的幻想破灭了。外祖父说：“唉！光有眼睛还不行，还要学会使用眼睛。你知道莫泊桑小时候，福楼拜让他干什么吗？他把莫泊桑拉到一棵树前，给他两个小时，让他把树描摹下来。”从此我学习观察。作为奥里亚克遗迹天生的颂扬者，我伤感地观看着眼前的文物：写字垫板、钢琴、挂钟将通过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