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论坛精华贴欣赏-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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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梅，而不应该是封建正统所排定的瓶（实际上的正妻）、金（妾）、梅（丫头）。
　　那么，这三个女子之间究竟是如何互相竞争的呢？这就谈到我们这篇文章的主题了－－性。潘金莲认识到：西门庆的性能力强盛，又对孔孟之道不屑一顾，四出风流。
　　因此要栓住他的心，唯有用更多、更奇、更激情化的性技巧来击败别的女人的竞争。
　　潘金莲真的这样做了，而且她自己也是很懂性爱享受的人，做起来也就格外自然流畅。
　　例如，全书的第一处性描写就是写他们俩一见钟情、急不可待地做一处，恩情似漆，心意如胶。接着又使出了吃鞋杯、倒浇红蜡烛、夜行船、粉蝶偷香、蜻蜓点水等性技巧。作者说：那妇人枕边风月，比娼妓尤甚，百般奉承。而且西门庆第一次在潘金莲的阴门盖子上施展出他那燃香烧痕的特有手段。
　　随后，潘金莲一被娶回西门庆的家，马上暗自打量其他四个老婆，准备性方面的竞争。果然，由于别人风月多不及金莲，所以她和西门庆凡事如胶似漆，百依百随。淫欲之事，无日无之。而且她还让西门庆知道，她的独特之一就是第一好品箫。
　　谁知事隔不久，西门庆又把春梅也收房了，而且甚是宠她。但更严重的是，西门庆又与李瓶儿（当时是别人的老婆）偷情，而且李瓶儿生得白净，身软如绵花瓜子一般。好风月，又善饮，……两个帐子里放着果盒，看牌饮酒，常玩耍半夜不睡。
　　潘金莲敏锐地察觉到了威胁，于是跟西门庆约法三章。但是她并没有傻到要限制或者改造西门庆，她的第三条规定是：你过去和她睡了来家，就要告我说，一字不许你瞒我。
　　这可真是天下第一妙计！一来可以表现出自己的宽宏大量；二来又可以迎合西门庆爱讲床上事的癖好；三来还可以窃取对方的军事机密。果然，西门庆中计了。他把他和李瓶儿一起看的24幅春宫画册带回家来，被潘金莲一把抢过去，死也不肯还给他。等到晚夕，金莲在房中，香熏鸳被，款设银灯，艳装澡牝（阴户），与西门庆展开手卷（春宫画），在锦帐之中，效于飞之乐（模仿行事）。结果不上几时，就生出许多枝节，使西门庆变嗔怒而为宠爱，化幽辱而为欢娱，再不敢制她出三不信我。
　　正是：饶你奸似鬼，也吃洗脚水。于是他们俩颠鸾倒凤无穷乐，从此双双永不离。
　　显然，潘金莲在与李瓶儿的第一回合竞争中大获全胜。
　　一旦打响第一枪，战争就连绵无期了。李瓶儿也不是吃素的，她使出好马爬和倒插花的手段，又和西门庆一起使用缅铃（一种女用的性工具），把他拉向自己。
　　潘金莲也不示弱，大白天的就跟西门庆用起缅铃来。李瓶儿接着又来了个事后品箫。潘金莲则还以梦中品箫，外加隔山取火和丫头观战。还怕胜券不稳，又把口交扩展到自己的酥胸香乳。
　　金莲和瓶儿鏖战正酣，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大老婆月娘原本风情稍逊，此时也逗得西门庆和她搞双肩挑，还在爱抚中噙酒哺与她吃。接着又冒出个宋惠莲，用的是夏月常不穿裤儿，只单吊着两条裙子，……口中常噙着香茶饼儿，把西门庆勾去和她做爱。李瓶儿也不闲着，专捡西门庆和她做爱时说出她已经怀孕，把个一贯不顾女人死活的西门庆哄得居然说：我的心肝，你怎么不早说？既然如此，你爹胡乱耍耍吧。
　　这些话都被金莲在外听了个不亦乐乎。潘金莲认定，非打一个大战役不可了。
　　于是她断然地策划了醉闹葡萄架一场戏。
　　这是全书中最长、最甚的一段性描写。后来的各种洁本无不悉数删去，害得笔者也不能详述，只好笼统地说：双方在那短短的时刻里竟然先后运用了足刺激、金龙探瓜、倒入翎花、金弹打银鹅、腌李子等手段，还用了银托子、硫磺圈等性工具和闺艳声娇等性药，直弄得潘金莲出现假死。当然，潘金莲即使在这等时候也没有忘记她的主旨，对西门庆撒娇说：我晓得你恼我，为李瓶儿，故意使这促，却来奈何我。今日经着你手段，再不敢惹你了。看，这才叫糖衣炮弹呢！
　　经此一役，金莲还不放心，书中写道：（金莲）因前日西门庆在翡翠轩夸奖李瓶儿身上白净，就暗暗将茉莉花蕊儿搅酥油定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得白腻光滑，异香可掬；使西门庆见了爱她，以夺其宠。西门庆果然又中计了，被诱得使出踞提而观的手段。潘金莲不失时机地以醋邀宠：怪货！只顾端详什么？奴的身上黑，不似李瓶儿的身上白就是了。她怀着孩子，你便轻怜痛惜。俺每（们）是拾（来的）儿，由着这等掇弄！
　　谁料到，家里尚且未见输赢，外面又来了王六儿、爱月、林太太、如意儿、叶五儿、章四儿等一大队人马。她们有的靠着口交和肛交两件法宝；有的甘心让西门庆在乳、阴、尾等处燃香烧痕：有的使出缚床、倒挂金钟等手段；都把个西门庆迷得够呛。他不但把自己的7件性工具一股脑全都用在她们身上，还专门找胡僧讨来性药，跟她们性交时用，甚至跟她们信誓旦旦，大有离潘金莲而去之势。
　　潘金莲原来还在和李瓶儿争，发现新情况以后，接连发起了几次大的反击。她先是容忍了西门庆对她的肛交（原来她是极其反感的），又以口接他的溺水，后来专门给他制做了性工具、性药盒子。就连他跟别人性交后回来，也照样为他品箫。终于，金莲最终地胜利了，因为西门庆在和她性交时，服用了过多的性药，一命呜呼，再也不可能被别的女人夺走了。
　　这些女人，主要是靠性技巧的竞赛来进行争宠之战。这就是《金瓶梅》中性描写的最主要内容。如果全部删去，我们就不可能明白：西门庆这样一个淫乱之人，为什么总是恋着潘金莲不忍长期离去，以致终于做了她的花下鬼？别的女人又为什么能屡次从潘金莲的怀里暂时地把西门庆夺走？作者把金莲、瓶儿、春梅做出反差极大的对比，甚至定为书名，究竟又是为了表达什么？
　　尤其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这些性描写，我们就很可能忽略了作者的一大功绩：作者在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完整而又深刻地描绘出，男女之间基于性技巧和性生活的高度完美而产生的那样一种激情澎湃的爱情。
　　西门庆对潘金莲的态度，当然不可能脱出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框子。但是我们无法否认，西门庆虽然有过众多的性伴侣，虽然似乎根本不讲恩义，但是他一辈子真正爱的（在他的水平上），还是只有潘金莲一个人。
　　同样，潘金莲当然也不可能是一个具有现代平等思想和爱情意识的新女性。她的性竞争还是为了争宠。但是我们也同样无法否认，她对待西门庆的态度，就是她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的爱（就那个时代而言）。
　　反过来说，莫非他们两个互不理睬才叫爱情吗？我们总不能说，西门庆跟那些过眼烟云般的女性之间才是真爱吧？也总不能说，潘金莲必须是个冷血动物，才可能产生和实现真爱吧？说到底，如果我们要求西门庆遵守《婚姻法》。要求潘金莲变成刘胡兰，那肯定是我们自己错了，肯定与《金瓶梅》这本书的好坏无关。
　　我们现在的人，常常人为地把爱情的定义无限拔高，似乎坏人就必定没有爱情，似乎以性生活为主要载体的爱情就必定不是爱情，似乎我们天生就有无限的权力去贬低、干涉甚至镇压那些不符合我们的定义的爱情。这，恐怕就是知书达理的人总是把《金瓶梅》定为淫书的主要心理依据。（按照福科的说法，这叫做人人心底的法西斯。）
　　我们还常常会产生另一种错觉：似乎我们只要容忍那些不符合我们的定义的爱情的存在，我们自己的高尚纯洁浪漫的爱情就必定会遭到威胁与破坏。尤其是，一个自认高尚的人，如果不去贬低那些不符合高尚定义的爱情，那么他（她）自己似乎就必定不可能拥有任何高尚的爱情，似乎他（她）就必定也是流氓荡妇之辈。这，恐怕就是很少有人能够正视《金瓶梅》里的淫秽描写的深刻文学意义的根本社会原因。（按照笔者的说法，这叫做等级化人格所带来的恐怖。）
　　《金瓶梅》所描写的，是一种在双方不断的互相争斗之中，在与别的女人不停地竞争之中，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真正意义上的性之爱。而且，这种以性为主线、以性为载体、情与性交融合一的爱情，恰恰是在文学中空前绝后的。
　　在1700年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可曾有过这种本来意义上的真正的小说？可曾有人描写过这种真正的性之爱？甚至，可曾有人真的把市井之徒当作人来描写，而且居然写出了他们的情感生活？
　　往后说，《红楼梦》虽然也写爱情，但那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它像诗词，像琴棋书画，甚至有些像是贵族们的矫情。大概，这就是历代文人捧《红》而贬《金》的主要原因吧。
　　即使到了现在，即使有的作品被认为是在模仿《金瓶梅》，但是仍然没有什么人能够做到：同时审视两大性别（而不是把女人简单化为性机器）、专心塑造个性人物（而不是添加性佐料）、如此深刻、如此精妙地描绘出这种性之爱。
　　即使进行当时的横向比较，那么，这种性之爱与牛郎织女、《西厢记》等作品中的爱情，显然是全然不同的；与古代的房中术也大相径庭；与孔孟之道所宣扬的性道德和夫妻规范当然更有天壤之别。如果来点中西对照，那么它也大大不同于西方20世纪之前文学中的骑士之爱、宫廷爱情、维多利亚时代的所谓贞洁爱情。
　　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在《金瓶梅》产生的那个时代里，中国出现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性革命。而且，《金瓶梅》所描绘的这种性之爱居然能够出现、能够广为流传，本身就是性革命的表现之一。
　　因此，无论从文学的典型性来说，还是从它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意义来说，《金瓶梅》都是中国和世界几千年文学史中独一无二的黄山。不管我们能不能认同它所描绘的这种性之爱，我们都无法否认它的巨大价值。
　　因此我要说：《金瓶梅》是天下第一奇书，但绝不是淫书。《金瓶梅》，不能删！　



《金瓶梅》文献学百年巡视
　
　　梅新林/葛永海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金瓶梅》在明晚期一问世，就震惊了当时的文坛，因其惊世骇俗的性行为描绘，被目为“淫书”而屡遭禁毁，直至清康熙年间，徐州才子张竹坡独具慧眼，第一次对《金瓶梅》进行系统研究，对《金瓶梅》的艺术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从而奠定了后世“金学”的基础。有清一代，尽管有张竹坡鼓吹在前，后继者却寥寥无几，而且在研究形式上多以序跋、评点为主，缺乏理论批评的深度。时间推移至二十世纪初，在西学东渐浪潮的冲撞下，《金瓶梅》研究始呈崭新气象，其重要标志之一即是单篇专论的大量问世，同时在内容上也逐步走出以简单的价值评判代替学术研究的限囿，借鉴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提出了许多新见，充分显示了中国现代学术肇始期金学开拓者的勇气。
　　纵观二十世纪的《金瓶梅》研究走向，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从本世纪初至1949年，是《金瓶梅》现代学术研究的开拓期。以吴晗、鲁迅、郑振铎等为代表，以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和现代小说的观念，对《金瓶梅》进行新的审视和阐释，历四十余年之久，成绩颇引人注目。第二期从1949年至1976年，是《金瓶梅》研究在国内冷落、海外热闹的时期。由于屡次政治运动影响，国内金学比之其它领域的文学研究，更被视为畏途，研究陷于停滞，二十七年间只有十余篇文章发表，鲜有拓进之作，几无争鸣之声。而在海外汉学界，这一时期却成为金学成果的高产期，涌现出为数众多的力作。第三期为1976年至今，是《金瓶梅》研究在海内外全面走向繁荣的时期。自七十年代末以来，有关《金瓶梅》作者、版本等问题的争鸣不绝，论战激烈，对《金瓶梅》的思想主旨、艺术结构、人物塑造、审美价值的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金学”蔚成热潮，成果斐然，大有与海内外显学“红学”争鼎之势。
　　《金瓶梅》研究有“瓶内”、“瓶外”之说，“瓶外学”乃指小说文本以外的作者、版本、源流之考证求索，重在文献研究，本文所谓《金瓶梅》文献学，即此。回顾百年《金瓶梅》文献学研究，现当代学者继承了乾嘉朴学的优良传统，在考证小说作者，探讨版本流传，求索小说源流时，爬罗剔抉，披沙见金，投注了大量的心力，使《金瓶梅》文献学研究成为金学中最为丰盈充实的一片沃土。本文拟先从横向的作者、版本、源流三个方面，然后结合纵向的三个时期，对二十世纪的《金瓶梅》文献学作一梳理，鉴往知来，以期对二十一世纪《金瓶梅》文献学建设以及整个“金学”研究有所裨益。
　　一、作者研究
　　世纪之初的作者研究以现代学者的“破王世贞说”肇始其端。由于明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提出“嘉靖间大名士”一说影响殊广，“嘉靖间大名士”人选遂被依次提出，其中流行最广则为嘉靖年间的王世贞。此说为清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凤首倡，谓王世贞父王忬因献“清明上河图”赝画而构罪严嵩父子，后被杀，王世贞为报父仇，特作小说《金瓶梅》献严世蕃以投其所好，小说寓意严氏父子，揭露其丑行。又于书页敷上毒药，毒杀了严世蕃。尔后张竹坡即以此演绎为“苦孝说”，一时流行于世。进入现代之后，此说为著名史学家吴晗等学者所否定。1934年1月，吴晗于《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著名长文《〈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以极其严谨的考证，证实历史上的王世贞父并非因献赝图死，严世蕃亦非中毒身亡，“一切关于王家和《清明上河图》的记载，都是任意捏造，牵强附会”。由此廓清了萦绕于《金瓶梅》之上种种传说的迷雾，有力否定了所谓的“寓意说”和“苦孝说”。吴文进而指出，《金瓶梅》用了大量山东方言，王世贞虽在山东做过官，但并不能由此说明他能用当地方言写书。另外，吴晗还考证出《金瓶梅》应当作于万历十年至卅年之间，所以作者也就不可能是“嘉靖间大名士”。除吴晗外，否定王世贞说的还有鲁迅、郑振铎、王采石，姚灵犀等，一时之间，“王世贞非《金瓶梅》之作者”庶几成为定论矣。
　　1949年之后，金学研究迈入了第二个时期，但为特定的政治环境所限，学术界未能对现代《金瓶梅》研究的得与失做一番认真的总结，金学研究刚刚启动，又被匆匆搁浅。可以说，1949年至1976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只是在“评红”、“批水浒”、“批孔”等一系列政治文化怪异结合的运动中，呈现了一派畸变的热闹风景，真正的学术遭到冷落。《金瓶梅》研究在中国内地成果寥寥，便是明证，在这二十七年间，唯一的一次有关《金瓶梅》的争论是围绕《金瓶梅》的作者展开的，这次争论开启了《金瓶梅》作者研究的一个话题，对后来者影响较大。1954年8月29日，潘开沛在《光明日报》上撰文《〈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指出《金瓶梅》不是哪个大名士、大文学家创作产生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由许多艺人集体创作出来的，是一部集体创作”。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