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论坛精华贴欣赏-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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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太仓县志》第二十五篇《社会》第三章《宗教》第一节《佛教》、第二节《道教》中记载着太仓历代庙宇，其中《佛教》中有“隆福寺，原名报恩院，梁天监四年（505年），建于武陵桥北。……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里人孔彻舍宅重建于小西门长春桥北”。这个隆福寺与《金瓶梅》中的永福寺同样也是佛庙，尽管有“隆”与“永”的不同，但《金瓶梅》第五十七回（万历本）写到永福寺开山祖师时有两句诗：“神僧出世神通大，圣主尊隆圣泽深”，无异补充说明“永福寺”即“隆福寺”。小说中写永福寺“起建自梁武帝普通二年”，西门庆等施舍重修，与《太仓县志》载隆福寺梁天监四年初建，明洪武十四年重修，何其相似，不会是偶然的吧？
太仓“隆福寺”又名“报恩院”，《金瓶梅》中既有“永福寺”，又有“报恩寺”（武大、花子虚、官哥儿、李瓶儿、西门庆死后均写及），但小说中第五十七回开头详细记述了永福寺开山祖师“万回老祖”七八岁时为报答母亲深恩，一日之间万里之遥讨回边疆哥哥家书的故事，分明暗示出永福寺即太仓报恩院，亦即隆福寺。即是说太仓隆福寺又名报恩院一个佛庙，在小说中被写作永福寺、报恩寺两个佛庙。
小说中写的道家玉皇庙，既写了会中十兄弟经常斋会（万历本斋会，张评本起结于该庙），又写了西门庆子官哥儿寄名于斯（第三十九回），这个玉皇庙，太仓也有。上文引第二节《道教》中记：“玉皇阁，原名玉芝祠。元大德年间，道人周静清建。明万历年间被毁”。不难看出小说中的玉皇庙即来自于太仓的玉皇阁。玉皇庙结合十兄弟，等于说“太仓九友斋（即王世贞）。”
由此可见，小说中写的三所主要庙宇，明显带有“太仓”的影子。而曾崇信佛道的王世贞对家乡佛宇道观焉能不熟？
2、《金瓶梅》是根据《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演出一支，敷衍成百回巨蓍的。然而二书有一个不太引人注意却又不可小视的异点：《水浒传》中故事发生在阳谷县，即武大、武二、潘金莲是清河县人氏，而西门庆是阳谷县破落户财主，武松为寻哥哥武大，途径阳谷县，打死老虎，做了都头，不意却在阳谷县遇到兄嫂，于是发生了与西门庆打斗的故事。而在《金瓶梅》中，作者却将清河与阳谷换了一下，写武氏兄弟是阳谷县人，潘与西门是清河县人，武松在清河打死老虎，做了都头，并遇到了已娶潘金莲的哥哥武大，即故事主要在清河县。一般认为作者将地名搞错了或他种原因，均将此问题看得过于简单。而我认为既非搞错，也非别因，相反，是作者出于精心策划，目的仍在“太仓”。经我考察《清太仓城图》（清亁隆年间《直隶太仓州志》），太仓城（明清太仓城该不会有大的变异）河道桥梁星罗棋布，其中太仓塘上既有“清河”，也有“清河桥”，难道这不是《金瓶梅》将《水浒传》中“清河”与“阳谷”对调的秘密所在？
我们还可以考证一下“清河县”。历史上的清河县 ，曾分别置于今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境内，其中曾两度置于江苏境内，而且宋、元、明、清四代，清河县一直属江苏。查《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馆1931年版）831页“清河县”条（详参原典）：
？南朝宋置。南齐因之。今阙。当在江苏境。
？宋置清河军。并置县曰清河。故城在今江苏淮阴县东十里大清河口。元河决城圯。迁治于甘罗城。又迁小河口西北。明崇祯末复迁甘罗城。清初复旧治。乾隆间移治清江浦运河南岸。属江苏淮安府。民国改为淮阴。
可见，无论宋，还是明，清河县均属江苏境。史识宏富的王世贞对此必是了然于心。若非暗示江苏太仓，《金瓶梅》故事安排在“阳谷县”还是“清河县”，本是无关宏旨的。况且作为母本的《水浒传》中故事本在阳谷县，作者将“清河”与“阳谷”特意对调，显然是有深刻用意的。
3、万历本《金瓶梅词话》第七回“薛嫂儿说娶孟玉楼”写孟玉楼准备嫁给西门庆时，被张四阻拦，说西门庆“里虚外实，少人家债负，只怕坑陷了你！”孟玉楼反驳时有一语“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有钱使，还问太仆寺支马价银子来使”（王世贞曾任太仆卿）。孟的这句话在崇祯本（姑且认为崇祯本基于万历本）与张评本中都被删去了。一般认为，删去此语的原因是避朝廷讳，我看非此。要说伤及朝廷的语言，小说第三十回写道：“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兴，民穷盗起，天下骚然。不因奸佞居台辅，合是中原血染人”。作者这里借宋讽明将当时社会写得一片黑暗；小说第七十一回写西门庆朝见皇帝时，作者写明皇帝：“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商王；爱色贪花，仿佛如金陵陈后主”。这些语言要比孟玉楼的那句话要直接尖刻得多。那么崇祯本及张评本为何要删去孟的那一句话呢？我以为是删改者（崇祯本、张评本要比万历本精致得多）认为此语不符合孟玉楼的身份。孟玉楼何许人也？原不过是清河县“南门外贩布杨家”的娘子，目不识丁，山门不出，河坡不下的小脚女人，其如何能知道皇帝还缺银子使？如何能知道太仆寺贮存马价银？又如何能知道皇帝借使太仆寺马价银呢？显然是不符合人物身份的。所以对《金瓶梅》进行了广泛技术处理的崇祯本及张评本删去了这一句话。反回来说，文章作得花团锦簇，赋于人物高度个性化语言的《金瓶梅》的作者又焉能不懂此语不合人物身份呢？既懂又为何让孟玉楼说呢？其目的依然是在暗示“太仓”。
据《明史》记载，明代中叶后朝廷每于“太仆寺、太仓、光禄”（皆为朝廷贮存不同物资的外库）借银支用（参见吴晗《论金瓶梅》第1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作为曾任太仆卿的王世贞对此情况自然知底。《金瓶梅》中没有明点“太仓”借银，但作者心里明白，朝廷不单在太仆寺借银，更多的是在太仓、光禄借支，所以，只要提起太仆寺借银，知情者不难会立即想到“太仓、光禄”。想起朝廷“太仓库”，自然会联想到王世贞家乡太仓。所以说，孟玉楼的那一句话，是作者有意借其口暗示太仓。
4、小说第四十八回写来保东京归来报告西门庆喜事时提到“义仓”，说朝廷“在陕西等三边开引种盐，各府州郡县，设立义仓，官粜粮米。令民间上上之户，赴仓上米，讨仓钞，派给盐引支盐。旧仓钞七分，新仓钞三分。”小说第五十一回写吴大舅向西门庆借银子时说到“社仓”：“有东平府行下文书来，派俺本卫两所管印千户，管工修理社仓，题准旨意，限六月工完，升一级”。小说五十七回写到“仓巡”。六十一回写到“仓廒”。六十七回写到“县仓”。七十二回写到“米仓”。七十三回写到“修仓”。这里的“义仓”与“社仓”基本是一回事，也叫“常平仓”，是历代设置的粮仓（可参《辞海》、《辞源》“常平仓”、“义仓”、“社仓”条）。这类粮仓虽然全国各地大概还有，但王世贞家乡太仓之粮仓却是非常著名的。
根据《太仓县志》，首先太仓县名即由该地自古置仓囤粮而得。其二，“宋后，……当时太仓南码头，仓彛Ъ洌富缟健保比顺浦鞍偻虿帧薄ⅰ疤煜碌谝徊帧薄！短窒刂尽反笫录窃亍懊骱槲涠辏魍醭谔帜下胪方ú肘�91座，919间，收贮浙江、南直隶各地粮食数百万石”。《仓储》章载太仓“自古即有官办的常平仓、军储仓、州社库、县社仓，……民办的社仓、义仓、便民仓多座”。其三，《清太仓城图》上也明确绘有常平仓、州社仓、县社仓等。足以看出“义仓”，以及“仓巡”、“仓廒”、“县仓”、“米仓”、“修仓”，也许是王世贞对家乡特征的不经意的自然流露，也许是其有意为之。
5、与太仓粮仓密切相关的是“漕粮海运”。《金瓶梅》约略写到这一历史事实。小说七十八回写到“新升东南统制兼督漕运总兵官荆忠”来拜西门庆，七十九回又写荆统制“往淮上催攒粮运去”。显然，荆统制就是负责漕粮海运的官吏。
太仓历来就是我国水上交通要隘。明永乐年间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的出海口新是太仓刘家港（今名浏河港）。元王朝于刘家港最早开创海运漕粮。新编《太仓县志》记述，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由于北方农业遭到战火破坏，田园荒芜，京都粮食要靠江南供给。大运河湮塞，陆路遥远，费时费力，只好招安海盗开通海运。元至元十九年（1282）开通刘家港入海的海运航线，仅天历二年（1329）就从太仓海运漕粮352万余石（详见明张采《太仓州志》）。每年春夏二运，年均运出量180万石左右，当时，“漕粮海船”“毕集刘家港”，多达千余艘。“虽有风涛漂溺之虞，然视河漕之费，所得益多”，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明丘浚《海运之宜》）。
明代“海运因元之旧”（《明会要》卷五十六）。太仓南码头名震一时的“百万仓”、“天下第一仓”，也叫“海运仓”，其实是海运漕粮的贮备库。明洪武七年（1374），在太仓建海运总兵馆，由海运总兵督运漕浪，每年海运70万石左右。《金瓶梅》中写荆统制“兼督漕运总兵官”、“淮上催攒粮运”，正是指海运漕粮的历史事件，也是太仓历史上的典型特征。
元明时代，刘家港既是漕粮的海运港，又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商业港口，时入誉之为“天下第一码头”（新《太仓县志》）。刘家港内“番（指外国）船云集”、“巨艘万斛樯林林，夏秋之间来东南，象犀翠羽珠金贝，苏合熏陆及水沈”（明桑悦《太仓州志》）。就连当时太仓南码头（古称张泾关），中外商船纷繁而至，号称“六国码头”，成为“东南巨州”（明张寅《太仓新志》）。《金瓶梅》中所写“临清码头”的繁盛景象，其实写的是太仓刘家港、“六国码头”的繁荣景况。
据以上几点，我认为《金瓶梅》中明显留有王世贞家乡太仓的影子。而这个暗含着的太仓，又贯穿着小说的始终。
四、破解“金吾戚里”
明末《金瓶梅》以抄本流传时，对于作者有多种不确定的传闻，其中谢肇浙《金瓶梅跋》中说：“《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谢文是最早全面评价《金瓶梅》的专论，具有很高的史料学术价值。其中这个“金吾戚里“一般是当人名理解的，即将“金吾”以复姓解，“金吾”也可当官名解，但联系“永陵（明世宗嘉靖朱厚熜墓陵）中”及“戚里”，两种解法均似乎难以理解。我反复思考，总感这个“金吾戚里”大有蹊跷。这一说法极有可能出自《金瓶梅》作者，乃是作者给某人打的一句哑语，原语应为“金吾嵌里”，意思为“《金瓶梅》中我嵌在里边”，由于用了“金吾”这个常见词，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再加用“门客”加以遮掩，对方竟然没有理解，以为是“金吾戚里”，于是稀里糊涂传而不究其深意。这个人极有可能就是谢肇浙，谢在《金瓶梅跋》中说《金瓶梅》“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从语气上看，谢似乎亲眼见过王世贞的手本，如果是这样，谢一定会打听其作者为谁，于是王世贞就打了这句闷萌芦。这也十分符合《金瓶梅》惯用笔法。
以上是就《金瓶梅》本身内容破解其作者为王世贞。下来从另一个角度看《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不是王世贞。
五、王世贞对《金瓶梅》讳莫如深，无异“此地无银”
根据记载，《金瓶梅》以抄本流传时袁宏道（《袁中郎集》），袁中道（《袁小修日记》）、谢肇浙（《金瓶梅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顾曲杂言》）、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跋》）都有对《金瓶梅》的评述文字，据考证当时有抄本的有王世贞、徐阶、刘承禧、王肯堂、王稚登、董其昌、袁宏道、袁中道、丘志充、谢肇浙、沈德符、文在兹等人，但他们大多其实都只是有残缺不等的部分抄本，而有全本的据记载只有王世贞。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跋》曾说“王大司寇凤洲（即王世贞）先生家藏全书”，谢肇浙《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金瓶梅跋》也说：“此书向无镂版，钞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弇州（王世贞）家藏者最为完好”。这就准确地透露出即便王世贞不是《金瓶梅》的作者，但他至少是当时仅有的拥有《金瓶梅》全本的人。王世贞及其弟王世懋（亦为文学家）阅读过《金瓶梅》当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只是读过部分《金瓶梅》者就非惊即喜，且有许多评述，而唯独博学多才、著述浩繁的王世贞及其弟却为何只字未提过《金瓶梅》呢？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在我看来，王世贞愈是守口如瓶，就愈有“隔壁王二不曾偷”之嫌。
再根据目前可查到的记载，《金瓶梅》最早抄本是从徐阶（即徐文贞，明嘉靖严嵩后宰相，与王世贞既是同乡，又为世交）家传出的，对此，朱星先生推断徐阶家又是从王世贞家抄来的（参见朱星《金瓶梅考证》39、149页），否则，无从查考《金瓶梅》抄本之最初来源。因而朱星先生说：“从历史材料上看，《金瓶梅》书稿只能追查到王世贞，而王世贞又从何处抄来就无从追查了”。我和朱星先生看法一样，《金瓶梅》必出王世贞之手无疑。
六、《金瓶梅》所体现的文风与王世贞完全一致要确定王世贞为《金瓶梅》的作者，不得不讨论二者文风是否一致，因为前人曾以此立论否定过王世贞的著作权。
确实，王世贞作为“后七子”盟主，宣称过“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对不讲“骈骊”的通俗文学有过激烈的批评。但据此就认定王世贞时时处处、丝毫不差、一成不变的贯彻其主张，却既不符合人性，也与创作规律相悖。苏轼是宋代豪放派词人的杰出代表，其既能写出如《念奴娇？赤壁怀古》那样气象磅礴、格调雄浑、境界宏大的豪放之作，也能创作出《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样感情深婉、语句柔绵的作品。古今中外没有那个作家可以终生不变的贯彻其最初的文艺主张，因为这不仅违背文艺规律（文学创作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身规律），也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文学巨匠托尔斯泰由《一个地主的早晨》所体现出的企图调和阶级矛盾，开历史倒车的幼稚可笑的幻想到《复活》无情的揭露沙皇统治的黑暗，典型地说明了任何作家的思想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
王世贞早期的文学主张是针对戏曲的，不能简单地推而广之。事实上王世贞后期的文艺思想发生了不啻巨大的变化。《四库全书总目》介绍其作品《读书后》时有这样一段评价：“书影记世贞初不喜苏文，晚乃嗜之，临没之时，床头尚有苏文一部。今观是编，往往于苏轼辨难，而其文反复条畅，亦皆类轼，无复摹秦仿汉之习。又其跋李东阳乐府与归有光集、陈献章集，均心平气和，与其生平持论不同。而东阳乐府跋中自称，余作《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