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细说三国-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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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三国 作者：黎东方
本书是《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一种，系已故旅美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所著。作者以生动别致的“讲史”形式详细讲述了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到三国归晋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书中不但将三国时期的各种事件和人物剖析、介绍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加上作者自己的判断和评论，让读者更深刻、更有兴趣地了解历史真相。作者还善于用现代人所了解的名词去解释历上的各官职和家族关系等，使全书显得通俗易懂。本书则是丛书中最富可读性的一种。
一 合久必分
西洋人谈西洋史，常常有某一民族衰亡，另一民族继起的说法，或是某一文化崩溃，另一文化诞生的说法。汤因比（A•；Toynbee）与前人不同的地方，是改用“社会”一词，代替民族或“文化”，并且补充了一点：某一社会崩溃之后，其构成要素可能被次一社会所局部保存。汤因比喜欢说，“中国社会”在佛教进入之时已经崩溃，此后不再有中国社会，而只有“远东社会”。
在实质上，中国史与西洋史不同。我们的周朝，十分灿烂，却不是昙花一现的希腊；我们的汉朝，十分雄伟，而不是一衰而不可复兴的罗马。我们中国人具有西洋人所没有的韧性，我们的朝代虽有兴亡，国势虽然有盛衰，而我们的民族自从埃及、巴比伦之时便一直屹立于东亚，不曾死亡，而且继续发展。
我们的政府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政府好的时候，是治；政府不好的时候，是乱。治久了以后，难免有乱；乱了一阵以后，由于我们这个韧性的民族“江山代有才人出”，由于我们这礼仪之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所以迟早会有非常之人，挺身而出，做成非常之事：“拨乱反治”。于是，希腊、罗马于乱了以后未能再治。而我们中国每逢“天下大乱”以后，不久便“形势大好”，一治一乱，成了中国历史的轨迹，虽则我们不可把这轨迹看得太呆板。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或其修订人毛宗岗，说出一句令人难以驳倒的话：“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等于说：“治久必乱，乱久必治。”这种话，西洋人说不出来。他们对于他们国家的未来，不可能有如此乐观的信心。
“合久必分，分就必合”这八个字，与宇宙论中“一张一弛”的大道理，颇能相通，站在严格的历史科学的立场来说，分与合至少是极可能的趋势：“合久会分，分久会合。”
至于，合久了何以不仅会分，而真的分了；以及分久了何以不仅会合，而真的合了？“人”的关系很大。位居要津的人，倘若有决心与能力，是可以挽狂澜于即倒的；倘若没有决心，又没有能力，那末，便常常把好的局面弄糟。
两汉的大一统局面，维持了四百多年；种种机构已经磨损、腐蚀，不再管用。分的趋势，确已形成，外戚宦官之轮流把持中央，剥削地方，是病征，而不是病源。
病的本身，差不多已到了无药可救的阶段。打外戚，除宦官，只是治标而已，治不了本。是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是固本培元，滋阴补阳。
西汉初年之所以蓬蓬勃勃，是由于刘邦简化了法律，减轻了赋税，因袭了秦的“三权分工”制度，加上武帝以后之征用全国各地的人才，提倡以孔子学说为中心的学术。
所谓“三权分工”，是丞相与太尉分治文武之事，御史大夫专管监察之事。这与美国的“三权分立”不同。在没有三权分立之时，这“三权分工”究竟要远优于霍光以后之权臣包揽一切了。
所谓征用全国各地人才，是下令每郡每国都保送“孝廉”，由皇帝加以选拔，留在身边训练、查看，然后再分别任用为县令、县长，于任期完满以后加以升降。最好的，能被逐渐升为中央的九卿（部长）、三公（院长）。
霍光在昭帝之时，任“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大司马是虚衔（加官），大将军在平时没有多少兵。他掌握大权，由于替皇帝“录尚书事”。尚书原是宫内的小官，在皇帝身边管文书。霍光以宫外的大官身份，“录”起皇帝的所有的文书事务来，这就成为丞相与太尉及御史大夫之上的、皇帝之下的第一人，也就是事实上的皇帝。
三权集中于一人之手，三权分工的制度，不再存在。用浅显的话来说，霍光替皇帝代阅公文，代批公文。丞相等人的奏章，虽则是写给皇帝的；事实上皇帝一概不管，都由霍光处理。
霍光以后的的外戚，如王莽、窦宪、邓骘、阎显、梁商、梁冀、窦武、何进，都于种种不同的加官与虚衔之下，大权独揽，宦官的领袖们，有时候大权独揽，有时候几个人合伙，作“集体领导”，如单超、具瑗等“五侯”，以及赵忠与张让等十二常侍（俗称“十常侍”）。
东汉的皇帝们，在和帝以后都是短命的人。寿命比较长的桓帝，死时才三十六岁。灵帝死时，三十二岁。顺帝，三十岁。和帝自己，二十七岁。其余的，两位少帝，与质帝、冲帝、殇帝，都只是一些小孩子而已。
和、顺、桓、灵之所以短命，因为后宫的妃子太多。其他的小皇帝，有病死的，也有被毒死的，和、顺、桓、灵，留下了年轻的寡妇，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她们所能相信的，只能是自己的父亲（国丈），或哥哥、弟弟（国舅）。于是窦、邓、阎、何等几家外戚，便先后当权。
在皇太后之下的小皇帝，倘若是亲生的，则问题比较简单；倘若是“抱来的”（由别支皇族过继而来的），那就每每发生小皇帝略为长大以后，就被宦官挑拨利用，以政变的方式推倒当权的国丈或国舅，使得大权落入宦官之手。
中央的政治机构，由于不再有三权分工，一坏便全部都坏。地方官吏之推选孝廉，成为形式，真孝真廉的人竞争不过地方官吏的私人，地方官吏自己又每每都是宦官或外戚的私人。于是现任的及未来的官吏，从上到下，极大多数成为贪污分子。老百姓只能苟延残喘于如虎似狼的贪官污吏的统治之下。
东汉在经济上，本可以比西汉略好。光武帝把王莽所不曾能够解放的奴隶，逐渐地解救了。光武帝又尽量减少贵族与大官的俸禄，尽量不卷入西域各国的纠纷，军队的开销缩小，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人民可以休养生息。
可惜，由于政治的结构出了毛病，人民在赋税方面的负担，表面上比以前少，事实上比以前多。公开的负担少，暗中的负担多。所谓暗中的负担，第一是铜钱贬值。西汉从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年，一共铸造了二百八十“亿万”（所谓亿万，是十万万。二百八十亿万就是二千八百万万）。东汉的铜钱流通量多，于王莽末年的大乱以后，经过光武帝的整理，原已比西汉少得多。但是，和帝以后的当权之人，一方面连年打西羌、打匈奴，花钱太多；一方面又在生活上穷奢极侈，不懂得什么叫做量入为出，更不懂得什么叫做“平衡国家收支”。他们贪图铸钱的方便：用少数的铜，铸多量的钱。于是越铸越多。在顺帝的时候，中央政府一年的收入在数字上是六十万万，等于是西汉两百年所铸铜钱的总数之百分之二以上。
其他的暗中负担，是官吏的种种摊派、勒索，包括老百姓不敢不送上去的贿赂。
官吏的生活费与娱乐费，都是取之于老百姓的，却不替老百姓做事。水利的工程，让它荒废不修。黄河决口；别的河流也颇有泛滥的。大水之年以后，常常有大旱之年。水灾与旱灾，轮流地逼得老百姓没有日子过。天公又不作美。老天，不仅对人世间贪污横行与种种不合理的现象，视若无睹，而且助纣为虐，于水灾、旱灾以外，又加了地震、地陷、蝗虫、瘟疫。
东汉末年的人民，对洛阳的中央政府失望，对老天也失望。于张角、张梁、张宝三兄弟的鼓动之下，人民相信老天也在生病、将死；倘若能有另一个新的老天、新的上帝来替代这生病将死的老天，该有多好！张家三兄弟告诉他们：这苍天确是生病将死，替代这苍天的，将是黄色的天。你们人民如果能在甲子年三月初五日，头裹黄巾，便能于天崩地陷、宇宙换一纪元之时获救。结果，有三十六万左右的人，都加入了张家的黄巾组织。
二黄巾
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是中国历史上若干次的失败的农民革命之一。
它的人数不为不多，组织不为不强，它之所以失败是由于领导人物之不学无术，既没有对于当前客观环境的正确了解，又没有对于未来的理想社会与理想政府的构想，更不曾具体或培育军事的与政治的干部人才。
作为黄巾徒众之大头目的张角，及两位弟弟张宝、张梁，懂得的只是以画符念咒、喷水治病的魔术或催眠术，用来广收信徒，借以推倒汉朝及其政府。汉朝的各级政府，何以会在安、顺、桓、灵诸帝之时坏到那种田地？要用什么样子的政府来替换这东汉末年的政府？老百姓所受的痛苦，除了苛捐杂税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要用什么措施来铲除当时经济上的病根？这些大问题，不是张角等人所能答得出的，也不是他们所能想得出的。
他们，正如其后若干次的农民革命的领导人物（黄巢、李自成等等），只不过是对现状十分不满而凭着一时冲动，“为革命而革命”、“先破坏了现状再说”！从开头起，他们便不想睁开眼睛，而只肯闭着眼睛在黑暗中盲动，安得不失败呢？
计划，张角不是没有。他活动了几十年，遣派大弟子八人分头到各地区活动，吸收了三十六万左右的徒众，以一万人为“一方”，有些方超过一万，有些方不到一万。每方，设一个“大帅”。这三十六万人，遍布于十二州之中的八州：位于今日河北省的冀州、幽州，位于今日山东省的青州、兖州，位于今日河南省及湖北省、湖南省的豫州、荆州，位于今日江苏省的扬州。
他竟然也吸收了皇帝身边的中常侍封諝与徐奉二人。这二人加入了他的组织，愿作内应。
他预定在甲子年光始七年（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初五日，在全国各地同时起事。徒众一概以头裹黄巾为号。
这起事日期，由于有一个姓唐名周的叛徒向汉朝政府告密，不得不提前在二月某日举行。唐周的告密，使得张角一位负责洛阳地区的大帅马元义被捕，受车裂之刑；也使得宫内宫外有一千多名徒众被捕、被杀。否则，洛阳可能在三月初五日一夜之间被马元义率领的这一支黄巾军占领。
这边，在洛阳的汉朝政府立即行文到各州各郡，尽量捉拿张角及其所有徒众；那一边，张角也十分紧张，在暗中通知各地徒众，同时举动。
举动的一天，张角在他的家乡冀州巨鹿郡，自称“天公将军”，叫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巨鹿郡的郡城，不是今日河北省的巨鹿县，而是在巨鹿县西北很远，今日宁晋县西南的地方，范晔《后汉书》与司马光《资治通鉴》，均说张宝是老二，张梁是老三。司马彪《九州春秋》与袁宏《后汉纪》，以为张宝是老三，张梁是老二）。
张角的黄巾徒众，到处攻村庄，攻市镇，遇到衙门就烧。汉朝的地方官吏敢抵抗他们的很少。原因是：他们人多。不到十天，就“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在南阳响应他的一位黄巾头目，是张曼成。在河北蠡县之南博陵的，是张牛角。张牛角战死以后，由褚飞燕继为头目，褚飞燕改姓名为张燕，不久便把部队增加到一百万人左右。此外，各地的重要分子有李大目、张丈八、陶平汉、雷公、白雀、波才，等等。
洛阳的汉朝政府，派三个中郎将到冀州、豫州，分别讨伐张角及波才等人。派往冀州的，是“北中郎将”卢植。派往豫州的，是“左中郎将”皇甫嵩与“右中郎将”朱儁。
卢植是刘备的老师，也是刘备的小同乡：生长在冀州涿郡。他以极少的兵，对张角的基本武力作战，竟然能把张角围困在今日河北省威县之东二十九里的汉朝广宗县城。灵帝派了一个姓左名丰的宦官来视察，卢植不向左丰送钱，左丰回去报告灵帝，说卢植有力量消灭张角而不肯卖力。灵帝就下了一道圣旨，把卢植逮捕，用槛车（囚笼）押解洛阳，派“东中郎将”董卓来带卢植的兵。
皇甫嵩出生在民风强悍的边地凉州安定郡朝那县（朝那县城的地点，在今日甘肃平凉县的西北）。他的曾祖皇甫裬与叔父皇甫规，均为“度辽将军”，可说是军人世家。他的祖父皇甫旗做过扶风都尉，父亲皇甫节做过雁门太守，他本人被推举为孝廉，做过中央政府郎中（相当于今日的司长），也做过霸陵与临汾的县令，被调回中央做“议郎”（地位在今日的顾问与参议之间），转升为北地郡太守（北地郡包括宁夏的黄河两岸及甘肃的庆阳一带，东汉时的郡治，在灵武县东南）。这样看来，皇甫嵩似乎又是一位标准型的文官。
他留在历史上的令名，是一手平定了中平元年的黄巾起义。他成为东汉的最后一位名将。汉朝的读书人，原是文武合一，不曾离开孔子所创下的射御与礼乐书数并重的教育传统。中国到了清朝中叶，仍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几个文人，先后担任统帅。只是到了民国初年，有了保定军校，文武才分了途。
皇甫嵩会同朱儁，把豫州颖川郡的黄巾打平。他于决战之日，用夜袭兼火攻。黄巾徒众本是乡下的种田人，过惯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白天精神抖擞，到了黑夜就酣睡如泥。皇甫嵩对他们实施夜袭，可说是看准了他们的弱点。皇甫嵩之所以用火攻，原因也很简单，他们的头目毫无知识，竟然“依草结营”。这河南禹县附近“长社”的一战，皇甫嵩杀了几万名黄巾。大头目波才率领残部逃往阳翟（禹县），被皇甫嵩追击，再度击溃。皇甫嵩附带扫荡了汝南郡与陈国（河南大康县一带），及东郁（山东濮阳县一带）的黄巾。
张角等人在冀州（河北省中部），于卢植被槛车召回以后，打败了卢植的继任人董卓。汉灵帝的朝廷，命令皇甫嵩去。皇甫嵩移兵向北，在广宗与张角的弟弟张梁决战，所用的方法又是夜袭。这一次，不在深夜，而是在凌晨鸡鸣之时，张梁全军覆没，被杀了七万多人，投水而死的黄巾又有五万多人（张角这时候已经病死，皇甫嵩开棺剉尸，割下他的头，送往洛阳）。
张角的另一个弟弟张宝，逃去了“下曲阳”（今日河北省晋县之西）。皇甫嵩指挥巨鹿太守郭典，同往追击，捉住张宝，斩了他的首。据范晔说，十几万黄巾徒众也同时被斩首，合埋在下曲阳的城南，造了一个很高很大的坟（京观）。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会觉得皇甫嵩不该杀人如此之多。汉朝以及迄于清朝的各个朝代的法律，有关“造反”的刑法一向是很严酷的（后来，黄巾在中平五年再起，曹操在青州，即山东北部，打败他们，不杀而加以收编。这是曹操比皇甫嵩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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