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细说三国-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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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孙权虽不曾借了全部荆州给刘备，却也真正借出了油江口、南郡江陵县的一部分，江陵是南郡的首县，也就是孙方的荆州的首县（曹方的荆州，已经改以襄阳县为首县）。因此，江陵与南郡被混称为一；也与荆州混称为一。那末，所谓借荆州，实际上是借江陵；借江陵，实际上是借油江口。虽则以大称小，究竟还可以把“借荆州”这三个字勉强说得通。
这一种说法，是—种不肯”实事求是”，而一味“好作调人”的说法。油江口，并不属于南郡江陵县；它是属于武陵郡孱陵县的。孙权并没有占领了这油江口，如何能把它借给刘备呢（到了孙夫人嫁给了刘备以后，才带了她的武装丫环与武装卫队来）？
孙权之所以念念不忘刘备“借去了”他自己的荆州，与周瑜之死有点关系，倘若周瑜不在建安十五年因箭疮而死，孙权对刘备之荆州“坐大”便不会有太大的疑虑（有周瑜在，孙权就不怕刘备）。
另一种使得孙权很不放心的事，是刘备在建安十六年率兵进入益州。那显然是刘备占领益州的第一步（暗弱的刘璋，绝对“耍”不过“枭雄”刘备）。这还得了？倘若刘备既有荆州的一大部分，又得到益州，岂不是有了周瑜生前所建议给孙权的、那对曹两路出兵的根据地？
周瑜在死前曾经从江陵专程去京县见孙权，建议：（一）请孙权同意他偕同奋威将军孙瑜，西征刘璋与张鲁，事成以后，留下孙瑜守益州与汉中，和马超结援；（二）然后请孙权自己与他（周瑜）由南郡共取襄阳，对曹操进迫。
周瑜的战略计划，与诸葛亮的“隆中对”不谋而合，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双方彼此互不知道有这么一种计划）。
周瑜对孙权建议了以后，获得孙权的同意，就离开京县，回江陵去准备西征刘璋。走到中途，在巴丘（湖南岳阳）箭疮复发而死。
我一向对周瑜佩服，关于这一件企图西征的事，我觉得他操之过急。他即使不在巴丘去世，而多活三五年，也来必能用硬干的方法，打进益州与汉中。
他死后留下在江陵的直接指挥的“士众”，仅有四千多人（孙权下令交给鲁肃接管，鲁肃的军职由“赞军校尉”升为“奋武校尉”。周瑜所遗下的南郡太守的位置，孙权调程普来继任）。
周瑜活着的时候，没有像《三国演义》所说，一心想害死诸葛亮。他对任何人不曾有如此毒辣的存心。但是，他为了忠于孙权，为了要扶助孙权统一中国，的确也把刘备看得很不顺眼，他不想杀刘备，却极想让刘备搬到江东去，用豪华的房舍、漂亮的女子与珍奇的玩物、可爱的犬马，把他软化成一个废物，同时把关、张这两位“熊虎之将”与刘备隔离，各置一方，由他周瑜自己“挟与攻战”。
这个软化刘备，隔离关、张的计划，由于孙夫人个性太强，未能合作，而化为泡影。
孙权自己，也不十分热心于这个计划，刘备在建安十五年来京县拜访孙权之时，吕范也曾经“密请留备”，孙权没有接受。
周瑜在临死的时候，上疏给孙权，推荐鲁肃自代，认为鲁肃是个“良将”，“智略足任”，有能力镇抚百姓，同时防备曹操，注意那“边境密迩”、“近在公安”的刘备。
鲁肃对于刘备的看法，与周瑜对刘备的看法并不相同，鲁肃始终以为，有曹操在北方，孙、刘二家必须诚心合作。他是诸葛瑾的好朋友，与诸葛瑾的同胞弟弟诸葛亮也很谈得来。是他，促成了孙、刘协力抗曹于赤壁乌林之役。《三国志·鲁肃传》，一再说他主张“借地”给刘备，是不是事实呢？
鲁肃在南郡驻扎了一些时，移屯陆口。陆口是陆溪水进入长江的口，在今天湖北嘉鱼县的西南，赤壁之东。
为什么鲁肃不留在南郡，而退驻陆口呢？这件事，有点蹊跷。《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有—段话，我以前读了不十分相信，因为它很像是证明了《三国演义》所说诸葛亮第三次气坏周瑜的经过。
《资治通鉴》的这一段话是说：孙权曾经接受了周瑜和甘宁的建议，想出兵攻取益州，他派人告诉刘备，征求刘备的同意。刘备的答复是：第一，孙权不可以为曹操败于赤壁以后，就不想、或没有力量“饮马于沧海，观兵于吴会”；第二，“我刘备与益州牧刘璋是本家远房兄弟，倘若刘璋有得罪了你孙权的地方，请看我的面子，加以原谅。”孙不重视刘备的反对，仍然派遣叔父孙静的大儿子孙瑜，率领水军多人，进驻夏口（汉口），作跃跃欲试的姿态。刘备不让孙瑜的水军，通过公安城之北的长扛。刘备而且“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备自住孱陵。（孙）权不得已，召（孙）瑜还。”
《三国志·孙瑜传》，没有一个字说到孙瑜有率领水军、进驻夏口，被刘备这样大张旗鼓来阻止孙瑜西上。
《关羽传》与《程普传》，不但不曾提起孙瑜率领水军西上，而且明明白白地记载了：关羽之接防江陵，程普之离开江陵而回任江夏太守，是在建安二十年夏天。当时孙权与刘备言归于好，把他们的荆州各郡重新划分，以湘水作为疆界。孙权把南郡送给刘备，刘备把长沙郡，加上桂阳郡，送给孙权。
这时候，张飞与诸葛亮二人均早已在建安十九年四月，与赵云离开了今天的湖北与湖南，进入了今天的四川，去帮助刘备打刘璋。
所以，《资治通鉴》的那一段话，极不可靠。这部《资治通鉴》，并非司马光一手所写，而是于他的校阅之下，“成于众手”。司马光虽则是了不起的一位大历史家，校阅之时也难免有时疏忽，不曾注意到这段话所根据的只是一些传闻、野史。
事实是，周瑜在死前确有邀同孙瑜，去一起打益州的意思，并且孙权也允准了。然而，周瑜一死，这个攻取益州的计划就由于鲁肃并不赞成而作为罢论，孙瑜及其水军始终并未出发。
周瑜是在建安十五年的冬天去世的；刘备应刘璋的邀请进入益州，是在十六年的冬天。孙权派水军到公安来迎接妹妹孙夫人回江东，也是在十六年的冬天，刘备离开公安不久。
孙权对刘备第一次翻脸，是在刘备于建安十九年打败刘璋，夺得益州以后，翻脸的具体行动，是派遣吕蒙率领两万兵进入今天的湖南，而且同时任命了三个郡的太守以下的官吏。这三个郡，是长沙、零陵、桂阳。
刘备在荆州．原本只有四个郡而已；孙权一举而夺了三个，只剩下武陵一个郡未曾抢。他大概是因为武陵为公安城的所在地，有点不好意思罢。
孙权所想夺取的三个郡，有两个郡的官吏望风投降。这两个郡是长沙与桂阳（赵云这时候已经不在桂阳）。不肯投降的，是零陵太守郝普。
刘备在益州接到报告，认为事态严重，就亲自由益州赶到荆州武陵郡的公安城来。来到了以后，他派遣关羽率兵前往湖南，与鲁肃、吕蒙对敌。
孙权自己也从扬州吴郡的京县（镇江）来到了今天湖北嘉鱼西南的陆口，亲自坐镇，指挥前方军事；同时，派了鲁肃，带一万人进驻益阳。
在益阳，鲁肃与关羽两军相遇。
传奇性的“单刀赴会”，便是在这鲁肃、关羽两军相遇以后所发生的；但是其经过与《三目演义》所说，颇有出入；并非一个人叫周仓拿了单刀去赴会；而是双方的将领拿了单刀去赴会。所谓单刀，意思是不带部队前往。双方的部队，彼此停留在一百步的距离之外。
这样的一次“阵前会谈”，其结果是极难预料的。谈得好，双方化干戈为玉帛；谈得不好，混战立刻开始。
鲁肃首先发言：“长沙、桂阳、零陵，这三个郡是我们借给你们的。为什么不还？”
关羽答复：“乌林之战的时候，左将军（刘备）身在行伍之间，和你们一齐出力，破了敌人，怎么可以让他徒劳，分不到一块土地？你这次来，难道是想收回土地的吗？”
鲁肃说：“我第一次见到你们的刘豫州（刘备），是在当阳县长坂坡。当时，他的兵，数目及不上一个‘校’；他本人而且在打穷算盘，想到很远的地方去逃难（到今日的广西梧州，找苍梧太守吴巨）。我们的主上（孙权）同情他无所依靠，就不惜花费物力、民力，让他有个安身之处。谁料到刘豫州很会做作，‘愆德堕好’（违背了道德，抛弃了友好）；现今有了益州，仍想兼据荆州的土地。这是普通的人所不忍心做的，身为一方的领导人物，怎么可以如此？”
《贤治通鉴》这一卷的执笔人，在抄录了《吴书》上的这一番鲁肃的高论以后，加抄了该书的四个字结论：“羽无以答。”
这一位执笔人真是够客观的！他把《三国志·鲁肃传》中的下列几句话，完全不管：（鲁肃）“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鲁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关）羽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
这一位敢于插嘴，而说得极有道理的仁兄，鲁肃不应该对他厉声呵斥。这位仁兄究竟是谁呢？是不是如《三国演义》所称，周仓？周仓的姓名，不见于《三国志》。历史上有没有这个人，只有“演义”的作者自己知道。依照这位作者自己所说，周仓原是黄巾的小头目。既然不过是黄巾的小头目，不可能说得出“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
我个人以为这位敢于发言而被鲁肃呵斥的仁兄，一定是关羽的部下军官。否则，关羽没有办法对他使了一个眼色，就打发了他走。
其实，他的似乎冒失的话，在事实上挽救了双方在言语上相持不下的僵局。没有他挺身而出，打个诨，关羽可能被鲁肃的很不讲道理的话，气得立刻打了起来。
倘若打了起来，鲁肃绝对不是关羽的对手。论个人的武艺，或是兵员的数目，均是如此。鲁肃的一万人，如何经得起关羽打？
鲁肃败了以后，孙权一定不肯甘休。那末，赚便宜的是曹操。
这曹操聪明一世，糊涂不只一时。他以前在乌林把大小船只扣在一起，“首尾相接”，已经是够糊涂的了。现在，他听说孙、刘二人就要为区区荆州的湖南三郡，而拚个你死我活，他喜欢得了不得，同时竟然也急得了不得。他下下命令给下面文武官吏，赶快准备进军汉中（今日陕西南部），收拾张鲁，为将来到益州收拾刘备的工作铺路。
刘备一生在力量上比不过曹操，比聪明也常常吃亏，现在，却聪明了起来（也许是受了诸葛亮的影响）。刘备于鲁肃、关羽二人在益阳演出了单刀会议以后，主动向孙权让步，情愿把长沙、零陵、桂阳三个郡都让给孙权（不是“归还”），仅仅要求以一个南郡作为交换条件。孙权欣然接受，派诸葛瑾来负责实现这双方言归于好的大喜事。荆州问题，于是暂告解决
十九 益州易手
刘备在建安十六年的冬天，应刘焉的儿子刘璋之邀，前往益州，防备在汉中的张鲁。
刘焉是汉景帝的后裔，和刘备算是同一支派的皇族。不过，刘焉是从鲁恭王刘余的一系传下来的，而刘备是从中山靖王刘胜的一系传下来的。
刘焉生长在荆州江夏郡竟陵县（湖北天门西北）；刘备生长在幽州涿郡涿县（河北的涿县）。
在辈分上，刘焉比刘备高一辈（刘焉的儿子刘璋，算是刘备的远房兄弟）。
刘焉当过地方官的“佐吏”，也做过私塾老师，其后被举为贤良方正，获得进身之阶，一帆风顺，当了雒阳县的县令、冀州的刺史、南阳的太守，与中央的九卿中的宗正与太常。宗正管皇族的族谱、继承次序、家规；太常管祭祀与星象、天文以及人民的教育。
灵帝中平六年，黄巾造反，天下大乱。刘焉觉得京城洛阳与中原各州各郡都不够安全，就设法活动得“益州牧”的位置，兼一个“监军使者”；同时，获得了“县侯”级的封爵（他作了“阳城侯”。东汉的县侯，比乡侯大，乡侯比亭侯大，亭侯比“列侯”大）。
益州在当时并不太平，也有所谓黄巾徒党。这些所谓黄巾徒党，于自称天子的马相的率领之下，已经杀了益州的前任长官（刺史郗俭），攻破了蜀郡、广汉郡、犍为郡（简单说来，蜀郡是今日四川的西部；广汉郡是四川的西北部；犍为郡是四川的西南部）。
马相被益州的“从事”贾龙打了几个月，打平。贾龙肃清了整个益州，迎接刘焉到任。
刘焉把“州治”（州政府的所在地）从雒县（四川省广汉县）移到绵竹。
刘焉治理益州的政策，是对老百姓宽，对地方上的所谓“豪强”严。他一出手，便杀了王咸、李权等等十几个。这些所谓豪强，有些是该杀的，有些也并无死罪，被杀得冤枉。
曾经立了消灭马相之功的益州从事贾龙，对刘焉的辣手作风十分愤慨，便联合了犍为郡太守任岐，与刘焉兵戎相见，但不久就被刘焉打败、杀处。
从此，刘焉在益州境内没有可以对他反抗的人。他听说“益州有天子气”，也的确亲身经验到东汉朝廷的腐败，各州各郡的分崩离析，于是就颇动了“自为天子”的念头。暗中叫人制造了许多皇帝所需要用的马车、人辇、器具等等。不料，忽然有了“天火”，把雒县烧去了一大部分，他的那些准备当皇帝用的马车等等完全烧光。
雒县他不能再住。他把家搬到成都。
他有三个儿子留在长安。汉献帝派其中的最小的一个刘璋，到成都来劝告刘焉，不要妄想非分。刘焉把刘璋留在成都，不让他回长安去复命。
留在长安的大儿子刘范，官居左中郎将，竟然勾结了在凉州造反的马腾，准备与马腾里应外合。长安的朝廷把刘范逮捕，明正典刑。刘范的弟弟、刘焉的第二个儿子刘诞，这时候也在长安当一名小官，治书御史；受了刘范的牵连，同时被杀。
刘焉经过了这些事件，虽则再名义上仍是汉朝政府的益州牧，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王国”的君主，正如关东（函谷关以东的）许多州牧、刺史和太守。
益州有九个郡。除了蜀郡、广汉郡与犍为郡以外，还有在四川东部的巴郡，在四川与西康的越嶲郡，在贵州的牂牁郡，在云南的益州郡与永昌郡，以及在陕西南部的汉中郡。
当时汉中郡的太守，姓苏名固，对刘焉不甚服从，刘焉派遣两个姓张的去讨伐他，把他赶走。这两个姓张的，一个叫张鲁，另一个叫张修，都是“五斗米道”的分子。
五斗米道，是张陵所创设的一种宗教组织。它的正式名称，并没有“五斗米”这三个字，可能仅仅是“道”一个宇，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必须先缴“五斗米”作为入会的会费；因此，这个组织才被大家称为“五斗米道”。
《三国志·张鲁传》说：张陵是豫州沛国丰县的人，侨居在益州，进入今日成都之西崇庆县境内的一座深山之中，可能遇到异人，传道给他，也可能是自己本人悟得了道。下山以后，他教人悔过，信天；也画符念咒，替人治病。他的信徒们，称他为“天师”。
张陵得道之处，是鹤鸣山。《三国志·张鲁传》把它写成了鹄鸣山（这可能不是陈寿写错，而是抄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