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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09细说三国-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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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宦官外戚之间,袁绍一向是与外戚比较接近。他和梁冀处得不坏,和窦武可算是生死之交,与何进又有宾主关系。 
  当时一般的读书人,也大都是宁愿站在外戚一边,而羞与宦官同流合污的。曹操亦复如此,虽则他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 
  董卓于废掉少帝改立陈留王以后,改次年年号为“初平元年”。这位陈留王便是史书上的献帝。董卓以初平年号放在灵帝的“中平”年号之后,又一次暴露了他的缺乏知识。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农历正月,袁绍等人的反董同盟传檄天下,申讨董卓;同时,动员了相当多的兵力,向洛阳进军。同盟的构成人员,依照《三国志》的《魏•;武帝纪》是: 
  后将军袁术 
  冀州牧韩馥 
  豫州刺史孔(亻由) 
  兖州刺史刘岱 
  渤海郡太守袁绍 
  河内郡太守王匡 
  陈留郡太守张邈 
  广陵郡太守张超 
  东郡太守桥瑁 
  山阳郡太守袁遗 
  济北国国相鲍信 
  他们的兵,分别集合在河内郡的怀县(河南武陟西南)、颖川郡阳翟县(禹县)、酸枣(延津县北)与邺县(临漳之西)。 
  董卓索性杀了少帝,他这时候已经用献帝的名义,任命自己为三公以上的所谓“相国”,成为汉朝历史上萧何以来的第一人。九岁的献帝,是地地道道的傀儡。董卓想下令征召全国之兵,来抵御袁绍、王匡等人;尚书郑泰劝他不可如此。郑泰说:“你所带的凉州汉兵、羌兵、胡兵,是天下最强的兵,任何人也抵挡不了,不必再惊动各地的百姓。百姓们都是怕死的,你倘若把他们召集起来,他们可能为了逃避兵役而‘相聚为非’。”(西汉所行的是征兵制度,东汉却已经有很多年不曾征兵了。) 
  董卓决定:不和袁绍等人计较短长,只留部将徐荣与女婿牛辅对他们监视,自己带了献帝离开洛阳,迁都长安。走的时候,强迫数百万人民扶老携幼一起走;把繁华的洛阳城放火烧光。 
  这个董卓真是越来越荒唐了。对敌人不战而走,等于向天下承认自己既没有能力,又没有勇气,损坏自己的威望。烧掉两百年来的中国第一大城,似乎是实行兵法上的“坚壁清野”,不让袁绍等人取得物资;其实袁绍等人未必能打到洛阳来;而董卓自己倒先损失了这些物资,也激怒了几百万洛阳人民。 
  袁绍等人不仅不能打到洛阳来,而且根本就不敢打。袁绍等人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真正的动机只是为了脱离洛阳朝廷而不受拘束,做割据地盘的军阀。 
  真正敢打想打的,只有曹操与孙坚二人。 
  曹操出身孝廉,当过议郎、骑都尉、校尉,还不曾当到刺史、太守、州牧一类的大官。这一次,他在陈留郡募了一些兵来,随着张邈等人参加以袁绍为盟主的讨董运动,只不过是一名小股东而已,谈不上有多大的影响力。 
  他看不惯袁绍等人拥兵十几万而天天“置酒高会”,就单独行动,带了自己的兵与张邈所派遣的一部分由卫兹统帅的兵,开到荥阳县汴河的河岸,与董卓的徐丰打了一仗,被打败。曹操虽则是败了,勇气可嘉。 
  曹操回到酸枣,见袁绍等人,责备他们一顿,说他们不该浪费时间,失掉机会。他建议,分兵三路:一路由袁绍率领,进军黄河北岸的孟津;一路由酸枣诸将共同进军,占领黄河南岸的成皋、敖仓;另一路由袁术率领,由南阳冲进武关,威胁“三辅”。 
  袁绍等人听不进曹操的建议,继续“置酒高会”,待粮食吃完,各方人马陆续散走。而且,大家在一起酒喝多了,喝出许多意见来。桥瑁与刘岱二人由盟友变成敌人,打将起来。桥瑁被刘岱打败,杀死。韩馥与袁绍商量了以后,代皇帝和朝廷任命一位姓王名肱的为新的东郡太守。 
  曹操等不到各方“诸侯”散走,便已去了家乡所在的扬州(安徽与江苏、江西、浙江)募兵;募得一千多人,再到黄河北岸的怀县(他的家乡是沛国的谯县,今日的毫县)。袁绍这时候,也在怀县。 
  有一天,怀县忽然来了三名中央大员:官居执金吾的胡母班(复姓胡母,名班),官居将作大匠的吴修(将读去声,将作大匠四个字的意思,是主持公家工程的总工程师),与“越骑校尉”王(王褱)(越骑,不是越人的骑兵,而是擅长超越别人的骑兵)。这三名大员,是奉了董卓的命令,来怀县找袁绍等人谈和的。 
  袁绍不耐烦听他们的一套,吩咐王匡把这三人斩了。 
  袁绍连“两军相交,不斩来使”这一点很普通的规矩都不知道。他的领导才能,真是太有限了。 
  董卓一共派了五位大员。三位既然被杀,其他两位是: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大鸿胪有一点象外交部长,少府象财政部长)。阴修死在袁术之手;韩融由于德望甚高,不曾被害。 
  董卓也给袁绍一点颜色看:派兵进攻屯在河阳的河内郡太守王匡,将王匡打得溃不成军(河阳在河南孟县之西)。 
  袁绍等人感到,对董卓既不能打,又不愿和,那就另外找一个人立为皇帝,组织新的朝廷而自己充当这新朝廷的董卓。 
  他们以为幽州牧刘虞,是一个理想的人选,就在初平二年正月,派了代表去见刘虞;不料这位刘虞却深明大义,坚决拒绝,骂了代表一顿。他们又派人去,刘虞说:“你们倘若再逼我,我就逃亡,奔向匈奴去。” 
  袁绍也曾以私人名义,写信给堂兄弟、在南阳当军阀的袁术。袁术说:“我反对董卓,不反对当今皇帝(献帝)。我只想讨伐董卓,不知其他。” 
  袁绍两面碰壁,也就打消了这个拥立刘虞的念头,也不想自己当皇帝。 
  那位会说漂亮话的袁术,不久却存了自己当皇帝的非分之想。 
  董卓,似乎也颇有此意。他当了“相国”还感觉到颇不过瘾,叫献帝任命他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之上”。这很象是为未来的篡位行动铺路。这时候,都城虽则是已经迁到长安了,董卓本人还留在烧毁了的洛阳。董卓不曾来得及篡位,他被孙坚打败。 
  孙坚的故乡,在今日的浙江,他年轻的时候曾经遇到土匪,很沉着,能在几个土匪抢去他的金银坐地分赃之时,略施小计,便把土匪吓走。这小计是:走到附近的高坡子上,用手向左边招,又向右边招,使得土匪们以为来了官兵,慌忙舍弃了金银而逃。 
  其后,他当了朱儁的司马,跟随朱儁打南阳的黄巾,获胜,他也跟随了张温打羌人,与董卓同过事。再其后,他又以“议郎”的职位,转任长沙郡太守。 
  袁绍号召各地州郡之官,共同起兵讨伐董卓之时,孙坚很赞成,却没有能够带兵到怀县与酸枣,参加那个以袁绍为领袖的同盟。他与袁绍的堂兄弟、雄踞南阳的袁术,倒颇为接近。 
  袁术的官衔是“后将军”。后将军与前将军、左将军、右将军这三位将军的地位相等;比大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要低;比所谓“破虏将军”、“荡寇将军”要高;比一切的“校尉”,都更高。 
  袁术于董卓刚刚得势之时,看清了洛阳不可久留,立即带兵占了鲁阳一带。 
  袁术欢迎孙坚由长沙北上,讨董。孙坚来到南阳,第一步逼迫荆州刺史王睿自杀,第二步砍掉南阳太守张咨的头,第三步与袁术“合兵”,把南阳郡的地盘交给袁术,自己继续北上,向洛阳进军。 
  袁术的作风,正如当时有些军阀一样,虽则是公开反对董卓,讨伐董卓,却仍旧对长安的朝廷上表,报告要政,推荐大官。以董卓为实际主任的长安朝廷,有时候也竟然接受军阀的要求或建议;在其他的时候则相应不理。军阀们倒也不在乎朝廷有没有“回文”;只要上一张表,就假定朝廷一定予以批准。 
  袁术感谢孙坚给他南阳,就上了这样一张这样的表,推荐孙坚为“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 
  董卓有没有发表孙坚为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难考。事实是,孙坚从此便自称为“破虏将军”,也被其他军阀称为“破虏将军”。 
  孙坚把讨伐董卓的事,看得比谁都认真。他带兵离开南阳,向洛阳进军,与董卓的部队颇打了几仗。那袁术却不输送足够的军粮给他。并且,作为反董盟主的袁绍也竟然派了一个周昂,来作所谓豫州刺史。孙坚有理由生气;他回军,赶走这个周昂;也来到南阳,对袁术提出责问。他向袁术说:“董卓杀了你袁家大小几口,不曾杀我孙家一人。我去打董卓,是为公不是为私;若是论私,我可说是为你们袁家报仇,而不是为我自己孙家报仇。怎么你既不出兵,又不出粮?你是希望我战败么?” 
  袁术十分惭愧,答应以后不再马虎,一定源源供应军粮。 
  孙坚获得了可靠的支援,果然于再度进攻董军以后,大胜吕布与胡轸二人。这两位董军大将彼此间颇有意见,也未尝不是孙坚获胜的原因。 
  孙坚一口气冲到洛阳。董卓狼狈撤退,溜去长安,留下朱儁守洛阳,替他董卓“抗木梢”。 
  朱儁却也不是傻瓜;董卓一走,就与反董卓的各地军阀互通声气,而且表示了愿意参加反董的军事行动,所苦的是无兵无粮。徐州刺史陶谦,立刻送朱儁三千兵,别的太守、刺史之流,也纷纷送给朱儁以兵员与军粮。 
  朱儁把自己的“司令部”从洛阳移到中牟,他此后的官衔,是陶谦送给他的“行车骑将军”。行是代理:“代理车骑将军”。陶谦所用的方式,也是上表给长安朝廷,推荐朱儁。 
  朱儁这个人,倒是颇有一点原则的。他在中牟建立了一个反董的军事中心,和董卓的军队交过锋。其后,董卓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被吕布杀死。陶谦与北海国国相孔融及博士郑玄等人写信给朱儁,公推他为“太师”,请他率军西上,到长安去主持政府,愿意供应他半年的军粮与足够的兵。同时,董卓的部下李傕、郭氾也争取他,拜托了在长安朝廷中担任太尉的周忠,以献帝的名义征召他“入朝”。 
  朱儁权衡轻重,决定冒生命的危险到长安,希望用自己的声望与智慧,维护献帝的安全于李傕、郭氾等等一群小军阀的胡作非为之下。于是他辞谢了陶谦等人的推戴,以慷慨赴义的心情,只身前往长安。 
  到了长安,李傕、郭氾等人请他担任“太仆”。又在初平四年五月,请他代替周忠担任太尉,兼“录尚书事”,总揽一切行政上的事务(实权仍在李、郭等人之手)。 
  朱儁当太尉当到次年(兴平元年)七月,丢官。不久,李、郭二人叫他担任“骠骑将军”,带兵到函谷关以东,镇压关东的大小军阀,朱儁还不曾来得及出发,李傕与郭氾彼此火并起来。朱儁留在长安,降任九卿之一的“大司农”。 
  献帝这时候已经十四岁,略微懂事。献帝叫朱儁与杨彪等若干大员,去郭氾的司令部,劝郭氾不要打李傕。郭氾大怒,认为朱儁、杨彪不去劝李傕,而先来劝他,是偏袒李傕,就把朱儁、杨彪等十几个人,都扣留起来。 
  朱儁受不了如此的委屈,一气,就气死了。 
  以上,为了不能不给朱儁的晚年作一个交代,我只得暂时撇开董卓之死,等到现在才说。 
  董卓早就该死。他之所以能混到初平三年四月,是由于他那种纸老虎的威风,的确叫人害怕。他有当时全中国最强的兵;也做到了掌握年幼的汉献帝及朝廷中文武百官。他而且懂得以“不测之恩威”叫人感激,也叫人发抖。再加上,他从羌人、胡人那里学来的一大套野蛮劲儿,例如割舌头,挖眼睛,砍手砍腿,活煮,都帮助了塑造自己为阎罗王的形象。 
  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看得出,象他这样的大独裁者虽不是用军队所能打倒,却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对付他、消灭他。 
  司徒王允是这“极少数人”之一。他说服了董卓身边的吕布。吕布当时正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董卓待他极好,收了他为养子;也可说是董卓身边最受亲信的人(董卓似乎没有亲生儿子;女婿也只有一个,姓牛名辅)。另一方面,董卓又似乎对他极坏;董卓曾经为了一件小事,拔出所佩带的“手戟”,向吕布摔来,吕布倘若没有武功,躲不开这手戟,当时一定送命。因此之故,吕布的心情,十分地不稳定。 
  使得董卓拔出手戟的那一件小事,正史上没有记载,《后汉书•;吕布传》说:董卓在这一件小事发生以后,仍旧很喜欢吕布,叫吕布做卧房附近的侍卫。这位吕布却又和董卓的傅婢(贴身丫环)勾搭上了,那末,董卓拔戟在前,吕布私通傅婢在后。 
  《三国演义》的作者,把这件事描写得有声有色,说王允有一个丫环,名叫貂蝉,为了叫这丫环去影响吕布,王允把貂蝉的地位由丫环提升为养女,伪称为“亲生之女”,然后就施行“连环计”:先把吕布请来,许吕布以此女,叫吕布作未来的女婿;然后又把这位小姐送给董卓,作董卓的小老婆,三角的局面,果然安排得十分妥帖,不久,吕布果然就杀了董卓,达到了王允的愿望。 
  其实,貂蝉如有其人,不可能是王允的丫环。 
  貂蝉二字,原为汉朝后宫之内女官的官名(地位比妃嫔低得很多),不是人名,更不是姓貂名蝉。王允家中,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丫环。倒是董卓的家中可能有。《后汉书•;董卓传》记载了他曾经“奸乱公主,妻略宫人”。 
  吕布所私通的董卓的“傅婢”,是否就是《三国演义》中的貂蝉,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吕布终于决定杀董卓,确是由于王允的开导。王允劝吕布不必顾虑什么父子之情,董卓与他至多只是养父、养子或义父、义子的关系,不是亲父子;况且,董卓在向他摔手戟之时,并不曾顾到什么父子之情。 
  董卓被杀,是初平三年四月的某一天,这一天,汉献帝小病初愈,大会群臣于未央殿(《后汉书•;献帝纪》,说这一天是辛巳日)。 
  董卓被杀的地点,是宫城的北掖门。动手杀他的,先是吕布的小同乡、官居骑都尉的并州五原人李肃,李肃仅仅砍伤了董卓的臂膀;却也用力甚猛,使得董卓滚下马车,吕布接着用长矛一刺,就结果了董卓的老命。 
  董卓在滚下马车之时,还不知道吕布已经对他变心,大叫“吕布何在?”吕布取出士孙瑞所写的献帝诏书,说:“有诏,讨贼臣。”(士孙瑞是右扶风人,官居尚书仆射,这尚书仆射之官,到了北周与隋唐之时,才十分重要;在东汉之时还不过是皇帝面前的一种类似文书科副科长的官而已。) 
  董卓一死,宫内宫外的兵士都高呼万岁,许多老百姓跑到街上来唱歌跳舞,也颇有一些人卖了珍珠宝玉与好衣裳,去买酒买肉,大吃一顿的。董卓,的确是坏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他的尸首,被看守的人插了捻子在肚脐眼里,当蜡烛,也居然亮了一夜。袁绍、袁术家的门生故吏,集合起来,把董卓的尸首烧了,烧成灰,散布在街道上,出气,这些话,《三国演义》上有,正史上也有。 
  王允于杀了董卓以后,被献帝加给了“录尚书事”的实权。吕布被封为温侯,任命为“奋威将军,假节,仪同三司”。假节,是姑且准许“持节”;“节”是皇帝所颁给的一种长于西洋人所持有的“权杖”。仪同三司,是仪队及威风,比照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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