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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09细说三国-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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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明帝即位,调他为“中护军”。“中护军”三个字的意思,是“在朝廷内部主持军官升迁调降的人事处长”。 
  他在中护军的任上,敢于对魏明帝曹叡进谏,劝曹叡裁减后宫女子的人数,把一些闲着无聊的与尚未成年的,都放出宫外。 
  他对曹叡的又一次谏诤,是关于朝廷中的两个小人:中书监刘放与中书令孙资。 
  汉朝本没有所谓“中书”,只有尚书。尚书在汉朝开始之时,是在宫里面侍候皇帝的小书记,职务是把各衙门送来的奏章等文件,整理出来,呈给皇帝批示。有时候,他们也替皇帝代笔,或拟办诏书文稿。过了相当时候,他们的实权越来越大;因为,皇帝每每向他们就近征询意见。对于臣下某一个请求,他们倘若说“似乎可以”,皇帝也每每不再加考虑,而决定予以批准。他们倘若说“似乎不可以”,皇帝每每就加以批驳了。 
  再其后,几个尚书之上,有了“尚书令”。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兼“录尚书事”,他的权力又比尚书令高出许多;而且,虽则于名义方面仍在丞相之下,在实权方面已经使得丞相位同虚设。 
  曹操把自己封为魏王以后,在魏王的宫中设了秘书与秘书令,以免与汉朝廷的尚书与尚书令相混淆。 
  曹丕篡了汉朝,把汉朝的中央政府接收下来,把魏国的“秘书”改称“中书”,于是汉朝的尚书与魏国的中书,都成为朝廷的机构,同时存在。这便是隋唐以后,何以有了“尚书省”,又有所谓“中书省”。加上以“侍中”为长官的“门下省”,形成了一种变相的三权鼎立的局面。 
  本来,尚书的权大;有了中书以后,中书的权更大。尚书只管例行的公文;中书管了机密。 
  魏明帝曹叡朝廷中的中书监刘放与小书令孙资,官位虽小,而全朝的文武除了辛毗、蒋济等极少数的几十人之外,没有不向他们低头的。真正的皇帝,等于是他们两个人做(中书令之上的中书监,是曹丕所设;用意在于制衡中书令。结果,中书监有时候也会与中书令彻底勾结,狼狈为奸)。 
  蒋济向曹叡上表,慨乎言之地说:“大臣太重者,身危;左右太亲者,身蔽。……左右忠正远虑,未必贤于大臣。至于便辟取舍,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傥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时而向之。……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达。” 
  曹叡用诏书答复蒋济,褒奖他忠义奋发,升他为“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那刘放、孙资二人,仍旧当他们的中书监与中书令,曹叡并不肯免他们的官。 
  刘放与孙资所做的最大的坏事,是在曹叡临死之时,排挤了燕王曹宇、领军将军夏侯献、骁骑将军秦朗、屯骑校尉曹肇。这几个人,都是曹叡想委托以后事的。 
  曹叡召见了曹宇,叫他做大将军,辅佐即将继位的少帝曹芳。曹宇谦辞(这是曹宇的错)。曹叡问刘放、孙资,曹宇为什么坚辞。刘放、孙资说:“他自己知道能力不够。”曹叡说:“用曹爽来代替他做大将军,好不好?”刘放、孙资说:“好!”于是曹叡不再挽留曹宇,而用了曹爽。 
  刘放、孙贤又向曹叡建议,把司马懿找来,与曹爽同受顾命。曹肇反对。结果,曹叡还是听了刘放、孙资的话,召来了司马懿。 
  曹肇与夏侯献、秦朗,这三人不仅不再列名于被“顾命”的大臣以内,而且丢了他们原来的官。 
  曹爽做了“顾命大臣”,当然很感激刘放、孙资,听他们的摆布。然而,曹爽也竟然把反对过刘放、孙资二人的蒋济,继满宠的太尉之任。 
  这是曹爽糊涂呢?还是故意向刘放、孙资二人以及与他们一鼻孔出气的司马懿挑战呢?糊涂,不见得。挑战,有可能。在曹爽自己看来,这不是挑战,而是镇压。 
  曹爽提拔三个“自己的人”,做“尚书”,专管“选举”,分刘放、孙资的权。这三个人.是何晏、邓飏、丁谧。事实上,“选举”只是选拔新的青年才俊,管不了朝廷大官的升降。 
  曹爽也早就把自己的三个弟弟提拔起来。曹羲当了“中领军”,曹训又当了武卫将军。中领军与武卫将军都是统带作为皇帝的卫队的禁军的。另一位弟弟曹彦,当了“散骑常侍”。 
  曹爽最叫司马懿吃不消的,是叫两个亲信毕轨与李胜,分别担任司隶校尉与河南尹。司隶校尉所主管的是中央直属地区(明清两朝的所谓“直隶”)的行政,同时也有权弹劾、甚至逮捕任何一个住在这中央直属地区的大小官吏。河南尹相当于太守,然而高于任何太守,因为河南郡是首都洛阳的所在地。 
  司马懿一向是与曹爽共“录尚书事”,由太尉升为太傅以后仍然如此。不过,自从那何晏、邓飏与丁谧,三个人做了尚书以后,他们就很少把尚书部门的公事送到司马懿那里去请示了。毕轨与李胜当了司隶校尉与河南尹,也不常把公事送到司马懿的办公室里去。 
  司马懿气不过,就称病请假,不再上班。他并不辞职,仍旧在家里当他的太傅。不仅如此,他也已经在朝廷中布置了自己的人,与曹爽的人对抗。 
  曹爽有一个弟弟曹羲当“中领军”,司马懿也有一个儿子司马师当中领军。曹爽有一个弟弟曹彦当散骑常侍,司马懿也有一个儿子司马昭当散骑常侍。曹爽有三个自己的人:何晏、邓飏、丁谧当尚书,司马懿也有一个自己的人、而且是自己的弟弟司马孚,当尚书令。 
  司马懿而且有一种曹爽所没有的秘密力量。这秘密力量,是大儿子司马师所豢养的,散居在民间的三千名“死士”。 
  除了这些以外,司马懿又有一套曹爽所猜想不到的功夫:骗。 
  在正始九年(公元248年)的冬天,曹爽叫河南尹李胜改任荆州刺史。李胜到司马懿家里去辞行。司马懿躺在床上装病,叫人把李胜请进卧房。丫头送上稀饭,司马懿喝到嘴里,又从嘴角流了出来,弄脏了胸前衣服。李胜向他说话,他把“本州”听成了“并州’。在回话的时候,他又下气不继上气地勉强说出了几句。李胜以为司马懿果然病得很厉害。就去报告曹爽。曹爽听了,大为放心,便不再对司马懿有所防备。 
  过了不多久,正始十年正月,曹爽兄弟四人陪少帝曹芳出洛阳城,到南门外若干里去拜谒魏明帝的陵墓(称为高平陵)。 
  他们谒陵完毕,回洛阳来,没想到城门已闭,整个洛阳城已被司马懿父子占领。司马懿带了兵马,站在城门外的洛水浮桥之上,叫人送一张表给少帝,交曹爽转。 
  在这一张表里,司马懿列举曹爽的罪,说曹爽广用私人,“尽据禁兵”,又说他以黄门(宦官)张当为都监:“看察至尊,候伺神器”。 
  司马懿又在表里说,太尉蒋济与尚书令司马孚,均认为曹爽与曹羲、曹训,都不宜于继续“典兵宿卫”。蒋济与司马孚已经奏请皇太后(郭氏),将曹家兄弟的官职免去,以侯爵的身份各归其在京城的寓所。皇太后已经准了他们的奏,叫臣(司马懿)执行,臣已经通知主管人员,立即遵办,不许放任曹氏兄弟“逗留”,以致耽误了皇上回宫的时间。倘若曹氏兄弟敢逗留,便以军法从事。 
  曹爽一时不敢把司马懿的这一张表,送请少带曹芳过目。他不知如何应付才好。 
  这时候,位居九卿之一的大司农桓范,已经冒险从城里跑出来,跑到了曹爽的面前,劝曹爽赶快去许昌(许县是在曹丕篡位以后,改名为许昌的)。桓范说:“你到了许昌以后,便可以集合全国兵马,申讨司马懿。” 
  曹爽身边,有主张向司马懿投降的许允、陈泰,许允是侍中,陈泰是尚书。 
  曹爽终于派人向司马懿投降。司马懿暂时不为已甚,就让他们兄弟四人平平安安地进城,各回寓所。他们不再是官,而仅仅是侯。 
  过了不久,司马懿把宦官张当抓了来,严刑拷打,叫张当不仅招供了曾经以宫内的“才人”(宫女)若干名送给曹爽;而且也“承认”了曹爽曾经和他与何晏等人同谋,准备在正始十年三月间造反。 
  结果,司马懿无中生有,把曹爽兄弟四人,及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一共十个人,治了谋反大逆之罪。不仅十个人都杀了头,他们的父族、母族、妻族,不分男女老少,都被屠杀得精光。 
  这就是司马懿辣得比狼还要凶狠之处(他曾经答应过蒋济,说只要曹爽肯交出政权,便留他性命。蒋济于曹爽一家被屠杀之后气死)。 
  司马懿在解决了曹爽兄弟及其党羽以后,少帝叫他做魏朝的“丞相”,他假惺惺地坚辞。 
  司马懿把曹爽兄弟及其“党羽”一网打尽了以后,又开始对夏侯氏一家动脑筋,用少帝曹芳的诏书把征西将军夏侯玄召回京,以雍州刺史郭淮代替夏侯玄的官职。 
  夏侯玄是夏侯尚的儿子,夏侯渊的从侄孙,同时也是曹爽的“外弟”(表弟)。夏侯玄的母亲是曹家的女子。 
  夏侯玄以征西将军的名义,驻屯在长安,一向负有防备西蜀的全责。他既是曹爽的表弟,又是曾经在正始五年(公元244年)跟随曹爽大举伐蜀一次的大将(他们由骆谷进军,被王平在兴势挡住,又被费袆威胁了后路.大败而回)。 
  曹爽回到洛阳,夏侯玄掌握重兵,留在长安。四年多以后,在正始十年正月,曹爽和三个兄弟与何晏等人,被司马懿消灭,夏侯玄得到消息之时,不知如何是好,魏少帝的诏书已到,叫他回京城洛阳,把所掌管的兵权交给雍州刺史郭淮。 
  夏侯玄乖乖地回了洛阳。司马懿却也一时没有把他怎么样。原因是:夏侯玄失掉了兵权,又住在朝夕被监视的洛阳,不能够对司马懿有所作为。而且,夏侯霸已经逃往西蜀。倘若杀了夏侯玄,那就难免有更多的夏侯氏成员向西蜀、东吴乱跑了。 
  夏侯霸是夏侯渊的儿子,也就是夏侯玄的堂叔父,在辈分上比夏侯玄高,在地位上却比夏侯玄低。他是夏侯玄征西将军府所统辖的“讨蜀护军”,带兵驻扎在陇西(甘肃),与雍州刺史郭淮处得不好。 
  夏侯玄被征召回洛阳的时候,夏侯霸顾不得西蜀与他有杀父之仇,当机立断,一口气奔往西蜀。夏侯霸的父亲夏侯渊战死在汉中,当时传说是被刘备亲自斩杀的。近代的京剧,才把夏侯渊的死,记在黄忠的账上。 
  西蜀的君臣对夏侯霸很好。首先,刘后主阿斗向夏侯霸解释,说:“你的令尊大人,是不幸阵亡于乱军之手;并非先父(刘备)所杀。” 
  刘后主又把夏侯霸引进宫内,与皇后张氏相见,告诉夏侯霸:“她是你的堂外甥女!”原来,张皇后的母亲,是夏侯霸的堂妹,于当年兵荒马乱之时的中原,被张飞遇到,成了张飞的妻。 
  刘后主问夏侯霸,司马懿对西蜀有什么打算?夏侯霸说,司马懿刚刚拿到了政权,日前要忙于整顿内部,消灭更多的异己,一时来不及对西蜀有什么举动。将来,倘若有一位姓钟、号叫士季的(钟繇的儿子钟会),在魏国朝廷中主持大计,那就值得吴、蜀二国忧虑了。 
  司马懿这时候,正如夏侯霸所说,忙于寻找曹爽以外的异己,加以消灭,他找来找去,找到了驻扎寿春、“都督扬州诸军事”的王凌。他一口咬定,说王凌企图勾结楚王曹彪造反,起兵占领许昌,迎立楚王为皇帝,然后打到洛阳,废掉少帝曹芳。 
  王凌所做的,引起司马懿如此猜疑的事,只不过是因为吴国塞了涂水入江之口,认为这是吴国即将对魏用兵,下令全军戒严,同时上表给少帝(等于上呈文给司马懿),建议乘此对吴国大举讨伐。如此而已。 
  司马懿不动声色,以绝对秘密的方式,带了重兵,突然由颍水航行到寿春的城下。 
  王凌见到司马懿来得奇怪,想抵抗也来不及,只得叫人捆了自己,押送到司马懿的水营之前。司马懿先叫人传令,松解了王凌的绑,却又不许王凌坐小船前来见面。 
  随后,司马懿便派了六百名兵士,押解王凌去洛阳,王凌走到中途,在项城喝了毒药,自杀。 
  王凌死了以后,才有一个军官王式来自首。说自已是王凌的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的部下,曾经奉了令狐愚的命令到白马城勾结楚王曹彪。这时候,令狐愚早已病故,死无对证。 
  司马懿于是下令将王凌与令狐愚剖棺戮尸,两家的父族、母族、妻族,以及与此案相连的其他的人,一概杀光。楚王曹彪被下诏赐死(命令他自杀)。 
  过了不到一个月,司马懿本人也得病而死(当时有人记载,说他之所以得病,由于常常见到王凌的鬼魂)。            
三十四 司马师     
  司马懿死时,虚岁七十三岁。 
  魏少帝曹芳的朝廷之中,极多是司马懿的党羽,以及若干趋炎附势、甘心或不敢不效忠于司马氏的人。这些人一致主张,朝廷的大权由司马懿的大儿子司马师继续执掌。 
  司马师的官职,由“中护军”升为“抚军大将军”。次年(嘉平四年,公元252年)正月,司马师被再升为“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 
  司马师不像他父亲司马懿开头那么苦,因为,他没有一个像曹爽那样的人和他同时“录尚书事”。魏少帝曹芳的朝廷,等于是他司马师一人的朝廷。他可以为所欲为。 
  嘉平五年五月,吴国孙亮的太傅诸葛恪带了大军来攻打“合肥新城”(合肥西北三十里的一个小而坚固的新城,满宠所造)。司马师命令镇东将军毋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用深沟高垒、以逸待劳的方法抵抗诸葛恪。诸葛恪因欲战不得,而羁留在合肥新城的城郊有好几个月,终于粮尽退兵,在归途中被埋伏在合榆镇的文钦杀得惨败。 
  司马师也算得上是一个知兵的人。 
  次年(嘉平六年)正月,司马师完成一件父亲司马懿想做而不曾来得及做的一件事:解决夏侯玄。 
  他给李丰、张缉、苏铄、乐敦、刘贤等人加上一个企图“废易大臣”的罪名,说他们想把夏侯玄由九卿之一的“太常”升为“大将军”,代替他自己司马师“辅政”。就把他们连同夏侯玄全部抓来,都灭了三族。 
  李丰是当时的“中书令”;他的儿子李韬是“齐长公主”的驸马。张缉是光禄大夫,也是少帝曹芳的国丈:他的女儿是少帝曹芳的张皇后。苏铄是“黄门监”。乐敦是皇太后郭氏身边的人,官职是“永宁署令”。刘贤是“冗从仆射”,“冗从”是宫中的侍卫。苏铄、乐敦与刘贤三人,均是宦官。 
  照《三国志》与《晋书》所保存的史料看来,李丰、张缉等人似乎确有“废易大臣”之意。那末,司马师给他们以如此的罪名,不能算是冤枉了。问题在于:倘若他们是自作主张,就可以说得上是犯了企图“废易人臣”之罪。倘若他们是事先获得了皇帝的默许或密旨的,那末,按照法律来说,有罪的不是他们,而是司马师。皇帝想换一个大臣,当然就可以换,执行皇帝此项命令的,怎么可以说是有罪呢? 
  《三国志》不曾记载少帝曹芳在这一件流产的政变中是否有份。《晋书·景帝(司马师)纪》却明明白白、毫不隐讳地说了:“正元元年(嘉平六年)春正月,天子(魏少帝曹芳)与中书令李丰、后父光禄大夫张缉……谋以夏侯玄代‘帝’(被晋朝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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