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 作者:[土]奥尔罕·帕慕克-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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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努力的仪式——办公室的长谈和街坊酒馆的长夜——渐渐减少。
　　1950年至1970年间，科丘喜欢在《百科全书》办公室与朋友交谈，揭开夜的序幕，之后移师西克鲁兹的酒馆。他们当中未曾有过女性：这群住在清一色男性世界中的著名作家，被认为是古典文学和奥斯曼男性文化的最后代表。为人熟知的女性形象，对浪漫故事的热爱，把性跟罪孽、淫秽、诡计、欺骗、变态、堕落、懦弱、灾祸、罪行与恐惧扯在一起；《百科全书》的每一页都显示出这种传统的男性文化。在它出版的前后三十年间，仅有一两位女性写过词条。后来，清一色男性的酒馆之夜成为写作出版仪式的重要部分，因此本身也值得成为词条：在“酒馆之夜”一条，科丘宣称他与文人同辈们遵循着一个优良传统，即都是在上酒馆之后才写得出东西的奥斯曼诗人。他又一次赞颂为他们取酒的美少年，在写下这些少年的衣着、腰带、细致的五官和一贯的优雅之后，科丘断言，记载酒馆之夜的最伟大作家是拉西姆：他对伊斯坦布尔的典雅之爱，以及他捕捉生动场景的才华，深深影响了科丘及其导师勒菲克。
　　18科丘搜集的史实与奇事（5）
　　科丘在《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和他“根据真实文件”为报纸所写的连载文章中，取用拉西姆所写有关古伊斯坦布尔的辛辣故事，使它们发出邪恶、阴谋和浪漫的光芒。（最好的两个例子是《人们在伊斯坦布尔寻找爱情时所发生的事》以及《伊斯坦布尔的老酒馆，酒馆中充满异国风情的舞男与男女酒客》。他利用土耳其著作权法的不严谨，大量引用大师的话——有时未免太多，却始终真心诚意。
　　从拉西姆出生（1865）到科丘出生（1905）之间的四十年里，众人目睹了城内最早的报纸出刊，阿布杜勒哈米德的西化统治与政治压迫，大学的创办；“青年土耳其党”的抗议及报刊出版，文学界对西方的仰慕，土耳其最早的小说，猛烈的移民潮以及多场大火。比历史的变动更让两位最古怪的伊斯坦布尔作家有别于彼此的原因，是他们对西方诗学的看法。拉西姆年轻时代写过受西方启发的小说与诗，但很早便接受失败，并意识到过度受西方影响是一种装腔作势，一种“盲目模仿”：就好像，他说道，在穆斯林社区卖田螺。此外，他认为西方人对独创性、文学作品的永垂不朽以及把艺术家奉若神明等看法太不合宜，反倒顺应一种苏菲派当之无愧的谦卑哲学：他给报纸写稿是为了谋生，也引以为乐。虽然深受伊斯坦布尔的无穷活力所启发，他认为没必要为他的“艺术”吃苦头，或认真创造历久不衰的“艺术”。他只在报社找他的时候写写专栏。
　　相较而言，科丘完全摆脱不了西方的形式：着迷于西方分类法的他，以西方人的眼光看待科学与文学。因此很难把他最爱的主题——奇人奇事，执着癖好，不可思议的边缘生活——与他的西方理想统一起来。住在伊斯坦布尔的他，对当时在西方边缘地带兴起的浪漫派堕落一无所知。但即使知道，他也是取自某种奥斯曼传统，预期文人学者不在边缘地带，也不在堕落的地下活动，而是在社会的中心，与文化和权力中心进行有益的对话，向这些中心喊话。科丘最初的梦想是在大学担任教授，遭撤职后，接下来的梦想是出版一部有分量的百科全书。他的首要愿望让人感觉是要建立其“奇特想像”的威权，使其具有学术正当性。
　　对城市的暧昧世界有共同嗜好的奥斯曼作家，则没有这般掩饰的必要。在风行于17、18世纪的“城市书”当中，这些作家歌颂城市的种种面貌，同时也颂扬城市美少年的美德。事实上，这些诗意的“城市书”无拘无束地把描述美少年的诗句和描述市内名胜古迹之美的诗句混杂在一起。随意举个知名的奥斯曼作家为例，比方说17世纪旅行家艾弗里雅的作品，便足以让人了解文学传统如何容许诗人以歌颂城内清真寺、气候、水道的相同用语，来颂扬城里的少年。但科丘这位“老派”伊斯坦布尔作家却发现自己困在压倒性、一元化、均质化的西化运动中，没有多少方式容他表达他那些“不容于社会”的嗜好与迷恋。于是他以百科全书的事业作为逃避。
　　但是他对百科全书的理解还有些古怪之处。科丘在放弃第一部《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之后撰写的《从奥斯曼一世到土耳其国父》中，提及一本中世纪的“美妙生物”书，克里亚著的《创造的奇妙》，说它是“某一类百科全书”。科丘带着某种民族自豪说，这证明奥斯曼人早在受西方影响之前，便撰写并使用百科全书之类的书籍，这感人的评论表明，他所认为的百科全书不过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一堆史实大杂烩。他也似乎没想过史实与故事之间有所差异，必须有某种等级的逻辑，让某些事情的重要性高于其他事情，为文明的本质与进程提供线索。换句话说，有些词条应简短，有些则应长篇论述，还有一些词条，根据事实本身应当完全省略。他从未想过他是为历史效劳：他认为是历史为他效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丘就像尼采的文章《论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中“无能为力的历史学家”——专注于历史细节，将城市的历史变成他自己的历史。
　　18科丘搜集的史实与奇事（6）
　　他无能为力，是因为——就像那些不折不扣的收藏家，他们不依市场价值而是依主观价值评定东西的等级——他对多年来从报纸、图书馆和奥斯曼文件中挖掘出来的故事眷恋不已。一位快乐的收藏家（一般来说是位“西方”绅士）——不论其寻猎的起源是什么——能够将他汇集的物品整理成序，加以分类，使不同物件之间的关系清楚明确，使他的系统条理分明。但科丘的伊斯坦布尔并不存在由单一收藏品组成的博物馆，他的《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与其说是博物馆，毋宁说是16至18世纪深受欧洲王子们与艺术家们喜爱的藏宝柜。翻阅《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就好比往柜子的窗内瞧：在惊叹海贝、动物骨骼和矿石标本的同时，你也忍不住对其古雅情趣会心而笑。
　　我这一代的爱书人听人提起《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便以同样亲切的笑容表示欢迎。因为我们之间相隔半个世纪，因为我们喜欢认为自己更“西式”和“现代化”，所以在说出“百科全书”这几个字时，我们的嘴角不免一撇，露出嘲讽。但同时也对这位天真乐观的男人寄予同情与了解，他认为自己可采用经过好几百年才在欧洲发展而成的一种形式，以拉杂错综的方式一举掌握。然而在此种轻微的优越感背后，我们暗自庆幸看到这部书出自一个夹在现代化与奥斯曼文化之间的伊斯坦布尔，拒绝加以分类或以任何方式惩戒光怪陆离的无政府状态。尤其是一部多达十二巨册的全部绝版的书！
　　偶尔我会遇到为某种理由而不得不读全套十二卷的人：研究伊斯坦布尔苏菲僧侣道院遗址的艺术史家朋友，想多了解伊斯坦布尔少为人知的公共澡堂的另一位朋友……彼此会心而笑之后，我们总有一种深深的冲动，想彼此交换意见。我笑着问我的学者朋友是否读到古老的澡堂里通往男士区的门前有洗破鞋、补衣服的旧货摊？我的朋友反过来提出自己的问题：同一卷当中；“郁普苏丹的陵墓梅树”一条如何说明被称做“陵墓”的某类梅树？谁是“水手法哈德”？（答案：一位勇敢的水手，1958年夏日救了一个从岛际渡船掉落海中的十一岁少年。）这时我们改谈贝尤鲁流氓卡菲尔，他于1961年杀害其邪恶对手的贴身保镖（依“多拉德雷惨案”词条所述），或谈论“骨牌玩家的咖啡馆”，多属城内希腊、犹太、亚美尼亚等少数族裔的骨牌迷曾聚在这里玩牌。这把话题带到我在尼尚塔石的家人，因为我们也玩骨牌。我忆起过去在尼尚塔石和贝尤鲁贩卖骨牌的玩具、香烟和杂货老店，于是我们开始沉溺在回忆与怀旧当中。或者我会说起“内裤男人”词条（叙述为美观而受割礼的“皮条客”带着他的五个女儿游走于各个城市，女儿们就像她们的父亲，深受由安纳托利亚来到伊斯坦布尔的商人所喜爱）我也会说起19世纪中叶深受西方游客喜爱的帝国饭店，或谈论“商店”一条，他如何详细地叙述伊斯坦布尔商店名称的改变。
　　我的朋友和我一旦感受到古老的忧伤笼罩我们，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科丘真正的主题是他未能以西方的“科学”分类法来阐释伊斯坦布尔。他失败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伊斯坦布尔是如此多样，如此混乱，比西方城市诡奇许多，它的杂乱无章拒绝被分类。但是我们抱怨的此种“异己性”，在我们谈了一会儿之后，看上去越来越像美德，于是我们想起为何珍惜科丘的《百科全书》——因为它让我们沉浸于某种爱国主义。
　　我们并未养成怪癖，赞扬伊斯坦布尔的光怪陆离，我们承认我们之所以喜爱科丘是因为他的“失败”。《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之所以未能成功——这也是四位忧伤作家潦倒之所在——是因为作者终究未能西方化。想以新的眼光看城市，这些作家必须破除自己的传统身份。为了西化，他们踏上不归路，走向东西方之间的朦胧地带。就像我们的其他三位忧伤作家，科丘最美最深刻的篇章存在于两个世界交会处的部分，而（也跟其他三位一样）他为他的独创性所付出的代价，则是孤寂。
　　18科丘搜集的史实与奇事（7）
　　科丘死后，在1970年代中叶，每逢去拱廊市集，我便驻足于倍亚泽特清真寺旁边的沙哈发尔二手书市，找到科丘晚年自费出版的最后一批未装订成书的分卷，坐在一排排泛黄、褪色、发霉、廉价的旧书中间。我在祖母家的书房开始阅读的这些书卷，如今以废纸价格出售，然而我认识的书商们仍说他们找不到买主。
　　19土耳其化的君士坦丁堡（1）
　　和伊斯坦布尔大部分的土耳其人一样，小时候我对拜占庭没什么兴趣。这词儿让我联想起诡异、留胡子、穿黑袍的希腊东正教神父，穿越市区的水道桥、圣索菲亚教堂以及老教堂的红砖墙。对我而言，这些东西是遥远年代的残迹，用不着去了解。甚至征服拜占庭的奥斯曼人似乎也非常遥远。毕竟这些东西已被我们这些人所属的第一代“新文明”所取代。但即使奥斯曼人听起来就像科丘描述的那般古怪，至少我们还认得他们的名字。被征服之后不久，他们便不留痕迹地消失了，或者大家是这么告诉我的。没有人告诉过我，他们的子孙后代如今在贝尤鲁经营鞋店、糕饼铺和缝纫用品店。他们是家族企业，当我们去布店，我母亲想看看窗帘用的锦缎或坐垫套用的绒布时，听见的背景声音就是父亲、母亲和女儿以连珠炮般的希腊话彼此闲聊。之后回到家，我喜欢模仿他们古怪的语言，以及柜台前的女孩同父母说话时激动的手势。
　　从家人对我的模仿所作的回应，我知道希腊人就像城里的穷人和郊区的居民，不太“高尚”。我想必然跟“征服者”默梅特从他们手中夺走城市有关。庆祝伊斯坦布尔的征服五百周年——有时称之为“伟大奇迹”——是1953年的事，在我出生后的一年，但我可不认为这项奇迹哪儿特别有趣，除了发行的系列纪念邮票之外。一张邮票展示的是出现在夜里的船，另一张则展示贝利尼所绘的“征服者”默梅特，第三张则展示鲁梅利堡垒的高塔，因此可说这一切犹如一队游行行列，展现与征服有关的所有神圣形象。
　　通常，你要看得出你究竟站在东方还是西方，只需看你如何提起某些历史事件。对西方人来说，1453年5月29日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东方人来说则是伊斯坦布尔的征服。若干年后，我的妻子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在考试中使用“征服”一词，她的美国教授指控她有“民族主义情结”。事实上，她使用这词不过是因为在念中学时学的是这种用法。由于她母亲有俄国血统，她可说是较同情东正教徒的。也或许她不认为是“陷落”或“征服”，感觉更像是夹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倒霉人质，除了做回教徒或基督教徒之外别无选择。西化运动和土耳其民族主义促使伊斯坦布尔开始庆祝“征服”。20世纪一开始，这座城市仅有半数人口是回教徒，非回教徒居民大半是拜占庭的希腊后裔。在我小时候，城里较直言的民族主义者所持的观点是，常使用“君士坦丁堡”一词的人是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他们抱着民族统一的梦想，希望有一天，首先统治这座城市的希腊人回来驱逐占领了500年的土耳其人——或至少把我们变成次等公民。于是，民族主义者坚持用“征服”一词。相对而言，奥斯曼人却愿意把他们的城市称为“君士坦丁堡”。
　　即使在我的时代，致力于共和国西化的土耳其人也慎防太强调“征服”一词。总统拜亚尔和首相曼德勒斯两人皆未出席1953年的五百周年庆典。尽管庆祝活动已计划多年，最后一刻却认为此种做法可能冒犯希腊人和土耳其的西方盟国。冷战时期才刚开始，而身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不希望提醒世界有关征服的事。然而三年后，土耳其政府蓄意挑起所谓的“征服热”，任凭暴民在城内胡作非为，抢夺希腊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财物。不少教堂在暴动期间遭破坏，神甫遭杀害，西方史学家在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记事中描述的残暴因而重演。事实上，土耳其政府和希腊政府都犯了把各自的少数族裔当作人质的地缘政治罪，也因此过去50年来离开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多过1453年以后的50年。
　　1955年，英国离开塞浦路斯，希腊准备接管整个岛的时候，土耳其的一名特务人员，往希腊城市萨罗尼加土耳其国父出生的房子扔了一枚炸弹。土耳其各大报以特刊传播此一消息后，仇视城内非回教徒居民的暴徒聚集在塔克西姆广场，烧毁、破坏并洗劫我母亲和我曾去贝尤鲁逛过的所有商店之后，整个晚上在其他城区干相同的事情。
　　19土耳其化的君士坦丁堡（2）
　　一群群暴乱分子极为狂暴，在欧塔廓伊、巴鲁克尔、萨玛提亚和费内尔等希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引起极大恐慌。他们不仅焚烧洗劫希腊杂货店和乳制品店，还破门而入，蹂躏希腊和亚美尼亚妇女。因此，说暴乱分子跟“征服者”默梅特攻陷城市后大肆洗劫的士兵们一样残暴，并非毫无道理。后来才发现，这次暴动——恐怖持续两天，使这座城市比东方主义者的梦魇更像地狱——的组织者有政府支持，他们在政府的纵容下劫掠城市。
　　因此，当天整个晚上，敢在街上走的每个非回教徒都冒着被暴民处死的风险。隔天早晨，贝尤鲁的商店成了一片废墟，窗户被砸碎，门被踢开，商品不是遭掠夺就是被痛快地摧毁。到处撒满衣服、地毯、布匹、翻覆的冰箱、收音机和洗衣机，街上堆满破碎的瓷餐具、玩具（最好的玩具店都在贝尤鲁）、厨具、当时很时兴的鱼缸和吊灯所残留的碎片。在脚踏车、翻覆焚毁的汽车、劈烂的钢琴、倒在布料满地的街上凝视天空的残破假人模特儿当中，有三三两两镇压暴乱的坦克车，却来得太迟。
　　若干年后，我的家人长篇大论地讲述这些暴动，因此细节之生动仿佛我亲眼看过。
　　基督徒家庭清理他们的商店和家园时，我的家人回想起我伯父和祖母从一扇窗奔往下一扇窗，愈来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