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 作者:[土]奥尔罕·帕慕克-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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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贪婪与激情的故事细节，而凶手的白皮肤红头发儿子则照常穿着吊带短裤，抓着手帕默默啜泣一整天。后来的四十年，每当我经过有着我那吊带短裤同学姓氏名称的城区——如今住有二十五万人——或听人提起这家人（毕竟，伊斯坦布尔是个大村落），我便忆起我这位红发朋友发红的眼睛，沉默的眼泪。
各大造船业家族（都出身于黑海沿岸）不愿将纷争闹上法庭，宁可选择惟有武器始可满足的激愤。他们从拥有小木船队起家，角逐政府合同，但并不通过西方人理解的自由竞争，反倒派出盗匪帮派恐吓对方。有时厌倦了彼此厮杀，便和中古时代王公贵族的做法一样，把女儿嫁给对方，但随之而来的和平好景不常，不久又开始射杀彼此，让如今属于双方家庭的女儿深感哀痛。在他们开始买进大型驳船，发展他们的小货轮舰队，把某个女儿嫁给总统的儿子之后，他们便成为“你听说了吗？”专栏的常客，于是，母亲追随“玫瑰—女神”的叙述，了解他们“豪华的鱼子酱以及香槟浇灌的”派对。
在这类派对、和舞会上——父亲、伯叔们和祖母经常参加——总是有一大群摄影师，我的家人会把他们的相片带回家，摆在餐桌上展示几天。我认出相片中的一些人到过我们家做客，另有几个我在报上看过的知名人士，以及一路帮助他们的政治人物。我母亲跟她常参加这些活动的妹妹在电话中交换意见时，我便尝试想像是什么样子。打从1990年代，社会名流的婚礼已成为媒体、电视台和国内参与的盛事，全城都看得见宣传的焰火。但是在一个世代前，情况大不相同：其目的不在于炫耀，而是让有钱人聚在一起，暂时无需忧惧好事贪婪的政府，即使只有一个晚上。我小时候参加这类婚礼和派对时，尽管惶惑不安，但同这些贵人在一起使我感到快乐。当母亲用一整天时间穿衣打扮，踏出家门前往派对的时候，我也从她的眼神看出这种快乐。期待在外面度过开心的夜晚还是其次，倒是因为能跟有钱人消磨夜晚而心满意足——由于某种原因，你知道自己属于这群人。
21富人（4）
进入灯火辉煌的大厅或（盛夏时节）华丽的庭院，走在布置精美的桌子、帐幕、花圃、伙计和男仆间，我发现有钱人也喜欢相互为伴，有名流出席时更是如此。他们就像母亲那样环视人群，看看“还有谁”在场，看到“吾等之辈”便感到欣慰。多数人不是靠努力奋斗或聪明才智而致富，而是透过某种好运或他们如今想要遗忘的一场骗局，他们的信心来自他们了解自己的钱财比他们梦想花的钱都要多。换句话说，只有跟像他们一样的人在一起，他们才得以放松，自鸣得意。
在人群中闲逛一回后，不知从哪儿吹来一阵风，使我开始觉得格格不入。看见我们买不起的奢华家具或奢侈用品（比方说，电动切肉刀），使我灰心丧气，看见父母跟那些吹嘘自己全靠某种耻辱、灾难或诈骗才发家致富的人关系密切，更增加我的不安。之后我发现，打心眼里喜欢与他们为伴的母亲，和恐怕与他的某个情妇眉来眼去的父亲，并未完全忘记他们在家中谈论的恶毒闲话，只是决定暂时放在一旁，即使只是一个晚上。说到底，有钱人不都是做相同的事情？我心想，或许这是身为有钱人的一部分：他们的行事总是“好像”。有钱人在这些派对中巨细靡遗地抱怨上回坐飞机吃得不好，好像这是一件广为关注、至关紧要的大事，好像他们吃的绝大多数不是同样低水平的食物。还有他们把钱存入（或者，照我父母的说法，调入）瑞士银行的方式：知道自己的钱远在天边，赋予他们某种令我欣羡的美妙自信。
父亲有回拐弯抹角地向我说明，我们之间的距离并非如我以为的那般遥远。当时我二十岁，对没有灵魂、没头没脑的有钱人自命不凡地夸耀自己多么“西方”而展开不断的抨击谩骂，说他们不与大众分享他们的、捐助基金办博物馆或追求自己的爱好，而是过着畏畏缩缩、庸庸碌碌的生活。我挑出几个亲戚朋友、父母的几个儿时朋友以及我自己一些朋友的父母作为例证。父亲打断我的谩骂，接着——或许是担心我将迈向不快乐的人生，或只是想告诫我——他说；“事实上”我刚才提起的女士（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我若有机会熟悉她，便不难了解为什么。
22通过博斯普鲁斯的船只（1）
父亲和伯父一连串的生意失败，父母的争执，以祖母为首的大家庭各个分支所酝酿的纠纷，这些事情都训练着我，使我知道尽管世界提供一切（绘画、性、友谊、睡眠、爱、食物、游戏、观察事物），尽管快乐的机会无限，没有一天不在发现新的乐趣，然而生命却也充满各种各样突如其来、意想不到、快速燃烧的灾难。这些灾难的随机性使我想起电台的“海上广播”，提醒每艘船（以及我们大家）博斯普鲁斯海口的“浮动水雷”，并指出其确切位置。
任何时刻，我父母都可能为某件可想而知的事发生争执，要不就是楼上的亲戚爆发了财产纷争，或者哥哥发脾气，决定给我一个难忘的教训。此外，父亲可能回家时顺便提起，他已经把房子卖了，或拿到约束令，或我们得搬家，或他将动身旅行。
我们那时经常搬家。每次家中的紧张气氛扩散，但由于母亲得按当时的习惯专心于用旧报纸包裹锅碗瓢盆，没什么时间看管我们，也就是说，哥哥和我可在屋子里自由进出。看着搬运工一一抬起柜子、碗橱、桌子，我们开始觉得这些东西是生活中惟一的常数，准备离开长久居住的空屋时，我开始觉得感伤，惟一值得安慰的是，可能在某件家具底下发现失踪已久的铅笔、弹珠或具有情感价值的心爱玩具。我们的新家或许不比尼尚塔石的帕慕克公寓温暖舒适，但在奇哈格和贝希克塔斯的公寓却能眺望博斯普鲁斯的美景，因此我在那儿不曾觉得不快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不把我们财富的日益减少当一回事。
我有若干办法，不让这些小灾难扰乱我的心绪。我为自己建立严格的迷信制度（比方不踩裂纹、绝不一路关上某几扇门），或迅速从事一场冒险（跟另一个奥尔罕见面、逃往我的第二个世界、画画、跟哥哥寻衅打架而落入自己的灾难），或者数着博斯普鲁斯的过往船只。
事实上，我数着往来于博斯普鲁斯的船只已有好一阵子了。我数尼亚邮轮、苏维埃战舰、从特拉布宗进来的渔船、保加利亚客轮、驶入黑海的土耳其海上客轮、苏联气象观测船、高雅的海轮、运煤船、巡防舰与生锈、斑驳、失修、在瓦尔纳注册的货运船，以及借黑夜掩护国旗与国籍的老船。这可不是说我把每艘船都数进去，我跟父亲一样，没为摩托艇伤脑筋，它们纵横于博斯普鲁斯海上，载生意人上班，运送采购五十袋东西的妇人。我也不数在伊斯坦布尔的海岸间窜来窜去的市区渡轮，这些渡船从伊斯坦布尔的这一头航向另一头，载着一路沉思、抽烟、喝茶的郁闷乘客。这些船就跟我们家里的家具一样，已固定在我的日常生活中。
小时候我数着这些船，不注意它们在我内心引发的不安、骚动与惊慌。数船让我觉得在整顿自己的生活。当我逃离自己、学校、生活而漫游街头，极端愤怒或悲伤时，便完全不再数船。那时我便深切地渴望灾难，大火，另一个生命，另一个奥尔罕。
或许解释一下我如何养成数船的习惯，会更明白易懂。当时（1960年代），母亲、父亲、哥哥和我住在祖父盖的楼房里，一栋面向博斯普鲁斯的小公寓，位于奇哈格。我正在读小学最后一年，因此是十一岁。大约每月一次，我把闹钟（钟面有铃的图像）定在天亮前的几个小时，在后半夜起床。炉火在睡觉前熄掉，我没办法自己点燃，因此为了让自己在冬夜里保持暖和，便到很少使用的佣人房的床上，取出我的土耳其文课本，开始朗诵必须在上学前背好的诗。
哦，国旗，光荣的国旗，
在空中飘扬！
必须背诵祈祷文或诗词的人都知道，你若想把文字烙印在记忆里，最好不要过分注意浮现在眼前的东西。一旦文字印入脑中，你的脑子便能自由地寻找可帮助记忆的图像。你的眼睛可完全摆脱你的思考，让眼睛本身享受观看世界的乐趣。严寒的冬天早晨，我盖着被子打着哆嗦背诗，凝视着窗外的博斯普鲁斯如梦似幻地在黑暗中闪烁着微光。
22通过博斯普鲁斯的船只（2）
透过我们底下的四层楼和五层楼公寓之间的缺口、后来十年内即将烧毁的破木房的屋顶和烟囱上方以及奇哈格清真寺的尖塔之间，我看得见博斯普鲁斯。这时候渡船停驶，大海一片黑暗，任何探照灯或灯光也穿不透。在亚洲彼岸，我看得见海达巴沙的老旧起重机和悄然通过的货轮灯光。有时借助微弱的月光或单艘汽艇的灯光，我看得见巨大、生锈、覆满贻贝的驳船，划船的孤独渔夫，克兹塔幽魂般的白色轮廓。但大多时候，海洋淹没在黑暗中。早在日出前，即使亚洲岸的公寓楼房和种满柏树的墓园开始微露曙光，博斯普鲁斯却仍黑沉沉的——它似乎将永远如此。
我继续在黑暗中背诗，脑袋忙于背诵和古怪的记忆游戏，同时眼睛凝视着缓缓穿过博斯普鲁斯海流的东西——某艘奇形怪状的船只，某艘一大早出发的渔船。虽然我对这东西不在意，而我的眼睛也没消除平日的习惯，却仍要对通过眼前的这东西检视一阵子，惟有在确定它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才予以认定：是的，那是货轮，我对自己说，是的，这是一艘渔船，惟一的一盏灯没点亮；是的，这是一艘摩托艇，载着当天第一批乘客从亚洲到欧洲；那是一艘老旧的巡防舰，来自苏维埃某个偏远港口……
某个这样的大清早，我正和往常一样，打着哆嗦在被子里背诗，眼睛偶然看见一幅令人惊奇的景象，是我从没看到过的。我清清楚楚记得我就呆坐在那里，忘了手中的书。一个庞然大物从黑黝黝的海里浮现，越来越大，露出水面，朝最近的山丘逼近——我正从这座山丘眺望。那是个巨无霸，一头巨兽，形状大小有如噩梦中的妖魔鬼怪——一艘苏维埃战舰！从黑夜和雾里现身而出，仿如里一座浮动的大碉堡！它的引擎低声运转，悄悄地、缓缓地通过，却是如此有力，使窗玻璃、板壁和家具都抖动起来。谁误挂在炉子旁边的火钳，排列在黑暗厨房里的大小锅子，我父母和哥哥的卧室窗户也都在抖动，通往大海的鹅卵石巷亦然，就连屋前的垃圾桶也乒乒乓乓响，让人以为这平静的街区正发生小规模。这意味着伊斯坦布尔人自冷战开始便不断低声讨论的事情并非空穴来风：在夜幕的掩护下，苏维埃巨型战舰于子夜时分通过博斯普鲁斯。
我一时陷入了恐慌，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全城都在睡梦中，只有我一人目睹苏维埃巨舰不知将开往何处，从事何种活动。我得立即采取行动，提醒伊斯坦布尔，提醒全世界。我在杂志上看见许多勇敢的小英雄做这样的事——把城民从睡梦中唤醒，救了他们，使他们免遭水患、火灾和入侵的军队袭击。
我忧心如焚的同时，想出一个十万火急的权宜之计——这个做法日后成了习惯：我集中因背诵而更为敏锐的脑筋，专心于苏维埃战舰，用心记住，数着它。此话怎讲？我的做法就像传说中的美国间谍——传闻他们住在山丘上，俯瞰博斯普鲁斯，把通过的每艘共产党船只拍下来（这可能是另一个有事实根据的伊斯坦布尔传说，至少在冷战期间）——将这艘问题船的显著特征罗列出来。我在脑海里将新资料和有关其他船舶、博斯普鲁斯海流甚至地球转速的现存资料详细比较。我数着它，这使巨船变成一件普通事物。不仅苏维埃战舰，数每一艘“著名”船舶都使我得以重申我的世界图像，以及我自己在其中的定位。这么说，学校教我们的是真的：博斯普鲁斯是关键，是地缘政治的世界中心，而这正是世界各国及其军队，特别是苏联人想占据我们美丽的博斯普鲁斯的原因。
我这一生从孩提时期开始，就一直住在俯瞰博斯普鲁斯的山丘上，尽管只是从远处观看，而且是从公寓、清真寺的圆顶和山峦之间观看。能看见博斯普鲁斯，即使是远远观望，这对伊斯坦布尔人而言有其神圣意涵，或可说明临海的窗户为何像清真寺的壁龛、基督教堂的祭坛以及犹太教堂的圣坛，我们面朝博斯普鲁斯的为何让椅子、沙发和餐桌面向海景。我们对博斯普鲁斯海景的热爱产生了另一个结果：如果搭船从马尔马拉海进来，你会看见伊斯坦布尔的几百万扇贪婪的窗子挡住彼此的视线，毫不留情地挤开彼此，为了仔细瞧一眼你搭的船以及船通过的海面。
22通过博斯普鲁斯的船只（3）
数通过博斯普鲁斯的船只，或许是个怪癖，但从我同他人开始讨论这件事以来，我发现这在伊斯坦布尔的老老少少当中很常见：在通常的日子里，我们有许多人经常到窗前和阳台作记录，这么做让我们对灾难、死亡和浩劫有些许领略，它们说不定正沿着海峡过来，即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在我青少年时，我们搬到贝希克塔斯，在塞伦塞贝区一座俯瞰博斯普鲁斯的山丘上有栋房子里住着我们的远亲，他孜孜不倦地把每艘通过的船只记录下来，让人以为这是他的工作。我有个中学同学相信，每一艘形迹可疑的船（老旧、生锈、失修或来历不明的船），若不是把苏联武器走私给某国的叛军，就是把石油运往某个国家，以扰乱全球市场。
在电视机问世前，这是打发时间的愉快方式。但我的数船癖好，我与许多人共有的这项癖好，基本上是由于恐惧使然，这种恐惧也吞噬着城里的许多人。他们眼见中东的财富溢出它们的城市，目睹从奥斯曼人败给苏联和西方以来日渐衰落，城市陷入贫困、忧伤和败落——伊斯坦布尔人成为向内看的民族主义的人民，因此我们怀疑任何新的东西，尤其任何带洋气的东西（尽管我们亦对之垂涎）。过去一百五十年来，我们胆怯地企盼灾难带给我们新的失败与废墟。想办法摆脱恐惧和忧伤依然是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发呆地凝视博斯普鲁斯，也能像是一种责任。
城里居民记得最清楚并且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的灾难的类型，自然与博斯普鲁斯的船舶事故有关。这些事故把全城居民连在一起，使整个城市像个大村落。由于这些灾难终止了日常生活的规则，且最后总是饶过“我们这等人”，因此我私底下（尽管心怀内疚）喜欢这些灾难。
当时我才八岁，那天晚上我推断——根据划破星夜的声响与火焰——两艘载运石油的油轮在博斯普鲁斯中间相撞，发生大爆炸后起火燃烧。但我的兴奋更甚于惊恐。很晚我们才从电话得知燃烧的船使附近的石油库发生爆炸，火势可能蔓延，造成吞噬全城的危险。正像那个时代每一场壮观的火灾一样，存在着某种命中注定的顺序：首先我们看见火焰和黑烟，接着谣言散布开来，多半是不实之谣，而后，尽管母亲姑妈们哀哀恳求，我们却有一股确切的欲望，想亲自去看大火。
那天晚上伯父叫醒我们，把我们塞进车里，取道博斯普鲁斯后方的山丘，载我们去塔拉布亚。就在大饭店（尚在建造中）前方，道路被封锁，这跟大火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