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04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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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目光从蜿蜒流过全城的阿诺河起始，去辨认老城的轮廓。此刻，落日衔山，穿透绛紫色的云霭，向老城投下一层迷人的光晕。在建筑物与天际的交界处镀上一道晶亮夺目的金边儿，勾勒出一条美妙的曲线。这条城市轮廓线曾经刊印在许多风景画片中，因而广为人知。亲睹它，只觉得格外清新，养目怡情。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市政宫钟塔，孤高桀骜，挺拔硬朗，犹如擎天一柱透着阳刚之气。钟塔下面是市政宫浓重的侧影，仿佛一方硕大稳固的基石雄踞在那里。接下去是跳荡跌宕的线条，有哥特式的尖锐，也有罗马式的圆润，为这座城市平添了灵动之感。随后，我的目光停留在主教堂的大穹顶。这是被建筑界推崇为古往今来最优美的一座穹顶。它巍峨端庄，大气浑成，乳白色的拱肋相间着赭红色的马赛克，造型似圆非圆，似尖非尖，很难将其风格归入公式化的分类。然而，它自有一派统摄全局的和谐与雍容。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它，佛罗伦萨顿时变得平庸失色。
形成于五百年前的市貌，五百年后容颜如初，令人丛生感慨。在中国，我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全国都在大兴土木。据说，全世界一多半的脚手架如今都搭设在中国。然而，又有几个城市堪称拥有自己的轮廓线呢？即使用通俗的话语来为城市轮廓线定义，它也应是清晰、连贯、有特征的，而我常常见到被割裂的天空，零乱又僵硬的线条，有时甚至是丑陋的，那是失败的规划与泛滥开发的劣迹。建筑不同于其他造型艺术，因拔地参天的体量而具有不可移动性。它一旦霸踞在那里，管你乐意不乐意，就再也躲不开它。倘若不能赏心悦目，就必定撞痛或刺伤人的目光。
说是此行少与文艺复兴沾边儿，车子尚未进城，就迎面扑来这个话题。伫立于夕阳斜晖中，不免任由遐想漫散开去。我想，文艺复兴既不始于诗人但丁和彼特拉克，也不始于小说家薄伽丘，而应始于建筑。人们早就赋予建筑诸多意义，建筑是一种明白的语言，或是一种心理张力的显露，建筑即雄心，是欲望与荣誉的象征；它亦是审美能力的外延。想到这儿，忽觉眼前的轮廓线幻化为一幅巨大的心电图，在高远的天幕上熠熠闪动，而主教堂的大穹顶则是突兀的波峰，画出雄强有力地一搏。正是它，在佛罗伦萨的上空拨动文艺复兴的琴弦，震撼了欧洲，也波及了世
赝品存照
初到佛罗伦萨的人，必去市政宫广场。
在艺术世界中，两个性别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女的是蒙娜丽莎，男的是大卫。一个在巴黎罗浮宫，一个在佛罗伦萨市政广场，可曾想到他俩的关联？
每年有上千万的游客蜂拥巴黎，人们都渴望去看看那副画框中神秘女人的芳容。不论罗浮宫陈设多少惊世之作，《蒙娜丽莎》那里永远是最拥挤喧闹的一角。我也曾夹杂在各种肤色的人群中，隔着三层防弹玻璃的罩子，去争看那迷人的微笑。但被前后左右的游人推来搡去，只留下一团心烦意乱。有关这幅作品的评论实在汗牛充栋，有人甚至用几十万字去解读那嘴角微微的一抿，以致我不想再对此画置喙。我只是留意过史料中一页清晰的记载，达·芬奇作画时为博得商人焦孔多之妻的笑意，曾经花钱雇来一班乐师吹拉弹唱逗乐。由此我更相信一切艺术都具有舞台艺术的特质。艺术家在台前向世人展示的总是经过策划、磨炼与包装的灿烂，而幕后多是平凡的俗闻。
未名社旧影
■ 孙 郁
1
民国年间有多少家出版社存活过，现在已不太好统计了。现代的出版多少受到了日本人的影响，从设计到出版思路，留下了许多异域的痕迹。看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的日记，常常从丸善书店邮购图书，一些重要的文献，是从那里来的。日本的书装帧讲究，译著亦丰，可说是中国了解世界的桥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文人出书，有时亦仿照东瀛的格式，趣味受到一定的影响。对比两国学人彼时的版本，能读出许多意思来的。
我偶看二十年代的出版物，注意到了未名社的书籍。这个文学社与鲁迅有关，相连着一系列文学青年的名字：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曹靖华、王士菁、李何林……有一些书和杂志也是与其有关的，先后出版的有鲁迅著译的《出了象牙之塔》、《坟》、《小约翰》、《朝花夕拾》，韦丛芜的《君山》，台静农的《地之子》、《建塔者》，以及韦素园、李霁野所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烈耶夫、果戈理的作品。《未名社》半月刊及《莽原》半月刊也是那时推出的。关于这个文学社诞生的经历，李霁野曾在回忆录里提及过，他说：
“一九二五年夏季的一天晚上，素园、静农和我在鲁迅先生那里谈天，他谈起日本的丸善书店，起始规模很小，全是几个大学生慢慢经营起来的。以后又谈起我们译稿的出版困难，慢慢我们觉得自己来尝试着出版一点期刊和书籍，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于是就开始计划起来了。”在另一篇文章里，李霁野又写道
“我在1924年7月，翻译了俄国安德烈耶夫的《往星中》，很想向鲁迅先生请教，但又怕太冒昧。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张目寒是先生在世界语专科学校的学生。他说先生喜欢青年人，常感叹少见青年人的翻译或创作，他便把《往星中》译稿送给先生了。我从《鲁迅日记》得知，这是 1924年9月20日。先生第二天便开始看了。 1924年初冬的一个下午，目寒领我去访鲁迅先生。从先生的文章风格看，我原想他对人的态度是十分严肃，令人只生敬畏之心的吧。不料像先生说章太炎一样，他‘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以后韦素园、台静农和韦丛芜也都陆续和先生认识了。 1925年夏季一天晚上，素园、静农和我访先生，先生因为一般书店不肯印行青年人的译作，尤其不愿印戏剧和诗歌，而《往星中》放在他手边已经有一些时候了，所以建议我们自己成立一个出版社，只印我们自己的译作，稿件由他审阅和编辑。那时北新书局已经出版了几种《未名丛刊》，我们的翻译仍然列入这个丛刊，另由未名社印行——社名也就是由鲁迅先生根据这个丛刊定的。鲁迅先生1925年9月30日给许钦文的信说：‘《未名社》已别立门户，有两种已付印，一是《出了象牙之塔》，一是《往星中》。’未名社的工作就从此开始了。”
未名社只存活了六七年，影响却是大的。这个文学出版社刊发的东西，都带有一点半灰色的、不安的情调，艺术手法鲜活，是文人气很浓的精神部落。比如韦丛芜译的《穷人》《罪与罚》，曹靖华所译《烟袋》《第四十一》，李霁野的译本《往星中》，俄国的主观性和惨烈的东西多。那是一个压抑的王国，青年的心借着俄国文人非理性的惊悸，苦苦地讲述着人间悲惨的故事。鲁迅和几个无名的青年很融洽地合作着。到了上海许多年后，依然眷恋着那一群人。未名社的青年人除曹靖华以外，都是安徽人。李霁野生于1904年，韦素园生于1902年，台静农也生于1902年，曹靖华生于 1897年，几乎都是同龄的。这些人中，台静农的创作别具一格，有小说家的风度，不过由于受鲁迅影响过大，反而显得有些拘谨。其余几位在译作上颇下工夫，对传播俄国文学功莫大焉。以同人的方式结社创作，且推出文学精品，那是很令令人羡慕的。
据说未名社先后搬过几次家，最早的办公地址是沙滩新开路11号“破寨”，后迁至景山东街“西花虎洞”。再后又移至景山东街四十号。李霁野在家中保留了这些旧址的照片，看了不由让人生出神往之情。新文学一些重要书刊，是由几个新出山的青年完成的，就视野和境界而言，不亚于当时的名人的。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烈耶夫，托洛茨基介绍于中国，都是开先河的事。不仅对后来文学影响甚巨，对像鲁迅这样的人，亦有深切的撞击，如果不是这些青年热；情的刺激，也许不会接触那么驳杂的东西。韦素园、曹靖华的俄语，李霁野的英文都有优长，这些青年的劳作，带来的是些惊喜的闪光。鲁迅和那几个青年都未料到，彼此的合作都改变了精神的轨迹。
2
由作家们自己办出版物，自编自写，样子类似于作坊。鲁迅身边是一群孩子，艺术与思想都正在形成期，一切尚未定型，脱不了稚气。大家自觉地聚在一个老师身边。张目寒、韦素园、曹靖华都在北大听过鲁迅的课。韦素园本来是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却不好好上课，从东总布胡同跑到沙滩的红楼去。对鲁迅的敬仰是深切的。未名社起初就在沙滩附近，六个成员经常见面。曹靖华在《哀目寒》一文中写到那时的情形：
“未名社开始有六位成员。所谓成员者，是指当时除鲁迅先生出二百余元外，其余每人各出五十元，作为‘公积金’；并‘立志不作资本家牛马’，用自己的钱，印自己的书。有钱就印，无钱搁起，书的内容形式，都认真负责，丝毫不苟。从写文章到跑印刷厂，事无巨细，亲自动手。这是未名社当年的大致情况。”
从目前留下的《未名社》半月刊及《莽原》半月刊看，二十年代北京的印刷条件较差，纸张亦劣，质地远无法与今天比。刊物薄薄的，装帧也朴素得很。每一期的文章不多，质量却是高的。刊物与书的封面有文人的灵动感，是讲究趣味的。编排的体例也搭配得当，诗、小说、随笔参差于此，每期几乎都有译文，质量是高的。这些或许受到了日本书刊的暗示，小巧玲珑，并不贪大。在那样一个枯燥萎顿的环境中，编着一种自己喜欢的杂志，用“其乐也融融”来形容他们几位，也许是恰当的。
好多资料透露了文学青年与鲁迅的交往，策划选题与编辑中的轶事。李霁野就记录过未名社友人常去先生家的情形。鲁迅的怎样谈笑，开心片刻之后能感觉出其中的讽刺与幽默。新文学初期的出版是尝试性的，风格要别于以往，不重复别人。李霁野在《忆鲁迅先生》中感慨道：
“在小小的事情上，先生也往往喜欢和人异趣。记得有一回自己说，这是他第一次试用的。书店的广告先生也不喜欢，往往自己动笔老老实实地写几句。看完我自己拟的一个广告，他说，好的，看了这样广告来买书的读者，该不会骂我们使他上当的，因为，那个广告实在‘生硬’得可以。不使读者上当，这是先生常常用以敬戒未名社的话。先在期刊上发表又行集印成书的，如《君山》和《朝花夕拾》，对于再行买书的期刊的订阅者，先生嘱咐都只收一点印刷的成本，人少或竟送给。我以为从这样一点小小的事，也不难窥见先生著作的良心。
“书面的装潢，也是鲁迅先生首先注意到的。对于书店的随意污损画家的原稿，或印刷时改变了颜色，他都很为愤慨。在一封寄给我的信中，先生有几句这样说：‘《坟》的封面画，自己想不出，今天写信托陶元庆君去了。……近来我对于他有些难于开口，因为他所作的画，有时竞印得不成样子，这回《彷徨》在上海再版，颜色都不对了；这在他看来，就如别人将我们的文章改得不通一样。’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一次为了遗漏了作书面人的名字，先生特为写信到未名社嘱咐另印一页，加装进去。”
未名社创办不久，就引起了读者的注意。鲁迅的书，托洛茨基的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都有市场。连青年社员自己的著述也有不少人关顾，那是鼓舞过大家的。著作的出版，都是未名社同人自己的成果，而杂志的撰稿者，不时也有了新面孔。周作人、徐祖正、刘复、戴望舒、高长虹、董秋芳、向培良；常惠、冯雪峰、许钦文、于赓虞、魏金枝等都有文章刊出，队伍也算不小。这个圈子与现代评论派有所不同，审美方面甚至有些对立。鲁迅起初是高兴于此事的。看到未名社能有自己的实绩，他流露出了父爱般的热情。王冶秋曾亲眼看到鲁迅在未名社出版部抚摸新书时的表情，是“见了自己婴孩似的喜悦”。高长虹在回忆文中也略微叙述了一些线索，鲁迅怎样帮助韦素园，如何与青年共事，写得饶有趣味。未名社组建得仓促，漫无目的似的。唯其这种松散、自由，才有了浑厚、自由的一面，不像一些杂志那样板着面孔。出版的几本书印得都有尸股文气，即便是过了许多年，重翻那些书，不由想起几个苦苦著述的身影。现代文艺的生产过程，其实就是人与人沟通、碰撞的过程。在没有路的地方，大家携手摸索着。其间的友情、爱憎、聚散，也是一部内蕴深切的无字的书。
狗 娘
■ 余泽民
鹫，总是将巢筑在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之上，它们的孩子一脱壳儿，就可以望到高远的苍天，就可以俯瞰海浪似的山峦，即便那些勤于巡狩的山林猎人，恐怕一辈子也很难看到一只尚未离巢的雏鹫。
通常情况下，鹫一窝能产三只卵，但是它们只孵化其中的两个。
在哺育期内，母鹫总是忙于觅食，疲于喂养雏鹫，因此不仅变得体质衰弱、羽翼无光、爪子内卷，而且还会变得性情暴躁，喜怒无常。因此，感到力不从心的母鹫经常会将其中一只已经孵出来的幼雏扔出巢外，以便集中精力专心抚养留下来的那只。
据说，有一种好心的斐尼鹫会将被母亲抛弃了的雏鹫捡回自己的巢里代为抚养。雏鹫长大了，就头也不回地飞走了……
布达佩斯。在去十区公墓的途中，丹尼大叔还一路絮絮叨叨地跟穆良的妈妈说：这几年，他对穆良操心得就像是一只“斐尼鹫”……但是，自打从葬礼上回来，老人再也没有这样说过。
一
六十岁，如同一个门槛儿；人只要一跨进这个门槛儿，就开始了死亡。
丹尼大叔一向是个即使火烧到眉毛都要蘸着吐沫卷一支纸烟的沉稳男人，但是在这些日子里，老人突然变得像一只无头苍蝇似的浮躁起来，准确地说，他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慌与焦虑。
说来也真怪！尽管在这套奥匈时代的老房子里已经死过了许多人，可是，黑夜过后，太阳总会升起来，这个屋里又总会有新的情感萌生……这话听起来很哲学、很理智、很冷酷、很造作，但是又很真实。
比方说：阳台上的花儿，他至少已有一周没有浇了，可是，即使他一周都没浇过一次水，那些花儿仍还活得好好的。不仅枝叶长得蓬蓬勃勃，花儿也开得很鲜很艳，就连花盆儿里的黑色肥土，也总是湿润的。
厨房他也有好几天没进了，不过，房间里苦香的咖啡味儿却一天都没有断过。
另外，还有浴室里的老式洗衣机，即便他懒得已经好久不碰，但是每隔两天，他还是能够听到洗衣机会“哐哐哐”地狂响一次，那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生产的“铁疙瘩”甚至会歇斯底里地从浴室这头儿蹦到那头儿，还撞碎了一块好好的墙砖。
生命确实无常：在这位已经看到了死神背影的男人身上，却骤然发生了不经意的的心肌梗塞。丹尼听了心里一惊，立即联想到自己同样猝死的父亲，突然联想到自己也一向偏高的血脂血压……于是，丹尼决定从第二天起效仿姐夫，只吃蔬菜水果等清淡饮食。此外，他还开始定时收看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