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歇的河-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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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开始的文学新生期，若用王蒙这期间写的《夜的眼》和《春之声》两篇小说的题名，来形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局面，倒是非常形象的譬喻。新时期文学的早期繁荣，确有穿出隧道尽头，顿现一派光明之感。文学之树至此才表现出枝繁叶茂，茁壮成长，生机无限，无所羁缚的生命力来。井喷之猛，泉涌之旺，五十年来，还不曾有过如此精彩纷呈的盛况。
我们看到，《陈奂生上城》（高晓声）里那个具有阿Q基因的农民，堂堂皇皇地进城了，再没有卫道士在他头上抡起“中间人物”的根子。《鲁鲁》（宗璞）是新时期较早以动物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也无人振振有词地指责那条小狗，违背三突出的创作规律；甚至作者的《我是谁》，是比较早地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经验的小说，也不至于加以离经叛道的罪名。这一切，固然标志着思想解放的成果，也应赞赏作家们往禁区迈出第一步的勇气。今天的一小步，常常是明天的一大步，到《破戒》（汪曾祺）问世，那个小和尚出现的意义，更是非同小可，他开拓了我们当代小说的写作路数。在文学园地里，只有一朵花，不是春天，文学要想真正繁荣，作者，读者，尤其关心文学和指导文学者，就应该有忍受你并不习惯，并不喜欢，甚至与你志趣旨味毫不相同的作品，有获得一席生存权的宽容精神，这才是促进文学繁荣的惟一道路。
于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里所表现的农村里男女情爱的悲剧，《飘逝的花头巾》（陈建功）呈现代人城市中的校园浪漫史，都可以缠绵悱恻，潇洒风流地从容写将出来，对比把爱情视同罪恶的“文革”样板，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寻访画儿韩》（邓友梅）则以浓浓笔墨，掀开了传统文化复归的一页，与…三十年代建设民族风格的文学的努力，构成了薪火相传的关系。此风一开，逐渐自成乡土文学体系，其中京味小说一派，应者甚众，也是以往所没有的现象。《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冯骥才），自然看重其机敏幽默和俏皮的笔墨。而《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和《啊，香雪》（铁凝），作为这两位有才华的女作家的成名作，是有助于了解一个适宜的大环境，对于作者成长的过程，是多么重要。倘无良好的文学氛围，年轻人由文学爱好者迅速成为作家，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翻开一下《朝霞》杂志，便可知道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并非没有爱好写作的人才，只是到了八十年代，才为他（她）们的成长，提供了足够的条件。于是，这棵文学之树，不断有新鲜力量的进入，“问渠何得清如许，只因源头活水来”，便益发地婆娑多姿，耸立中天，十分地有气势了。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短篇小说加之中篇小说，进入了收获的六年。这时，我到中国作协的《小说选刊》工作，参与过数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有幸介入了这一小说创作的辉煌发展期的全过程。那几年里，新人佳作，纷至沓来，真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感。似乎一昼夜间，中国的小说创作，走过西方世界一个世纪的路程。也无妨如此断言，本世纪的最后十年，和下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活跃在文坛，富有生产力的作家，必是这批在八十年代中叶到九十年代初期崭露头角，而后成熟起来的作家。
老中青三代人共同绘制出短篇小说繁花似锦的局面。《小D》（孙芙夫）里的深刻的世相观察，和用词遣字的精到；《溪鳗》（林斤澜）里浪漫的小镇风情，和国画式的点染手法；《清高》（陆文夫）里感慨知识分子进入物质社会的惶惑无奈，和冷峭的幽默风格，都显示着年长一代作家们的老当益壮。《坚硬的稀粥》（王蒙）的机敏文思，调侃词语，与那篇“诗中有画”的《画眉鸟婉丽的鸣声》（叶楠）一样，也说明文学路程并非全是康庄大道，“风乍起，吹绉一池春永”的情况，也在所难免。而《减去十岁》（谌容）所引起人们的会心一笑，《柯先生的白天和夜晚》（张洁）那位洋人的百无聊赖，与他们早期作品里的诗意与激情相比，多了一份冷峻和尖刻，也说明作家不会是一条停滞的河，总是在进展普，在变化着的现实。
《辉煌的波马》（张承志）里那无言交流的契合之情，令人心醉；《父亲》（梁晓声）里那骨肉连心的亲情，使人想起来自清的名篇《背影》；而《厚土》（李锐）里那土地的厚重感，和《一天》（陈树）里的小市民的烦琐感，都给人留下了最普通的老百姓那生计艰难的印象。那么，《马车》（陈世旭）里教书人的蝇营狗苟，奔逐竞争，与《汉家女》（周大新）的光明磊落、无私胸怀，又表明了世态人情的复杂多样，性格志趣的各种色彩。继五十年代作家群后，知青代作家群，在这个丰产的年代里，起到顶梁柱的作用。
经过“文革”的青年一代，后来握笔成为有生活，有才华，少拘束，创作力旺盛的知青作家，成为文学舞台的主角，当然是很正常的事情。但这些作家普遍地表现出学养不足，加之忙于写作，而补充不够，因而一鼓作气，再鼓而竭，难以持续，黯然失色，很快成为明日黄花者，也就不少见了。
无论如何，知青一代作家，在八十年代中，为新时期文学贡献出多少佳作啊！具有民族色彩和文化含量的小说，如《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扎西达娃），如《琥珀色的篝火》（乌热尔图），读来视点独特，别开生面；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作品，如《老棒子酒馆》（郑万隆），如《年关六赋》（阿成），令人浮想连翩，情味盎然。而《满票》（乔典运）、《五月》（田中禾），还包括《长乐》（聂震宁）、《那人那山那狗》（鼓见明）、《一潭清水》（张炜）、《狗日的粮食》（刘恒）等农村题材，也不再重奏五六十年代的牛背上清远的笛声，给人看的是严峻的真实，和在发生巨变的土地面貌。像《命若琴弦》（史铁生）、《绝唱》（赵本夫），还包括《归去来》（韩少功）、《火纸》（贾平凹）、《贤人图》（聂鑫森）等带有文化意味的小说，也为这棵文学大树，推进了对于这个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追寻，增添了文学的深度。至于《游神》（马原），《山上的小屋》（残雪）那种新锐小说文本的实验；《你不可改变我》（刘西鸿），《无主题变奏》（徐星）等新潮小说的时代气息，都给读者带来以前少有的美学思考。鲁迅先生说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是位勇士。任何文学上的尝试，都是值得尊重和受到鼓励的。
八十年代，像《塔铺》（刘震云）、《鲜血梅花》（余华）、《女人之约》（毕淑敏）这类知青和知青后的作家，都出手不凡地写出成熟的篇章，显示他们雄厚的实力。进入九十年代，像《幼儿园》（丁天）、《雾月十栏》（迟子建）这类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走上文坛，使文学更加充满活力。作家的年轻化，知识化，和对世界文化的了解，促使文坛出现令人欣喜的变化。作家写作的个人化，自我意识的突现，使文学日益多样和丰富起来。虽然商业行为，使一些作家面对市场而转产，但对艺术的追求，仍是大多数作家刻意为之的本情。有的营造个人独特的写作风格，有的进行小说文本的改革试验，有的摆脱传统束缚，私人成为写作的主体，有的虽还信守现实主义，但也不再是旧日模样。
《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池莉）里城市生活的素描，《日午》（林白）里艺术学徒的行止，《夜色》（莫言）里那想象力的扩张，《鸟类》（徐坤）里的寓言意味，包括《银盾》（徐小斌）、《是谁在深夜说话》（毕飞宇）、《鞋》（刘庆邦）等等，都有很多与众不同，也有与前不同的耐人寻味之处。现在，已经很难用鲁迅先生写《狂人日记》时对于文学的单一要求来对作品进行排比。在短篇小说领域中，出色的作品、优秀的作家越来越多，形式的变化、内容的拓展越来越大，因而，短篇小说的前景，会越来越好，这是毫无疑义的。
最可贵的一点，年轻一代的作家们，更热衷与世界接轨，更关注世界文学的进展，从中汲取有益的滋养成分，使中国文学更加丰富多样起来，所进行的各式各样的文学实验，绝对是一种好事。汉唐文化的兼容包含，南北朝时各族文学的交流，证明了这是古已有之的做法。但借鉴与生搬硬套，学习与囫囵吞枣，终究是不同的概念。一些作品中所追求的意趣，与读者的距离渐渐拉大，一些作家的小圈子化或贵族化，和这块现实土地所负担的沉重，以及老百姓的感情，变得风马牛而不相及，也许应该有一些清醒的自省。
回顾五十年文学中的最活跃的模式短篇注说的历史，其实像一条河似的，虽然总的趋势，是滚滚向前，奔腾不已，但不等于永远一路顺畅地流入大海。九曲十八弯，或许是它的正常状态。某一时期，某一阶段，停滞或者倒退，也不是没有可能，当然，也不必为之忧心忡忡，在一代代的作家手下，这条河终归要后浪推前浪地向前流动。因为这是一条不竭的河，希望的河，对于已经成为历史的这个幸与不幸的过程，站得高些，望得远些，想得开些，那么明天会更好，就不再是一句空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