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6期-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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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缝纫机以后，所有的女孩子又迅速地学会了蹬缝纫机。从砸鞋垫开始，把嘎褙剪成一定的形状，垫在最便宜的原白布上，压在机器上，针脚挨着针脚，密密麻麻布满所有的地方，然后剪下来。一开始是砸直线，学会了拐弯则转着圈地砸。各家的鞋垫几乎都出自孩子们之手，这种自制的鞋垫比买来的要结实得多。我对缝纫机的迷变一度近于狂热，经常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把能拆的零件一件一件地拆下来，再试着安上去。顺便打扫了里面的灰尘，慢慢悟到它的原理，在后来远离城市的山居生活中，一些小的故障便可以自己排除，居然还有人求我修理缝纫机，应该说是童年的好奇带来的意外收获。缝纫机大概是六十年代财富的象征，同时也引领着女红的潮流。记得曾经到一个当地的女同学家串门，看见她的外婆用手工缝出机器的针脚，当时惊叹不已。
我的小学同学不少来自农村，加上支农劳动很多，经常有机会去农村，可以看见当地女红的特色。婴儿穿的红兜肚上绣着黄花绿叶，女孩子的鞋上绣着各种颜色的花草，有的还是蝎子一类具有避邪作用的毒虫，还有的是四季的各种蔬菜的花朵。用色的丰富与随意，当时只是觉得新鲜，不懂得这是民间艺术的特点。三十岁以后，才能比较深刻地理解这种艺术的想像力。特别是接触了西方现代派的美术作品之后，也格外地欣赏这种纯粹的民间艺术。
五
文化大革命对于女红的冲击是剧烈的，先是各种奇装异服被取缔，连发式都要统一。接着是革命的观念艺术盛行，随之而来的是以俭朴为美的时尚。各种旧的风俗都在批判之列，更不用说阶级成分的过分强调。夸富的晒衣不再盛行，代之而起的是装穷。穿打补丁的衣裤很时髦，近于十几年以前域外流行的乞丐装。即使是新的裤子，也要把裤脚挽上，类似牛仔服的故意作旧。女红的范围急剧缩小，只有红太阳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容。而且形式也发生了革命，简单为美的潮流影响着技术的简化。双色木刻的图案，塑料窗纱上的十字绣，最复杂的也就是用多种颜色的丝线在缝纫机上砸，还有用红纸刻，用多种谷物豆类的颜色拼凑粘贴，惟一的主题是红太阳。我着实疯过一段，但是很快就烦了。对于单调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兴致，而对于各种工艺则生出好奇。这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弱点，老是为了细节而忘记主题。我尝试过各种工艺的制作，首先明白了木刻的基本原理，刻纸的技术也大有长进，绣十字花的针法也是那个时候学会的。后来在东京，看见卖扎染的铺子里，有专门的工匠当场制作，顾客花一点钱就可以实习。这真是一个好办法，不仅生财有道，也普及了艺术的工艺技术。
中学的同学不少来自镇上，男男女女都精于日常生活的知识，和我们这些所谓文化家庭出来的孩子大不一样。他们在混乱的教室里，大谈家常菜的做法，各种话题涉及姓氏、民族、风俗和两性关系等等，拥有丰富的文化含量。女同学更是在革命的热潮中，坚信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比如厚道，比如本分，比如整洁等等。各种文化规范更是渗透在方言中，“张巴儿”是形容一个人好咋呼，“显奇儿”则是形容喜欢表现与众不同，两个词合起来连读，前者变成主语，主谓结构指涉好出风头的人。在女同学的私下谈话中，更是充满了生活的智慧。一个女孩子对我说，有钱吃了谁知道，要是穿在身上多体面。还有一个女同学嘲笑另一个女同学说，你看她表面穿得流光水滑的，里边的毛裤都突鲁得少了半条。她们穿的衣服都是手工家做的，整整齐齐非常合适，估计家里没有缝纫机。还有各种熟语，更是体现着民间的价值观念。比如，“买得起马配不起鞍”，是说用大钱慷慨用小钱吝啬。
有一段时间，因为家里的经济情况不好，我基本上穿的是母亲的箱子底。棉袍剪掉下摆，略为缝一缝就是棉袄。春夏秋三季的衣服，则连改都不用改。记得有一件绿色大花图案的府绸棉布长袖衬衣，一件白底小绿花图案的套头衫，一件湖绿色暗花仿绸短袖，还有一件白丝的短袖，上面有深浅不同的菱角图案。一个当地的同学说，你们家真有钱，有这么多的好衣裳。这些衣服布料都不结实，在经常性的学工学农劳动中，很快就都破了。母亲的箱子底也空了，只好把一些早就淘汰了的衣服翻出来穿，还得有一件打着补丁的黑色列宁装，穿到学校以后，一个老师开玩笑说，这是哪个时代的衣服呀？！家境稍微好了一些之后，母亲立即张罗给我们做新衣。因为找不到裁缝，都是请人帮助裁，然后自己用缝纫机砸出来。母亲的同事学生，经常到家里来用缝纫机，这给我的偷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看着她们熟练的工作，默默地记下各种程序。政治风潮稍微平静了一点之后，母亲又开始她的淑女教育，而且变得严厉。有一次，她疾声说，如果不学着做，冬天就别穿棉袄。没有办法，我只好又开始做各种针线活，主要是缝缝补补，没有做成过一件衣服。但是关于服装制作的种种经验之谈，却是记住了不少，比如“裤长不过寸，衣长不过分”。裁剪中式便服的领口，是一项难度很大的技术，口诀是“女枣核儿，男柿子”。是说，女人的领口要裁成枣核的形状，男人的领口要裁成柿子的形状。
后来，家搬到了山区，生活更加不方便。武斗刚过，当地的学校还没有恢复，无学可上。母亲去搞“斗批改”，我和弟弟妹妹们自己管理自己。洗衣做饭、拾柴搂草、赶集上店、买粮做煤，都要大家一件一件地去做。连弟弟们的头发都是我用推子理，发式自然是不成样子。邻居家经常有农村来的亲戚，半大不小的女孩子，针线活都做得特别好。有一个平原农家的女孩子，来伺候姨坐月子，她一有空闲就出来和我们玩儿，手里永远拿着活儿，一边说话一边做。她纳鞋底和当地山区的女人不一样，不用锥子也不用麻绳，只用顶针顶着粗针带着棉线穿过薄薄的鞋底，能够把线着纳出富于变化的花结。她纳鞋垫是把两只对在一起缝，用红红绿绿的棉线纳出各种几何图形，然后用薄刃的小刀从中割开，两只鞋垫图案对称，产生毛茸茸的效果。她告诉我说，这叫割绒，在俺们那可时兴了。在风气的影响下，我也开始学着做鞋。按从小看来的程序，从糊嘎褙开始到绱鞋，一道一道工序地做起来。只做了一双圆口的时候，以前的邻居大妈看我难，主动帮助我把弟弟的棉袄做起来。我在冰凉的井水中洗被单，手冻得通红发麻。那些小脚的家庭妇女老太太走过，感慨地称赞道，十几岁就可以顶门立户挑家过日子了！这让我感到自信。这是生活逼迫的结果，也母亲淑女教育的点滴成就，更是环境带给我的影响。
做女红的实惠贯穿了我的一生，帮助我渡过种种难关。在乡下的时候，许多女工的针线活都很出色，一块补丁也要缝得平平展展的。就连来自大城市的知青，做鞋的水平也很高。手工做出的布鞋，穿着确实比买来的鞋舒服得多。那里的棉花好且便宜，在风气的影响之下，我托人买了一些给自己做了两床被子。因为不会续棉花，就和当地的一个女工换工，她给我做棉被，我给她打了一件线衣。由此带给我更深的影响，是毕生对于技术与工匠的尊敬。后来在一本内部参考的苏联小说中，看到一句话，要么艺术要么技术，立即产强烈的共鸣。在“文革”后期，因为不愿意求人，我摸索着做过各种东西。在断断续续的偷艺与偶尔向女伴儿的请教中，我已经可以做大件的全活儿。从裁剪到索扣眼，从棉活到毛活基本都可以独自完成。只是需要做的东西太多，经济又不充裕，活计比较糙。耳闻北京的一些正经的程度。记得有一次，为远方的家人做衣服，因为要赶着让人带去，一个星期做了七件，白天还要上班。有一段时间，我做衣服的兴致近于狂热。父母的衣服、兄弟姐妹的衣服、自己的衣服和朋友们的衣服，全都做过。而且对于服装样式的简单变化也非常敏感，看一看就可以琢磨着做出来。至于打毛衣，更是驾轻就熟，走路也打，看书也打，简单的针法连看都不用看，一个冬天打七、八件毛活是经常的事情。而且那时候打毛衣主要是用旧线，拼拼凑凑加上一点新线，尽可能地艺术一点。父亲有一件银灰色的旧毛衣，我把它拆开为弟弟打了一件毛衣，在流行的大鸡心领上织出黑色的宽窄条纹。他穿着出去，不少人问，这么漂亮的毛衣是哪买的。就是考上大学最初的时期，还把毛活带到学校里打。放假回家的第一件事，也是把全家的被褥拆洗一遍做上，连弟弟的游泳裤都是借了别人的样子，比量着做成的。在时间和精力都有余裕的时候，我还绣枕头套。那时流行的图案和针法都是简单的，以单一的花色平绣，为了有立体感，先用粗白线绷上芯，最后用金、银线乱针缝，有一种简朴的雅致。而抽纱一类的精细技术，我在山沟里是无从学习的，补花的做法受到原料的限制也没有尝试过。还有一个遗憾，是我不会钩花。在一个思想没有空间的时代，技术便是智慧得以实现的最佳途径。而做女红兼有实用与艺术的双重性质，也使女人的精神得以舒展。
世道是混乱的，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家有良田万顷，不如薄技在身。暗暗打定主意，如果有一天没有了饭辙，就可以做女红养活自己。上了大学以后，由文论课懂得，艺术的希腊语词根就是技术的意思。突然明白对于技术的推崇其实是具有人类性的，而艺术与技术原本也是分不开的。做女红最直接地体现了这一点，这就难怪著名的女作家残雪，原来是一个熟练的裁缝。对于布料的全面规划与对于生活的整体把握，大概有着相通之处；而寓言式的整合能力更显示着剪裁技术的完美，细节的丰富也和工艺的细致密切相关。
六
考上大学以后，我最大的感受是可以摆脱做家务的负担，其中也包括缝缝补补。加上学业的繁忙，也没有时间做细致的女红。偶一为之，也都是比较像样的衣物。有的时候，还有男同学求我缝补衣服，特别是军队下来的同学，把军裤改瘦是他们摆托枯燥军营生活后最初的自我调整。因为没有缝纫机，经常是到同学家借用。去的次数多了别人不嫌烦，自己也不好意思。意识到时间比金钱更宝贵，城市里裁缝也好找，干脆到服装店做。也有技痒难熬的时候，多是因为对于新布料的喜好，而又买不到用它制作的服装。而且，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商场，还出售裁片，就是裁好了的服装半成品，曾经买来，借用别人的缝纫机做。
就是上到北大，女同学中做女红的风气也很盛。不用说一般的拆洗缝补，就是各种流行的款式，也都琢磨着剪裁缝制。因为是穷学生，多数是买棉布。有的还要改旧为新，比如把裤子改成短裙。你教我，我教你，各种式样迅速流传。当年，流行连衣裙，一个同屋住的同学，比量着自己的腿说，膝盖下面三拳，是正合适的长度。同学之间彼此换着穿衣服，也是经常的事情。机械转变的时候，把各自穿着不合适或者不喜欢了的衣服拿出来交换，戏之为“服装展销会”。在我结婚之前，同学极力撺掇我做好衣服，还陪着我到著名的服装店，挑选面料做了一身西装。对于流行面料与色彩的知识，我也多有受益，比如，对于女式呢的喜好，就是在那个时期养成的。有一件穿小了，又做了一件。有一个同学是正统的淑女，着装朴素，终年穿裤子。我们便发起一个改造她的运动，有人负责买裁片，我负责做，另有同学负责索边，半强迫地动员她穿裙子。所有的人都从中获得了喜悦，这是实用与艺术与情感的最佳结合。
生了孩子以后，我又陷入往日的家务劳动。做女红更是其中不可摆脱的内容，而且实用性强，艺术性则比较差。从婴儿的被褥到小衣服，都需要动手做。幸亏有家人们的帮助，还不至于顾此失彼。就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八十年代中期，幼儿的衣物也是买不到的，王府井的少儿商店出售的都是三岁以上孩子的衣物，品种也很有限。特别是幼儿的棉制品，更是有钱也买不着。给孩子做衣服是当年一件大事，从棉到单都要靠一双手。经常是借了别人的样子琢磨着裁剪，利用各种旧料子翻改，既节约了时间也节约了有限的钱。打毛衣则是利用看电视的时间，或者是熟朋友来聊天的空档。即使在孩子长大以后，商品经济活跃的九十年代，我基本不做衣服，毛活也多数是由亲戚帮忙。只是买不到合适的，才自己动手。而且还有身体和精神都不适宜读书写作的时候，自我调整的最佳方式就是打毛衣。八九十年代之交，我各方面的状况都不好，毛线的价钱又很便宜，家人的毛衣不是小了就是破了，便买了不少毛线打起来。只是技术荒疏多年，效果远不如前，但还是可以体会到创作的快乐。我用各种颜色的零散毛线，为儿子织了一件大色块的毛背心，对比鲜明式样大方，不少人问是从那里买的。后来听说，打毛衣活动手指，可以防止心脏病，我深以为然。
时间与财力稍微充裕了一些，我便开始注意自己的着装。首选的面料是民族传统的工艺，各种印花布、扎染和蜡染，都是我喜欢的东西。不仅是古朴的图案，也包括厚实的布料，它让我感觉舒适可靠。一件仿蜡染的兰花斜裙，是用几元人民币从地摊上买来的，朋友看见都说好，穿了将近十年还舍不得丢掉。一件柞蚕绸的直筒扎染裙，是在王府井的工艺美术商店买来的，也穿了十年，至今还当礼服用。居委会原先裁缝铺的小老板是一位善于革新的年轻人，我经常设计好样式请他做。他原在东北干活，他说那里钱赚得少，但是活儿好做。这就是居住在北京的好处，人的观念比较开放，生活方式选择的余地也大，首先体现在着装风格的个人化。去年年底，手头略有余钱，又发现附近的一家裁缝店做中式棉袄。立即把结婚时母亲赠的一斤丝绵和一块绿花缎找出来，送去做了一件棉袄。同时又到白孔雀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