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4年第6期-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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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陈赓，总共１０人。因为当时还没有授军衔，按后来军衔来说就是两位元帅，三员大将，三员上将，两员中将。代表团到苏联的第一天，是由国防部长布尔加宁作报告，讲解演习程序，随后就开始了演习。他们是９月１３号到达托斯克的，安置在离核爆炸区不远的一个营地，那里临时搞了一些建筑，供各国代表团住宿。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等几个国家的代表团也在那里参观。当时，张伯恒作为随员，也观看了这次核爆炸军事演习。
张伯恒说，演习的地点叫托斯克，所以，一般就叫托斯克演习。到那之后，几个国家的国防部长都到彭总那儿拜会，因为他们非常崇敬彭总，彭总指挥抗美援朝，威信非常高，他们都伸大拇指。这是一次带核爆的士兵演习，真刀真枪。当时我们看的时候，距离可能相当远吧，蘑菇云都看到了。至于当量多少，因为当时他们保密，也没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在观察核爆的时候，给我们每人发一个很黑的墨镜。核爆炸时冲击波很厉害，引起的狂风把彭总的帽子都给吹掉了。到１７号演习结束，讲评，然后开了一个宴会。在宴会上，他们把一个原子弹的钥匙，就是起爆的钥匙，由布尔加宁亲自赠给了彭德怀。
１９５４年国庆期间，毛泽东邀请赫鲁晓夫来北京参加庆祝典礼。１０月３日，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人参加的中国领导人，与以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人为一方的苏联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了两国最高级会谈。苏联除了答应撤出旅顺口海军基地、将四个中苏合办的公司移交给中国外，还给中国５．２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１５项工程，扩建１４１项工程。在会谈接近尾声时，赫鲁晓夫说，我看到了，你们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苏联人民非常钦佩。苏中两国应该继续团结，互相支持。不知道你们对苏联还有什么要求？毛泽东说，中国现在的国防还很落后，这是事实。现在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有点兴趣。今天我们两家在一起商量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一点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而言之，我们也打算搞这项工业。担任翻译的费德林把毛泽东的这番话译了过去，赫鲁晓夫一听，愣了一下。赫鲁晓夫回答道，搞原子武器，中国现在的条件恐怕还有困难吧。那个东西太费钱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行了，不需要大家都搞。原子弹费钱费力、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还要储存好，要不了多久又会过时，还得重造，太浪费。我们认为，你们目前还是应该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比造什么原子弹要好得多。如果现在要搞核武器，就是把全中国的电力集中起来都难保证。其他的生产还搞不搞？国计民生怎么办？不过，如中国迫切想搞这个东西，并且是为了科研和培训人员，为将来打基础，那么苏联愿意帮助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这个一般比较好搞，也不用花太多的钱。
十位领袖与一块石头
自从广西杉木冲那块铀矿石被找到之后，短短两个多月间，就多次进入中南海，成了中国领导人反复谈论的一个对象。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５日，这块石头又被带进了红墙之内。
在此之前的１４日下午，薄一波、李四光、刘杰和钱三强四个人应约来到周恩来办公室，研究中国核科学及铀矿地质资源问题。６６岁的李四光因为正患牙病，表情比较痛苦，周恩来便执意要他先讲完后立即去医院治疗。周恩来向钱三强细致询问了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和建立原子能事业所需要的条件等问题，在说到人才队伍时，钱三强说，每年只给分配１０个大学生太少，要搞原子能，至少要十倍于此的大学生。谈到后来，周恩来说，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要听取这方面的汇报，你们准备好矿石和简单的仪器，以便到时候现场演示。
第二天下午，李四光、刘杰、钱三强向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汇报了铀矿资源和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以及勘察发现铀矿石的有关情况。会议选在这个时间召开，是因为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时说，李四光下午三点以前要午睡，晚上他的身体又难以支撑，所以在下午三点以后较为合适。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尖端武器。
刘杰说，下午四点之前，我来到菊香书屋会议室时，已经坐了１０个人了，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总理、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不一会儿，李四光、钱三强也先后到了。主持会议的毛主席开口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课。李四光先讲了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密切关系，分析了中国有利于铀矿成矿的地质条件，并对中国的铀矿资源作了预测。李四光讲完后，周总理提示要我做些补充。我简要地介绍了在广西发现铀矿的经过情况，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把从广西带回来的铀矿石标本拿出来，打开盖革计数器，让各位领导听放射线通过探测仪器发出的嘎嘎响声。大家感到十分新奇和高兴。这一测试不是嘎嘎的响嘛，就问放射性是怎么回事？解答说放射性是普遍存在的，说你不信把你的眼镜拿下来，结果拿到探测器上一测也嘎嘎的响，大家哈哈大笑。当时我们也不太懂啊，毛主席第一次也拿那个矿石，大家都起来摸看那个矿石。最后说都拿了矿石了，都洗洗手吧。其实那种天然的物质没什么大的危害。开会中间，钱三强讲了核科学技术发展简史，美、苏、英、法等国家开发原子能的概况，谈到了我们现在科学研究的情况，我们的人员，我们的情况，我们一些简单的看法和设想。也谈到了我们希望苏联来支持、来引进，谈了这方面的情况。当时与会领导同志提了很多问题，
会议气氛热烈，一直开到晚上七点多，三个多小时，大家都对发展原子能事业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和关注。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我们也有一定的基础。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刘杰说，紧跟着请参加会议的人吃饭，这是在毛主席那儿，我在毛主席那儿第一次吃饭。两桌，当时记得很清楚，湖南豆豉腊肉、丸子和其他的一些青菜。毛主席是不喝酒的，当时也拿出葡萄酒，为中国核事业的发展胜利来干杯。在吃饭的时候，毛主席向李四光询问他的牙痛治好了没有，还赞扬钱三强的父亲批章太炎，说他有勇气。
这是毛泽东在导弹原子弹方面所主持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也是最具决定意义的一次会议。中国制造原子弹，就在这个时刻拍了板。
促成这次决策的原因，首先是这两年陆续从国外归来了一批各有专长的科学家，科技人才有了一定储备，但却苦于无处施展身手。其次是在国内发现了一定储量的铀矿，这都是最重要的物质条件。此外，当时国际上核竞争十分激烈，美英苏都已相继有了原子弹，世界上在这方面的反响很大，和平利用原子能成了一面旗帜，美苏为此各自做出了姿态。１９５３年，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主张开展国际合作，和平利用原子能。苏联也声明愿意对社会主义国家展开和平利用方面的援助，这样，从国际背景上来看，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时机也比较成熟了。
几乎就在政治局委员们仔细掂量那块小石头的同时，美国政府和蒋介石签署了《美台安全条约》。
短短几年间，中国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危险：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真刀实枪地血战了三年；同年６月，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１１月，美国将原子弹运到了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并进行了核模拟袭击；１１月３０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将采取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来应付目前的军事局势。１９５３年春季，美国把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运到了冲绳岛；１９５４年９月１２日，美国参联会建议美国直接向中国大陆投掷原子弹；１９５４年秋季和１９５５年初，海峡危机再度升级，美国拟定出了向中国全面进攻的计划，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短时期内接踵而至的这一连串危机，使得中国被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朝鲜战争夺去了数十万志愿军的生命，在国内给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而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存在，则阻挠了两岸统一，且贻害至今。
美国方面认为，他们之所以采取如此敌对的行动，是由于他们担心毛泽东的扩张主义将会席卷整个亚洲，从而危及美国在亚洲极其重要的利益，因此必须全力予以遏制。此外，当时中苏结盟以及战后世界上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都增强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敌意，为此，全面围堵中国，千方百计阻止实行共产专制的中国强大起来，几乎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永久性前提。
令美国始料未及的是，如此咄咄逼人的结果，恰恰把中国逼上梁山，逼出了中国自成一体的核力量。本来，中国于１９５３年即初步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致力于国家经济建设，最后却不得不推迟了两年，个中原因，除了国内的一些问题之外，主要是由于朝鲜战争、印度支那冲突和台湾海峡危机所形成的钳形包围，给中国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与威胁。由于美国不断威胁要使用核武器，而苏联又不愿明确保证给中国提供核保护，中国便只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顾不得政权初建因而困难重重的严峻现实，被迫实施自己的核武器计划。做出这样的决策，不仅取决于国家安全受到的直接威胁，也取决于国家的基本利益。
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８日，也就是中南海决策后的第三天，赫鲁晓夫公开宣布，将帮助中国和东欧其他四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研究。又过了仅仅两天，北京和莫斯科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主要内容是由两国合营，在中国境内进行铀矿普查勘探。协定规定，对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由中国方面组织开采，铀矿石除满足中国自己的需要外，其余由苏联收购。
中国核工业创建初期，曾得到苏联的技术援助。中苏在尖端领域方面的合作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一方面，苏联本身随着核工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同中国合作从而获得部分铀矿石；另一方面，国际风云变幻莫测，苏联在客观上需要增进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巩固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中心地位。西方一些学者分析说，毛泽东１９５７年中期的反右运动，减小了赫鲁晓夫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的担忧，苏联领导人认为毛泽东是反对在波兰和匈牙利流行的反苏潮流的。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已开始在核领域进行相关合作，签署了几十个双边协定，苏联亦顺应时代潮流，与自己的几个友好国家进行核能方面的交流。美苏在这方面的竞争中，各自既可以获得经济收益，又可以在政治上捞取好处。苏联认为，加强苏中双边的防御伙伴关系，中国便可以成为莫斯科在东方与美日对抗的一个强大堡垒，有利于壮大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９日至１０月１２日，立足未稳且又受到美国核威胁的赫鲁晓夫对中国进行了首次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就防务问题进行了磋商，其中一个主要话题就是如何通过援助中国来加强苏联的安全。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了加强中国，最终巩固社会主义阵营，我们同意派遣军事专家，提供火炮、枪支及其他武器。他这时或许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就是如果中国开始涉足一点原子弹，对美国也会形成一种压力，从而使苏联受到的压力有所减轻。
１９５５年４月，刘杰和钱三强率代表团赴苏联签订了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协议，并且参观了一些苏联的核科学研究机构和苏联的第一座实验性核电站。
实际上，中国近代物理所的科学家们在反应堆和加速器这两个项目上已经做了很多准备：赵忠尧正在安装他从美国带回来的静电质子加速器；从英国回来的杨澄中设计了回旋加速器；青年学者黄祖洽也开始研究反应堆理论，后来还纠正了苏联设计中的错误。
黄祖洽说，有一次钱先生找我去谈话，说国家要发展原子能事业，反应堆理论方面没有这个人才，希望我转向，从原来基础理论的方向转过来，搞一搞这个反应堆的理论，我也就听从他的意见，开始自己钻研反应堆的理论。所以１９５５年我们到苏联接这个一堆一器实习的时候，我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
紧接着，钱三强组织了到苏联的实习团。实习团中还有几位是正在苏联学习的研究生。钱皋韵曾在１９５２年４月准备到苏联学习核物理。因为这个专业在苏联是非常敏感的，以至临走的时候，他还拿不到签证。直到１９５３年夏天，钱皋韵改学电子物理，这才进了莫斯科大学，研究真空中的高频放电。钱皋韵说，我从小喜欢物理、无线电，起因是中学一位物理老师讲课特别引人入胜。后来考上汪精卫政府的交通大学，蒋介石回来后，说交大的学生都是伪学生。散伙后，我后来又考了一次大学，到物理系。１９５５年１０月份那个时候我已经基本学完了，在准备写论文了，再过一年就要答辩了，突然大使馆一个电话打给我，通过留学生管理处打给我，说钱皋韵，现在国内有个代表团到莫斯科，准备在苏联的一个研究所进行实习，他们点名要把你调过去。那个时候思想非常明确，反正只要祖国需要什么都干，结果第二天就去报到。当时我们这个代表团，就住在莫斯科大剧院后面的一个小旅馆，那个旅馆叫十月旅馆，我还记得很清楚，住在那，每天上下班，他们实习单位派车来接我们。这个实习单位叫热工实验室，其实是个研究所。实际上是研究加速器、反应堆的。这个所的所长是哈里哈诺夫，也是很有名的一个院士。当时分工分了几摊，钱三强指定我在反应堆上面工作，所以我就到他们那个反应堆。后来我才知道，援助我们原子能所的７０００千瓦的重水实验堆，就是这个单位设计的。
不久，苏联援助中国的反应堆和加速器开始在北京建设。钱三强让动手能力强的几个人提前回国，以便把苏联的经验贯彻到自己的原子能研究中去，并要他们了解苏联用在反应堆和加速器的测量手段和仪器型号，作为中国购买仪器的参考。
苏联援助中国的反应堆和加速器安装在北京何处，李富春副总理曾有过指示：为了保密，要靠近山区，尽量少占良田。如果交通不便，可修铁路。为此事，刘杰找过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因为刘仁过去在北京搞地下工作，很熟悉北京的地理情况。他们就在刘仁办公室的地上，摊开了地图。后来经过刘杰、钱三强等人的实地勘察，最后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