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4年第6期-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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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幅员广大的中国。双方将这一事项定下来之后，苏联很快便向中国派遣了数百名铀矿地质专家，要求中国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大规模快速度地展开勘察工作。双方成立了一个中苏委员会，地质部又成立了一个第三局，局长是原来公安部经济保卫局长雷荣天，副局长是安桐馥和高之硏。
国家对铀矿地质的重视程度是如此异乎寻常，让下面具体干工作的人既感到光荣，又觉得责任重大。国务院时常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许多时候都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刘兴忠说，我们一参加这个工作，一切就都跟外界断绝了。那时到国务院来汇报地质工作，李四光带着刘杰，带着宋英，宋英也是副部长，原来是成都市委书记，带着个我，我干什么去了呢？我是挂这些图，坐在记录席上。会上人很多，几个副总理都参加了，郭沫若也参加了。李四光汇报，汇报了一气，总理就打断了他的话。总理说我是故意的啊，希望你休息一下，希望你能坐下来谈。李四光个儿很高啊，一米八，他罗锅个腰来汇报工作不行，总理对李四光是非常尊重的啊！后来总理一边听汇报，一边问刘杰来了没有？刘杰赶紧站起来，我来了。刘杰我问你，你们在农田打钻，赔偿不赔偿人家青苗啊？刘杰说赔偿。后来又问宋英，宋英你是哪儿的，他说我是学地质的，后来到成都当了一段党委书记。他们见到总理都是必恭必敬的。汇报的中间，上了一些点心，总理说大家吃点东西吧，点心。那时候我都非常惊奇的，上了什么东西呀，黑面的包子，素馅包子，粉条，一点儿肉都没有，而且面是黑色的，一人放了一个，我那个记录席上也放了两个。汇报完了以后，总理又留大家吃饭，他说我这儿有晚饭，请大家留下吃。李四光说咱们走吧，就回到地质部了。
湖南三○九队和新疆五一九队是最早成立的两支铀矿地质勘察队伍。勘探大队的总工程师和总地质师都由苏联专家担任。三○九队的队长是康日新，五一九队的队长是齐俊德。地质部负责在新疆组建五一九勘探大队的是张献金，当时对干部的要求特别高，处级干部要１３级以上，而且年龄也有限制。一开始筹建队伍，等张献金他们赶到乌鲁木齐时，苏联人已经先行到了，这让张献金觉得有些意外，也有些措手不及。苏联派来的是由总地质师波波夫率领的专家队伍，有３０多人，还有他们的老婆孩子，是从苏联直接过来的。但中方这时还没做好相应的准备，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得知这一情况，便批示将一家尚未竣工的招待所给专家做宿舍和办公室。
组建五一九大队，杨士文也被调过来担任技术员。杨士文说，我比张献金去的早，他是４月份去的，主要是考虑把那一大批干部调来。１９５５年初，刚开始叫什么特勘处，也不知最后叫什么名字，就在新疆成立了一个五一九队，中南成立了一个三○九大队。我是３月５号去的，我们１３个人，坐第一架飞机，苏联人有吉林诺夫，总工程师，总地质师是波波夫，总物探师叫卡列亚金，中方就是佟局长，他是地矿部的副司长，当五一九大队的副总地质师，还有我一个，我底下还有一个大学生，叫黄林宾，还有一个陈景和，三个地质的，其他是警卫员，司务长等等。那时候坐的是一架小飞机，到兰州也停，到西安也停，到哈密也停，一路上折腾了几天。在飞机上有几个人不认识，还有一些个下象棋的，也不认识，后来到乌鲁木齐办介绍信时才知道，这些都是俺的头儿，各部门的头儿。到了乌鲁木齐，阿尔包汉请吃饭，那都很重视啊。五一九大队刚成立的时候，王恩茂都来看。那时候国家特别重视、支持，一听说搞这个都是开绿灯。到了乌鲁木齐以后，佟城去联系，找到新疆的领导，最后派齐俊德当五一九大队的大队长。齐俊德那时在新疆干校当秘书长，佟城去了以后落实了这个，我们就开始到地质局搜集资料，搞新疆的地测图，在波波夫的指导下，准备普查。没有房子，在乌鲁木齐的南洋，冶金部系统新盖的招待所没用，我们就住那儿。后来我们到黑杉冲重新自己盖队部，那是以后的事情了。
五一九大队在新疆成立之后，很快便在全新疆展开了铀矿放射性普查。杨士文他们在专家指导下，首先对新疆境内的各种矿山、竖井、坑道进行了勘察，包括以前的矿物标本陈列室也不放过。杨士文说，我是检查队的，苏联专家有地质的、有物探的，中国的也有自己的技术负责人，但说是中方技术负责，实际上当时是跟人家学，我们那时啥也不懂嘛。我们虽然很多是地质学院毕业的，一般的知识也都学了，可铀矿我们不懂，完全是跟苏联专家学。我们这个队出去得最早，刚开始在天山、乌鲁木齐附近各种煤矿，跟苏联专家勘察，以后就到了阿尔泰地区，那时候，前面有个嘎斯卡车，苏联造的，嘎斯卡车后面跟个小车，基本上就这么个装备。我坐在司机旁边，卡车上面都是找矿员和警卫，都拿着枪，带着仪器。那时候乌斯曼叛乱刚平息，治安不好。我们后面是苏联专家，还有绘图员，一天大概跑二三百公里。这一带地方很荒凉，没有人烟，车坏了就麻烦了。晚间也没什么旅店，搭个篷子弄个蚊帐，就在野外睡。那地方风也大，帐篷，人少了支不起来，所以条件是很恶劣的。
回到乌鲁木齐，大队人马还没有到齐，杨士文他们先着手搜集资料，只要一发现线索便赶紧去查。有一天，总地质师波波夫把杨士文找去了。因为刚得到一个线索，在精河县有个点叫阿莎勒，乌鲁木齐西边４２０公里，发现铀矿苗。波波夫让杨士文和另外一个搞物探的苏联大学生一起去检查。
杨士文说，我只是先前在东北搞物探的时候，学了点俄文，现在让我跟一个苏联人出去，他说话又不像书本上，我根本不懂，是硬赶鸭子上架。那时候摊子很多，大家要分头行动，翻译就不够用。车也没有，从新疆地质局借了个卡车，司机是个转业军人，他挺愣，开到精河县，要进山沟了，车不能开了，就找一个蒙古的老头儿。那个沟啊，过去国民党一个师都在那里打败了。找来的这位蒙古老头没有七十也有六十五六了。蒙古人都会骑马，苏联大学生人家也会骑，就我不会骑马，就给了匹老红马。过阿莎勒那条河的时候，河挺宽、水挺急、挺凉，快到岸了，我后边驮着行李，马失前蹄，把我和行李都给撂河里去了。到了那个矿点，一检查就要往里头走，走了七八里地吧，那边绿的红的挺好看。从书本上看，铀的次生矿氧化以后，特别鲜艳，就这红的绿的，我们特别高兴，以为发现铀矿了。到了前边一看，那是石头上的绿苔，根本不是什么铀矿石。这时候天就黑了。回精河县还有７０公里，人家都会骑马，我不骑这７０公里怎么办啊，就那么硬着头皮熬到家了。咱们三个人，我是中国人，大学生是苏联人，那个老带队的是蒙古族，语言也不通。生活习惯也不行，比如吃的，吃个饺子他连酱油都没有，只给你搁咸盐面儿。还老吃羊肉，我们都不习惯吃羊肉。刚开始去，生活上语言上各方面都要克服。像克拉玛依那里，温度高，能有４０度吧，那风都是热的。大概１９５５年这一年基本上完全是苏联专家怎么弄的，咱们就怎么弄。包括佟城，他是中方负责啊，他也不懂。过了一年，他就有点门了。以后我们基本就独立搞了。那时候常在野外跑，跑一圈要回乌鲁木齐，天很晚了，我们那些人呢都想早点住下了。专家他不行，半夜三更也得一直赶到乌鲁木齐，他老婆在乌鲁木齐啊。我们这些人都没家属，在哪儿住都一样，我们到那还没地方住，住食堂。但是那时候基本是苏联专家说了算。颠呢，颠呢，这一宿，就剩了那一桶蛋糕，掉到地上都不知道。途中吃的都没了，又赶，赶回到乌鲁木齐队部了，他就回家了，找老婆去了。
狗熊舔了队员的脸
勘察队员们不光要防坏人，防泄密，还要防野兽。天天在野外起早贪黑活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面临危险。新疆人烟很稀少，野生动物特别多，人们一旦单独置身于外面，就会受到死亡威胁。曾卓荣说，危险是经常能遇到的，我自己就遭遇过狼。那时因为路线一定下来以后，就是逢山过山，逢沟过沟，不能够取巧，必须沿着这个方向走。所以，我们找矿员这一跑，回来的时候就回不来了。去的时候有很大的劲，想找矿啊，一直找到这个指定地点，往回走呢，就把仪器关了，就走路回来了。你还是要像原先那样往回走，别的地方你不熟悉呀，你要是想走平道，你走两天也走不回来。上好上，一下来有的地方就下不来了。有的人回不来，晚上就只好在山头上露宿了。我们有一个女地质员叫陈淑德，１９５５年重庆大学毕业的，她那天就回不来，往下走呢，有一个几米高的坎，她没法下，往左走天又暗了，还不敢走。所以，只好在那个山窝子里头呆下来了。晚上找也找不着，我们第二天早晨派人才把她接回来。我们还有一个路线呢，她沿着沟里走，以后跑路线正好跑到树阴下，沟里边一般都有点树，一下子碰到了熊，遭遇上了。她也没有经验，我们那时规定，要是发现有特别情况就吹哨子。每个人有一个口哨。可她这一吹哨子呢，这个熊就惊了，它一来就两扒拉，把这个人给扒拉到地上去了，完了用舌头给她这块脸都舔了。最后住了很长的医院，以后这个同志也就不找矿了，现在还在呢。这个脸我都见过，从额上右边，眼睛没有瞎，因为她紧闭着眼睛，因为这一舔啊，把眼皮都给她舔坏了。长了新肉以后这半边脸都变形了。
到了１１月份，天气已经很冷，勘察队上到帕米尔高原，发现了巴斯布拉克矿点。当时的一位找矿员叫马振海，他沿着布置的路线一个点一个点测，慢慢发现仪器上的反应高起来了。马振海兴奋起来，又在左右逐步探测，最后圈出了一个异常矿化点，规模有一两米厚，二十来米长。继续往前追溯，还有一些异常点。回来以后一报告，苏联专家很重视，马上组织测量，沿着马振海发现的测点走向，再向两边追溯，最终找出了一条矿带。这时已经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了，有些人建议明年再来继续工作，苏联专家说不行，因为这个矿带类型很好，应该继续把它搞清楚，至少要再追溯五六十公里，看看这个区域究竟怎么样。勘察人员便在冰天雪地下继续测图、探测，搞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北京的领导和专家还都赶到那儿去看，第二年很快就开始组织分队上去，进行研究勘探。这里平地都是三千多米的海拔，空气稀薄，人就住在搭的帐篷里，当时有个从北京跟着领导一块去看点的人没有经验，上厕所跑得太快了，一下就晕倒了。后来队员们上了点以后，因为没有那么多帐篷，便都挖了地窝子，里面能睡一个人，上面挡挡风雨。
金银寨里没金银
湖南郴县许家镇附近有一个小山村，是一个亘古莽荒之地。历史上，韩愈、秦观、苏轼等文人墨客都曾被朝廷流放到这里，几十年前，张学良也曾被蒋介石囚禁在离此不远的苏仙岭。传说公元８世纪末期，农民起义首领黄巢率军南下，就安营在这里。黄巢豪情勃发，宝刀挥处，但见祥云纷飞，有的黄如金塔，有的白似雪莲，无数黄金白银挥洒在群峰之下，这个地方因此而叫做金银寨。
金银寨没有金银，却有着比金银还贵重无数倍的铀。铀是核工业最基本的原料，搞原子弹第一步就是先要找到铀矿。由于技术手段落后，铀矿勘探初期遇到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第一条铀矿异常地带的发现，就付出了十几条生命。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下旬，三○九队第二分队的一小队赶到了这里，进行地面勘探，以证实金银寨铀矿带的存在。第二天早上，组长张万生吹响了哨子，叫大家赶快从行军床上爬起来吃饭，说这个地方叫金银寨，是我们工作的地方，大家吃过饭，七点半跟我上山。山比较高，大家要克服困难仔细工作。
到了一个山沟口上，张万生对陈金陵说，小陈这条线路是最苦的，你从这里到前边那个很陡的山头翻过去，你的测线就这么多。陈金陵估计这条线大概有三四公里。张万山之所以给陈金陵分配了一个比较难爬的区域，是因为他是大个子，随同他一起进沟的是公安战士李九斤。陈金陵头戴耳机，左手拿着《野外工作手册》，右手拿着仪器，用探管东测西测，每２０米记一个数值。山沟里有一条小河，水有齐腰深，陈金陵只好把仪器举起来，让李九斤用枪拖着拉过河去。走了一千四五百米左右，耳机里突然哗哗响了起来，仪器三挡还打不住，把探管一拿开又不叫了。陈金陵注意一看，眼前有一块很大的石头，陈金陵以为仪器坏了，忙换个地方探测，一测又正常了，但一接触那块石头，反应值又很高。陈金陵这还是头一次碰到这么高的异常情况，便马上告诉李九斤，不要忘了这块石头，一定要记住这个石头的位置，以后还要找人来看的。
陈金陵说，又爬了半个多小时，我们才到山顶。一看好险，一条长长的硅化带，露头约两百多米长，形成一条屏障，很难爬上去。公安李九斤个子也挺大，生下来有九斤重，所以取了这么个名字。我们两个互相拉拽，慢慢攀登，人扛人，把我顶上去。爬到大概二十多米的地方，突然发现探管又响起来了，我就说老李啊到底是刚才把机器搞坏了呢，还是地方找不到了？我说我实在爬不上去了，你上去看一看，结果这次是我硬把他顶上去的。他的劲还是蛮大的，一撑就撑上去了。我当时背着仪器不好上，他上去以后就把三八枪，那支日本鬼子的三八枪顺下来一截，抓那个带子死死的，我又抓那个枪托拼命地爬上去了。爬上去以后，哎哟，怎么搞的，仪器打开不得，一打开就叫。我以为仪器坏了，结果我走了好远，仪器又正常了。这样我心里有数了，石头可能是从这个地方滚下去的，我就往回走，仪器又叫，耳机里的脉冲声响个不停。我说老李我们要找的地方找到了。测了一会儿，我取出地质锤，想按地质员的要求敲块石头标本，敲了一气没敲下来，老李说你没劲让我来打，结果啪的一下把锤子把打断了。我说咱们都记着这个地方啊，他说一点半左右了吃饭吧。两点左右我想到前面看看有没有异常，结果那边下不去，我说今天不早了，回去告诉他们明天再说吧。下午一回到驻地，我便直奔张万生住的帐篷，汇报了异常点的情况。第二天，我们四个人抬了一筐石灰上了山，我把他们带到异常点上，张万生亲自背仪器听测，万茂勤画了一张地形地貌素描图。他们交谈了一会儿，叫我把石灰拿到一块较平的石头上，撒了一个直径约５米的圆圈。到了晚上，伍队长把我和殷俊显等在不同测线发现了异常点的操作员叫到一个帐篷里，外面还站着４个公安战士放哨，怕别人听见。他悄悄对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找到了造原子弹的铀矿。除了我告诉你们的这句话，从现在开始，谁也不准对外人说这件事！
苏联对中国的原子能援助有个前提，就是发展核工业离不开资源，必须等中国勘探提交一定的铀工业储量后，两国再具体谈判苏联援建后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