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4年第6期-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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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因为人家不给资料，那开会的时候你记它没事儿，是吧，这是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是现场检查的时候，你也可以速记，速记不了，心记。回来马上追记，是什么什么给它记下来。苏联专家平常这样那样的活动，他一会儿说这么一句，一会儿说那么一句，你怎么办啊？也是心记。那个时候，保密可真是厉害。我们都不能把东西放家里了，你问问我那个老伴，她连我们的厂房都不能进去。那时候很严格的，她哪能随便到厂房，后来我们都走了，调离了的时候，才让她到厂房参观参观。那时候很严的，那时候保密可不得了。把这个人怎么挑啊，挑了又选，选了又挑，指定你你就得去，而且不准告诉家里你到哪里去。　
　　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６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１９６０年７月２８日到９月１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在对待中印边境战争问题以及台海紧张局势问题上批评中国，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代表团发出公开指责，把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国家关系上。　
　　中国人明白，所谓兄弟般的关系已经就此结束，而指望别人的施舍来铸造核盾牌更无可能。　
　　事实上，撤退专家在苏联的照会未到之前便已开始行动了。在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的苏联专家为数很少，但撤得最早。６月上旬，几位苏联专家同时提出要回国避暑，从此就一去不复返。７月６日，在北京核工程设计院工作的８名专家聘请合同尚未到期，也奉命提前回国。７月８日，正在兰州铀浓缩厂现场负责安装工作的５名专家突然奉命离开。在这个厂工作的设计、安装、生产工艺专家接踵离去，８月３日全部撤完。到８月２３日，在核工业系统的２３３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与此同时，设备材料的供应也随即停止。至此，苏联单方面全部撕毁了两国政府间签订的关于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和合同。　
　　苏联毁约停援，给中国核工业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巨大的困难。按照中苏协定，苏联应援助中国建设３０个核工程项目。但是有２３个项目（包括全部工业项目）都没有完成协定义务。由于苏联撤走专家，停止设备材料的供应，有９个工业项目被迫停工，成了半拉子工程。其他一些即将建成的工业项目或者缺少某些配套的设备仪表，或者缺少某些图纸资料，推迟了建成投产时间。在工程设计方面，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的１６个项目中，还存在文件资料不完整、技术存疑、图纸差错等多方面问题。特别是还有１４个工程项目的设计完成很少，而中国设计人员对其中许多核心技术尚未掌握，须得从头做起，难度很大。设备、仪表、材料供货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很多。据统计，在３０个项目中，已经供完或基本供完的有１３项，只供应了一部分的有１６个项目，有一个项目完全未供货。特别是一些关键设备和新技术材料未到货，致使一些工程无法形成生产力，迫使中国不得不组织力量从头研制生产。　
　　在兰州铀浓缩厂，总工程师哈里东诺夫于７月２７日从北京接受指示后回到工厂，随即召开各组长和各专业专家的会议，当天下午便向王介福提出奉命回国的问题。第二天下午，苏联大使馆经济联络处党委副书记巴特拉舍夫和工作人员莫洛托夫也赶到扩散厂，当晚召开全体专家紧急会议，次日一上班，专家普遍表现沉默，只是各自埋头抓紧清理资料，焚烧保密本。但这种沉默并没有保持多久，当天下午至第三天，专家即纷纷下车间告别，把这当作一件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中国同行，普遍表示突然，认为工作没做完，没到期就走，很惋惜，很遗憾，希望继续工作，不愿离开，但没有办法，要听命令，叫走就走，不像你们，我们不讲群众路线，没有讨论余地。总工程师若尔尼斯基找到主车间工艺组长华戈旦说，我们的上级把我派来，现在又突然把我调回去，好像上帝在安排我一样。但我不相信上帝，我很遗憾，更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只有我们的最高领导才知道。过去都是按计划办事，早知道这样，培训工作是可以赶一赶的。现在回去了，但心的一半还在这里。机械师卡夫里京，仪表调整专家米哈依林，生产专家副组长阿布金等人在向工厂讲解了有关问题之后，向大家告别说，我们奉命要走了，但工作还没有完成，走的时候没有来的时候愉快，没有看到机器正式运转就离开，很遗憾。在工厂举行的两次饯别宴会上，两个国家的人频频为友谊干杯，在宴会完了送别时，不少专家夫人都流了泪。　
　　刘杰说，苏联毁约撤人，其实我们也早有预料。１９６０年４月，扎吉江任期满了，他们让他回去，他和我们一起工作生活了三年，出主意，想办法，来来回回奔波忙碌，有情有义，也有功。他夫人是跳芭蕾的，儿子是搞导弹的。扎吉江走时我和陈毅副总理、宋任穷部长都去机场为他送行，我们一再对他表示敬意和谢意，他也很激动，很动感情，对我们说，中国人的格瓦拉（脑袋）是很聪明的，你们很早就有过四大发明，你们一定会成功。只要有人，有科学技术力量，苏联没有援助的东西，你们自己可以搞出来，那些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从扎吉江的走我们就感觉到，苏联可能很快就要摊牌了。果然，没过多久，事情就发生了。但是，不管赫鲁晓夫的态度怎么样，这些专家绝大部分跟中国都是非常友好的，有的专家日日夜夜人对人地进行指导，他们也认为赫鲁晓夫这种措施是错误的，我们怎么忍心把这个工作弄了半截就走呢。临走的时候我们都依依惜别来欢送他们。当然这里边也有少数专家不大友好，有些本应给我们的资料也不给了，又装进包里带回去了。有的专家讲，这是对你们毁灭性的打击，我们走了以后，你们就处于技术的真空，不要两年以后你们就该卖废铜烂铁了。有的说离开我们，从此你们将处于技术真空状态，估计２０年后你们也搞不出原子弹。那个时候的确一说撤退，确实问题是严重的，可以说绝大部分工厂，没一个整个完成设计的，那确实感觉到摸不着头脑，困难很大。我记得邓小平同志也说过，大体的意思说，我们决不做父子党，父子国，即使你们撤退专家，给我们造成工业建设的困难，外贸上的困难，使得我们必须重新来搞计划，但是我们下决心来吞掉这个后果，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在北戴河听李富春同志汇报之后说，我们尖端的技术要抓紧，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很好，给了我们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所幸的是，由于中国在此之前已经尽力做了一些应变准备，所以后来面对苏联专家撤出和设备停止供应的困难，尚未造成更大的混乱和停顿。但不可避免的是，中国人要想按原先设想的于１９６２年爆炸原子弹的计划，已无任何实现的可能了。　
　　宋任穷说，１９６０年初，周总理领着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后，毛主席约见我们几个部长，康生也去了。康生一见我，就谈起了什么时候能够爆炸原子弹的问题。我说，苏联原来答应给我们的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现在不给了，我们部党组经过再三研究，估计即使尽到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推迟到１９６４年。康生听了，摇头说，１９６４年爆炸太迟了，还是应该１９６２年爆炸。我当时的心里实际上是有些恼火的，因为他没分管这方面的工作，不了解也不懂，要放在平时这样随便说说倒也无妨，但他现在偏偏当着毛主席的面说，要是毛主席点头了，就会成为一种决策，但我们实际上又绝对办不到，那该怎么办？所以我就一再坚持说，１９６２年爆炸是根本不可能的。康生讲了半天，毛主席一直没有表示，最后只讲了一句话：康生，你去当二机部长吧。康生一听势头不对，再也不吭声了。　
　　苏联人走了，九局原本为苏联原子弹样品所盖的仓库，派了新的用场。１９６０年初，九所的一百多名干部坐在这间仓库的空地上，听宋任穷部长给他们作自力更生的报告。　
　　朱建士说，苏联不帮助我们了，我们就要自己干，领导不是说要发愤图强吗，把发奋的奋改成愤怒的愤，这个时候大家都憋着一口气。因为我们是搞流体力学的，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三班倒，做了一些原子弹总体力学计算的预备工作。有一天晚上宋任穷部长来看我们，他问我们是学什么专业的，我们说是学空气动力学的。宋部长说，是啊，就是要有动力啊，要憋着一口气产生动力。　
　　宋任穷把大家的劲头鼓起来了，他自己也准备彻底甩开洋拐杖，和大家一起搞出中国自己的原子弹来，但就在此时，中央却作出决定，让他离开二机部，去外地任职。　
　　刘杰说，正是在这个时候，宋任穷同志对我讲，他的工作要调动，调到东北局做书记，那个时候中央分了各个大区，说是东北成立一个东北局，让他做书记。我一听这话，就觉得非常的突然啊。二机部机关自１９５６年迁入三里河办公楼，我们俩始终合用２楼４号房间，我们办公在这里，部党组开会也在这里，既是办公室，也是会议室。是不是办公用房太紧张？不是的。这样做，主要考虑的是有利于商量、研究工作，有利于我们之间和党组之间的团结合作。另外，我们对面办公也是勤俭办一切事业精神的一个行动。正是因为我们长期在一个长桌办公，思想、感情经常沟通，彼此都很熟悉，所以我说现在这个时候调你走，你是不是可以再说一说不要走啊。　
　　宋任穷说，我那时候其实是不愿离开二机部的，不愿到东北局去当那个第一书记。我走的时候向聂总，贺龙元帅和罗瑞卿同志说，我说我搞那个事情不行，我对这个有感情了，还是干原子能这个事业。他们当时也是希望我不要走。最后我又去书记处找彭真和邓小平，小平同志给我说，毛主席已经定了，不要再提了，我们不能提，你也不要再提了。那个时候总理问我，说你走了以后，这二机部的工作由谁来接替你，是不是还从军队找一个人？我说军队里如果有合适的人的话可以，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由刘杰同志接任部长也可以。后来报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也认为刘杰接替我的工作合适。我回去之后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刘杰，并对他讲，回头周总理还要同他谈话的。　
　　刘杰说，后来见总理的时候，总理就讲到了，说现在宋任穷同志要调走，这个原子能事业确实很重要，毛主席也同意让你来担任这个部长，负这个责任。我也提出来，责任很重，恰好又是宋部长要调走，苏联停止了援助，这样一个局面牵扯到我们国家的战略利益，这么重大的任务，以我的资历和我的工作能力恐怕是很难胜任的。总理说，对你，中央是了解的，信任的，毛主席已经批准，就这样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究竟苏联撤退以后，我们整个事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的损失有多大，应该怎么办，当时确实是摸不着底的，心情压力很大。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应该很沉着地来应付这个局面。我们首先起草了一个电报，发给所有的厂、矿和研究单位。首先一个意思就是说，现在苏联撤退了专家，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在这种局势面前应该持什么态度。也就是说，这既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同时也应该看到这是迟早的问题，迟早我们要靠自己。虽然造成了很大困难，但这反过来对我们也是个很大的促进，我们要自力更生。第二点就是过去由苏方为主然后转到了以我们自己为主，假如第一个是认识上的转变，第二个就是组织上的转变。就是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己当家做主，许多人员的调配组织，都得自己来建设。中心的问题就是充分发挥我们的人力，不要浪费时间，下边再有若干的措施，特别是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免去他们的事务性工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个电报发下去之后，后来才知道在当时不仅仅是稳定了局面，而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在这个前提下，有几步工作，第一个是摸清情况，站稳脚跟。再一个问题就是调集科学技术人员，第三个方面是组织大协作。在这个基础上，紧跟着提出来，我们要自力更生过技术关，质量第一，安全第一。因为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技术过关的问题，包括科学的技术的建设的，以及研制这些设备仪器材料，还差得很多，必须自力更生来过这些关。至于质量第一，安全第一，是因为当时在大跃进当中，确实有许多问题和事故层出不穷，那个时候国防口也开过一次会议来检查各个方面的情况，也引起了我们的警惕，所以我们必须质量第一，安全第一。尤其原子能事业里边这个安全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它具有放射性，它用的很多东西都是剧毒。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集中人才力量。钱三强同志最大的一个功绩就是在原子能研究所培养了一批青年人才，在以后推荐人的时候他是最了解情况的，当时就是要集中全国最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前前后后调来一大批的专家，这些专家都有自己的专业和特长啊，比如说像王淦昌先生发现了反西格马粒子，那在世界上是很轰动的，彭桓武是搞理论物理的，都有自己的专业，但是为了国家的任务，还是要他来。那个时候就请王淦昌和彭桓武来我的办公室，来了以后，说我们现在请你们考虑，参加原子弹的领导工作。王淦昌停了一下，说愿以身许国，彭桓武也讲，没意见。最后让他们三天之内报到。像这样的还有很多，同时展开大力协作。记得我和钱三强、张劲夫专门成立了一个新技术局，有计委，还有科委的，有刘西尧同志还有范木汉同志，许多人参加，专门搞协作。另一个方面，我们把工厂一个一个排开，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办法，就是让研究所搞一些装置，根据设计的大体框架搞一个小型的装置，从这个装置里边来测试，来找到数据。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依靠自己干了。　
　　宋任穷说，到９月份的时候，我要去东北了，临走前刘杰说吃顿饭吧，我说免了。后来，王鹤寿同志个人花钱，在北京饭店请我吃了一顿饭。　
　　刘杰说，我记得那时宋任穷同志要到东北去的时候，当时有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来给他送行，我也参加了。小平同志对我说，现在宋任穷同志要走了，这个任务就由你来承担，你的责任确实重大，你要勇敢地担当起来。彭真同志也说，你要担当起来，有困难就叫，你这个人不好叫，你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当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感觉到压力确实是很大的。但也觉得既然决定了，就义不容辞。我也深深地感觉到，世界上最重的东西莫过于责任啊。　
　　　
　　没人扶也是一种解放　
　　洋拐杖没了，中国人只好手脚并用，跌跌撞撞往前摸索。原子弹初期的研制工作大致确定了六个环节，而理论设计就成为这六个环节的龙头。九所当时的一个要紧举措，就是在彭桓武、邓稼先和周光召的领导下，继续原子弹理论及基本结构模型的研究。　
　　如果原子弹的研究是一条龙的话，那么理论设计就是龙头。这是邓稼先的话。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是１９６０年４月开始的。邓稼先领着几个年轻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