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4年第6期-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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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人们受处分最多的一个原因，很少会是别的，就是因为一个吃字。一个姓高的医务室主任受到处分，是他到食堂帮厨时多吃了２１个馒头；从四川运咸菜的车皮到达车站，保卫科长的妻子听说后，带着几个学生去捡吃已经发臭的咸菜，她的丈夫因此遭到牵连；一位曾两次到苏联实习的技术骨干，也因为将食堂的两个土豆悄悄地装进大衣口袋，而再三受到大会小会指名道姓的批评。人们那时候吃饭都愿意最后去，因为有时候会剩下一点土豆渣。可以多吃个一星半点的。
西北的几个厂子连连告急，事情报到上头，薄一波找到刘杰，警告说，刘杰你要注意啊，要撤的话就赶紧早撤。西北三天撤不出来，到那个时候没粮食的话你怎么办？
刘杰说，我一听，这个问题很严重。聂总知道了，也说刘杰啊，你要照顾大局，尖端武器、核武器也是大局。聂帅说你没粮食的话，我调军粮给你。可是在那种情况下，确实是难以处理的。两个大局，都是国家的大局，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也适当的减了一些。也有很多人不辞而别了。长期营养不足的必然结果是职工体质急剧下降，疾病环生。由于粮食、副食品匮乏，环境恶劣，加以职工与家属长期分居等困难，二机部系统的职工队伍不稳固，自动离职逾假不归的职工，估计有一万余人，其中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及在这里施工的建筑队伍的职工约有五千来人跑了。这些人也确实是出于无奈啊。当然，那时我们部里也有一种提倡，鼓励人们自谋职业。但不管怎样，我们减的结果，并没有影响我们工程的进展。当时有些厂子，不仅仅喊口粮的问题，还讲到了困难，说我这个地方生小孩都不够分量了，我现在急需要奶粉，我急需要苹果。我接到电报以后，我说我哪儿去找奶粉、找苹果去啊！我那个时候曾经到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厂去过。到了以后，哈，部长来了，特别招待啊！招待什么东西呢？在保卫科里边，有一个花盆，里边种着一颗青菜，他们给我炒了炒，说这是我们惟一的青菜。那个时候聂荣臻元帅和周总理就下了极大的决心，要海军去捕虾，从商业部调黄豆，请各个地方支援。那个时候给专家一个月一斤黄豆和白糖什么的。我们提出来保人、保机器，大家两只手，左手抓生产，右手抓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情况下，那疾病都来了，浮肿啊，你没有这个人的话，你怎么行呢？最后没办法了，发枪发子弹。发枪弹干什么，打黄羊、打野兔子，到附近山上去打野牛、捕鱼，搞生产。有些做法今天看来是很不好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没办法啊，只能想尽法子把这个难关渡过去。另外，我也批评了他们的一些现象，我说你们一边困难，有人一边成天打麻将，我说不打行不行，憋不死人吧。
西北的厂子没吃的没烧的，内地的人们也不好过。北京是首都，虽然多少比其他地方似乎要好一些，但这里的人们也大都饿得浮肿了一圈。刘文瀚说，在１７号生活困难的时候，有些同志到部队的厨房捡菜帮子，自己煮着吃。陈常宜是我们的组长，带着我们去老乡地里捡豆子，拿洗脚盆煮一煮吃了。他们到官亭水库去炸鱼，捡回来以后煮着吃，还捡海棠果。到１９６１年年底，国防科委运来一些黄豆，还打了一批黄羊给我们吃。窝头里面加一点儿豆粉，就稍微大一点儿，我们说这点儿黄豆，说不定都让炊事班给吃了。我们有时为了填饱肚子，喝清水酱油汤，夜里起夜的次数就多了。食堂里开始是要票喝豆浆，没票你就喝不上，有一次这豆浆没喝完，剩了还有半桶，让大家随便喝。我们一个同事叫图文华，肚子饿急了，就猛喝猛喝，喝了很多。后来跟我一起从塔院走回来，往办公室椅子上一坐，一坐不是压那个肚子嘛，这个豆浆就从嘴里流出来了。从古到今，天下第一等的大事，就是吃啊。
我只知道山药蛋
最初，中国原子弹比较具体的计划，是在１９６２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但制定这一计划的背景比较特殊，时间是１９５７年，那时苏联答应给予全面援助，并且已经有了具体的实施行动。然而好景不长，后来苏联由暗中到公开停止援助期间，二机部于１９５９年８月向中央提出了制造原子弹的新的设想：３年突破，５年掌握，８年适当储备。其后在饥饿中经过三年左右的艰苦奋战，中国的原子弹计划在几个重要方面实现了一定突破，终于有了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
但是，原子弹研制最需要加大投入的关口，也正是国家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在国际上，同美国对抗，与苏联交恶，还和印度发生了边境战争；在国内，大跃进等极左思潮泛滥，社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各种困难堆积如山。此时，国防尖端技术是上，是缓，还是下？在国防科技系统，甚至在最高决策层也引起了各种议论。
１９６１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这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争论的温度不断升高。反对搞尖端技术的意见，主要是出于对国民经济建设的忧虑，他们认为研制原子弹困难太大，苏联的援助没有了，技术上有很多困难，国家经济困难，当前的整个经济形势不好，我们的工业基础薄弱，原材料无法保证，品种规格不全，新材料研究困难重重，搞两弹花钱太多，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影响了常规武器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应该暂时下马，等国家经济好转后再上。不能为了一头牛，而饿死一群羊。等等。这样的意见，因为分析得合情合理，也的确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
７月下旬，主抓两弹的聂荣臻元帅也来到北戴河。当他了解到这样的情况，看出来一种对两弹研制怀疑犹豫的趋势正在扩大，深感不安。范济生当时任聂荣臻办公室主任，对那段时期聂荣臻的焦虑有所了解。范济生说，争论的背景就是，当时国家经济困难，中央各部定出一些条条来，有些需要调整，在这个情况下国防工业在北戴河召开会，会上会外有些同志觉得两弹困难太多，集体主张下马。聂老总是七月中旬我和他一起去的，首先听刘西尧汇报，以后又找了一些其他同志汇报。老总越听越觉得这个问题严重，就又找一些人座谈，一个是了解情况，一个是做做思想工作。聂总在会议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发言，基本内容大体是这样的：第一个是自力更生，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是中央确定的方针，不能动摇。争取三五年内突破尖端，这是历史的任务，困难是有的，但我们有能力克服。第二个就是两弹为主，并没有排除常规武器的发展，我们应该继续两条腿走路，既搞常规，又搞两弹。老总还提出一些措施，一个是缩短战线，他主要提的是科研战线，这样可以少花钱多办事。大家一同来攻关，我相信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我们困难多，应该理一理，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我相信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林彪讲军队战时打仗，平时就是要搞装备，搞的话必须形成拳头，两弹为主，导弹第一是林彪提出来的。聂总还说：就是尖端武器不搞，在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技术力量分散的情况下，常规武器也上不去。那就只搞步枪、轻机枪等等，如果这个也搞不出来，那只有靠梭镖。
毛泽东对这个会议很关心，也注意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之前，聂荣臻将一份日本军事工业发展情况的资料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正在杭州，１０天后，毛泽东让秘书从杭州打电话转告聂荣臻：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并说八月毛泽东要找贺龙、聂荣臻等谈一谈。聂荣臻事后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成为解决这一争论的契机。
刘杰说，１９６１年春夏的日子多难熬啊！毛主席、周总理的餐桌上几个月不见油水，连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吃不好饭了，这困难就太大了。在一些领导人的心中，疑问、忧虑随岁月的艰难而增长。不能说这些考虑以及下马的主张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在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少奇同志发言了，他说：原子能工业的现状究竟如何，是上好还是不上好，是否把情况摸清楚以后再定。按说当初搞原子弹是毛主席亲自拍板的，是毛主席的决策，但这个时候很特殊、很困难，他也要慎重，所以毛主席表示，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等调查清楚后再定。
李旭阁说，不要认为主张下马的人就没有道理，那是不对的。当时我们国家老百姓饿死了多少人，饭都没得吃，搞经济的主管人员主张等经济稍微恢复以后再上，这不是没有道理。
聂荣臻当时身处矛盾中心，十分担心导弹原子弹计划受到冲击。他当即召集出席会议的有关人员开会座谈，分析研究尖端技术的基本情况，认为近程地地导弹已仿制成功，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正在进行研制，原子弹也在探索性研究试验工作的基础上，开始了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的攻关。因此，只要齐心协力，加上政策、措施得当，经过艰苦的努力，争取三年或再长一些时间，突破两弹技术是完全可能的。８月２０日，他向中央呈送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
报告虽说送上去了，但聂荣臻元帅心里还是不踏实。因为报告里有原子能工厂可争取于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４年先后投入生产，随后即可制造一般的原子弹这样一段对中央带有保证性的话，究竟能不能落实？所以，这年１０月，中央军委便指派张爱萍、刘西尧，和刘杰一起到二机部的厂、矿、院、所等建设与科研生产第一线进行实地调查。
聂荣臻的秘书周均伦说，１９６１年７月２０日前后，聂帅去了北戴河。８月２３日，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从杭州打电话，说聂帅有关日本方面军事动向的报告，毛主席已经看了，对日本国内有关自己制造原子武器的争论比较重视，批示要几位老帅考虑，以后再议一下。这个报告是甘子玉起草的。这个报告送上去，毛主席批示过之后，聂帅看了，又分头让几位老帅看了。但是，虽然毛主席支持继续把原子弹搞下去，聂帅不是不放心嘛，就派张爱萍他们下去调查，一个点一个点摸清情况。
张爱萍说，中央政治局开会，政治局有些人提出了上马，也有提出下马。有一部分人说，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我们科学技术不行，因为建国开始，我们的工业也不行，这个没有苏联的援助干不成，所以下马，等我们国家初步建设起来后再搞。一部分就主张上马，主要是几个元帅，陈、聂、叶、贺几个元帅。陈老总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说：哪怕把我们中国人的裤子当了，都要搞原子弹。刘少奇同志就提出来，现在不要争是上马还是下马，先要把情况摸一下，派人去调查一下，然后再来决定。大家同意。这个时候在军委会议上传达了这个情况，陈毅和贺老总叫我去调查。这个时候我就提出，我从来就只知道山药蛋，根本不知道什么原子弹。陈老总就冲我了，他说你不知道就学嘛。我想了一下，我一个初中学生，我懂得什么东西？但中央决定、军委决定没有办法，我想总要有个比我知识高的人。正好，国家科委有个副主任叫刘西尧，他是大学毕业，所以我说是不是请刘西尧同志跟我们一起去调查，最后军委同意了。我们到研究所调查的时候，我们没让他们讲别的。他们开始是汇报，我说我们来是向你们学习的。我就问他们几个问题，我说第一个问题你们直接讲，你们研究之后，还需要给你们什么条件，给你们什么东西，你这个研究就成功？我说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能把这个东西研究成，你需要国家帮助你什么？然后这样子你就很快拿出来，把这个东西研究成功。每一个地方一开始都是汇报，我们就告诉他们这句话：你们需要国家给你们什么条件，你们最早的时候拿出这个东西，在哪一年，什么时候？转了几个月之后，回来就写了个调查报告。这个报告经军委转给中央，就到了小平同志手里。小平同志就把这个报告批给毛主席，还有周、朱、彭真同志。小平说，这个报告很好，如果你们没有时间看，你们只看第一页和第二页半就行了。
当时曾有一种意见，就是原子弹暂时可以搁置起来，等到国家经济状况稍好一些之后再说，可以推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进行。如果真是这样，那三五计划恰好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了，毫无疑问，历史的面目将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刘杰说，这次调查我记得一共进行了差不多两个月。我陪同张爱萍同志、刘西尧同志首先在北京了解情况，同时再一个厂一个厂走，到西北，一直到矿山，到湖南选矿场，做了一番了解。那个时候整个工程的进展，那当然差得还比较多，但是总的来看，在苏联专家撤走以后，经过几年苦干，各个方面都有很多的进展。张爱萍他实际上不直接管这些经济的问题，他这一次去的时候呢，一面看情况，一面给大家鼓气、鼓劲，他到各地方都是很慷慨激昂的。１９６２年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召集工作会议。那个时候呢，毛主席曾经讲过一篇话，话里边就是说，现在当今的形势啊，虽不是一片光明，但是也不是一片黑暗。就是大家要有充足的信心，来更好地完成我们这个任务。在这个时候特别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提出了我们要处理好自力更生和依靠外援这个矛盾。所以，听了毛主席这个话，我就考虑，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目标。这个目标以前也提了很多了。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０号，苏联提出来拒绝提供原子弹的模型。那个时候在庐山会议的时候，就曾经提出来了，总理提出来，我们自己搞原子弹要８年。那个时候呢，部里边党组就研究了，我们争取５年实现原子弹的爆炸。８年呢，进行储备。那个时候说５年，恰好就是１９６４年。第二次呢，就是１９６０年８月苏联专家撤走了之后，那时候曾经也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