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4年第6期-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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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第一次核试验是在一座３０多米高的铁塔上进行的，苏联第一颗原子弹也是放在３７米的塔上。中国为了拿到更多的数据和减轻沾染，决定建造一座１００米高的铁塔。当时中国还没有百米以上的高塔，最高的一座铁塔是广州的对外广播发射塔，但也仅有９０米高。　
　　吕敏说，搞第一次核试验之前，先定了一个方针，就是把原子弹放在一个塔架的顶上引爆，不搞空投。为什么要塔爆呢？就是探测器可以对得很准，它不会动，测量数据比较可靠，固定目标是很重要的。原来苏联人的方案是搞空投，扔到爆心，这个圈的三个角上有三个工号，测量设备也都放在三个角上，你偏哪一头都能测得到，空投的一个大毛病就是这个弹的位置不确定。所以你不好瞄准测量。但苏联专家定的都是空爆，而且文件里专门写了，这个场区不允许有接触地面的爆炸。我记得工程兵还专门派了一个高级参谋，说，我们陈司令讲了，苏联专家说一定不要搞接触地面的爆炸，你们可得小心。苏联人并不希望中国自己搞，他只让你做一些简单的测量，像验收一样，看看行不行。我们第一次做的时候就想，一定要自己一步一步走下去，长期看这样比较好。所以后来我们还是决定要搞塔爆，就没在原来的那个场区，稍微偏了一点儿，不是两个圈吗，在那个圈里头，所以这一点一开始还是比较重要的决定，事实证明弹固定了，对测试和改进武器是很重要的。　
　　第一次核爆炸试验用塔爆的方式进行，这件事决定下来之后，塔架的设计便交由工程兵国防工程设计院完成。　
　　杨士明说，我接受了这个任务，搞铁塔，１００多米高，塔上盖一个房子。那时搞这个架子，困难在哪里呢？当时国家的条件很差，戈壁滩上没有动力，风又大，它上面要衡温，没有电力。当时自己搞，也没有看铁塔的任何资料，最大的困难特别是九院，提不出任何东西来，只是说反正你不要给我把产品动坏了。我说这原子弹是要打仗用的，这么娇气还行，他们说这是试验。曲从治当时是他们的设计负责人，他提了比较好的一个方案是不要起动机，用一个爬杆自己提升自己，就是你盖好一层装一个起动机，它可以自己吊第二节，然后自己又可以爬升到上面，再到第三节，１００米高它是自己爬上去的，叫自行式。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建这么一个铁塔不算回事，但是在当时我们国家工业水平低，也没有人，还要保密，这是另一个困难。任务是绝密的，当时保密管得特别严。我们所有个技术人员，他跟朋友谈对象，人家问他搞什么的，他就伸手向上指了指，意思是上天的，就这判了三年。所以我们就提出建一个安装大队。王焕荣这些人就是这时候调来的。这个总队功劳不小，从这个铁塔开始所有的发射塔都是他们建的。说到施工，实际上都是一般的，没有什么难的，难就难在戈壁滩上没有水，而且水是咸水，又比较远，浇灌混凝土比较困难。其实真要做一个长远的塔架就不行，它腐蚀，但是你这次不是一炸就没了嘛，就无所谓了。为了做钢材，上头找到鞍钢，一说是原子弹用的，满口答应。而他们要做这类钢材，就要改它的生产线，损失很大。加工是太原重型机械厂做的。铁塔造起来以后，升降机还没有，那次陈士榘和张爱萍去了，到现场解决问题。我们当时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要回马兰了。张爱萍说，不行，你们要留下。什么事？就是九院的人说塔晃得厉害人，晃得不能操作。张爱萍听九院的人一说，就认为这是大事。九院的人是搞原子弹的，你也不能说人家不懂科学，但隔行如隔山，他们对这个真是不懂。所以我就解释说塔没有不晃的，就是烟囱也得晃，你看那烟筒，砖砌的烟筒，钢筋混凝土做的烟筒，你以为它不晃，实际上都得晃，这是柔性连接，要不晃它倒了呢，风一吹它硬顶得住吗。这个我有把握，我说我去，我们一块儿上去。张爱萍刘西尧和我们就上去了。当时电梯还没做好，用吊篮吊上去。那时候１００米高处的房子已经盖起来了。张爱萍上去之后说不晃啊，我说晃还是晃的，没有不晃的。他说我觉得没晃，我说你把手扶在栏杆上，对准底下一个目标。一看就是晃，确实晃。它没有不晃的，这样受力在允许的范围内，要它晃的。　
　　虽然中国当时已经有了几座电视塔，设计人员也去那些地方看了看，但因为原子弹爆炸用的塔架上头不是像电视塔天线那样，越往上越细，而是要在上面搞一个房子，把原子弹装在里边，所以，这样的塔架做起来也需要费一些脑筋。　
　　张英说，那一段时间需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操不过来。要事先把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都列出来，再一个一个地排除。从指挥所到原子弹塔架的距离是６０公里，对这６０公里整个的路我都派部队，派一个工兵连一个警卫连，把这个路上一丁点的石头子、钉子都得捡走，不然以后车扎了，车一抛锚，整个车都走不了了，这是一。第二的话它有放射性，还有危害。这不是平时走路，抛锚了等一会儿、休息一会儿，这个不行，你不能在它响的时候停留在这里。所以那个时候，有时间就得找活干，一直到把路上的钉子、大石头子都捡得光光的，把工作都做到这么细致。张爱萍也是坐着车整个走一趟，检查。那时候天天提心吊胆，害怕呀，主要是怕出事，几百条电缆都已经通着呢。通原子弹的是控制电缆，通各个测试单位测数据的是仪器电缆，满戈壁滩到处都是电缆，有的在地下埋着，有的在表面铺着，坏上一根就是问题，怕的是夜长梦多。做领导人的过去打仗也是这样，都准备好了，就是最后攻击的命令不下，这个时候最着急的就是下边指挥员。何况这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又没有知识，又没有经验，又没有底。　
　　爆心铁塔工程是无缝钢管结构的自立式塔架，有８４６７个构件，包括起吊、空调、电气三个设备系统。安装这样一个庞然大物，难度很大，而且戈壁上的风速很大，施工条件苛刻，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才富有创造性地把铁塔架了起来。当时还制作了另一副备用铁塔。　
　　在试验场区２６个集中点上，建立了７个兵站，３个加油站，３２个临时伙房。场区共有１５０余个特种工程项目，在罗布泊严酷的施工条件之下，每一个项目都要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仅零前现场准备的运输任务一项，就运进场区物资共２２类，三千余种，３２０１吨，飞机空运精密仪器和急用物资７３吨，使用火车车皮１１１６个，动用汽车１２７０台，行驶１８５２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４６０圈。　
　　为了抢时间，五千多名工程兵在盛夏地表温度达摄氏五六十度，严冬气温至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恶劣条件下，日夜苦战。当时也发补助，他们每人每天的补助是四个馒头。　
　　　
　　要现在我非死了不可　
　　正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进入试验场准备爆炸的最后阶段，美国于１９６４年４月完成了一份绝密报告《对打击共产党中国核设施可能性的探讨》。报告中提到了打击的四种方式：１、由美国公开进行空中打击；２、由国民党空袭；３、在中国内部雇佣特工进行破坏；４、空投国民党的行动小组。　
　　托举原子弹的塔架即将安装完毕的时候，负责原子弹武器研制的九院领导也来到基地，进行相关考察。徐邦安说，我这是第一次去基地，李觉、吴继霖、朱光亚领着我们去考察，这时候塔架已经建到三分之二了，各个工号也基本上起来了。当时基地张蕴钰司令员非常支持，凡是我们九院提的要求尽量全部满足。比如供水问题，我们在爆心附近住，在里面吃水都是靠孔雀河，河水很苦，吃完以后不是拉肚子就是大便干燥，里头有氯化钾，洗完澡以后身上一层粘的。我们的科技人员去了以后，都是一个人一个岗位，所以我们最害怕生病。基地就抽出运水车来，从马兰拉水供给几百公里远的里边，还专门修了一个水池存水。试验场地惟有九院这个作业队是甜水，其他战士都拿着军用水壶到九院来喝甜水，李觉说让他们喝。罐头首先保证我们这个作业队。休息的时候汽车把大家拉到孔雀河游泳去，谁带游泳裤啊，全部男的去，女的不去，根本就不穿游泳裤游泳，游泳回来身上都是粘的全部是盐，一层盐。我们的产品到了基地以后，在什么地方装配，是个大问题。就在这第一次考察的时候，李觉发现维吾尔族的老乡家都在半地下，我们一进去非常凉快，这给了我们启发。所以我们向基地提出来装配厂房要半地下的，以后基地挖了一个大的半地下厂房，温度比较好控制。第一次考察在基地大概有十多天，当时李觉、朱光亚去了以后全部是吉普车，而且都是搓板路。到了甘草泉住的都是土房，当时没有路，车跑多了就变成搓板路，汽车在上头看起来不是跑，而是在跳，三百多公里坐下来以后没有人不头昏脑涨的。塔架上用的钢缆当时订做了两条，这钢缆是用来把吊篮吊上去的，塔高是１００米，上下来回是２００米，这个钢缆要从塔那儿再转到绞盘机距离也有几十米，所以有３００米。订做了两根，一根是正式的，另一根备份，钢缆大概有手指头这么粗。在产品正式吊以前，所有的环节都要检查，一点一点儿查看钢丝。有一次检查到钢缆有一丝断了，当时就很紧张，讨论了几次，后来还是下决心换了。因为害怕出事啊，我们经不起失败。　
　　杨裕生说，张蕴钰爱钻研技术，是个儒将。张蕴钰对核试验的方案，关键的技术在什么地方，当前有什么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他了解得很清楚，掌握得非常及时，所以他掌握全盘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对程开甲提出来的建议和技术方案，他都支持。他支持不是盲目性的支持，他是经过研究以后的支持，不是个糊涂官，清楚得很。　
　　百米塔架建设的同时，对塔架顶端放置原子弹的小房子如何控制适当的温度，也专门指派了技术人员进行研究论证。朱建士说，因为当时提出来，有一种可能是在当地最冷的时候做试验，这个时候插上雷管以后，他必须把热风机关掉，人要从梯子下来，然后坐汽车撤退。当时要求爆室温度在摄氏２０度正负５度，就是说关掉热风机以后，摄氏２０度正５度要维持多少个小时，不会掉到负５度，我负责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算不出来的，没法算，因为房子多厚，是什么材料我都不知道，就只有做试验。做试验要模拟当地最冷的时候，好像是零下３１度。我做试验的时候还只能晚上做，晚上当时大概是零下１０度左右，你看零下３１度到２０度是５０度的差别，那么零下１０度要变成还是５０度Δｔ的话，就应该是４０多度。所以我们就把爆室里面的温度开到４０多度，然后隔一刻钟上去测一次温度，看这个温度能维持多少个小时，最后跟指挥部提。这个很有意思，上面是个密封舱，温度是４０多度，你不能老呆在上面呀，老呆在上面人会憋死的。下面是零下１０多度，太冷，就来几个羊毛毡子和皮大衣一包，一刻钟完了，穿着裤衩背心爬上去，测一次温度再爬下来，来来回回，晚上就干这个事。这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呢，一上去的时候，全身的毛孔感觉都在动作似的，因为上面４０多度，底下是负１０度，５０度的温差，又是密封舱，全身的毛细孔就直往外冒汗。测完了又下来，下来赶快披上大衣。我在上面一直就这么干了半个月，那时２０多岁，身体还好，要现在我非死了不可。　
　　在测量原子弹爆炸数据的各种项目中，对烟云成分进行分析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如何从爆炸后升起来的蘑菇云中取得烟云成分，中国人凭借自己的智慧想出了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办法。　
　　杨裕生说，咱们部队过去有宣传弹，这个宣传弹主要是向台湾打的，主要是往金门马祖发射。我记得张震寰记起来有这么个办法，他问可不可以用。后来想出了一个办法，炮弹里边带上一个伞，伞本身都是特制的，不是用一般降落伞尼龙绸做的，是用能够过滤放射性微尘的过滤材料。炮弹打到蘑菇云里面，爆炸的时候伞就张开，速度很大，伞底下带一个重锤，这个重锤还继续向前飞，所以就把这个伞带着向前飞。飞一两千米，就把空气里面的灰尘过滤下来了。这个方法国外是没有的。炮弹我记得是沈阳一个厂做的，用的是加农炮，做好以后要实验，看看能不能在指定的位置爆炸，降落的时候看它有什么规律，因为那个伞很小，也就是四十多公分那么大小。炮兵连是离爆心最近的部队，离原子弹的爆炸塔十公里。那么他们怎么安全，并且要尽快地从隐蔽体里出来，很快地把炮弹发出去。这些有个计算问题，时间要掐得很准，要等光辐射和冲击波过了，人才能出工事。出了工事之后，很快要把炮弹打出去，几分钟之内，每门炮要打１５发炮弹，４门炮要打６０发炮弹。炮必须在上风方向。除了用炮兵打取样炮弹，地面也搞了许多取样设备。那么地面上真正的问题就是取样盘放在什么位置，你布置得近了，冲击波都给你打翻了，如果不打翻取得的把握性就比较大，太近要打翻打坏，打坏也取不到样品。放得越远当然越安全，但是取到的样品就少了，因为云随着风飘，在飘的过程中扩散，一扩散之后，沉降地面的浓度就小了。另外风向风速都可能是变的，那么风速如果大的话，它吹得很远，要很远的地方才掉到地面，风向要再偏一偏的话，就掉不到你盘子里，所以要根据当时历年的气象条件统计，比如说基地的场区１０月份有什么风向风速，不同的高空风向风速还不一样，来计算不同的颗粒掉在什么方位，或最大的几率掉在什么方位。这个盘子上面不是敞开的，为什么要搞个盖子，因为场区风很大，还有灰尘，就要求爆炸之前一般的灰尘不掉到盘子里去，盖子要盖好。一爆炸之后等冲击波过了，冲击波的风带的泥土灰尘刮过了，盘子打开，沉降物降到盘子里，降完了之后它自动关起来，避免风把取到的样品再刮走。当时就设计了这种可自动开启盖子的取样器，这个取样器是董寿莘教授，当时的副所长，他领头搞的设计。它里面有个弹簧，可以给它加弹力，时间控制是用定做的钟表，请北京钟表厂在它原来闹钟的基础上面改进这种２４小时可以定时的闹钟。一般的钟表是１２小时，要求它做了一个定时是２４小时的，爆炸的第二天才能取样品，所以要他改装了这么一个钟表，这个盘子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当然，获取烟云样品的办法还可以用国外几个核大国使用过的办法，就是飞机取样。用飞机钻进蘑菇云获取样品虽然最有把握，具体实施起来也并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是烟云能升多高，放射性尘埃在烟云中怎样分布，这些问题当时都不清楚。科研人员找到一篇美国某次核试验烟云取样的文章，里面介绍说该次核试验共用了２８架飞机穿云，这些飞机都能飞到１００００米的高度。　
　　１９６４年初，空军领受穿越蘑菇云取样的任务之后，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由航空兵１３师具体担负这项工作。１３师在全师范围内秘密挑选出一架伊尔－１２运输机和机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