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4年第6期-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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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统研究一下。我们境内问题小一些。响了以后它可能马上报复，也不一定喽，但总是要有些准备。国防工办、军委提出要求，总参准备嘛，防空、公安、保卫，总是有几道防线。美国可能动员世界签字国，说你违背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要惩罚你。当然有些国家是被迫的。也可能美国、苏联接着核试验，它要捞些政治资本。它也可能是破坏你的生产基地，用联合国名义惩罚你，目标对着兰州、包头、玉门等地。这几处生产基地的防空部署，刘杰要负责检查，刘杰、郑汉涛要同总参研究。我们要用全力保护。如果不破坏，可能是打政治仗、学术仗。打政治仗请外交部准备。正开会的中间，张爱萍因为外交部安排有个活动，他要去会见外宾，要提前走，总理马上说，告诉外交部，今后张爱萍和刘西尧都不参加外交活动了。张爱萍起身要走的时候，总理讲你摸摸那兜里有没有纸，有没有记的东西，有记的东西掏出来。说到保密，就讲前几天开的那个民兵会议，就发现了一个坏蛋，在厕所里写反动标语。总理讲现在不同了，我们在台上，坏人在暗地方，你那个试验场几千人，这个保密更应该注意。记得张爱萍跟我说过，从试验场回去之后，他到国务院去看总理，邓大姐半开玩笑说，嚯，办了这么大件事儿也不说一声。张爱萍马上接话说，这是总理规定的，不让讲啊。我听周总理秘书给我讲，他那个保密柜的钥匙都他自己拿着。你看过去中央的文件，那给毛主席的信皮他都自己写，他已经形成习惯了。因为他以前在敌后活动过，过去在那白区，稍微不注意转眼掉脑袋的事是常发生的啊！所以，随后张爱萍主持会议，我们在三座门开会，就专门布置这事儿，把电话都断了。当时一个是不准写信，电话也不准打。在试验场确实有过这样的事儿，就是要去的时候，都进行保密教育。有的两口子都是技术人员，都去了，但是去之前呢都对对方保密，说我去出差，有个事儿，现在还不能说。两个走了以后想不到在试验场又见面了。
刘西尧说，我同张爱萍回去汇报，那时候不是所有专门委员会的人都去了，就几个人去了。本来我们第一颗原子弹是想在十月一号国庆节，中央没同意。另外中央也还留有余地，怕到底行不行？有一次专委开会的时候，贺老总连问三声，说你们到底能不能保证？我和刘杰两个人都没吭声。走出西华厅的时候张爱萍还说，你们这两个部长怎么都不吭气啊，我们只是笑了笑，都没吭气。这个东西谁能够百分之百担保啊。
刘柏罗说，那时候赫鲁晓夫和肯尼迪都想把中国扼杀在襁袍里，总理就提出来要部署防空，侦察，地面上保卫工作要加强。美国人利用台湾特务到大陆来，任务就是到青海咱们原子弹工厂那儿，搞土，搞水，搞树叶子等等，凡是能收集放射性的这些东西，他都要。美国侦察的手段也多，飞机啊卫星啊，所以他要来轰炸，不是不可能的。专委会上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聂帅、贺帅，都认真安排了，罗瑞卿也积极地办。后来，罗瑞卿出去有别的事儿，就是由杨成武具体抓。天罗地网，也很复杂的。全国重要的厂矿都部署了，防止它被轰炸破坏。还有运输问题，原子弹从青海海晏那儿运到罗布泊，这是很长的一段路，很多保卫工作要安排。这个工作是特殊的，当时定了以后，我就马上通知铁道部，搞专列，连民航都做了安排，停飞哪些航线之类的一些事情。其他的事情就是由核工业部和公安部具体部署，都做了周密的安排。烟云从那儿过，总理都提了要求。这都是军事上的事儿，跟总参的关系很多啊，罗瑞卿、杨成武在北京搞，因为张爱萍去基地了。防空主要还是靠咱们的飞机，再就是高射炮，布置了几层，从咱们的边境一直到核工厂与试验场，层层地防御。记得还专门汇报了一次，高射部多少部队，调了多少人，空军做了哪些准备，都在专委会上做了部署。另外一个就是外交部陈宝华做一些准备工作，他说关键是你们成功，对外的事我们包了。开专委会的时候，总理没说要记录的，我们都不记。那时候咱们把录音机当做间谍用的窃听器，见识落后啊，这事可多了，到外国去出过不少洋相。
会议到了最后的时候，周恩来对李旭阁说，今天晚上要问一下张爱萍，他负责安排的事项在讨论安排完以后，写个文件交给我，我向聂总谈一下。张爱萍去核试验场后，由罗总直接抓。刘杰在北京抓，今晚规定出一些暗语、密码出来。我和贺总、罗总三个人抓。
李旭阁说，前后方联络要搞个代号，这是周总理细致的地方，既抓大事，小事他也不放过。他给张爱萍同志，给我们在那儿的工作人员讲，说你们把这个来往电话搞个密语表，便于来回通话。我负责，因为我是当时办公室主任。还有二机部办公厅的一个主任，叫张汉周，李鹰翔是刘杰的秘书，加上国防科委的高建民，他是国防科委二局的一个处长，我们就一块凑，说原子弹代号叫邱小姐，不是老邱。因为那个装原子弹的容器叫梳妆台，几十个雷管的那个电缆呢，就像头发一样的，梳辫子似的，象形的，很形象。大家在一块儿就说出来，就写上了。完了就把这个送上去，经过张爱萍同意，送给总理、罗瑞卿、聂荣臻。聂荣臻那时候有病，后来人们发现，聂为什么在这个方面活动很少呢，没别的原因，他当时正生病呢。
王亚志说，我是１９６４年８月，作战部长王尚荣跟我谈话调到周恩来那儿去的，报到以后，周家鼎正好出发去搞四清，向我交代工作。５０年代，我在彭德怀那里的时候，他在贺老总那儿，我们也有些交往。他对我说，没什么好交代的，你到总部的时间比我长，他知道１９４６年我就到延安了。他说军队这些人工作程序、工作关系，你都熟悉，但这里有一个东西你我都不熟，就是关于专委准备核试验的事情。他给我简单介绍了一下，说中央专门委员会是１９６２年１２月成立的，已经开了８次会，准备核爆炸的工作。以上都就绪了，就准备作决定了。他说，我们提取的核燃料，有一次开会给我们看，好像就一块铁似的，若不认识的话，就好像一块铁。他说，从１９６４年１月，我们就开始浓缩铀，生产多少公斤。我忘记了。他说，足够一个核弹的燃料。另外，把它加工成部件，特别是芯管，这些前几次已经都解决了，现在要定是不是今年爆的问题。过几天专委要开会，我说这个我一点都不懂，他说，咱们这人不需要懂多少，主要是帮助总理协调、通知、传话办这些情况，你别紧张，总理不会难为你，不会要求过高，总理体谅我们这些人，你不懂的问题他不会问你。他交代以后就走了。我一上班，因我是管军事的，总理最大的工作还是在外事方面，我们的秘书是插空的，外事要摆在第一，因为要接见外宾。第九次专委会是９月１６日、１７日连续开了两天，听取张爱萍、刘西尧汇报场地的情况，第二次开会，有个情节是吃晚饭，我就安排，我就是一个传令兵，一个是打杂，这个就得预先通知国务院伙房准备饭。从准备饭就看出我们领导人的作风，我也是第一次在这儿吃饭，就在西华厅开会的隔壁拉上个屏风，两桌半不到三桌，因为专委会是１５个人，再加上一些工作人员。很多人都愿意跟总理到一个桌上，因为这些副总理、部长们总想利用这个机会看有些什么事和总理谈一谈。吃饭时中央搁一个大盆，大锅菜，粉条、白菜、豆腐还有点肉片，一个人两个碗，一个盛饭，一个盛菜。馒头在旁边，大家伙来了之后，第一轮把菜盛到自己的碗里，不够再添，随吃随添。其实在我看呢，吃饭的人脑子里都考虑到我发言怎么办，我还有什么事要请示总理，因此对饭的味道，谁的心思也不在这里。吃了饭后好开会解决问题。有的人要汽车、要器材，来的人脑子里装的都是工作，吃一点晚上回去就不吃了。吃完以后，饭钱就不要了，但是每个人要交３两粮票，我就收。有的人忘了带，我说没关系，下次你带来，或让司机带来，我要把粮票收齐。当时我们领导的工作餐和现在领导的工作餐大不一样。９月２３日，周总理在三座门给工办主任贺老总和罗瑞卿作了传达，并要张爱萍回现场。张爱萍走以前，把我们几个秘书找了去讲，我们的密语表已经编好了，今后你们通话要严格按照这个密语表办，要注意保密。我们的工作就是一会传达总理指示，一会把情况报告给总理，那几天主要工作就是作来往传达的事。
９月２４日晚，张爱萍把２３日晚和２４日下午两次会议具体研究和布置的情况给周恩来、贺龙、罗瑞卿写了书面报告，并附上了核试验场区向北京报告的明密语对照表。明密语对照表中规定：正式爆炸试验的原子弹，密语为老邱；原子弹装配，密语为穿衣；原子弹在装配间，密语为住下房；原子弹在塔上密闭工作间，密语为住上房；原子弹插接雷管，密语为梳辫子；气象的密语为血压；原子弹起爆的时间，密语为零时。有关领导也都有相应的代号，周恩来是８２号。
宋炳寰说，我那时在国防科委的二局也就是核武器局当参谋。９月２５日早晨刚上班，我们一处的高健民处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高处长说，昨晚张爱萍副总长向我传达，中央已决定早日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为了做好北京与核试验现场的联络工作，二机部和国防科委要组织一个联合办公室。张副总长指派我们俩去联合办公室工作，并叮嘱我们俩一定要特别注意保守秘密，不要对任何人说在干什么。今天下午这个联合办公室就成立。下午两点钟，我随高健民处长来到二机部办公大楼，参加联合办公室的成立会。这个联合办公室的成员共５人，有张汉周，是二机部办公厅主任，在这个办公室还当任主任，郑存祚是二机部办公厅秘书处处长，李鹰翔是刘杰部长秘书，还有高健民和我。办公室的代号叫１７７办公室，任务是在刘杰的领导下，担负同核试验现场的核试验委员会办公室的密切联系，前方那个办公室代号为２０号，向中央有关首长的办公室及军内外有关部门传递、报告有关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重要情况。１７７办公室设在二机部办公大楼二层５号房间，在刘杰部长办公室的隔壁。总参通信兵部为１７７办公室配备了带有保密机的电话，沟通了与２０号办公室之间的电话联络，架设了１７７办公室与周总理、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首长办公室之间的直通专线及手摇电话单机。１７７办公室从９月２８日开始正式与２０号办公室开通直通电话。从这天正式开始值班，并做值班工作日志。我们５名成员，因为他们４位有的时候还要处理一些其他的日常业务工作，我就担任了１７７办公室的专职值班员。从９月２８日开始到１０月底１７７办公室解散，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住在１７７办公室的房间里。为了工作方便，我着便装，没有穿军衣。
谁碰了我的原子弹
按照原定计划，张爱萍应于９月２４日返回核试验场区，刘西尧则去青海２２１厂。但因为要落实２３日下午周恩来的各项指示，张爱萍、刘杰、刘西尧在２３日晚决定，由朱光亚、吴际霖和九院党委书记刁筠寿去２２１厂，对正式试验用的原子弹的质量、规格包装以及装车、运输等进行仔细检查。总参军事交通部部长徐斌和参谋王立等商请铁道部安排落实了这个一级特殊专列运行图。
９月２５日上午，张爱萍、刘西尧向聂荣臻元帅汇报了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策。中央专委第九次会议召开时，聂荣臻正在外地，没有参加。９月２７日，张爱萍和刘西尧返回基地，当天下午即向基地全体参试人员传达了中央专委第九次会议精神。也就在当天晚上，张爱萍在他帐篷的门上，写了一个大字：响！
陈能宽说，初到马兰的时候，那么多部队在那儿，真是千军万马啊。司令员对我们非常热情，特别是张蕴钰，他叫一号张，他喜欢写诗。我想这些真是儒将，在戈壁滩上什么娱乐都没有，有时候到外面捡石头。我跟他和李觉住在一个帐篷里面，他个很大，我一个行军床就行了，他要两个行军床。每天西瓜、哈密瓜、啤酒，也挺潇洒。那时候都担心啊，尤其是把原子弹从那么远的地方运过来之后，你怎么知道那么多雷管都没问题？经过那么长时间的运输，有一根不行就会坏事，因为当时我的责任是保证产品的质量，要能够保响。张爱萍都在帐篷上写了好大一个响字，有一个人叫贺成功，他对这位同志非常感兴趣，说你这个名字好，成功了，要庆贺。
为了把原子弹安全完好地运输到试验场，第九作业队专门设置了５９６包装、运输、管理工作分队，由副院长乔献捷负责。从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５日至２０日，他们先进行了历时８天的模拟产品运输演练。李觉说，火车开始运的是假的，后来是运真的。每一个省公安厅长亲自押车搞安全。就是车出去到了西宁之后，青海省的公安厅长来押车，押到甘肃，甘肃负责押到新疆，厅长都亲自干的。
９月２８日，５９６－１和５９６－２两枚原子弹从青海２２１厂启运。原子弹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火车运送，另一部分由飞机运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趟专列被定为一级专列，在运输途中，采取了严密的安全保卫和保密措施：列车启动之前，编制了详细的运输规程，对途经的站点、交接程序、编队、安全保密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核弹专列沿途警卫和到站后的警卫都按照国家最高元首级警卫。由武装警卫押运的专列所经沿线，都由公安干警警戒；到了两省交界处，由两省公安厅长押运过境并办理安全交接手续；铁路沿线检查专列的铁锤一律换成了铜锤，以防产生火花；机车用煤都要用筛子过滤，防止从煤矿带出来雷管之类的爆炸物；专列经过地区，所有的车辆都要让路，高压线路暂停供电等等。专列进抵终点站后，新疆军区派了三层警卫，内层３０米左右一岗，保卫部长李子香和副部长都在夜间亲自查岗，自治区公安厅长危良夜间亲自守车。从火车站到机场的运输也是一段不近的路程，他们连续几夜不睡觉，查看从火车站到机场这条公路上的夜间行车规律，选择汽车运输的时机。最后选择在凌晨２至４点这段时间进行，因为白天公路上各种车辆多，行动目标太大，又不能戒严，一戒严就等于告诉别人有重大行动，反而不安全。
徐邦安说，第一次考察回到青海以后，院里派我到郑州，去跟空军研究改装运送产品的飞机。改装什么呢，要有一点保温措施，地板上要能放产品箱，要有固定的地方，货仓里要有保温措施。有一些部件用飞机运输，用２２１专列运到西宁，装上小飞机，起飞后经过兰州、酒泉，最后飞到核基地的开屏机场。那地方有一个前进指挥部，是个简易机场，再用直升飞机运到塔底下的装配工号。但有些东西还是通过火车运，炸药啊雷管啊，由专列拉到吐鲁番火车站，由那儿换乘汽车再运进去。还有一路是备用产品，开始先运到乌鲁木齐，在那儿待命，快试验的时候又运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