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4年第6期-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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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弹里边有两个十分关键的部件，即核裂变部件和中子源，由２２１厂的副厂长田子钦押运火车至西宁，胡仁宇负责技术安全监测，公安部四局副局长高仑和张世昌负责押运，经过保温改装的伊尔－１４运输机运送这两个最贵重也是最娇气的部分。那时对这些东西认识不够，又是第一次运输，原本不大的东西，包装之后，连上飞机都困难了。
胡仁宇说，本来就那么一点点大的东西，先用一个东西包起来装个容器，把氩气充起来。然后用这么大一个鸟笼吊起来。为什么叫鸟笼呢？除了底和顶以外，四面都是铁丝网，然后用弹簧把那个东西悬起来，以免震动，一震就怕把它震出什么毛病来。然后再把这个东西用一个大木箱子装起来。当时也没更好的保温措施，就怕在温度很剧烈的变化底下，使它的几何尺寸和性能有所改变，所以搞到最后，东西很大很重。那时候从西宁到马兰，直飞是到不了的，可能走的是武威、清水。飞机中途停过，一架运输机，边上的座位是铁板的。上面除了机组人员，我记得就是高仑和我两个人。运去以前，在西宁的北站吧，现在听说是北站，当时根本不是，是一段废弃的铁路，在那里停了三天三夜。从飞机上卸下来之后就撂那个角上了，也不知道上那去，天天就在那儿呆着，人家送饭吃、送水喝。突然一个命令，大概是清晨，实际上天还没亮，来到机场运出去了。到马兰已经是傍晚。中途高仑老让我测那个东西，我认为是不必要测量的，可是高仑非要我测不可，我也没办法。我那时候晕机晕得厉害，我认为不会出任何事情，在飞机运输中，那个次临界不会出现问题的，这点我还是知道。但高仑他是领导，他叫我测，我也不跟他辩论，辩论也没用，他叫测我就测吧。
在严密组织和保护下，核装置安全地运到了试验基地。１０月４日，两枚原子弹装置的运输工作完成，其中正式试验用的５９６－１全部运至试验基地主控站装配工房，作为备份的５９６－２和专列在乌鲁木齐待命。随后，张爱萍命令运输组立即离开场区，想办法隐蔽运输核弹的专列。这样做是考虑到苏联对罗布泊试验场区相当熟悉，最早的规划设计就是他们帮助搞的。另外这一个时期以来，场区人来车往，成千上万的人员和车辆昼夜不停地布置各种效应物，有飞机、大炮、坦克、舰艇、楼房、火车、马、猴子、老鼠、假人和各种布料、民防工事、导弹竖井等等，加上一百多米高的铁塔，谁都看出来将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临试验前，又考虑到乌鲁木齐的政治形势相对来说不如东风导弹基地，所以就将专列拉到了内蒙古额济纳境内的东风基地，在基地东部的古日乃苏木（碱厂）掩蔽起来。
９月２９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发表了一项特别声明：中国将在最近进行一次核爆炸试验。
９月下旬至１０月初，开始进行原子弹的整体装配。徐邦安说，两个原子弹装置进去以后，总的来说还算顺利，接下来就是把几个部分装配起来。产品的装配要编一个程序表，由我来编，那个要求非常细，前十几天负１３天吧就要进入这个程序，整个基地的工作都要按产品装配的进度安排。装配的程序我了解得还是非常细的，最后两个程序要按小时安排，对每一个人都要定时间、定任务，重要的环节还要有监督。当时装配人员所用的工具都要事先登记，你带进去多少，完了以后都要清点，看有没有丢到原子弹里边的。做一步记录一步，测试一步，很严很细。装配工号面积大概有三百多平米。产品进出当时想得很巧妙，半地下室你要进去的话会有一个斜坡，人推推不动，容易出事故，所以就在房子的一侧建了一口井，露天的。产品推到井这个地方，用吊车再吊到铁轨上边的一个容器里，这样就很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负责整个原子弹装配的分队，是蔡抱真领导的１２个人。装配间距离铁塔只有１５０米，是一间温度相对较低的地下室。蔡抱真说，我们主控站工作队共１２人，由我和装配车间副主任吴文明带队。我们的任务是在基地现场最终装配好５９６。到了基地，先搞预演，然后停下来待命，无所事事将近一个月的时光。九月底，上面布置要做好１０月５日打响的准备。我们又高兴又紧张，终于要真枪实弹地干了，不再玩假的了。原子弹除了它点火要同步，而且所有的部件密度要均匀以外，主要就靠你装配的精度了。这个产品本身是在２２１厂事先预装过的，整个装好了，前前后后看有没有问题。然后再拆开，分别装箱，装了二十几箱，运过去了。箱子都有很厚的保温层，里面垫上毛毡还有棉花。怕不保险，那时候运两发，一发是正式打的，一发是备用的，不合适的话再装第二发，产品本身都是好的。这些东西是比较早去的，五号球是最后才到。去了以后，我们马上把它弄好以后，整个测试一遍，测试完了以后自己先装一次，合适了放一边。到正式装配了，马上再装上。前面试装配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屋子比较小，堆得很满，所以我说那样吧，一边东西往下吊的时候，底下我们就开箱，要不放不下。箱子打开以后，零件不大，我们那儿有架子，元件、零件就往架子上放，这样多余的箱子可以拿出去。元件箱子一套就十几个，两套就几十个，这几十个大箱把我这都堆满了。这个我一开始没有请示队里头，没请示陈能宽他们我们就那么干了。外面就奇怪了，你怎么箱子刚往里吊就吊出来，什么意思啊？就有点儿怀疑了。我说了这个意思以后呢，他们觉得可能有问题，你那么慌张，一边接产品，一边又要开箱，会不会出什么问题？紧跟着收拾完以后，他们就下来检查。本来他事先有个想法，好像你们太慌张，肯定会出事。检查的结果还真发现有问题了，一个元件上面有一个压坑，这下可不得了了。你看这不是碰了嘛，这么慌怎么行？不行，不能那么干，停下来，要整顿。我们当时就查了半天，说谁碰了？谁碰了我的原子弹？谁也没碰。那就整顿呗。到处查问题，主要是安全方面的、质量方面的，主要看你措施够不够，有没有隐患。主要是在思想上重视，不能慌，这样整顿了两三天。到最后的时候才发现，这是冤枉我们了。因为我们每个产品都是有质量记录单的，因为产品先来，产品是飞机运来的，人带着记录单是坐着火车来的，所以它这个产品质量记录单就来得稍晚一些。等到资料带过来的时候，我们一查，那个坑是原来就有的，它有记录的，不是我们碰的。不过当然喽，领导说要查查，要小心，这也没错，万无一失嘛，总理反复讲这个事情。当然后来那个碰了的件也没有用，不是有两套嘛。
核试验的时间一天天临近，试验场也越来越沉静下来。对爆炸那一刻的焦急等待，让大家非常难受。
张蕴钰说，我说人世间最长的时间就是等，就是这个等字。这世界上什么最长？等。你等你的爱人要来，她不来，你等，那个时间最长了。你等那个试验爆炸什么时间会来，因为都准备好了，就一天一天地这么熬。所以我说这人世间最长的时间就是等，到现在想起来也还是，那个等真叫心焦。到了１２日那天，张爱萍他是总指挥嘛，召集开会，确定试验的时间。按我早些时候的想法，能在国庆节之前爆响原子弹最好，可以大大宣传一下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我几次这样说，张爱萍都一言不发。后来我才听说是周总理的指示，要等国庆邀请来的国宾离开后再试验。
张英说，那天的会议我没有参加，因为这事已反复多次。那时核试验牵涉到一些政治问题，只有国家下决心，让什么时候响就什么时候响。总理还打算过，不行就准备过冬。但原子弹已经在那放着，这么等着总不是个办法啊。这样再拖下去，说不定要出什么问题。那时工作紧张，精神也紧张。当时我负责所有部队的行动，工兵、实验、防护、机关等等都归我管，防护工作都做好了，到时候按名单检查，保证安全。安全是个大问题，光、冲击波、核辐射都要计算好，仪器、设备放置好。当时按计划定了，主控站地下室里有个控制台，当时是张震寰、忻贤杰负责。当时人很多，还有地方上的人，都安排了位置，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共有１２个副参谋长，我是第一个。张蕴钰是试验委员会的参谋长。张蕴钰跟我们说，等了那么长时间，心里都有点着急，主要是怕出事。几百条电缆都通着原子弹，控制电缆，连通各个单位仪器的电缆，到处都是，有地上的有地下的，坏上一根就是问题。过去打仗也是这样，都准备好了，就是最后命令不下，攻击的命令不下，这个时候最着急的就是下边指挥员。何况第一颗原子弹，又没有知识，又没有经验，又没有底。所以这个时候是最着急的。
１０月８日晚，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乘专机从北京来到核试验场区。
１０月９日，试验委员会根据试验场区的天气预报，建议正式试验时间在１０月１５日至２０日之间选定。１０月１０日凌晨３点，张爱萍签署了一份试验准备工作情况及试验时间建议的书面报告，并立即派２０号办公室主任李旭阁飞往北京，呈送给周恩来。张爱萍说，因为搞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时候，哪些人走，都是保密的，这是总理讲的。总理在西华厅开会就讲，不准告诉任何人，他说邓大姐是中央委员，我也不告诉她。你们的妻子也不要告诉，所以大家都保密。我自己也是什么都没讲，到那里去家属都不知道，就走了。开始几次，李旭阁和我们一起回来到西华厅汇报，最后一次，周总理说你不要回来，让李旭阁回来就行了。
李旭阁说，那时候副总长确定我回来我出乎意料，因为这么大的事儿，派我一个人去，就我一个人，连第二个人都没有，一个机组，一架飞机就我一个人。但张副总长决定了，你就得执行啊。我就带着全套文件，往北京飞。我回来的时候，碰到好多很怪的事儿。先是我从罗布泊旁边走的时候啊，天气很黑，一台车就送我一个人，就我和司机两个，去罗布泊里面那个机场叫孔雀河机场。路上跑着跑着，他那个车啊前一天刚维修，换了轮胎，他也没检查，跑得正带劲的时候啊，一下子这车啊倾斜了，差点儿翻了，就那一个轮胎跑没了。这时天黑了，摸不着，找不到轮胎，最后还算不错，把备胎弄上了，快天亮时赶到了那个土机场。当时空军作战部一个副部长叫恽前程，他在那儿专门等我，很着急，说这么久没来，我说轮胎掉了。上了飞机，飞了半天，到了这个包头机场往下落，包头那儿刚下过雨，下过雨那个地方田鼠很多，那个鹰啊都抓这个田鼠。这个飞机盘旋下降的时候，一只鹰叭的一下就撞到机头上了，把有机玻璃都撞裂了，以后那只鹰捡到了，真危险啊。到了包头，天快黑了，风沙大作，无法继续夜航，军委接到报告后当即派了一架里－２专门接我。
李旭阁说，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晚上１１点了，飞机场有几个人等我，吴法宪那时候是空军司令，还有刘杰，都这儿等着，等这个文件，我交给他们以后就回家了。第二天罗瑞卿召集开会，布置防空，那是周总理布置的，让我也去参加。我也专门去看过叶副主席，那是陆阳还在的时候，陆阳当办公厅主任。我从前边回来，去跟叶副主席讲讲前边情况。本来当时已经定了叶帅也去看，我们在前边都给他准备了，连住的地方都弄好了，后来中央不同意。我在那个核试验场的时候，曾经抠出了一颗化石，不太完整的一颗，叶副主席觉得很宝贵，我送给了他。我捡了好几个，挖出来的，原来是海底化石，鱼化石，鱼骨头，十来个排着。以后就不知扔哪儿去了，搬家搬的。回到北京后，过了两天，周总理那秘书王亚志给我打电话，说总理讲，告诉李旭阁同志可以回去了，这个报告，已经送给毛刘两位主席看了，有些问题他跟张爱萍同志已经在电话上讲了，说你走就不要带什么东西了，我第二天就走了。
这份报告送了上去，周恩来看完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他又将这份报告呈送给毛泽东等人审阅。王亚志说，根据我观察到的情况，从１０月１０号到１６号这几天，总理的工作和平时没有什么两样。核爆炸以后的事，周恩来抓了几个问题，一个首先是烟云对地面的影响，再一个是二线不能生产的设备的情况，再一个是总参要密切注视空情有什么问题没有。爆了以后，要把仪器转移到一个县城，备存一些设备，一旦独生子被毁了以后，我们还能制造。在张爱萍走了以后，又把乔冠华和龚澎叫过来，让他们起草好公报，再就是起草一个贺电。从１０号开始一直到１７号，基本上每天晚上我都留在那个地方。１０号那一天李旭阁坐飞机回来送材料，先前我不是给他打电话说总理有外事活动嘛，是老挝爱国阵线党的主席苏发努冯和他的总书记富米冯维西来，那天晚上周总理接见。我说你到了以后总理回不来，也批不了。但是后来晚上１１点他们才送来，那时总理已经回来了，就批了。这是１０日，实际上批这份材料已经是１１日凌晨了。周总理的工作习惯是凌晨２点到３点，把文件都批完了，叫我们去交代怎么办怎么办，然后他把灯一关就回到房间去了。他要回去洗个澡，然后拿着一沓子新闻资料、外电反映什么的上床，在床上翻。但是他先不翻，他先放下，或者他说我批的那份文件你给我拿来再看一看。我们又拿去他看看。因此尽管他３点钟把灯关了回到住处，你还得等着，大概等到４点钟以后我们秘书可以休息一下，一般还得等１个钟头。他一般是４点钟睡觉，睡到９点钟，大概能睡四五个小时，这是他的工作日程。白天不睡，他从来中午不午睡的。１１日总理批了以后，一个是要把报告送毛主席，送刘少奇，送林彪、邓小平，这是中央常委，还有彭真、贺龙、罗瑞卿、聂荣臻共八个人。他批了以后，他说你们先留着，等到上午我去一下主席那里。我记得是这样。除他自己报告毛主席、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外，还亲笔写了一封短笺，装入信封，写上送阅领导人的名字，传阅那个文件是我和赵茂峰中午以后才传的。先打电话，要去哪儿，就问首长在不在，休息了没有？午间首长都休息嘛，如果没休息，我们趁这个机会赶快坐车去。除首长一人外，办公室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文件内容，把机密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大概传阅到晚饭以后，６点多以后，按总理交代传阅完以后，再把刘杰那个文件再给他。
当日，毛泽东、周恩来等批准了张爱萍、刘西尧的报告。
文件虽然是秘书们传递的，但王亚志他们并没有看到文件，７个秘书都不知道传递的是什么事情。因为周恩来将信封用订书机钉了起来。周恩来同时也给刘杰写了封信，由秘书王亚志面交给他。信上说，张刘两同志１０月１０日３时１０分的书面报告已阅。望告张刘，同意他们来信所说的一切布置。从１０月１５日到２０日之间，由他们根据现场气象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