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4年第6期-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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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发了大脾气
虽然美国和英国的一些媒体都曾披露说中国将很快爆炸自己的原子弹，但国际上更为普遍的态度是对中国核能力的怀疑。就在中国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前几天，日本外相藤山爱一郎与赫鲁晓夫会晤时，询问中国现在是否有能力进行核试验。赫鲁晓夫说，中国人完全可以进行核试爆，因为苏联已经提供了许多核技术和核设备，并向他们示范了如何去做这些事情。实际上，赫鲁晓夫只是提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还有一点，就是邓小平后来所说的，如果苏联不撕毁合同、协议，不撤专家，中国恐怕到今天还爆炸不了原子弹。这是１９６６年３月２日邓小平和李先念会见罗马尼亚大使乔治乌的时候说的。
１０月１５日，约翰逊总统借三国核禁试条约签署一周年的话题，发表电视演说，特意强调了美国的核优势。
１０月１４日晚上，刘杰处理完１７７办公室的事项，回到住所刚躺下不久，周恩来打电话要他到西花厅去一下。
刘杰说，我记得那个时候是１０月１４号的深夜，总理给我打来了电话，总理这个办公都是在夜间。后来我就开玩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总理后半夜来电话。马上穿衣服，赶紧要车，迷迷糊糊穿上衣服赶快去。去了以后，总理说前方来了电报，你看到了没有？我说看到了，就是上午张爱萍他们发电报提出来的两个问题。他们担心核爆炸万一不成功的可能，这原子弹本身呢，会不会发生异常？这个异常第一是说外边的炸药爆了，没有引起里边的连锁反应，原子弹本身没有爆。第二个问题就是它自己引起了这个中子的连锁反应，而不是在你主动控制下它起爆的。总理说这个问题很重要，你马上来考虑怎么样解决。我当时就提出来说，第一个问题，炸药爆炸而里边不引起核反应，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做了多次爆轰实验都没有发生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自发裂变的问题，我说这需要科学家他们来研究一下。
白文治说，临爆前只有四十多个小时了，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个报告提的都是根本性的问题，在原先的设计中不会不考虑这个问题。不但这个问题，连原公甫加工核部件时可能引起的超临界这一类的危险，以及仓库里头怎么操作，怎么储存，相隔多远，都考虑得非常细致，不考虑就是大漏洞。
刘杰说，那个时候啊，我想前方他们不一定就是非要北京来解答这个问题。可能只是说现在要爆炸了，万一出意外的话就这两种可能性。
核试验委员会在报告中，针对可能出现的两种不正常爆炸情况，分别提出多个可供选择的应对方案。比如，一旦只是发生了炸药爆炸试验，那就利用装配工房，将另一颗备份的核装置装配起来，稍加清理整修场地，３—５天内重新进行爆炸试验。万一起爆前突然发生自然走火，可在铁塔南２—５公里处修建简易装配工房，１２—１５天后进行地面爆炸。首次核试验用的原子弹和铁塔都有备份。
九院理论部因为彭桓武和邓稼先已于１０月８日去核试验现场了，刘杰就把周光召找来，要他论证原子弹自发裂变引起提早核爆炸的几率。并且告诉他时间紧迫，８小时内要做出回答，要高度保密。周光召一听任务如此紧急，心情紧张，就提出请长于中子理论的黄祖洽和秦元勋一起来完成。刘杰说，当天夜里呢恰好周光召在家，其他的同志都上前方去了，我就马上请他来，就谈到总理交代这个任务，前方也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怎么样，现在已经非常迫切了。我说这个东西也来不及详细计算，就从各方面做个推算，来估计一下子，看究竟怎么样。
黄祖洽说，他们说的自发裂变，就是这个铀啊，它有一定的概率可以自发裂变，自发裂变就是你不需要中子去打它，它自己也会裂变，它有个这样的概率。但是这个自发裂变的概率比较小，如果你这个系统没有到达临界呢，这自发裂变根本没有关系。关键就是你在这个由次临界到这个超临界的过程中间，这个当然是，因为它是冲击波进行的，时间很短，在这样短的时间之内，那么多铀里面的自发裂变的概率有多大，是吧。那这个很容易估算出来。原来就专门有一个小组负责这个事情。所以，对行家来讲这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那么领导人他提出来有这个事情，当然觉得问题很大了。那么，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征求前方那些科学家的意见？也可能征求了，也可能是那一次到前方去的科学家里边，没有包括原先做这个计算工作的小组的人。像我搞中子，搞了那么多年，那我知道没有什么问题，并不是很复杂。粗略的估算嘛，里边那么多铀，在那么多时间之内有多少自发裂变产生的可能性，算一算，并不需要什么很复杂的公式。因为这个事情重要，我们当时估算总是给它留有相当的余地，估计它的杂质，比如说大概在什么范围之内，我们就取它的最大值，最大可能杂质有多少，然后，各方面都往最坏的方面去估，结果没问题。
秦元勋说，我在九院时是数学、计算和计算机的负责人之一，后来又按产品的物理过程，分工负责威力计算。爆炸前一天，刘杰让周光召、黄祖洽和我进行估算，他们俩是搞核物理的。当时资料也不全，有的已经带到试验场去了，时间紧迫，８小时内要回答，又要高度保密，因为爆炸时间是绝密，不许其他人参加计算。三个人特别紧张地估算了一天，我们最后写出报告，三个人都签上了名字。
刘杰马上拿着周光召三人关于自发裂变的可能小于万分之一的签字报告赶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看了之后，又问，现在你考虑试验结果会怎么样？刘杰说，当时我的心情也是很紧张的，究竟这个怎么样呢，那个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到最后决策的时候，还在看这个究竟怎么样。我说总理啊，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呢就是干脆利落。第二种就是拖泥带水。第三种就是完全失败。我说第一种可能性最大。这个时候总理的表情好像觉得问题比较复杂，最后说现在还是要确保万无一失啊。那么零时就定在１６号的下午３点钟，这就确定了。下午１点半的时候，我向张爱萍传达了总理１２时的指示信后，就把零时已定的信息分别通知二机部几位副部长。他们每一个人的工作都跟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有关，但总理指示过，说知道的人不要太多了，所以关于起爆时间确定的情况，先前都没有告诉过。现在，是告诉他们的时候了。恰巧钱三强同志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说现在已经确定了今天下午，我看看表，我说三点钟，快了，还有个把小时，这个马上就到了。我说这一次呢，这个爆炸看起来是会响的，但是也不排除万一的可能。这个时候他的眼睛好像有点儿含泪啊，他就表示，说会响的，会响的。
１６日１２时，即爆炸前三小时，周恩来在给刘杰的信中，指示他告诉张爱萍和刘西尧，待他们回到指挥所时，如无特殊变化，不必再来往请示了。零时后，不论情况如何，请他们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
这说明，周恩来对试验结果的估计，没有排除失败的可能。
１０月１５日晚上，风很大，钢丝绳被刮得直摇摆，打在铁塔上当当当直响。李觉不放心，马上就要爆炸试验了，担心出什么安全问题，就又去铁塔下转转。夜间天气有些冷，又有风，他走到塔下的时候，一眼就看出了异样，这油机的盖布怎么变样了，大帆布下面是什么鼓鼓囊囊的，推也推不动。
李觉说，我看到不对劲，一揭蒙在机器上的盖布，老天爷，有个人正躲在底下，还戴着帽子，穿件皮夹克一样的衣服。我说你怎么在这儿，怎么还不回去？他回答说，明天是我的班，我不能回去，今天晚上油机万一出什么事，明天我不能把原子弹送到塔上去，我这个责任可就大了。我得在这儿守着。我一看也就不好说什么了，他也是好心嘛，就说，好吧好吧，你要休息好，风太大，盖好，别感冒了。这个工人在油机旁守了一夜，第二天开油机，就是开那个卷扬机把我们和产品送到塔上。老工人叫王振禄，从大连调到九院时就是８级工，十几年只长了５块钱工资。文化大革命中又受了很多委屈，有人说他心是黑的，他一急就自己把肚子剖开了，说叫你们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送到医院，连麻药都没给他打就缝上了。我在北京听到这个消息，打电话到厂里，说你们行行好，一定治好他。后来这个老工人又调回大连了，临走前到北京，一敲门就叫我：李部长，你还认识我不？我说，认识，认识，怎么能不认识啊，你不就是王振禄嘛，那天晚上你不是在爆心守了一夜嘛。他一听就说：认识就没意见了，你只要还记得我是干这个工作的就没意见，没意见。他高高兴兴地走了。１９９０年左右我到大连开会，特意到他家去看他，没见着，一下楼在院子里碰着了，他刚从街上回来，带个红袖章，原来他退休后在街头搞治安呢。
１０月１６日６时，基地气象处长韩云升向试验委员会报告，整个场区及云迹地带气象转好。按照预定程序，８时开始上塔插接雷管。２０办公室随即电告１７７办公室：老邱在梳妆台，８点梳辫子。
插雷管是原子弹装配的最后一道工序，有一定危险。人员必须穿棉织服装和胶底鞋，以防静电，工作间的台架等必须接地良好。上塔插接雷管的人员共有６人：队长陈常宜，副队长张寿齐，叶钧道，他们三个人负责将雷管安装在产品上，并与同步装置接线；贾保仁负责传送雷管和检查编号，并作好记录；赵维晋、耿春余二人负责导通。另外，李炳生负责记录，杨岳欣负责空调。原子弹装置插雷管和导通检查工序，用了三个半小时。
张寿齐说，上塔安装雷管前，我们向主控站提出要带上启爆台的钥匙，因为我们在九院时就有一条规定，插雷管的人一定要带着钥匙。我对主控站的人说，不拿钥匙我不放心。但主控站的规定却是不许把钥匙拿出去，这样，我们争了几句。张蕴钰司令员在旁边看我们争论起来，就过去向张爱萍请求说，让我带上钥匙陪他们去吧。张爱萍点点头答应了，张司令就从张震寰手里接过钥匙，和我们一起上了塔。到插雷管时，我已经连续七十来个小时没有睡觉了。先是在塔下工房里装配原子弹，装完后运到铁塔这里，紧接着就要上去插接雷管。我记得李觉院长也陪我们上塔了。李觉说，我拿钥匙你们放心不放心？我们说放心。
张蕴钰说，那时的问题是一个又接着一个，就是说原子弹不响怎么办？到时候炸了它不响怎么办？等到了接近试验的时间了，人们这时候不是怕它不响，而是怕它响，说它万一不受控响了怎么办？最后，我给张爱萍提了个意见，我说试验这天插雷管，最危险的是把那雷管插上。我和他们到一块儿，最后把他们送上去。像这些时候司令当先，我和群众在一起，死了在一起死，谁不可以死啊。后来张爱萍接受我这个意见，他叫我、李觉和总政科技部主任朱卿云一块儿去上铁塔，最后把铁塔上的人送下来。我和李觉、朱卿云三个人去了。朱卿云没上塔，我和李觉上到塔顶上。那个时候我也用不着害怕，因为控制站的钥匙我拿着，我不回来控制站开不了。
张蕴钰说，我和李觉走入吊篮，慢慢上到了塔上的工具间内，在那里我们清除了身上的静电，又登上几级台阶才进入爆室。九院实验部副主任方正知教授和他的助手正在做最后的检查，他简单地对我们说了句，就完了。然后又接着埋头检查。检查完后，方正知在塔上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合上起爆电缆的电闸。我抬头看了看周围，顺手把墙上贴着的那张操作规程取下来，即时在上面签了字，但以后找不到了。我们三人走下吊篮后，李觉又特意嘱咐卷扬机手，说请把毛主席像降下来，忘记了就是政治事故。接下来，方正知教授又合上了小砖房内的电闸。从铁塔上的原子弹到主控站的起爆电缆这时已经全部接通了。我摸了摸衬衣口袋里的那把钥匙。我们一起离开了铁塔，我的车是最后离开的。走出几百米，我又让车停下来，向塔看了最后一眼。在返回途中，我先到了主控站，在那里见到了程开甲。在试验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他曾不止一次对我念叨说，它不能不响。到了主控站，我将启动控制台的钥匙交给了在那里指挥的张震寰。在指挥部的路口，李觉把另一把钥匙交给了在那里等候的刘西尧。那是铁塔下配电箱上的钥匙，引爆原子弹的电源已经合闸了。
１６日上午１０时，试验程序进入清场阶段。徐邦安说，撤退工作组织得十分严密，通过岗哨时都逐一点名，查对车号，绝不能由于工作疏忽而使人受到伤害。九队绝大部分人员撤到开屏，距７０１大约有６０公里的一个参观点，那是一片平缓的高坡地，视野开阔，在场区方向竖起一面红旗，指示爆心方向。高坡上有几个高音喇叭，可以直接转播主控站的动态和报时信号。九队主要技术领导都撤到主控站，集中在走廊顶头有６个望孔的观察室内，我陪同领导在这里等待零时。大家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当时不少领导问邓稼先有把握没有，邓稼先光是笑，不回答，一个劲地吸烟。有时问得实在躲不过去了，就挤出一句话：反正能想到的问题全想到了。
这几天，驻扎在二机部几座工厂和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高炮部队，已经进入临战状态。刘杰说，我当时没有去现场，为什么呢？他们到前方去了，这边还有很重要的工作，一个是前后方的联络沟通，一个是准备万一，以应不测。因为这个在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总理讲的，我们有了第二套，我们就有了保证。所以，从开始确定爆炸的时候，总理就考虑这二套的问题，假设敌人要是破坏了我们怎么办？所以，那个时候重新选场啊，设计啊，准备第二套。那个时候人员的转移、材料的转移，疏散专家，设高射炮阵地，弄伪装网，伪装了半天也不好弄，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到爆炸之后，紧跟着一个任务，就是把放射性云雾走的这个过程，它的影响如何搞清楚。那时候上上下下都抓得非常紧，因为一是国际形势比较紧，二是我们的许多工作经不起拖拉和失误，经受不起损失。周总理有时也发火，一次总理批评最厉害的时候，就是最困难的时候，那不是准备敌人要来轰炸嘛，要做许多预防工作。我们一个工厂把一批原先从苏联进口的设备运到酒泉，放到一个仓库里边。这设备很贵重，需要保温，他们就生炉子，结果着火了，烧了。总理知道了，当天晚上就把我找了去，把公安部，把部里边的保卫局长也找了去，狠狠地发脾气。你们这样不负责任，这样的设备，为什么把它烧掉了？最后，总理说谁负责任，谁的责任？结果，保卫局长也不敢吭气了。我说总理我负责任，这是我的责任，我管理得不好，受了损失。总理后来也就慢慢平息了，说这个要想办法，能够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