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散文集)-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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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大睁着夜一样黑的眼睛。这个夜晚自然是失眠了，天亮时方睡着。已经是十一点了，迷迷糊糊睁开眼，第一个感觉里竟不知自己是在哪儿。听得楼下的老马媳妇对老马说：“怎不听见他叔的咳嗽声，你去敲敲门，不敢中了煤气了！”我赶忙穿衣起来，走下楼去，说我是不会死的，上帝也不会让我无知无觉地自在死去的，却问：“我咳嗽得厉害吗？”老马的媳妇说：“是厉害，难道你不觉得？！”我对我的咳嗽确实没有经意，也是从那次以后留心起来，才知道我不停地咳嗽着。这恐怕是我抽烟太多的缘故。我曾经想，如果把这本书从构思到最后完稿的多半年时间里所抽的烟支接连起来，绝对地有一条长长的铁路那么长。
当我所带的稿纸用完了最后的一张，我又返回到了户县，住在了先前住过的房间里。这时已经月满，年也将尽，“五豆”、“腊八”、二十三，县城里的人多起来，忙忙碌碌筹办年货。我也抓紧着我的工作，每日无论如何不能少于七千字的速度。李氏夫妇瞧我脸面发胀，食欲不振，想方设法地变换饭菜的花样，但我还是病了，而且严重的失眠。我知道一走近书桌，书里的庄之蝶、唐宛儿、柳月在纠缠我；一离开书桌躺在床上，又是现实生活中纷乱的人事在困扰我。为了摆脱现实生活中人事的困扰，我只有面对了庄之蝶和庄之蝶的女人，我也就常常处于一种现实与幻想混在一起无法分清的境界里。这本书的写作，实在是上帝给我大大的安慰和太大的惩罚，明明是一朵光亮美艳的火焰，给了我这只黑暗中的飞蛾兴奋和追求，但诱我近去了却把我烧毁。
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我终于写完了全书的最后一个字。
对我来说，多事的一九九二年终于让我写完了，我不知道新的一年我将会如何地生活，我也不知道这部苦难之作命运又是怎样。从大年的三十到正月的十五，我每日回坐在书桌前目注着那四十万字的书稿，我不愿动手翻开一页。这一部比我以前的作品更优秀呢，还是情况更糟？是完成了一桩夙命呢，还是上苍的一场戏弄？一切都是茫然，茫然如我不知我生前为何物所变、死后又变何物。我便在未作全书最后的一次润色工作前写下这篇短文，目的是让我记住这本书带给我的无法向人说清的苦难，记住在生命的苦难中又惟一能安定我破碎了的灵魂的这本书。
一九九三年正月下旬
方英文
在我的朋友中，英文忠厚而幽默，我很爱他。他供职于我的家乡的那个州城里，文人都知道他，尤其乡里的那些作者、读者，地里的萝卜长青长白了，红薯真红了，就记起了他。但州城所有商店的营业员不知道，因为他不讲究穿，也没有以漂亮的媳妇而给人炫耀的意识，每次与妻子相隔了距离去商店，他总蹴在门口台阶上吸纸烟。前些年我进商州，找的是何丹萌，后来何丹萌调走了，那间霉而黑的屋里接替的是他，我就又找他。那间屋子一直住文人，且两位主人都给我备有被褥，我觉得我与这间屋子有缘分，曾一次梦里梦到几百年前这
块地方就是我家的。每次去，方英文说：“元春又省亲了？”我说：“再投奔梁山嘛！”
我回乡的样子很野，挎包里塞一件换洗衣裳，装一册《道德经》一册《诸葛神数》，两条纸烟，牙刷和钢笔全在口袋了，一下车进商州，喜欢买囫囵一张“锅盔”大饼，一边走一边拧着吃，见着他，手里还剩多半张，他总要说：我给你照张相！但他没有照相机，多年来还是没有。
他儿子两岁，要儿子看着我，问：“他是谁？”儿子说：“贾平凹！”他说：“小孩不能叫大人名！你重说。”儿子说：“是人。”他于是说：“我这儿子是哲学家呀，是现代派呀！他虽然刚才叫你名字，可证明你名字老幼皆知嘛！”
住下的这个夜里，他必然就开始攻击我的文章，朗读他的文章，直朗读得我的头枕在床头昏迷了，他说：“你不会欣赏！”把被子替我掖好，就出去了。第二天一早就来打门，端一杯奶和两根麻花要我吃。我正要感激他，他从口袋又拿出那文章从头又念，连标点也念。我说：“还好。”他说：“不好，是麻花好。你不是个君子！”
他的妻子极像山口百惠，十分疼他，稍不见他，就在门口呼唤“方英文”。他一听见就得意了，说：“她离不得我！”单位派他出差，他要对妻子说：“你要想我了，就看咱们儿子，那是我脱的壳。”但突然一次吵架了，竟然说出个离婚二字。他说，你敢写离婚书吗？妻子没想真的写了，他看着离婚书脸都绿了，但很快说：“写得不错，只是两个字错了，你改一改。”妻子扑哧笑了，世界从此和平，此事他好得意，作为经验传授我四次。
一次我应约写一篇创作谈，他知道了，说：“搞不了创作的人才常常写创作经验的。”我很窘，把那篇文章揉了，以后再不写这类东西，也不读这一类的东西。
他常给我来信，无事来信。听说我当了一个社会上的名誉性的官儿，来信的一页纸上四分之三是他给我送头衔。我不敢迷那些虚名了。以后有人当众张扬我是什么什么职名儿时，我就觉得他在笑我，于是就摆手，说那些名分是追悼会上才用的。
有一阵他来信爱作画，先是一杯茶，我就回信画一壶酒，他于是又来一盘鸡，我到后来干脆送他一海的酒一林的肉，他愤怒了，来信说他先是君子，是我勾引他也成吃喝小人。最短的一封信，是他写了一句话：“你一定想我！”
我确实想他：他有挺阔的嘴，胖胖的屁股，一边和我下棋一边放屁。而儿子忙乱地掀他的衣服，扰乱得棋下不成，责骂儿子，儿子却说他在寻放出的屁哩；然后一块儿去厕所，两人亲自小便，说些同厕所一样不卫生的趣话；然后我们谈文学；或者像考状元一样相互命题作文。
夏天里回商州，他说某某杂志开辟了他的小说特辑，某某评论家撰写了对他的批评，“真的，大有成名的迹象了！”我没有理他，也宣布不写一个字吹捧他，人太熟了，容易捧杀或棒杀，现在文坛上佛魔不分，天才与小丑混淆，我不落嫌疑和罪恶。他也说：“看你写我的批评真还不如听我老婆的读后感。你要实在想写我了，以我为题材写你的散文去！”
于是我写了以上这些。
方韵
方英文是我的朋友，住在商州；方韵是方英文的儿子，今年四岁。方英文常常抱怨方韵个头不长，别人家门扇上测量的刻线一条一条的，他家的门扇上只有两道。方英文说：“儿呀儿呀你几时才长个儿呀！”方韵说：“爸呀爸呀你几时才升工资呀！”方英文没了脾气。方英文因职称评定生过闷气，从此胃不好，爱放屁，每次方韵掀了他的后襟说要寻气蛋哩。方韵把下雪不叫下雪，叫“天脱皮呢”。说眼睛看不见了是“眼睛灭了”。方英文的住屋窄狭，隔壁却有个有权人家房子多得作了鸡室，鸡一打鸣，方韵就说“鸡响”了。鸡响了，方
英文烦得就到凉台上去，拿望远镜往远处看。一看看到对面楼上一家窗口，里边有女人擦澡的，人家用报纸贴在窗子上，上面写了三个字：没意思。方韵偏问：“没意思是啥意思？”父子俩晃荡晃荡到街上去，街心花园里有两只鸽子，一只白的，一只黑的，正亲喙嬉耍哩，方韵说：“爸，你说哪只是女的，哪只是男的？”方英文说我不知道，方韵得了意：“我知道！白鸽子是女的，黑鸽子是男的。”方英文问为什么？方韵说：“因为你黑，我妈比你白。”这时候，迎面走来一对夫妇，却是女的奇黑男的特白，方英文要告诉儿子了：你的判断是不牢靠的。方韵一脸疑惑，回到家后突然想通了，说：“我知道了那女的为啥黑？因为男的打麻将，女的脸气黑了，你每次打麻将，我妈脸就黑了！”方英文骂了一声把他妈的。
方韵是方英文的反对，方英文虽然心里不受活，但方英文是作家，写文章就常要引用方韵的语言。文章发表了，在家一边抖着稿费票子，一边念了给方韵听，方韵说：“用我的话，没意思。”方韵看不起方英文，也看不起我，方英文来信说：方韵还认不得字，但能识得你的名字，在家翻杂志，每每看到你署名的文章，就说：“又是贾平凹！”极鄙视的样子。
１９９３年６月１５日
说白烨
陕西有两个姓白的走了北京，一个是作家白描，一个是评论家白烨。北京城里从来是水深浪大，两个人却都活得头角峥嵘。原本长安城里也应是藏龙卧虎，但毕竟是藏与卧的，水土养人难留人，他们走得好。遗憾的是他们开始说京语，声声不入耳，我一见到他们就强迫用秦腔，秦腔在唐代仍是国语嘛。
第一次认识白烨时，把烨念错为桦，在众人面前很窘了一回。白烨说：有一个大人物看
了我在某报上写的文章，也念为白桦的，白桦那时受批判，大人物就批评报社为什么还发表白桦的言论？报社负责人忙去解释了是白烨不是白桦，桦是木之旁，烨是火之旁。我说：啊嗬，那我也是大人物了！
白烨是黄陵人，那里产煤，据说煤质优良，无烟，用报纸能点燃。我说，女人嫁到你那儿要尿三年黑水。白烨说：那里人是走虫。白烨尤其能走，他每年回陕西数次，不是来组织书稿，就是来联系出版方面的事。回陕如元春省亲，朋友们都要看看他，他也一一要回访，那些日子，分分秒秒都得计算。但是再忙，他都要抽空回老家去看望娘，再累，头发总梳得光光的，到任何地方了脱了大衣要挂着或叠了放好。他走后，朋友们常感叹他的孝道，朋友们的老婆却羡慕人家这男人的整洁。
白烨的忠实可靠是著名的，大凡委托他的事，只要承诺了，没有不落到实处的。我们笑他：若做大官，可以当顾命大臣，若在戏文里，是《赵氏孤儿》中的角色了。现在做忠实可靠是需要有情操，有大境界的。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出了一个白烨，他当然是人缘极好，在京城，在长安，在外省很多地方，都有一群喜欢他的女人，不管什么年龄层次，也不管什么政治艺术见解。常常是甲与乙生分，但甲与乙皆与白烨友好，白烨因此也做了许多团结工作。他年纪并不大，地位并不高，一张辐射的蛛网中间，守定的应是一个肥大的老蜘蛛，却是白烨。
这样的人，天生应该做编辑。
白烨就是个好编辑。
有人能写文章却耐不得编稿子的琐碎，有人能耐得其烦又缺乏鉴赏力，有人能写能耐能鉴赏但又没有长久的热情，而白烨恰恰具备了一切。我见过他为自己的文章而得意，更见过他读过别人的文章更激动的样子。我差不多每年都收到过他编辑的书籍，来信中喋喋不休地介绍此书内容如何之好，又反复征询此书版式怎样，封面设计怎样，虽是征询，其自满之情溢于纸面。和女人在一起不敢问起她的孩子，与白烨在一起，不要提说他编辑的书。
一九九三年初，我躲在西安郊县写《废都》，写得很苦，很寂寞。白烨来了，有客自远方来，我们都不亦乐乎。白烨那次来陕是编印一套丛书的，数日里寻找，寻不着，终打听清人在郊县，不顾一切就跑来了。他说：“我来看看你。”我说：“不，是上帝让你来取书稿的。”他叫道：“写完了？！”高兴地要把我抱起来。这一夜，我没有让他走，我们吃搅团，吃酸菜，谈创作，谈编辑，几乎没眨眼。翌日清早，我们用硬纸夹夹了近一尺高的手稿，拿绳子反复扎好，装在一个塑料袋里，再装在一个布口袋里，他背走了。这部十多斤重的，耗费了我半年心血的手稿，白烨一直背到了北京，亲手交给了北京出版社的田珍颖。白烨曾经他手为我托带过好几部手稿，这一次却记载了一段难忘的传奇。
我作为作家，白烨给了我相当多的智慧上的启示和生活上的照顾，作为主编《美文》杂志，白烨从我们要刊号到编辑每一期刊物，都付出了他的精力和时间。人常说，朝里要有人。北京是我们心中的朝里，白烨是朝里的要人。《美文》杂志社里，凡有事去京，没有不去首先找白烨的，找到白烨，也没有不顺利拿到一些名家稿件的，编辑部常常在没好稿编时，就说：找白烨，给白烨打电话。白烨没吃《美文》的饭，《美文》把白烨箍住了。
一个人太好了，往往倒不显出他的好处来，这如同我们对于空气，太习惯了—呼一吸，便疏忽了我们是在不停地一呼一吸。白烨从事的是文学批评、文学编辑、文学朋友的角色，又偏偏不是那一种投机者、以稿易稿者、酒肉者，这是最易于让人疏忽的身份。也正于此，他活得正，活得不累，活得是一个评论家、编辑家、文友的本真。
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２日
乡党王盛华
因为是乡党，那年我回商州采风时盛华陪着去寺耳。寺耳是深山僻地，一连吃罢四天十二顿的老陈浆水面，肚子都咕噜咕噜打雷。我骂盛华弄不来好吃的。他跑三里路去卜湾村的小饭馆里买了四个蒸馍，又要去河边的一块辣子地里偷摘几个辣子，没想一只狗就撵上了他。山里的狗声巨如豹，一个咬起，随即惹来四个也咬着扑来，盛华从辣子地边的篱笆上拔出—根木棍，旋转着边打边退，狗仍是穷追不舍。我瞧见路旁有家木材站，从铁栅栏门的缝隙中钻进去，他钻不过来，他的鼻子太高，情急中把怀里的蒸馍当石头用，狗叼着蒸馍才跑远
了。他站在栅栏门外给我耸肩，说：“蒸馍吃到狗肚里去了！”
从寺耳返回到商洛县城，盛华供职在县文化馆，一定要招待我吃豆腐。洛南的豆腐是浆水点的，压得很瓷，可以用秤钩子钩着称。豆腐是烫热后切成小方块，蘸着辣子水儿吃的，我俩吃了五斤。他见我高兴，就拿出笔墨纸砚，要我写一个条幅给他。我那时的毛笔字虽没现在可以卖钱，但酷爱汉罐瓦当，不带几个来也是不肯动笔的。我说：嗨，一顿豆腐就想得一幅书法呀？！盛华嘿嘿地笑，头一晃一晃地，而且揉起鼻子，说，鼻子在钻铁栅栏门时撞坏了。我当时却也有些写字的瘾，提笔就在纸上写起寺耳的一路感受，写毕了，竟还是一篇短散文，后来盛华抄了一份拿去发表，这便是如今收进我文集中的那篇《游寺耳记》。
数年后，盛华从洛南县到西安上大学，毕业后又调入省内一家报纸当编辑。我们又开始了接触。他寻到我家，很遗憾地说，他最近去安康出差，特意在茶农家给我买了几斤富硒茶，没想下火车时被人偷了。我安慰他，以他的要求给报纸写了稿。又一次，他又来约稿，说他去了韩城，买了四斤大红袍花椒，一人二斤的，来时搭出租车遗在车上了。他一走，我想，不对呀，怎么他总是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