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的故事(全)-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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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术的行话讲，这叫破了他的拳桩，此时根本不用担心他会用拳脚打我，因为在我这一扯之下，他的重心被破坏了，连站都站不稳，手脚根本打不着我，就算他奇迹般地打着了我也无所谓，因为那样的拳脚肯定没力量。我随即一记右手重拳打在他暴露出来的肋部，随后右腿插到他的右腿后面，右臂搂住他的脖子，一个利索的“别子”把他摔在了地上。随后立即上步，右膝跪在他的腹部，右手掐住他的脖子，左手仍抓住他的右臂，并把它压在我的左腿上——这样就彻底把这个日本人制服了。其实我在上场前已经选好了自己的战术，即在设法重击对手之后用摔跤和擒锁技术将其制服，这样就避免了在和日本人的拳来脚往中消耗掉自己的体力，用擒摔既可制服对手并使对手认输，又可以节省自己的体力，以便用节省下来的体力打败更多的日本特工。
这名日本人认输下场后，第二个马上就冲了上来。但他的功夫似乎还不如第一个，因为我看他冲上来时双手开得过大，身体中线暴露了出来。而身体的中线是人的要害器官集中区域，一定要保护好，如果暴露出来太多，用中国武术的话讲，叫门户开得过大，是很危险的。他一记冲拳朝我打来，但在他的手打到我之前，我的手已经打到了他——我用的是标指，这个日本人的个子没我高，臂长上没有优势，再加上我用的是指，他用的是拳，指伸直了是要比拳长得多的，这就加长了我的打击范围，所以在我的手指插到他的咽喉时，他的拳头还在半空中，所以我打得到他，而他却打不到我——这就是中国武术中“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
日本人在挨了这一指后拳头立即收回来，用手去护自己的咽部，这一下的威力是不小的，武术中有拳谚讲：“拳打疼，掌打痛，指毙命”——讲的就是指的威力，同等的力量下，接触面积越小则产生的压强越大，指尖的面积远远小于拳头的面积，因此杀伤力也要大得多。我乘胜追击，跟上一步用右脚猛扫对方的小腿，此时他的双手正在捂着脖子，所以在这一扫这下他并无双手摆动来维持身体的平衡，所以一下子就摔在了地上。我快速抓起他的右脚向右侧一翻，使他背对着我躺在地上，同时用自己的左脚踩住他的左脚，这样又把他彻底制服了。此时观众席上的犯人们见我利落地制服了两名日本人，激动得放声高呼，有的甚至站了起来，一时掌声雷动，我还听到了兴奋的口哨声。
这时，我看见日本人的队列里猛地蹦出一个人来，快速向我走来。我放走了刚才被我制服的日本人，并向后退了退，和来者拉开了距离——来者正是刚才打伤了俄罗斯人的腿的那位高手。来者走到离我两米远时也停了下来，并摆了个空手道里的预备姿势。
这个日本人与前两个不同，他并没有主动进攻，而是警惕地盯着我，准备让我先出手。我也将计就计，发出一记右前手直拳，出拳时特意侧身并暴露出右肋部。对方果然上当，一记前踢朝我没有掩护的右肋部踢来，我立即后退，并借着侧身的姿势猛地发出一记侧踹——退步侧踹是对付前踢的一个好方法，因为可以根据自己支撑腿的姿势来增加侧踢的打击深度，而伸直了的侧踢腿是一般是长于对手的前踢腿的，这就是中国武术中所谓的“放长击远”。同时，从力量上来讲，侧踢的力量也是大于前踢的，因为前踢时腿的力量的方向与身体整体的运动方向并不是完全一致，有一部分力已经在自已身体不同方向的运动中相互抵消了。而侧踢时自己的身体和踢出的腿是在一个平面内的，这样就可以使力量集中到了发出侧踢的腿上，杀伤力自然更大。
日本人在中了这一腿后退了几步，一下子就坐在了地上，但战斗力仍然旺盛，因为我在向前逼进时双腿被他用双腿绞住，然后他在地上一翻，把我也摔倒了。我没打算和他在地面上一决高下，于是便一倒地就用拳猛砸他的右大腿侧面，因为小时候打闹时我就知道那里有一个地方叫“麻筯”，一旦砸上就大腿发麻。在这一招奏效后，我剩其大腿麻筯时迅速脱离他的打击区域，从地面上站了起来。日本人站起来后，马上要对我发动进攻。但在他逼上来准备出招时，我打了一个迎击，用的是小时候打架时最喜欢用的“王八拳”不过我用的可不是普通的漏洞极多的“王八拳”，而是以速度为基础的前手盖拳连击，一般一出手至少四下，小时候用这一手屡试不爽，只是后来有高人指点，在砸的时候不要砸对手的头部，因为人的头盖骨是人体最坚硬的骨头之一，用的力气太大了，很可能对手的脑袋上只起了几个包，而你自己的手指却骨折了。所以我后来都把打击目标放得低了些，落点选在了眼睛和太阳穴的高度，这些部位更要害，而且这个高度的拳法也更利于出击时对自己中下盘的保护。这一下子就是四拳，把日本人打退了几步，但并没有摧毁他的战斗力，他马上又要进攻，但我抓住了这个机会，迎上去又是一击。他刚才上盘中拳，所以手仍放在靠上的位置，我一记重拳正打在他的胸腔与腹腔之间的横膈膜处。我在出拳时特意将拳头由外向内旋转，以打出钻劲来——李小龙的“寸拳”利用的也是这种旋转出拳的力量。当我的拳头击中目标时，我听见了“咯”的一声——人的横膈膜是由软骨构成的，这一拳正打在了软骨上，所以发出了这样的声响，由于横膈膜正是人体重心所在，这一击一下子把他倒在了地上。他想站起来，但这次却站不起来了。
观众席上一片寂静，恐怕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但这种状态只持续了五六秒左右，代之而来的是雷鸣般的掌声和犯人们的欢呼声。这下子，日本人那边好像也没人再主动冲上来了，剩下的人只是互相地看了看，没人起身迎战。日本人的座位那边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人站了起来，我以为他是要来和我对打的，但他却用手指着我让我过去。我走过去时，他命令“狱卒”们把犯人全带回去，今天的比赛到此为止。
我被带到了一座办公楼里，并被领进了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口的标识说明这是北野指挥官——集中营最高行政长官的办公室。
北野指挥官告诉我我将担任日本特工的格斗教官，我装作高兴地答应了。这样我就可以有更多地机会观察整个集中营，以寻找机会逃出去。尽管这里戒备森严，但我从第一天起就没断过要逃出去的念头，但平时大部分时间被关在牢里，现在日本人发现了我有利用价值就让我执教，而我却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利用他们。
后来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要教一队一队的日本特工中国功夫，但故意把基本功训练的时间尽量拉长。同时我也发现我并不是唯一的格斗教官，还有一名北朝鲜人也在教，他叫朴正圭，我在一次下课回牢房的路上和他搭上了话，他是朝鲜人民军第八特种部队的军官，2001年从海路渗透至日本执行对日本自卫队的秘密侦察任务时被日本特工人员秘密绑架。他会一些英语，但因为只是特种部队军人，而非情报人员，所以说的不是太好，但还是可以进行交流的。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后来我们还向北野指挥官请示让我们长时间在一起研究格斗教学，日方批准了。实际上我们是在一起研究如何从集中营里逃走，他也常考虑这个问题，但觉得仅凭一个人的力量很难逃出去。而我则面对着比他还大的问题，因为一方面我在被绑架后发现自己在秘密工作方面的自信已经被很大程度上摧毁了，落入敌手的感觉实在是太痛苦了，自己的生活一下子全改变了，这是一时难以适应的。但最重要的还是信心方面的问题，以往在秘密工作中我总是很有信心的，但现在我发现我很难再集中精力认真思考和秘密地做准备，因为我已经不敢再迷信自己的力量了。另一方面，日本人的管理方式也摧毁了我的斗志，这里的生活环境比较舒适，每天有吃有喝，还有娱乐，我有时发现我好像有点乐不思蜀了。我和一名来自英国MI6的犯人聊天时，他甚至说如果不是生理上的需求得不到解决的话，他可能都不会想到要从这里逃出去。日本人在控制人的思想方面的确有一手，一方面有武力的威胁使你不敢逃走，一方面创造这样一个安逸的环境来让你甚至不想逃走，让人自己都不再向往外面的自由。有时他们特意让我们听一些特殊的音乐，对我们进行心理暗示——让我想起了日本人在占领中国东北时采用的愚民政策，让中国人学日语，按日本方式生活，在学校里也让学生们听一些靡靡之音——看来日本人至今仍擅长用音乐来控制人的思想。
而现在和朴正圭在一起，我则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因为他是宁死也要逃出去的，哪怕不能活着回到朝鲜他也要逃出日本人的集中营。他的决心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们决定一起逃出去。我问过他以前有没有人试图逃跑过，他说自他来以后还没听说过，因为没人敢拿自己的身躯去试日本人的机枪子弹。但他告诉我，自他来以后不少犯人都神秘地失踪了。我觉得大概是日本人认为这些人没有利用价值或者已经用完了他们的利用价值就把他们除掉了，没必要白养着他们，而且让他们活着的话，一旦他们逃走则日本情报部门将遭到沉重打击。我说他们是不是被带到外面枪杀了，朴正圭心情沉重地摇了摇头，告诉我他曾偶然发现一个犯人是被警卫拉进营区东面的一个神秘的小楼的，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但后来一次他竟发现有戴着防毒面具的人出入那座小楼。他这一说，我马上就想起了日本人以前搞的731部队，既然这里是训练间谍的地方，那么对一些行动特工进行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包括发动细菌战的训练是很正常的，而这里又有这么些需要被灭口的活标本，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可以想像，当我和朴正圭的功夫教得差不多时或日本人对我们的教学不满意时，我们就会成为日本特工的试验品。情况十分严峻，我必须尽快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着手制定逃跑方案，一定要尽早逃出这个魔窟。
一天，北野指挥官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问了我对目前自己教学的想法。我说了些技术性的东西，想迷惑迷惑他，但他似乎是很懂格斗的，还专门提出要我教日本特工对付地面擒锁的技术。离开他的办公室的路上，我忽然意识到了一点：他为什么要强调让我教日本特工对付地面擒锁的技术呢？我在和日本特工比赛和教他们功夫时从来没有用过这方面的技术，也从未说过自己擅长这个。他怎么会专门想到这个呢？我不由想起了在救林新时和那个留着马尾辫的人的搏斗——他用的正是柔术里的地面擒锁技术，而我设法打破了他的擒锁。我这下子似乎明白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了——绑架林新只是个圈套，日本人想绑架中国的行动特工训练他们的间谍才是真的，山口组那样有着雄厚实力的黑社会组织是不会靠绑架一个中国女孩来勒索一笔并不是很大的赎金的。他们绑架林新是考虑到林新父亲的特殊身份，估计中国肯定会派行动特工来解救她，可以借机顺利地将其绑架。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交完赎金后，马尾辫仍让我留下，而把林新放走。这样看来，马尾辫可能不是单纯的黑社会人员，而是为日本情报组织服务的外围人员——日本情报组织历来就有与黑社会合作的传统，日本侵华时期臭名昭著的特务组织“黑龙会”就是由日本特务机关扶植的前日本浪人等黑社会分子组成的。看来日本人诡计多端，在逃跑时一定不能轻敌。
2002年11月7日22：47——东京时间——我外出失踪八小时后老佟在使馆屏蔽室里表情严肃地告诉机要员向国内T机关发报，主要内容为“236号情报员14点半左右外出至今未归，怀疑被山口组或日本特工绑架，但目前尚无法排除其叛逃或出走的可能。”
2002年11月8日10：15——东京时间老佟走在中国大使馆门前的街上，试图寻找236号情报员留下的痕迹。如果再没有线索他就要向警方报告，尽管236失踪不到二十四小时，但外交人员的敏感身份是会使日本警方重视的。
使馆区严备森严，随处可见日本警卫人员。藤森在逃离秘鲁后就隐蔽在东京使馆区内的一间小房子里，不用怕秘鲁特工机关将其抓回。老佟先是询问了附近几个人，他们都说昨天没看见什么异常情况。当他又问到一位家在附近的老太太时，对方说看见昨天下午有一帮警察把一个年轻人塞进了一辆汽车，但她不知道那个年轻人是不是中国人，因为她离得有点远。老佟一听，觉得警察大白天抓外交官的可能性不大，就问她对方的车是不是警车，老太太说上面没有警用标志和警灯。老佟觉得奇怪，一般来讲，穿制服的警察都是开带标志的警车的，很少有一帮穿制服的警察挤在普通的汽车里，更何况老太太还说他们都全副武装的，他们应该坐在巡逻车里的。老佟又请老太太想一想其他的细节，老太太说年轻人好像出示过一个证件，但被警察撕了后e扔到了路边的下水道里。老佟这下子更加怀疑了，撕别人的证件不是警察正常的作风，而且可以对警察出示以免遭拘捕的证件只有外交人员证件，连本国警察和特工的工作证也没有这个效果——警察和特工人员犯了法也要被抓，拿出证件来也没用，而外国外交官却享有外交豁免权，不受驻在国警察的拘捕。老佟谢过老妇人后立即跑到她所指的那个下水道，这个下水道早就停用了，所以下面是干的，老佟用力搬开上面的带空隙的盖子，手伸下去直接取出了他在上面看见的东西——被撕毁的236号情报员的外交人员证件。
2002年11月8日15：42——东京时间东京警视厅外事课课长本上冠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向东京郊区的方向望去。他刚刚在会客室里与来访的中国使馆政务参赞和公安部驻日本警务联络官会谈过，是关于一位来日本出差的外交官失踪的事情，中国使馆已经向负责使馆区治安的警察部门报了案，因为据目击者称这名外交官是被一帮穿着警服的人绑架的，在路边的废弃的下水道里还发现了他的被撕毁的外交人员证件。这是一起严重的绑架外交官的案件，而且作案者还穿着警服，现在有关的调查工作已经正式开展。
那名失踪的外交官倒不是第一次引起他的注意了，他的手下就在这名外交官失踪的前一天晚上对他实施了跟踪以确定他是不是中国间谍。结果尽管他的人没有发现他从事什么间谍活动，但也基本上确定了这个人是个特工人员，而非普通的外交人员，因为此人明显擅长反跟踪，并在一座大厦里巧妙地甩掉了跟踪。后来，在使馆区值班的人报告当天深夜他又带着一名女孩在几名持枪武官的掩护下乘使馆的奔驰车进了使馆。现在他被人绑架了，这件事显然不像是一起普通的绑架案，其幕后可能隐藏着什么大的阴谋。想到这里，他意识到最近两年来东京已经先后失踪了几十名外国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外国特工。但案子一直没破，因为绑架者逃得很快，而且没留下什么太多的线索，冒充警察绑架外国特工也不是第一次了。本上冠主管的外事课就是负责“搜查”（日语片假名，意为侦察）这类案件的，所以他对这种事情也不陌生了。但不知为什么，最近只要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