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的故事(全)-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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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逼进那两个人时已经看见其中一个掏出了刀子。我快速逼上去，把车挡在了他们和刘之间。我猛地把车门推开，撞在了那个拿刀的人的身上，他被撞退了几步，刀子也掉了。我刚一下车，他就一拳打过来，我闪身一躲，他的拳头打在了车门上。这时我也看清了对方——他看起来瘦小但很精悍，很像广东人，估计是当地华人移民的黑社会成员。我借机抓住他打在车门上往回收的右臂向左后方使劲一拉，同时突然发力来了个侧闪，左脚在下面使了个绊，这形成了一个中国式摔跤里的“泼脚”动作，一下子就把他摔到了我的身后——他倒在了紧贴车轮的位置。他刚要站起来我便用右手的掌根向上猛推他的下巴——打击下巴也可以用拳，但有人曾经在用拳重击对手下巴时把自己的手指也打伤了，当然，对方的下巴的境遇也不会太好，但如果用掌根的话就不会造成对自己手部的伤害了，而且两者打击的效果也差不多——这一下子把他打晕了，但同时我感觉到自己的脖子被人从后面紧紧地锁住了——是后面的那个人。他的技术很熟练，用伸直的手掌的食指外缘用力卡我的喉结，另一只手放在这只手的前面助力。我刚要进行反击就感到对方的压力一下子小多了，紧接着他的手干脆就松开了。我向前跳了一步回头看去，刘文泰站在袭击者的身后，右手完全伸直——看来他刚才在袭击者的背后向某个部位戳了一指。当袭击者转过身面对他时，刘文泰伸直的手掌像金蛇吐信一样快速地将指尖在对方的喉结周围戳了两下，对方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不省人事了。
刘文泰对我说：“孩子，你快走吧，我照顾得了自己，后会有期。”然后就向小巷深处跑去，很快就消失在了夜色中。
我快速开车回到了使馆，路上也没出什么意外。
2003年9月21日08：42——北京时间
电话铃声把我吵醒了，我起来接了电话。对方说：“您好，我们是XX文化发展公司，已经收到您的简历，请与今天上午10点来我公司面试。”——这是T机关的一名女工作人员在用暗语通知我上午10点到T机关三号办公楼报到。我本来现在是在完成了在伦敦的任务后的休假期，现在又有事找我，估计剩下的假期休不成了。这次的事情看来也不会是小事。
2003年9月21日09：00——北京时间
T机关三号办公楼行动部主任办公室内，我坐在肖主任办公桌的对面。肖主任对我说：“根据刘文泰提供的情报，我们已经和国家安全部一起抓获了大量为A国情报机关服务的叛徒，包括许多福建省的政府工作人员，其中一名供认自己除了为A国情报机关服务外，还为台湾军事情报局工作，并曾到台湾接受特务训练。在进一步的审讯中，他又交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他在台湾受训期间在曾一名军情局特务喝酒，对方喝多了，无意中说出他过去曾在军事情报局在台北郊外的一个秘密的据点任管理员，因为那里保管着大量军情局在解放军内部发展的情报员的档案。对方特意向他炫耀那时自己接触的档案全是最高机密。” 他说到这里时停了一下，严肃地看了看我，然后说：“看来你需要去一趟台湾了。”
“你是说我把那些档案带回来？”我问到。“对，但档案有好几大铁柜子，看来你还不能自己一个人去。”
2003年9月23日10：34——北京时间
我站在北京军区特种大队训练场上的模拟跳伞台上，这将是我今天上午第三十次跳出“机舱”了。自从我在肖主任那里接受了任务后就开始了伞降强化训练。跳伞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刚到一局后就在这个特种大队接受了跳伞训练，因为这是行动特工的必训科目。如果想秘密潜入一个国家或地区一般有三种途径，即陆路，海路和空中。陆路渗透就是指偷越国境，但如果对方不是邻国的话便没办法了，走海路则可以通过直接潜水登陆，也可以乘潜艇或高速摩托艇登陆——朝鲜特工和特种部队常用这种方法向韩国和日本渗透，解放初期国民党的水上特种部队，即战斗蛙人——在台湾一般被称为水鬼，也经常以这种方式偷袭大陆。甚至在007的影片里也可以经常看到他穿着潜水服上岸的镜头，在“Thunderball”一集里还有他和大批特工（在小说里是潜艇水兵）穿着潜水服在水下与敌人的蛙人集体搏斗的精彩场面。但如果要被渗透的国家是个内陆国，恐怕潜水也会失去作用。而空降才是万能的渗透方式，因为哪个国家的上头都是天空。
我在这里先强化一下出舱动作，几天后再与去伞训的特种兵们一起真正地跳出机舱。我在这里还可以熟悉一下将和我一起去台湾的特种兵们，他们将由哈连长带领。哈连长是蒙古族人，以前是27军的一名侦察兵，后来考上了军校，在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特种作战及侦察指挥专业学习了三年后被分到了北京军区特种大队，这次他将带上一个武装侦察排和我一起去台湾——很多人搞不清特种兵和侦察兵的区别，其实两者是一回事，只是规模上不同罢了，按传统的编制，解放军的每一个团里都有一个由团部直属的特务连，其中有一个侦察排，负责在战斗前和战斗中进行战术侦察，如果到了师的层次则至少要有一个独立的侦察连，可以担负战役层次的侦察，要是到了军区的层次则需要有一个较大的侦察单位来进行战略层次上的侦察及特种作战任务，叫做特种大队，以前叫侦察大队。由此可见，侦察兵和特种兵其实是同一兵种，只是编制小的单位执行战术侦察任务，编制大的单位执行战役和战略层次上的任务。举个例子，如果你需要侦察敌人的一个火力点的火力情况或抓一名俘虏，则一个侦察班就差不多够用了，如果你要对敌人首都的要害部门进行突袭或摧毁敌人防守严密的军用机场，核设施或指挥部一般就必须要整个特种大队参战了。特种（侦察）兵也分许多种类，但只要大体上分为武装侦察和技术侦察两种就可以了。基本上每一个部队的侦察单位都是由武侦分队和技侦分队两部分组成的。
按T机关行动部的计划，在我们秘密空降到台北后，我先带着那个提供情况的人，原福建省某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史建斌去将那个透露秘密据点情况的台湾军情局特工王世俊擒获，然后对他进行审讯，查出秘密据点所在地，再带着特种兵突袭秘密据点，然后由我方派飞机来把我们和绝密档案一起运回大陆。当然，这中间自然少不了我方在台潜伏人员的帮助。
台湾方面曾为防止大陆方面的空降采取过一系列的措施，其中比较可笑的一点是在一些城市的电线杆顶端插上尖锐的长针，这样就会对空降人员造成一定的威胁，但这只能在我方空降兵大举进攻时起到点作用，但不会有什么回天之力，因为不会每一名空降兵都正好跳到电线杆上。而对于小规模的我方特工或特种部队的秘密空降则基本上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小规模的敌后空降一般都是会把地点选在郊外的，要是在市区空降很容易会被警察或市民发觉。
2003年10月14日23：48——北京时间
福建省某地，我和哈连长及三十几名特种兵就要登机了，同机的还有一名总参情报部门的军官，他叫李明，曾经秘密潜入过台湾，非常了解台湾的情况，和我方在台湾的潜伏人员也有过长期接触，并且练出了和土生土长的台湾省人一模一样的口音——我在这之前也专门接受了台北方言的强化训练，训练之余我还常看一些台湾电视连续剧，一方面摹仿语言，另一方面进一步了解台北的风土人情——这比模仿日本人容易多了，起码语言上的问题不大，但关键是要注意言行举止要有台湾特色，不能暴露出大陆人的风格。这一点上有点类似于朝鲜特工对韩国的渗透，韩国安全企划部和警察曾对老百姓发布公告，如果在街上发现一些穿同样的衣服，都留着短发，土里土气，带北方口音（其实仅这一条就足够了），做事唯唯诺诺，怕惹事的人就立即向警方报告————与其他国家的警察不同，韩国警察的第一要务不是维持治安和打击犯罪，而是对付朝鲜的特工人员。
李明比我大几岁，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就一直在总参情报部门从事对台湾的情报工作，是我们这些人里唯一一个对台情报专家。我们潜入台湾以后具体工作的开展就全＊他了，因为他负责与潜伏人员的联络，在整个行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史建斌当然也和我们一起去，台湾方面为他提供过了伞降训练，倒也省了我们的事，只是事前让他又温习了几遍。他实际上也是整个行动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因为只有他能帮我们抓到王世俊以查到秘密据点所在地。这也是他戴罪立功的一个好机会。
登上飞机后，哈连长才向战士们介绍了我们的任务，此前为了绝对保密根本没有告诉他们这次具体是执行什么任务。战士们一听就都七嘴八舌地说开了。一个战士马上说：“我一听是来福建还以为是让我们当打台湾的尖刀部队呢，可把我乐坏了。”哈连长笑着说：“那你明年就别退伍了，一直等着吧，真打的时候我肯定让你第一个空降到台湾 。”一个坐在我身边的战士听说我是行动特工后居然偷偷地问我有没有杀人执照——看来他是受到了007的影响。其实所谓的杀人执照纯是扯淡，就算英女皇为007颁发了杀人执照，他来中国杀了人被抓照样要被判死刑，中国的法律是不会给英女皇面子的。反过来说，就算你没有杀人执照，你为本国政府杀了人之后只要及时逃回本国也不会被对方处死。所谓的杀人执照其实就是你杀人后逃跑的本事。但英国政府也的确向MI6（007的工作单位） 的特工人员进行过授权，准许他们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等“恐怖分子”使用致命武力，但这种“杀人执照”并不会阻挡利比亚反间谍部门的活动的。
这时一个战士又说：“反正我们都要到台北去，那干嘛不干脆借这个机会把陈水扁给干扁了？”大伙都哈哈大笑起来。另一个战士马上说：“虽然我们只有三十多人，但如果策划得好的话，真打进他的总统府也不是不可能。”——他们的话让我想起了朝鲜人民军的特种部队偷袭青瓦台的那件事。那次也是三十多名特种兵，他们着韩国军装潜入汉城，准备刺杀韩国总统等高级官员，但因不慎穿着苏联制军鞋被警察识破，后来被韩国大批军警追剿，大部分突击队员英勇牺牲。这突然让我对这次来台湾有了一种不祥之感。
2003年10月12日20：25——台北时间
“总统”陈水扁的办公室门外，“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即以前的“军统”）局长戴伯特正在等待着陈水扁的召见，由他的部下潘境原策划的这次“诱捕共谍”的行动显然引起了扁总统的极大兴趣，竟然在一听到这个计划后直接让戴伯特来他的办公室面谈。
面谈开始后，戴伯特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计划，这实际上是由军情局五处副处长潘境原提出的。潘的部下黄大伟在大陆策反了福建省某机关工作人员史建斌，在黄的推荐下，潘让其来台接受军情局秘密训练。但在史来台后，潘境原发现史并不适合情报工作，不可重用，但现在已经让他知道了不少内情，让他活着回去似乎不是太好。在想到这一点时，他又觉得这么做一旦走漏了风声军情局将信誉扫地，没有大陆人再敢为其服务了，而且这在内部影响也不太好。于是，他竟然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命令手下的王世俊少校，即史建斌的密写术教官请史喝酒，并装做醉酒向史透露其曾在台北的阳明山附近某军情局绝密基地任职，该基地内藏军情局的大量关于在大陆军队系统内发展的情报局的文件，其中许多情报员的级别和军衔非常高。
潘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料到史这种人迟早要被大陆方面逮捕，而且由于其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就算大陆不知道，军情局也可以故意走漏风声让其被抓，这样他就可能在被审讯时说出所谓阳明山秘密基地的事情。由于特意说明了那里的绝密文件是关于解放军内的台湾特务的，按目前台海的局势，大陆方面肯定会急于得到这些文件以尽早消除军队内部的隐患的，因为这些军队里的内＊暴露的越晚，大陆将来在军事上的优势就越小。
于是，当史一回到大陆，军情局的特工就对他进行了监视，一旦他被安全机关逮捕或突然失踪就向军情局汇报——估计很快大陆方面就会对“绝密基地”采取行动了。
现在戴伯特已经得到了情报员的密报，史建斌已经被大陆安全机关逮捕。戴估计时机已到，便立即向陈水扁汇报了这一情况。
按军情局的计划，大陆在知道绝密文件的信息后，肯定会派特工人员来台夺取这些文件，到时候就可以布下天罗地网将其抓获，但并不是等其一入台就动手，而是先对其进行监控，因为这些特工不可能不寻求大陆在台潜伏人员的帮助，通过监视便可以发现在台湾隐藏得很深的大陆潜伏人员，这些人都是心腹之患，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把他们连根拔掉——大陆方面想通过派特工来台夺取文件以查清在大陆的台湾特工，而军情局的行动却可以借机查清在台湾的大陆特工。这样一来，大陆就失去了在台湾岛内的耳目，恐怕其不敢轻易对台湾使用武力，而且就算大陆真的采取了军事行动，台湾方面也将在情报上占很大的优势。
戴伯特汇报完毕后，陈水扁高兴得眯起了眼睛，说到：“这个计划很好，很合理，估计大陆方面会上钩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陆在台潜伏人员始终是对我们最大的威胁，这次要争取将他们一网打尽，给大陆点颜色看看。我会让法务部调查局，内政部警政署和国军的有关单位密切配合你们的行动。国防部高层也将会为你们专门抽调‘夜鹰部队’来负责直接对付来台的共谍。”
陈水扁之所以提到法务部调查局是因为这次行动在性质上属于岛内反间谍工作，尽管是军事情报局的人出的这个主意，但军情局只负责在大陆和海外进行情报工作，无权在岛内进行此类反间谍工作，此类工作的主管部门是“法务部调查局”，即前“中统”。它是台湾各情治单位中实权最大的一个，因为它在岛内不仅有秘密调查的权力，还享有拘捕等强制性权力，其侦察范围也极广，凡是和政治安全及贪污受贿有关的案件都要由其插手，而且其业务范围也不像它对外宣称的那样只限于岛内，它同时也从事对大陆的进攻性的情报工作。陈水扁也不仅用它来对付间谍，还用它来调查选举等政治活动中的“黑金”案件等，以确保岛内的政治稳定和陈水扁本人的政治地位。刘德华和梁家辉曾主演过一部叫《黑金》的影片，就是表现调查局人员调查黑社会人员渗透台湾政坛的案件的。
这样一来，等大陆特工到了台湾，就会由调查局人员负责全程监控，军情局人员配合。如果对方有武装，则可由“夜鹰部队”出面对付。“夜鹰部队”即宪兵特勤队，是一支专门负责在平时反渗透的特种部队，是台湾各特种部队中最精锐的一支，编制在一百人左右，目前编为三个组，包括主要配备手枪及冲锋枪的突击组、配备MP5冲锋枪及M16步枪的支持组，以及配备狙击步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