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的故事(全)-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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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训练。
尽管训练只持续了一个月，但教官经验丰富，我们也求知若渴，每天都是泡在大街上不间断地强化训练，等结业时我们的监视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大家都迫不及待地要回到处里，准备把自己练就的本领付诸实践。
机会果然来了。刚回到处里正式上班没多久，我就接受了工作后第一个外勤侦察任务。
2001年2月上旬，刚从家过完春节回来，我就接受了任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APEC）北京年会第一次高官会将于2月11日至17日在北京饭店召开，这是为APEC上海峰会举行的筹备会之一，由于是多边性质的活动，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们国际组的头上，我的具体任务是：化装成国家XX部工作人员，在会议的会务组工作，一方面保证会议的安全，一方面执行真正的机密任务：确认H国代表团成员Peterov（注：假名）的身份——我方前线情报人员曾报回此人可能是H国对外情报局或军事情报局专门针对中国工作的特工人员，但目前尚无确切证据，所以无法得到证实。这次他突然作为H国代表团来京参加会议，可能是带着任务而来，也正是我方确认其身份的大好时机。这次我们处的任务很多，我自己专门负责的就是Peterov这一项，当然，作为一名新手，老同志会给我全方位的指导的。
长话短说，经过一系列的准备，2月9日，我和几名同志一起到了设在北京饭店的高官会会务组，开始协助会务组进行会议前的筹备的最后阶段的工作。Peterov将于14日才来京，因为H国代表团只参加后期的几场会议。所以前几天，我还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养精蓄锐。
作为会务组成员，我们工作时必须西装革履，并带着会场身份牌。身份牌分为四种，分别以四种颜色来区分：正式会议代表戴的是红色的牌（代表团中的高官，即各国外交部或外贸部副部长不用戴牌，而是在衣服上别一个小的红色徽章），会议工作人员（包括会务组、文件组、迎宾组等）戴的都是蓝色的牌，记者们戴的是黄色的牌，会议警卫人员戴的是绿色的牌，这些警卫人员来自公安部警卫局，属于归公安部门管理的武警编制的现役干部，所以他们之间都是互相称呼为张参谋李参谋的，明显带有军人的特征。但他们负责会议安全的任务是和我们的任务不太一样的，他们执行的是所谓的硬保卫，即对人员和建筑物进行直接的武装保卫。而我们执行的是所谓的软保卫，即进行隐蔽斗争，挫败在会议期间敌对间谍分子搜集情报的活动和破坏活动。T机关事先和警卫局的人员进行了协调，我方的侦察人员在会议期间将暗中监视可疑人员，协助警卫局方面进行会议保卫。但警卫局人员除了知道带队的侦察处王副处长的真实身份外（其掩护身份为会务组交通联络负责人），对其他的以会议工作人员身份为掩护的T机关侦察人员的真实身份则一概不知，我们也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会使用和他们约定好的联络暗语并出示证件确认自己的身份，请求他们的协助。
繁忙的会议筹备工作总算结束了，这几天我都是晚上工作到后半夜一两点，然后第二天早上再五六点钟起床（当时住在北京饭店里面），去做各种琐碎的工作，如在给代表们的皮包里装上会议介绍资料，旅游宣传品和一些小礼物等。没办法，装扮成什么人就得做什么人的工作，要不就得被人看出来了。
会议正式开始后，我被分配到设在北京饭店大厅的信息处工作，说白了就是为与会代表提供各种信息服务，如在哪个饭店能吃到湖南菜（一般都是香港代表问的），但这类信息我们往往还得先再去问别人才能答复。听起来很累人，不过也有不少趣事，最难忘的就是当日本代表团来的时候，一帮人朝我们这边走来，和我一起值班的一位女孩（不是侦察人员），急忙跑上前去，对走在最前面的人说了一大通英语（因为是多边国际场合，所以英语是工作语言，无论哪个国家的团来，我们只要说英语就行了）但没想到对方在听她说完英语后却说：“你不用跟我说英语，我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的司机。”
就这样，每个代表团到达会场后都要到我们这里来登记，由警卫组驻信息处的人员给他们办理与会证件。我们会务组成员给予各种服务。直到14日，一位穿着黑皮茄克、身高接近一米九零的金发男人来到了前台，对我说了一句被我误以为是他母语的英语。我也一下子就认出了此人正是我的工作对象——Peterov；他的照片我研究了很久，记下了一切特征，已经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从这时开始，我就对他进行了不间断的监视，王副处长通知会务组负责人将我调离信息处，转为机动工作人员，做些非常务性的会务工作，如在有代表说自己的电脑坏了，需要技术服务人员维修时，我就会到场在外国代表和不会英语的中国计算机工程师之间当翻译。这样一来，我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空闲的，可以“脱产”监视Peterov了。
刚开始时Peterov没什么特别的举动，我经常在他的房间周围进行监视，他好像很少出门，接着局技术处的人员也对其采取了一定的侦察措施，但似乎也没什么太值得注意的地方。小林也在会务组，不过他自有他的工作对象，但他那边好像不用太怎么监视，所以他就相对空闲一些。王副处长也告诉我，在监视Peterov的同时也要留意一下饭店里的其他的可疑迹象，有情况时随时用藏在身上的麦克风向他汇报，由他统一指挥应付。于是，在Peterov不出房间门的时候（他出门或有人去他的房间时会有技术处人员通知我，不出的时候我暂时离开，否则长时间在他房间外出现很容易被H国代表团其他人员发现），我总是在楼内转一转，进行秘密巡视，转着转着，我好像找到点电影Die Hard （《虎胆龙威》）里面布鲁斯·威利斯的那种感觉，倒是盼望着有恐怖分子出现，然后我用复杂的楼道与其周旋，呵呵。
到了16 日，即会议的倒数第二天，技术处人员突然通知我Peterov穿着皮茄克出了房间门，看来他有可能要出饭店，我马上向饭店大门奔去，走之前特意急急忙忙地脱下了西装上衣，换上了我自己的茄克。我一般都在M层的会务人员休息室休息，所以到一楼只有半层楼的距离。等我到了大门时，技术处的跟踪人员用麦克风告诉我Peterov刚刚进电梯（技术处的人员也都受过跟踪训练，在必要情况下也可以直接跟踪目标，这充分体现了T机关侦察人员一专多能的优点）。很快，我就看见了他，果然是朝大门走来。我转身背对他走到饭店大厅的一根大柱子后面，眼看着他从大门出去后便立即尾随而出，并低声用麦克风向王副处长报告情况。
这时我心里非常紧张，这是我第一次实地跟踪一个真正的目标，这可和训练不同，是玩真的了。不过我还是很自信的，因为我们在训练中已经练习了对跟踪中的突发事件进行处理的种种预案。
一般来讲，如果一个人想在步行中甩掉跟踪者是件很容易的事，如果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人员的话就更容易了，只要从一个门走进人很多的大商场，到里面左拐右拐，再从另一个门出来，或者在一辆公共汽车即将关门之前冲上车去，就会给跟踪者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诱其暴露。更聪明的特工人员在觉得你可能是在跟踪他但又不能确定时，直接就在街上找一名穿制服的警察，对他说你一直跟踪他并图谋不轨，这样警察就会来盘查你，他在你被拦住时可能借机溜掉。如果你向警察表明身份，他就会放你走，但这样你的跟踪对象就会知道你也是警察或特工人员了。所以我们在跟踪人的时候总是尽量跟近目标，时刻把他掌握在视线之内，如果行人较少的话，为避免他的怀疑可以走到街的另一面接着跟踪，视线仍时刻不离目标。但狡猾的特工可能会拿出一张上面实际上没写什么东西的纸条，故作神秘地将它扔在地上，然后偷偷观察是否有人将它捡起。一般的人是不会去捡别人扔在地上的废纸的，但专门跟踪的人则会对此很敏感，怀疑是其投放的情报而去看个究竟，这就正中了被跟踪者的圈套，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和意图。有的特工会用更复杂一点的方法，拿出一张写有地名的纸片，随便在街上拦处一个路人向其问路，但他会尽力使得这次普通的问路在外人看来很像是一场情报传递或毒品交易等活动，然后他再暗中观察是否有人对这位无辜的路人进行跟踪，如果有的话，就证明反间谍人员或警察把这位路人当作他的同伙也进行跟踪了。在乘车驾驭时就更容易了，他只要在单行道或交叉路口故意违反交通规则，然后再观察后面是否有车也违反交通规则跟着他就行了。Petrov的公开身份是H国外贸部官员，按理说应该没受过反跟踪训练，如果在我跟踪他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这方面的痕迹，则这本身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特工身份的佐证了。
在跟踪的过程中，我头脑中一直在设想Peterov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突然的事情以及我该怎样去应对。在进行监视训练时，教官曾说过，在接近跟踪时，有时目标会突然转身对你说话，这时一定要保持镇定，像对待任何一位路人那样对待他：他问路就给他指路，他问时间就告诉他几点。如果他突然质问你为什么要跟踪他，则要极力否认，或者直接反问他：你是不是有病呀？谁闲着没事跟踪你玩呀？就算真的被他抓了个措手不及而不得不放弃跟踪时，也不要直接回办公室，因为他可能会反过来暗中对你进行跟踪，直至发现你的秘密机关所在地。在跟踪他的同时，也要注意自己周围的人，因为他可能有同伙在监视是否有人在跟踪他，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其有同伙发现你在跟踪他，他们很可能把你引至僻静处对你发起突然袭击。
而Peterov看起来似乎只是只是向侧面看看，没有什么太异常的举动。我为了不引人注意，也早在跟踪途中解下了仍系在脖子上的领带。在把它揣进口袋里时，我想起了在特种部队时曾用领带练习过“印度绞杀法”，可以用这种常见且不易挣断的武器从背后使敌人窒息。
这时我已经跟着他在王府井步行街上穿行了一段，走到王府井书店边上的那家麦当劳时，他突然停了下来，向后望了望，我头脑中清楚地记着训练时学的东西，没有因此而对自己的步伐做任何的改变，因为这样做很容易被目标从人群中看出来。
他向后看了看后，就直接走进了麦当劳。我马上跟了上去，头脑中也跟着有了一个新的预案：正如训练中设计的那样，目标可能又突然从麦当劳的门口走出，直向我奔来，这时我绝不能表现出任何惊慌，类似于试图躲开其直奔过来的行走路线等做法是很危险的。但目标如果真的这样做，则说明他可能真的受过反侦察训练，因为这一招是很奏效的，在你暗中跟踪的人突然向你走来时，没有经验的人会本能地做出一些有时连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动作，如身体本能地向下缩，即潜意识中想躲开目标的视线，不引起其注意——所以说步行跟踪的时候是最容易发生意外的时候，这就要求侦察员时刻保持镇定，以平常心去应对不平常的情况。
这时我已经走进了麦当劳，并在人群中一眼就发现了人高马大的Peterov，他这时已经走到了一个角落里，并在那里的一张椅子上坐下。这时我意识到自己突然想起了什么，仔细一想，是他坐的位置。训练时教官说过的一句话：一些处于危险中的特工人员在公共场合就坐时，往往会选择坐在角落，并使身体左侧靠内，右侧靠外。这样一来，就使得自己的左侧和后背都有了依托，而不必担心来自这两个方向的突袭，这样就可以用在外侧的右手来拔枪应对来自正前方和右方的袭击，而这两个方位的袭击又是相对容易被他发现的。
现在Peterov正好就坐在这么一个位置上，双眼警惕地扫视着人群。我装作一个普通的就餐者站在一个长排的最后面。在观察到他的位置后估计到他不大可能很快再移动就再没有把目光再专注于他，而只是用余光锁定他——在跟踪监视时尽量不要做那些可能直接暴露你身份的事情，如假装看报纸而偷偷向前瞟望，或躲在拐角处向外偷窥，这样的话地球人都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
他坐在那里没有什么举动，只是用双手拄着下巴向前方凝视了一阵，好像是在等人。我又开始考虑他坐的位置的问题：不排除这只是一种巧合，但要知道，一名经受过此类的特工人员会在这方面形成本能性的习惯的，无论有危险与否他都会选择这样一个位置，因为这样的位置不仅可以防袭击，而且可以防监视，毕竟别人没法从后面监视他了，正面的监视则很可能被他发现。如果这真是由他接受的训练所致的话，则他不仅仅是一名情报人员，还很可能是一名经常进行暗杀等危险活动的行动人员。
很快就排到我了，我只买了一个脆皮甜筒，从钱包里掏出两元钱快速地付了账——我们在执行任务时总要多带些零钱，因为目标很可能在你在等店方给你找零钱时分神时消失。
我拿着冰淇淋坐到了在目标三点钟方向的一个空座位上，对面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女儿。Peterov这时突然起身走进了卫生间，我这时不便跟过去，便一边吃冰淇淋，一边盯紧厕所的出口——反正麦当劳的厕所里也没有后门，不用担心他一下子消失了，他总不能从抽水马桶里逃跑吧。
过了大约五分钟，Peterov从厕所里走了出来，没有回到原座位，而是直接向大门的方向走去。我在他走出大门的时候起身跟去。但就在那一刹那，我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Peterov为什么要来麦当劳？仅仅为了在角落里坐一会儿后再上趟厕所？不对，一定有问题。我马上向王副处长请求支援，王命令我不要离开麦当劳，等他过来，并说在接到我的第一个报告后，小林和一位叫刘涛的老同志已经跟了过去，让他们继续跟踪Peterov。王府井步行街上无法开车，但他们步行估计也该到了。
他们果然到了，我在门口就看见他们站在王府井书店的正前方，我对着他们用手拍了拍自己的左肩膀，然后又马上拍了拍自己的右肩膀，好像是在掸衣服上的灰，实际上这是我们的暗号：让他们接替我继续跟踪Peterov，他们马上跟着巨人般的Peterov去了。
我回到麦当劳里时，头脑中已经形成了概念，有两种可能：一、Peterov前来与人接头，但发现情形不对，就可能发出某种暗号后和前来接头的人取消了接头，或自己先离开后（或在厕所里时）与对方进行了联系将接头取消。但我马上又否定了这个推理：接头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电话等联络方式被我方侦获，所以采取相对原始但又较保险的方式来接头，没必要再用电话通知对方。而且如果说他发现了情况有什么异常的话，则只有一种可能，即发现了我在跟踪他，因为我是唯一跟踪他的人，但从现场情形看，这种可能不是很大。也许这只是他故意做的一种试探。但这是无意义的，因为他马上又被两名反间谍人员跟踪了。
第二种可能是，他这次并不是和人接头，而是来投放情报的。理由似乎很符合逻辑，他作为官方代表团成员，如果在和潜伏在中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