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禅大师的仪仗兵-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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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军的一个军事单位来自同一个地方，军官都是庄园地主，带来一百人、可以当“甲本”，只带五个人、只好做“久本”。也就是说，士兵是军官的财产、也是他当官的资本。比如“定本”的手下起码要有二十个兵，若是枪毙几个、再开除几个，他就只能当“久本”了，所以地主军官通常不愿意处罚自己的农奴士兵。
这么一来，藏军的纪律就不太妙。哨兵站岗，把枪挂在栅栏上就去闲逛，过俩钟头回来，枪都不见了。军官也只能揍他一顿，赔几个钱了事——藏军纪律中有一条：士兵失弃武器，由其主人赔偿——这可能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军规。
还有一条绝的——士兵见了长官不立正，而是叉开双腿、两手摊开、弯腰鞠躬、伸出舌头、发出“吐噜吐噜”的声音，这种军礼恐怕也是天下独步。
不过，藏军也自己的优势。
他们的军官都在江孜接受过专门训练，部分人还毕业于英国、印度或尼泊尔的军校，军事口令使用英语，整体素养不差。虽然士兵的战术水平较低，但能吃苦耐劳、行动敏捷，特别擅长登山越野，部队的运动能力很强。
另外，藏军有宗教的信仰、有服从上级的精神习惯，执行任务比较勇敢。这一点只有青马骑兵可以匹敌，川军就远远不如。
西藏周边的气氛十分紧张。
刘文辉和马步芳相继向中央报告：“藏军正在藏东前线调动兵力，意图进犯西康、青南”——他们开始在为下一步的出兵制造舆论。
青海，马禄旅进驻结古镇。据说，青马将有两个骑兵旅另一个骑兵团集结玉树，战事一触即发。
仪仗队也着手制定应变方案。赵守钰专使指出，西藏方面有“消极抗拒”、“积极抗拒”、“迎班禅、拒汉人”三种可能，要求曾铁衷大队长根据这三种情况拟订行动计划……
37年8月，迫于青、康方面的军事压力，拉萨的噶伦突然改变态度，宣布：“欢迎班禅返藏，同意仪仗队进藏，其他未决事宜，待大师抵藏后再做协商”。
这让大家有点发懵。余展鹏和蔡智明嘀咕说：“抵藏后再做协商？万一协商不成，把我们关起来打怎么办？这事挺玄的”
班禅大师那边也不做乐观的响应、没有立刻动身的准备。看样子，他也有点犯怵。
一时间，何去何从，祸福难测，行辕和行署都做了难。
1937年8月19日，行辕、行署和仪仗队接到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达的电令：“本院会议决定：抗战期间，班禅应暂缓返藏，先暂住政府指定地点……”
于是乎，“护国宣化广慧大师”、“西陲宣化使”、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返藏之行，就此取消了。
然而，对蔡智明而言，最让他震惊的不是班禅行程的中止，而是行政院电文中的“抗战”两个字——作为宪兵的他知道，中央政府以前是不允许使用这个“过激”的词句的，而今它却登上了政府的公文，这说明，正式开战了……
抗战期间，西南后方的任何不安定因素都有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隐患，并且，国民政府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因为西藏问题与英国方面产生矛盾。于是，经过权衡，37年8月19日，蒋介石委员长下达手谕：“此时中英关系必须顾虑，仪仗队入藏恐启纠纷。班禅大师入藏须得藏方有确切回音，一切妥实之后方可决定……”。
同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电令中止“九世班禅返藏”的计划，以此断绝了青海、西康军队“护送进藏”的可能性。
接到命令，马步芳和刘文辉立刻偃旗息鼓、停止了在藏区边界的军事准备，可这时，仪仗队却陷入了无所适从的难堪境地。
从行政院的电文中，蔡智明看到了“抗战”两个字。在以前，这个词是共产党和“激进分子”才使用的字眼，政府通常是把中日之间的冲突称为“摩擦”或者“纠纷”的，现在既已上升到“抗战”，说明情况发生了质变，国家已经进入了全面战争的阶段。
官兵们涌到行署询问究竟，这才知道——北平失陷了、天津失陷了、上海正陷入激战，蒋委员长已经宣布：“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大江南北、中原大地已燃起了抗日的烽火。
再询问战事的详情，赵守钰专使就不肯细说了；又问仪仗队今后的打算，回答也是语焉不详。这不免让大家的心里忐忑不安——原定十个月的“班禅大师返藏行程”拖了整整两年，最后不了了之，而今，内地战火蔓延、国家和民族正处于危急存亡之中，一群血气方刚的士兵怎么可能安心地滞留在这信息闭塞的偏远小镇里呢。
仪仗队里有许多官兵是北方人，这下子都急了，成天四处打探“小道消息”，纷纷盘算着回家参战。
过了几天，又有传言说：国军在平津作战中“折了两员上将”。蔡智明和一帮同事排列了十几位高级将领的名字，猜来猜去、居然猜到了“一级上将”何应钦的头上（其实应该是佟麟阁和赵登禹中将，他俩于8月初被追授为“二级上将”）， 何应钦是贵州人，何家与蔡家还算得上是世交，得知“世伯遇难”，蔡智明也有些坐不住了。
8月28日，驻扎玉树的“青海南部警备旅”编入“骑兵暂一师”，奉命紧急增援河北前线。青马骑兵开拔之日，仪仗队的大队部收到了许多“请调报告”、甚至还有一些官兵直接去找青马的旅长马禄，要求“入伙”上前线。
曾铁衷大队长立刻召开大会，宣布“未获上峰指令之前，任何人不得擅离职守”，曾队长表示：对于大家的“离队参战”申请，他无权批准；仪仗队是否解散、何时解散，行署也没有权力决定，一切要等班禅大师的意见。
于是乎，大家只好等待九世班禅。
可是，九世班禅却还在拉休乡“闭关修炼”。
虽然得知了行政院的决议精神，但班禅大师好象有点不甘心，依然留在拉休的龙西寺做进藏的最后努力。他把工作重点放在拉萨的三大寺上，并声称已经得到了“哲蚌寺”的支持，进藏还是很有希望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只好拜托“考试院”的戴季陶院长亲自疏通班禅大师的思想。
戴季陶是个信佛的人，适合与活佛谈心，他一边不断地给班禅行辕发劝解电报，一边要求赵守钰专使立刻赶往龙西寺，把九世班禅请回玉树来。
9月份，班禅没回来。玉树却接到了拉萨方面的电报，说班禅行辕把大批武器秘密运送到拉萨的“哲蚌寺”和后藏的日喀则，试图组织“地下军”。现在，这些武器装备均已被噶厦府扣留查封了。
班禅大师立刻向西藏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归还这批武器。但他的这个要求却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仪仗队接到命令：协助核查行辕的军需物资，不许再有任何军火经班禅行辕流入西藏。
蔡智明参与了清查工作。他们当然不可能真的搜查班禅大师的行李，只是根据行辕送来的文件做了一番登记：
行辕工作人员携带的武器包括：班禅卫队步枪三百枝、机枪四挺、迫击炮四门、山炮两门；其他职员用枪（步枪及手枪）二百枝——这属于公开范围内的装备。
但是，库房里还有物品——“除卫士、员役自卫，及已运往藏区者外，册列计：步枪1790枝，马枪1190枝，驳壳枪240枝，机枪58枝，迫击炮6门，山炮4门，枪炮零件24箱，步枪子弹22万发，手枪子弹5万发，机枪子弹6万发，山炮弹1190发，迫击炮弹528发，手榴弹418箱，引信34箱，其他散件70箱……”，另外，在玉树的“然拉寺”还存有迫击炮4门、山炮4门；在西康等地存有步枪1000枝、马枪96枝、子弹55000发、手榴弹200箱……
这些武器足够装备三个团，都是活佛准备带回家乡的东西，也是“乌拉”们一路虔诚运送的“圣物”。
10月2日，班禅大师表示愿意将这些军需物资赠送给青海、西康的抗战军队，这使得马步芳和刘文辉十分高兴。但班禅却没有提出具体的分配方案，结果又弄得大家无从着手、空欢喜一场。
行辕的刘家驹秘书长不愿意交出武器，罗桑坚赞（原“藏事处长”，时任“班禅驻京代表”）也不愿意，他们共同做通了“蒙藏委员会”的工作，同意由班禅行辕继续保管这批军火……无奈之下，主持“清点核查”的赵守钰专使也只好不了了之。
说句题外话。
九世班禅圆寂以后，灵柩被暂时移送到西康，期间（39年），发生了班禅卫队与甘孜川军的武装冲突，川军团长章镇中被击毙——如今，这个事件被描述成“益西多吉队长为保护自己的情人，率领部下与汉人情敌展开了生死搏斗”，颇有几分浪漫色彩，甚至还被写成了小说。
其实，女土司“德庆旺姆”并没有那么大的魅力，川军真正的目标是军需物资——班禅圆寂时，遗嘱中明确表示要将枪支“献于中央、共济国难”，可行辕却始终不肯把库存武器交出来，反而把枪支弹药分发给当地的土司和寺院的喇嘛，意欲“化整为零”。这使得刘文辉急了眼，于是逮捕了“藏匿国家物资”的土司，最终引发了冲突——归根结底，这是军火和财宝惹的祸，与女土司的爱情并没有多大关系。
1937年10月，经过各方面的劝导工作，九世班禅终于表示“不愿入藏后受藏政府限制而疏远中央”，同意了中央政府的“缓进之意”。同时，他又提出了三项要求：
一、请中央指定西康甘孜县为班禅驻地，并令西康当局切实保护；
二、所携人员众多、经费不敷，请予优待；
三、拟明年（38年）四月进藏，请中央不分武力和平，完成护送案”。
10月8日，班禅行辕离开拉休的龙西寺，10月12日，回到了玉树的结古寺，重新住进了甲那颇章宫。
仪仗队的官兵们列队恭迎久未谋面的班禅大师，机炮中队依然鸣放二十四响礼炮，依然声势巨大、震得鸡飞狗跳。
追随活佛的信徒依然是那么多，成千上万的藏民匍匐在路旁的泥地里，许多人的脑门都磕出了血。
行辕车驾经过的时候，信徒们蜂拥而上、试图触摸活佛使用的圣物，由于蒙着明黄缎子的车轿被卫队严密地保护着、人们无法靠近，大家只好扑向队伍后面的牦牛，只要碰一碰鞍驮上的麻袋和箱子，人们的脸上就现出幸福的表情。
不过，此时的蔡智明却丝毫也没有感到激动。他在想：有谁知道，那些箱子里装的究竟是法器还是武器？他还在想：班禅大师是否会答应仪仗队的请求、让大家到抗日前线去？
10月18日，行辕的官员传达了班禅大师的法谕：“决不舍中央官兵，决心与仪仗队共进退”。这意思是说，大家还得陪着活佛到西康去，谁也别想离队上前线。
当天晚上，蔡智明正在大队部值班，办公室里还有大队长曾铁衷和一中队的值星排长刘文光（江西人）。突然，军需官余展鹏拿着张“辞职书”跑进来，径直对大队长说：“大哥，让我打鬼子去吧”
曾铁衷冷冷地回答：“现在不能答应你”
谁知，余展鹏张口就是一句：“你不答应我，我就跑！”，说完转身就走。
大队长火了，让书记官去把军需官追回来，没想到蔡智明拒不从命：“我不追！我还想跑呢！”。
一旁的刘文光也忘了自己的“值星排长”职责，嘟哝着说：“要跑大家一起跑”。
这下子，曾大队长反而没脾气了，哈哈哈地笑起来，答应替大家想想办法。
10月20日，九世班禅在结古镇举办“公开法会”。照例还是诵经、祈福、收礼、摸顶、发红绸子那一套，照例还是人山人海。只不过这次多了两样新内容，一是赏赐“护身符”，二是展览“未来世界”。
“护身符”是一个五寸长、三寸宽、一寸高的小盒子，里面有个小佛像，还有班禅大师的一根头发。送礼特别多的人可以得到“护身符”，据说能够驱邪消灾。
“未来世界”则是一座青稞和奶油做成的“坛城”，上面摆满了飞机、坦克、大炮的模型，就象部队的沙盘一样。军官们看了都笑：原来活佛心目中的“未来世界”也是武装到牙齿的。
仪仗队的官兵也得到了礼物。一样是酥油炸的油条，每根有两尺多长、手臂般粗；另一样是班禅大师施过法术的“仙水”，其实就是水煮藏红花。据说，能喝到这种“原汁仙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普通人等了好些天，能喝到的不过是掺了几十倍白水的清汤。
大家正在啃油条，行辕方面传达了班禅的《告西陲民众书》。
班禅大师在通电中明确表示支持中央政府的抗日斗争，并且指出：“只要大家努力，最后胜利必然属于我们，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时，他还捐献三万元、购公债两万元，用于救助伤兵和难民。
这时候，余展鹏找到蔡智明，拉着他一起去拜见班禅。曾铁衷大队长说了，仪仗队官兵离队的事，谁也不好做主，只能央求班禅本人点头，并且最好趁大师宣布拥护抗战的机会向他提出申请，说不定能够得到批准。
曾队长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傍晚时分，五个仪仗队的军人在神职堪布的引领下来到甲那颇章宫，班禅住所的门口点着几百盏小酥油灯，大师正在经堂里念经。
等了好久，乐队的喇嘛“嘟嘟”地吹响长号，九世班禅终于可以接见大家了。大师高坐在法坛上，铜炉上煮着红茶，茶水里掺了不少奶油和香料，闻起来很香，茶几上还摆了一些红枣之类的干果，可是，谁也没有心思品尝一口。
军官们按照礼节讲了一套致敬的言语，班禅大师却不吭声。大家只好鼓起勇气说：“我们想上前线参加抗日，希望大师批准”
“我们是军人，国家危难之时，须尽军人职责，请大师支持”
“家乡正遭受日寇的威胁，我们心急如焚，请大师体谅”
…………
班禅大师始终没有说话。
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10月21日，蔡智明、余展鹏等五人得到了班禅行辕签发的通行证。同时送给他们的，还有大师本人亲自赐福的五条红色的哈达。
根据九世班禅的指示，二十个“康巴”（西康藏民）“乌拉”将协助五名军人经西康到重庆。行程预计两个月，沿途的费用将由班禅行辕负责——原因是，大师认为，这五位“暂时请假”的军人，尽管离开了仪仗队，但他们仍然应该被视为“班禅大师的仪仗兵”。
后来的事：
一、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因肝病发作，在玉树结古寺甲那颇章宫圆寂，享年五十四岁。
如今，他的灵塔被供奉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名字叫做“扎什南捷”（吉祥天国）。在其不远处，有“释颂南捷”（三界圣地），那是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的灵塔。
二、1938年8月8日；考试院长戴季陶在甘孜主持了“班禅大师致祭仪式”。仪式之后，仪仗大队随戴院长离开西康，随即宣布解散。官兵们赶往湖南报到，参加了保卫长沙的战斗。
不过，其中有些人够倒霉，居然赶上执行“长沙大火”。英雄没当成，却成了纵火犯。
三、1940年，拉萨发生政变，曾经阻止九世班禅进藏的“摄政王”五世热振被迫辞职。1947年，热振活佛“土登江白益西丹巴坚赞”被人毒死在布达拉宫的牢房里，享年三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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