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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顽童时代 作者:钟丽丝-第16章

小说: 顽童时代 作者:钟丽丝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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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可不是为了什么鞋扣眼儿锅儿勺儿!“他说:”那1070是炼来造什么的?“我说:”当然是炼来造飞机大炮机关枪嘛!“世伯大骇,连须也忘了捋:”你说造……造什么来着?“
  其实我平日虽然疯找破铜烂铁,倒真没想过将来是造什么用的,老师没说,爸爸的《时事手册》上也没写。老师说到时每人每年会有1500斤粮食、100斤猪肉、20斤菜油和20斤棉花。不过我私下向往的,是首先坐飞机到莫斯科看我的苏联朋友沃洛加,然后到全世界,一个一个国家轮着玩去。反正我知道共产主义社会十分美好,而要实现共产主义就要炼出1070万吨钢才行。这时就想当然对陈书剑说:“不说是为了超英赴美么?造了精良武器,超过和赶上他们的,狠狠打一仗!”见他有些愕然,我赶紧安慰道:“至于鞋扣眼……那鞋扣眼什么的,打完过,到共产主义再慢慢造也不迟的。”
  良久,世伯才捋须子,长长叹息说:“钟家一个上好的小孩啊,书剑老了,老了!”我一阵惶怵,扯了他衣袖喊:“不老不老,陈书剑,我不准你老!”然后为了安慰自己也安慰他,就说眼下在农业上已经离共产主义不远了,就脑子乱转,把从学校听来、报上读来的例证—一举出,说某某县的早稻亩产是30000多斤,某某县的小麦亩产是7300多斤……陈书剑缓缓摇头截住我的话,问:“你见过了么?”我当然没见过,但有的是人见过哩。比如说,在毛主席的故乡湖南就有许多高产卫星田,光那个嵖岈山公社1958年7-9月就每天有3000人去参观卫星田。3个月当有30来万人亲眼见到的。
  陈世伯的眼角泛起一抹苦笑,说他踏遍中华,都年逾古稀了,却从未见到能如此高产的稻麦。还问我:“那般密植,又如何施肥?如何除草?如何解决光照问题呢?”什么密植?什么施肥光照?我听得如坠五里云雾。陈书剑就告诉我,稻麦如人,需要阳光空气,要吃要喝若是亩产达7300多斤,铺在田里的麦粒儿就该足有十寸厚,透不进阳光通不了气,会活活憋死。再说那么重,叫麦杆儿如何承受?
  我曾经去江北的农田扯过几根麦杆回红房子,分给人家比赛吹肥皂泡,知道麦杆儿的确壁薄中空绝非坚韧如铁;想想,觉得陈书剑的话也有道理。但报上白纸黑字写的东西难道还有假?我告诉陈书剑,我在好几份报刊上还见过一张新闻照片,是一块等待收割的麦田,麦上坐个小孩,想来世上总有些硬朗异常的麦杆儿……
  陈书剑盯了我好长时间,忽然哈哈大笑起来,说:“你呀你,你这钟家上好的一个小孩!你最好过几年去当一阵子农民,亲自种些东西吃吃,就再不轻信、不人云亦云了!”居然就是被他言中:我几年后果真开始当农民,且一当好一阵,8年。彻底搞清了陈书剑有理,还是报刊杂志有理——不过当时,见他笑,我就也笑,还感到自己对他有一种长者般的宽容,忖度着管他信与不信。反正早建成共产主义早好,总要让他看到点儿那个理想社会才是。
  然而破铜烂铁越来越难发现。比如在红房子,家属们继铜片铜条等大件被拆尽后,就搜罗小的,最后连锅、盆、勺、铲、锁、钥、门扣……通统一扫而光,像刘婆婆说的那样:“这搞得比打日本那会儿的坚壁清野还干净!”我和妹妹常常出门寻得火眼金睛也只是空手而回,只恨自己学不得民间故事里那个有点金术的国王,好伸指头点点戳戳将桌椅板凳乃至花草树木全变了金去……
  终于有一天,1070万吨钢铁给炼出来了!那个晚上,人们点燃或凳腿椅脚或天知道从什么家具拆下来的什么。高擎着,跑出大街庆祝游行。我记得那晚设呼多少口号,重庆人兴奋得嗷嗷乱叫,每一张被炉火和希望煎熬得又黑又瘦的脸都在笑,大笑,笑得那么自信那么自豪。男女老少欣喜若狂互相朝着不知谁的肩上背上乱拍一气,扯了不知谁的手就乱握乱摇。许多大汉顺手抓往一个跟在身边屁额屁颠的小孩朝天上扔了接、接了又扔,将夜幕撤得星星点点都是嫩嫩的尖叫、嫩嫩的笑……就有人唱歌,唱的是“锣鼓响来传捷报呀,锣鼓响来传捷报呀,1070攻下了。你欢呼来我拍手呀我欢呼来你拍手呀,六亿人民齐欢笑。红旗当头飘我们劲头高,红旗当头飘我们劲头高,嘿,1070攻下了,1070攻下了!”就有人跟了哼,哼着哼着就唱,唱着唱着就吼。歌声如潮,汹涌澎湃,渐逐渐高……凡火把经过的房子就有人跑出来加入,那队伍竟是越走越长越长越壮。到枇把山公园岭头往下看去,队伍已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上岭而来,又下岭而去,像一条巨龙在山城欢跃翻滚,火炬熊熊,如金鳞闪闪,好壮观……
  身边几条中年汉子挺胸叉腰,满脸壮烈,吼着叹出一句“格老子!到底把你个狗日的1070给炼出来了!”我大为所动,也学了去挺胸叉腰吼叹一句:“格老子到底把你个狗日的1070给炼出来了!”
  妹妹大惊,忙来扯我胳膊说:“姐!你讲脏话!”
  唉唉,那时山风烈烈,松涛嗬嗬,将人唤得豪气干云,虽是已经笑了,唱了,烧了凳脚,爬了山了,还是不足以宣泄生命的激动。我想哭。我的身体在颤抖,我觉得灵魂也在颤抖,觉得跟这片土地有一种血亲,觉得自己的命就是生来献给共产主义理想的,我愿意为了我的祖国去死。我猛然悟到诸葛孔明为什么会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境界,也懂得了为什么父亲曾说“读出师表不哭不忠”的道理。我牵了妹妹的手,高唱着歌子下山去。
  回到家,就伏在空气电池灯写了封长长的信给我的苏联朋友沃洛加,告诉他今晚的游行盛况。说共产主义很快就要来中国了,等共产主义一到,可以各取所需时,我就立即飞往莫斯科看他。
  我好久没给沃洛加写信了,因为自从开始大炼钢铁,柴天惠的身影就极少在红房子出现,就没人帮我译俄文。我就一笔一划以仿宋体写这封信,希望沃洛加能找个留学苏联的中国学生译出。我在信里还介绍了妹妹。还叫妹妹也伸出手掌,以铅笔勾了形在纸上。信寄出后我们就开始天天盼:盼着沃洛加的回音。盼着共产主义的来临。
  ……就盼了好久好久,沃洛加的信都没有来,共产主义也没有来;可是饥饿来了。
  24
  我才知道,小街每天7点钟卖10来斤鸡蛋,按人头算,每人买半斤。倘若不早早排队便连蛋影儿也见不着。我将菜篮去排队,然后就着街灯。坐着我的板凳看小说。看两个钟头的小说。
  饥饿刚来时,还似乎有点鬼祟,起码,并没有令红房子的家属们太在意。可以说,第一个深切感受物质匮乏的是我,而且,第一件让我感受到匮乏的物质就是鸡蛋。
  那时母亲已生下我小弟,在家休产假。我眼见这孩儿刚从医院抱回时皱得像个被水泡久了的小老头,然后就看着他一天比一天光鲜一天比一天漂亮,日渐如同粉雕玉琢,就爱他爱得要命,上学前放学后,总去他那小竹床边守着,认认真真给他讲故事。邻居都笑我傻,妈却说我不傻,说婴儿是听得懂的,不过科学手段有限,还没测出来从哪一天起开始懂。只是,妈妈微笑着,交代我不要讲那些关于吊颈鬼呀、吸血鬼呀什么的。
  但我总有一股讲鬼故事给小弟听的欲望。因为我想,将来为了早早把他造成个彻底无神论者。爸必是要逼他独个儿深夜穿过什么乱葬岗的。我记起6岁时奉命于雷雨中宵走坟场的恐惧,就巴不得小弟早日习惯许多关于鬼的传说。以后受父亲考验时得以从容过关。就像我的老同学柳风眠,上学之前已大读《聊斋》,任怎么厉害的鬼,也从不放在眼中。
  有一次趁妈妈在厨房,我急急忙忙给小弟讲了一个僵尸鬼的故事,还翻了白眼硬了身子围着他的竹床跳跳。喊着“鬼来了鬼来了!”小弟就手脚乱动格格笑。
  妹妹异常愤怒,说你再讲一次鬼我就告诉爸爸!“从此她一放学就往家跑。她就读的大田湾小学跟我们大院以一篱相隔,比我去依仁小学的脚程少了几十倍,每次待我赶进家门,就见她已守着小弟,津津有味地读格林童话。我只好打开琴盒,往弓上抹松香,等到妹妹唇焦口燥,停了讲在一旁提高警惕看我时,就开始拉琴。妈妈曾给我买过一把音色亮丽的小提琴,我喜欢用它拉舒伯特的小夜曲,或有时换把胡琴,如歌如诉,拉些《二泉映月》、《良宵》什么的给我小弟。反正不管两个姐姐为他做什么,小弟只是笑,笑得手舞足蹈。我极少见他哭。父母很少抱他,也只准我们每人每天小小地抱两回,说要给他故事给他音乐是为了让他知道有人爱;却不可多抱,抱多的孩子将来很难独立,老大都希望有人照顾。
  其实我心中极愿意一辈子照顾这个比我小了整整12岁的弟弟、然而过了不久,我发现,急需我每天照顾的,却原来是比我年长整整12岁的哥哥,我二哥。
  二哥从吉林部队转业,分到上海钢琴厂学造琴。但他不去,一门心思要当大学生,就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里,像条虫那样蛀进书堆,只有开饭时才在我们眼前如昙花现一现。这点跟三哥真不一样。三哥也读书,但同时兼顾玩我妹妹的小辫子,还时不时就苦口婆心规劝我要言行举止注意斯文。二哥读书比三哥狠多了,即使进餐时也没停向妈妈请教代数几何。绝不像我三哥手中翻开书嘴里讲着《木偶匹诺曹》,还凝了脑袋让两个妹妹帮忙揪白头发。红房子许多女儿大了的家属都喜欢我三哥。尤其4楼的马姨姨,每见三哥,就上下端详,笑眯了眼说:“可子长得像个演员。”
  二哥比三哥长得更灿烂,而且因为当过兵,就身板神态都练得很帅气。三哥拉二胡,二哥却拉手风琴。有时,我猜他是把眼睛读累了,他就拉琴,一面拉还一面唱,每次都唱“我复员回到了故乡,故乡全都变了样;万亩土地连起来,村连村来庄连着庄。我们亲爱的故乡,到处是一片新气象。”可就那么来来去去一首歌,还唱得楼上楼下的姑娘们有事没事都来我家门口转悠,心不在焉地跟我东拉西扯,好像突然一下子,她们都不嫌我是匹害群马了。我就告诉妹妹,我丝毫不为二哥的将来耽忧,那是不愁没有好姑娘为他献青春的。
  有一天,我被几个姑娘甜言蜜语哄了,正坐在楼梯上,将从哥哥房里偷出来的相册翻给她们欣赏,妈妈来找了我去,说家里很需要鸡蛋,希望我每天早上能去小街排队买。妈说父亲到外地开会,妈要照顾小弟走不脱,妹妹小,哥哥每天早上从6点钟起就要攻书,妈就不得不指望我了。
  翌日凌晨,5点钟,妈妈轻轻拍醒我,递过一张小板凳一只菜篮,篮里有本《牛虻》。我就上小街去了。
  我才知道,小街每天7点钟卖10来斤鸡蛋,按人头算,每人买半斤。倘若不早早排队,便连蛋影儿也见不着。我将菜篮去排队,然后就着街灯,坐着我的板凳看小说。看两个钟头的小说,买到鸡蛋冲回家,才刷牙洗脸吃早餐,跑步去上课,上课就直想打瞌睡,天天如此,风雨无阻。虽然我没有见过红房子任何人来排队,但依然深切感到鸡蛋的匮乏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倒从来没吃过自己买回去的鸡蛋,妹妹没有,妈妈也没有。那每天半斤的鸡蛋是为我二哥买的。因为他忽然之间,头发纷纷地落。母亲带他访遍重庆的名医,就有人开出鸡蛋方子来。说是每天把个头,反反复复使蛋黄按摩、蛋清浆洗就不但可以止秃,而且头发会越长越旺。于是我二哥就将拉琴的时间花了来护发,再顾不上唱他复员回到了故乡。不过即便这样,姑娘们也常来跟我没话找话,还很体谅地说“读书真辛苦呀!”什么的。她们并不知道这个小军官拼命洗头的事。
  我二哥不在澡房洗,不在厨房洗,而是在他卧室躲着洗。妈妈一盆一盆帮他换水。
  妈在厨房告诉我,二哥初中毕业就去参军,在部队只有很少的时间自学,现在突然没日没夜用功赶考,怕是焦虑所致而落发纷纷。二哥当年参军,为剃头还难受了好一阵,一当军官就赶紧蓄发,眼下头发去得这般气势汹汹,自然有些害怕。妈说她知道我买鸡蛋是很没趣也很辛苦的事,但还是希望我能继续照顾哥哥。
  我眼瞪瞪看着好端端一个漂亮哥哥,却被些蛋黄蛋清酱得满脑瓜稀里糊涂,心里就会替他难过。好几次,我都想开导他说“为人处世,品格好才情高就很不错了”,又想说“其实光头也没什么不光彩。比如人家杨五郎,还特意跑去五台山将自己剃得溜溜光哩!”但一见二哥那副又气又急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关于耗子掉头发也能活,耗子能活你能活“之类的劝喻,就无论如何也出不了口,就只好作罢,就第二天又去排队买鸡蛋。
  一样是排队、重庆人却分别有叫法。学生士兵或什么群体部门的集合,叫“排队”,哪怕5个学生或3个兵成一条直线在走在站——是排队;但别的队,如等部等车等送电影院的,叫“站轮子”,几个人是站轮子,几十个乃至几百个人也是站轮子。一天又一天,我发觉小街这儿越来越不对劲:站轮子的人越来越多,红房子的家属也先后出现,各自抓了鞋底、毛衣在街灯下打发瞌睡。人们越到越早。起先我5点钟赶到,总不外乎排在一二名。后来渐渐成了第十几名……终于,要变成4点半起床……再变成4点钟起床……终于,就没有蛋卖了!不过到了那时,买肉已经要站轮子,买豆腐正开始站轮子,紧跟着,节奏快如急急风的锣鼓点儿,买青菜也要站轮子……凡是买吃的都要站轮子……凡是与吃有关的都要站轮子……凡是与活下去有关的,都要老老实实站轮子。来了,来了,这回饥饿真的来了。重庆人管它叫“饥荒”。饥荒这时候,一点也不鬼祟不扭捏,而是来得那么明目张胆,那么穷凶极恶,没等我们从对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憧憬中回过神来,饥荒便如龙卷风,将每一家人卷出门,卷上街变成各类轮子,卷进一个温饱生死已经难以料测的严峻时代。
  那个时代,票证可真多呀!我迄今仍记得起的证,就有粮证、煤证、柴证、菜证、白糖证、饼干证、煤油证……票就更多,仅仅粮票就分市票、省票和全国粮票,另外就有油票、肉票、布票、肥皂票……我小弟是婴儿,所以还有你粉票,到你粉都供应不出时,就增加一种代乳品票——以上那些证呀票呀,都是用来购买每天要吃要用、没有了就活不下去的东西。至于想买那些即使没有也能活,不过就是活得有点尴尬的东西——比如能吃的东西像豆腐啦,粉丝啦,海带啦什么的,则有付食品票;又比如,能用的东西像火柴啦,闹钟啦,鞋子啦,枕头啦,门锁啦,菜刀啦什么的,就要凭工业品票;抽烟的男人还发一种烟票,关于什么证可以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应该用什么票证,大人小孩全能分得清清楚楚,就是绝不识字的尖脚老好婆也断断不会搞错了去的。错不得,一不小心搞错了,就有麻烦。比如去站肉轮子,在前后左右的人堆中连夹带挤好不容易,三两小时后终于捱到肉案子前,卖肉的把手一伸:“拿来。”如果那顾客,竟阴差阳错递出张煤票或粮票,卖肉的只说得3个字:“票错了。”便眼皮也不眨随即抬头扬声喊:“下一个。快点快点!”于是,肉轮子就一面向前蠕动半步一面又同情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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