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雨敲窗 朱国良著-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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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海芋花，据《本草纲目》记载，方士号为“隔河仙”，可以点铁成金。这就难怪许多人不怕其大毒，不厌其奇臭，争着“攀龙附凤”了。海芋花开后，花蕊直冲上天，蕊穗如观音像在佛光之中的样子，故俗呼为“观音莲”，《玉册》中称为羞天草。观音莲状其美，羞天草言其酷，美姿艳容，自不必言。
这还真有点像当今的许多腕儿、款儿呢！也难怪英国人莱福士把它从苏门答腊引植到伦敦植物园，宁爱其美，不惧其臭，宁可繁荣了花园，臭了左邻右舍！
海芋花臭气熏天，自然没有滋养人类的花蜜，美丽的蝴蝶和辛劳的蜜蜂都避之惟恐不及，可喜爱逐臭的苍蝇和甲虫却是如获至宝，纷纷为之传播花粉，使其不断繁衍，以免绝种。这就是物以类聚吧？
海芋花硕大无朋，人称大王花，又叫霸王花，当今若有人写百花诗，会不会赞美它呢？晋人爱菊花，“菊，花之隐逸者也”；唐人爱牡丹，“牡丹，花之富贵者也”；宋人爱莲花，“莲，花之君子者也”；今有人爱海芋的，会不会也因其臭而信口为之大唱赞歌？我想，谁也禁不了别人之口。常言道，萝卜咸菜，各有所爱。北齐的刘昼在《刘子·言苑》载：文王嗜胆，曾晰嗜枣。胆苦枣酸，圣贤甘之。记忆中，英国有这样一句谚语：即使把青蛙放在安乐椅上，它还是要跳进烂泥塘。
如此说来，逐臭也未必是不正常的。五光十色的世界，五彩缤纷的人世，即使是腐臭，一如臭豆腐，自然有人称其甘如荠；甚至象征邪恶的毒蛇巨蝎，也照例有人我见犹怜。所有这些，恍若霄壤的“两重性”，反而让人印象深刻，浮想联翩呢！而毒素则是可怕的，何况没有以毒攻毒之效的植物。
李时珍不愧是严谨的医者和学者，学识使其明白，睿智促其警醒。在“海芋”条下，他附录了“亦有大毒，误食杀人”、“如此毒草，不可不知”之句，这不啻是醒世恒言、警世明言呢！“文不如其人”
如今的人，对于孔老夫子的“吾日三省吾身”，是压根儿做不到的，对于鲁迅先生所说的“时时严于解剖自己”，恐怕也难觅这样的楷模，有嘴说别人，无嘴犯自身的主儿倒是司空见惯寻常事。其实，如今的标准也要降低一点，也不必如此严肃严格，但到一定时候深省一下个人行为，反思一些处世待人的做法，倒也是有些益处的，特别是鼓捣文字出思想的人儿。如我，也常写点自以为风雅韵致、心高气激的东西，也弄点劝人悟道、参透世间事、望穿人生路的文字，但碰到现实问题，处于生活激流，也感到本人有些精神苍老，境界苍白了。有时候，甚至有点“文不如其人”，这于我们这些做事而不屑作秀的人来说，当要警觉的。自然，还有的人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海阔洋洋，云水泱泱，但是产生的是“文章慷而激昂，做人总是猖狂”的效应，那就更伤脑筋了。
“文不如其人”者，其实不乏其人。写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李绅，一派忧国忧民的样子，但据知他却对家民亲戚甚为不屑一顾，他当了宰相后，原来被他称叔叔的乡农李元，反而要叫他叔叔了。诗人王维有个弟弟叫王缙，据说诗写得与其兄不相伯仲，但因贪小爱财，其诗句就大打折扣了。王维在杜甫笔下赢得了“高人王右丞”的美誉，王缙则少有人记得他了。谢灵运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本是王谢高门，有着难以数计的田产和荣耀，但他欲壑难填，千方百计搞田地领土扩张，竟然将别人赖以为生的湖沼霸占，决之为田，课以租税。颇似宋代诗人范成大的“近闻湖面亦收租”；犹如三十年代刘师亮的讽刺性对联：“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惟有屁无捐。”谢灵运收了众多的良田和租税，当然无温饱之虞，故能寄情山水间，吟诗作画，他曾经很自负地说，设若天下之才有“一石”，曹植有“八斗”，古今诗人占“一斗”，自有“一斗”是他的。天下之财他有八斗倒是一点都不假，有财有才都令人高兴，但因才高而蛮横夺财，那就太霸道、不地道了。
名士的风雅也有假装的，为人所避讳，似乎不足与外人道，其实不然。“竹林七贤”的王戎就是亲自拿着筹码算账，犹如今之计算器一样计较分毫。更为恶劣的是他家的李子很好，怕人买去作种子，于是他绞尽脑汁想出一招，取李核后拿到市场去卖，名之曰卖肉不卖骨。善于写悼词墓志铭的那个潘岳，做买卖也很来劲，一副唯利是图的样子。其实名干只是一代号，他们内心的肮脏鲜为人知。当然，古代的士人更多独善其身，洁身自好的。有秀才去京赶考，要过桐庐严子陵钓台，曾是“怕见先生面，夜半过钓台”。大凡要看文人之文品与人品，有一条民间约定俗成的话大可用来一试，那就是“听其言，观其行”。唐代诗人李白当年气昂昂登高一呼：“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事实上他对权贵确实表现出一股凛凛傲气的，两者可谓言行一致。“闲来写副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检点江南才子唐伯虎的行为，也绝不是文过饰非的。而疾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鲁迅，“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朱自清，那更是一言重九鼎，人品驭文品，或诗或文之中，或嬉或骂之间，全是从血管里喷涌而出的男儿热血，绝无一点掺假！
还有的文人，写文说教一副“钱财似粪土，仁义值千金”
的样子，钱一到手，便说钱脏，人与钱好像是冤家。尤其是读书人，还不如苏秦的嫂嫂坦白，苏秦问她为何前倨后恭，答曰：以你老三位高而多金也。南怀瑾先生曾批曰：“好一个苏大嫂，可以浮一大白。”这位苏大嫂爱钱爱财一股俗气势利相，但她俗得真实，讨了便宜不卖乖。赞扬她的南怀瑾先生也是一位坦荡坦率之人。他先生曾开玩笑说：“人是钱做出来的，没有钱不好做人。”只不过不要应验那句“钱是绳索，不是猪”的偈语，便是一位通达之人。此言甚受用。其实，文人的诗文，这是作者心灵里感情世界的流露，纵观中国历史，屈原假如没有一片忧国忧民的火热情怀，那囊括宇宙的《天问》恐怕生命力也不会如此旺盛。杜甫如果没有爱国悯民的感情，那么他的诗作怕也是苍白无力的。
中国文坛历来重视人品与文品的关系。孔子在这方面有重视德行与言语之间关系的语录；荀子也说过为文者心要纯的话。今天对我们为社会提供精神食粮的人来说，灵魂若具有真善美的德操，则给人的艺术作品才会产生更强大的震撼力。否则“文不如其人”，尽管说得“东边日出西边雨”，那也只会产生“人家读着文章，反而指点脊梁”的效应。
先生们、女士们，你们说是不是？
“道德保健”
人间四月天，时闻春消息。近来就有南北两地的两则新闻让人感到春深如海在后面呢！一则说的是深圳市开展“学史立德”行动，重倡道德文明；二是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专意开设德育课，让大学生们重温“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救人”等故事。由此，社会学家纷纷评论：对现代人进行“道德保健”十分重要，很有必要。
崇德，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立德，是中华儿女的人生境界。这补上的必要一课，实是对有的人“缺德”而出手下招的。君不见，在有些地方寻人问路也要一手交钱，一手指路了。前些时候，沪上竟有“蹲厕扒分族”：有的人占着茅坑不拉屎，一心只赚臭味钱，要让位么，且拿钱来。这铜臭也实在臭得太不可闻了。毋庸讳言，这类缺少道德的勾当现今不少，有凶神恶煞强索钱财的，有温文尔雅巧设骗局的，有挖空心思诈人钞票的，有别出心裁图谋不轨的。许多以前觉得是“天方夜谭”的，如今是见惯习惯了；不少以前为人所不齿的，如今则见怪不怪了。虽然，这些只是莺歌燕舞中的几声蚊叫蝇嗡，只是红日阳光下的几缕灰尘污垢，但却败坏世道人心，污染精神文明，有悖时代进步，实在小视不得。
大哲学家康德说过：这世界唯有两样东西能使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光，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标准。现今，崇高还有，道德还有，权威还有，可这些古代人做人处世的法宝，在一些人心目中就像四月的风筝，被越放越高，甚至最终断线。
所有这些，诚如一些社会学家呼吁的那样：现代人需要“道德保健”，想想也真是的，“保健”这两个字，这几年在我们的物质生活中何其吃香。从手里捂的杯子，口里喝的补汁，到脚下穿的鞋子，甚至山里的清泉、农家的土货，无不沾了“保健”之光。我们真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燕之窝、鳖之精，无所不采；蚁之神，参之气，无所不用，每年都有上百种新品上市，从来也没有看见过人民群众像今天这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然而，我们能不能也匀出点时间来进行“道德保健”呢？今天，历史条件完全不同了，中国人早站起来了，不但精神和体质都强了，寿命也长了，我们不再是“愚弱的国民”了。但是我们精神上的东西怎么样呢？我们灵魄中的寄托又怎么样呢？这恐怕是要问一问的。也就是说，人之道德，做人的根本，同时也包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孝敬之心，如不加以“保健”，自然养不成浩然之气、堂堂正气、勃勃生气，就会丧失人格，缺乏人品，随时随地会将道德在拍卖师的棒槌下廉价卖出，把良心掩埋在冲天而起的高楼大厦的地基之下，如此赚钱，不怕钞票烫手，财物烧心！如此做人，岂不若行尸走肉，酒囊饭袋！
“百行德为首”。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认为，所有的良好行为中，讲道德居于首位。道德修养强调“仁、义、礼、智、信、孝、悌、恭、让、俭”，追求“正心诚意，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
孔子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荀子认为“无德不贵，无德不官”，他们都把道德看得比生命还宝贵。《诗经》上也说：
“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在“把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共识的今天，道德的保健，尤显得重要。厚德能载物，德高才望重。缺乏道德，伦理就会丧失，行为就会沦落；不讲道德，精神就会苍白，灵魂不得安寝。一个德行不怎么样的人，任凭说得“虾皮会跳，白鲞会游”，人们还会说此人少一样宝贵的东西呢，那便是“道德”！管住舌头人的五官四肢之中，大约要算是舌头顶调皮了。如今不说这家伙在吃吃喝喝中变得刁起来，竟会感到河虾不鲜，湖蟹也不鲜。在语言表达上，它在有的人的支配下，一搅一辩之中，一翻一滚之间，说得“白鲞会游，虾皮会跳”，讲得西边日出东边雨，黄牛长出麒麟角。但那是可以肯定：要闯祸的！
大约是对这些事实洞若观火，或者是经历了深受其害的教训，你去翻翻一些名人书文，便会发现古今中外的哲人大家竟都“人往一处想”，写下了不少管住舌头的警世恒言，醒人箴语。“你的舌头就像一匹快马。它奔得太快，会把力气也奔完了。”这是莎士比亚谆谆的告诫。
“能管住自己的舌头是最好的美德”。印度古代哲学家白得巴“上纲上线”到这个高度。而翻翻我国古代的《家书》发现作者干脆来了个“一分为二”，曰：“君子以言行，小人以舌行”。读着这些启迪性的哲语睿言，你能不豁然感到：管住舌头是何其重要！
生活中舌头的功能何在？《辞海》说得明明白白：一是感受味道，二是语言器官。吃饭感味要靠这“口条”。从表达语言来说，舌头灵活这并不是坏事情。在中国古代，舌战群儒，语惊四座，传为佳话；古老中医，望舌断病，妙手回春，是为一绝。但是“舌头”如果不用在正道，而是胡乱嚼动，便会让人生厌。
适逢清明盛世，举国改革开放，我们说话的自由度真正是今非昔比了。但不管怎么说，说话之间，言语之中，万不可作践别人的人格，损伤他人的牙眼，人的舌头也应该有条准绳，即：“从心所欲，不逾规。”如果一放纵起来，嘴巴一闲之下，舌灿莲花，舌摇簧鼓，便会成为“嚼舌头”。那种无端搬弄是非，造谣惑众，以飞短流长袭击别人为乐事的杰作，本是街弄市井中“长舌妇”的绝妙表现，竟把“溃烂之处”看得“艳若桃花”。把“东家长，西家长，昨天隔壁吃蹄膀”的市井庸俗，演变成由妒嫉而触发怒火中烧，赤舌灼人，当然手法和伎俩是大大先进了。我就曾接触过这么一位人，一坐下来嘴巴就“无轨运行”，口无遮拦，说这个领导不行，道那个同事无能，还毫不尊重人的“隐私权”，把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抖落出来，甚至把别人一些小时候由于幼稚而干的傻事也渲染得如一篇街头小报上的小说，俨然是一位惯于“戏说”的“考证家”和“演义家”。更有这样一种现象，在一些公开场合，有的人竟信口开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什么话语都敢讲，什么段子都敢抖，对此，大有叫他们管住舌头的必要。
在今天，由于身体中内分泌而引起的“口臭”倒有药可医，电视里大有这种药的广告，而一些喜欢搬弄是非的长舌妇、“嚼舌者”的“口臭”也应根除。它的临床表现是无中生有，添油加醋，搬弄是非，以假乱真。它不利工作，妨碍团结，扰乱人心，影响事业。我们常说的“心直口快”，应该“直”在“仁”上，而“快”在“义”处。“嘴臭”者呢？他们或感到别人的工作学习超过了自己，或在生活中不遂自己之意，于是那股肮脏气便在“鼠肚鸡肠”里作怪，恶言恶语像流弹一般迸发，张口便毒得可以，如此行径，恐怕离“小人”队伍不远了！
宋代黄升有诗道：“风流不在谈锋胜，袖手无言味最长。”
人们恨“嚼舌头”的所为，搞得市井喧嚣、人心散漫，其危害性不可小觑。有时候不是仅仅说一句“走自己的路，让人们去说吧”可以解决问题的；而“舌头底下压死人”的事情，也决不是危言耸听。对这种“劣根性”，我们切不可温良恭俭让，也不能太“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样，而应该奋起而锄之才好。如果还把它当作是一种口才的表现，一种交际的吐露，那是太可悲了。管好自己的舌头的确很重要！不要让没有骨头的它胡乱翻动，这应该是认真做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人应该怎样生活和处世？记得有人将这个话题问爱因斯坦，后者回答：
“Ａ＝Ｘ＋Ｙ＋Ｚ。”并解释道：“Ａ代表生活，Ｘ是工作，Ｙ是适当娱乐。”那人继续问，爱因斯坦便说：“Ｚ就是常常闭拢你的嘴！”
看来，要除去某些人那令人讨厌的“口臭”，此法当是管用的。“不如我”与“我不如”
现实生活真是一架多棱镜，从中可以窥见“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的各式各样表现。近来我就发现，有的人的眼睛有些问题，他们患精神上的“白内障”、“青光眼”，往往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常常习惯于夜郎自大，定定只盯住自己的影子。在他们心目中，看自己“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处处都美；瞧别人“东施效、嫫母搽粉”样样不行。如此自我感觉良好之下，往往是别人都“不如我”。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