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抉择-第2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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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欧洲主流和非主流的学者如何评价威尼斯共和国的选举。此次威尼斯大选对于杨绍清等人来说拥有着非凡的意义。第一次亲身体验欧洲民主普选的中国使节，想当然的就将威尼斯大选当作了欧洲普选的范例。而威尼斯那种近似于柏拉图《理想国》似的大选过程更是给中国使节们留下了比较良好的印象。
然而，无论威尼斯的大选如何有秩序、如何公开、如何顺应民意。对于中国的士大夫来说这种公选朝廷命官的做法，毕竟是同天朝礼仪有着天差地别的。可以理解，却绝难接受。至于，威尼斯人那引以为傲的选举流程，在中国使节们的眼中更是漏洞百出。此刻就算望着底下市民欢呼雀跃的模样，顾炎武皱着眉头，不置可否嘟囔道：“看来威尼斯大议事会这次任命的官员还真是众望所归啊。可有道是英雄莫问出处，既然国家选官员是为求人才。又怎能局限于贵族豪门呢？”
“就是啊，依老夫看来，还是咱们天朝的科考制度最为合理。谁是贤者，谁是能者一考便知。”身为使团书记官的吴钟峦自豪的说道。
“噢，这我也知道！你们中国人是通过考试选取官员的。这种制度确实比起欧洲世袭公职的制度要合理得多。”听中国人提起可科举，一旁的博雷利教授也跟着点头夸赞道。但他继而又转口说道：“不过，世袭权也是抵御国家至高无上权力的一道屏障，唯才主义容易引起官僚主义。”
若说世袭权可以抵御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众人还能勉强同意。毕竟中国的皇帝之所以会用“开科取士”来取代“世袭公职”，本就是为了削弱贵族诸侯的实力，以便将天下大权收归皇帝一人之手。但博雷利教授竟然说“唯才主义容易引起官僚主义”。言下之意就是说眼前这种闹哄哄的选拔方式，比天朝的“开科取士”合理！这可是踩了在场所有中国使节们的尾巴。就连武官出身的郑森脸上也露出了不悦之色。而吴钟峦更是不屑的冷哼道：“世袭？这等腐朽的制度早就被天朝给废除了。我天朝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开始尝试察举制，后来又发展出了现在的科举制。官员的选拔关乎民生社稷，当然得考究其德才，怎能以血统为标准呢？”
吴钟峦这话一出口，立即就博得了周围其他同僚的附和。历来为国家选拔贤能人士在中国都是头等的大事。无论是“察举”也好，“科举”也罢，王朝的统治者都会郑重对待此事。特别是科举制度让中国的平民也有机会一朝跃龙门。而使团中的不少成员正是通过科举选拔而出的平民。如果他们出生在威尼斯的话，相信以其平民的身份这辈子也不可能有机会作官。一想到这些，使节们先前对威尼斯大选的良好印象顿时就少了一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略带轻蔑的优越感。
面对中国使节冠冕堂皇的言论，博雷利教授却显得并不以为意。却见他一针见血的点名道：“废除官职世袭？你们的皇帝不就是世袭的吗。”
“官吏是官吏，皇帝是皇帝，怎能相提并论。”吴钟峦下巴一扬，驳斥道。
“君主同官吏一样都是权利的保管者。只不过君主掌管的权利更高罢了。人民只有通过选举才能，肯定那个权利保管者是否符合他们的条件。所以威尼斯总督的不但是选举出来的，而且权力甚微。可以说威尼斯共和国才是真正的民主制国家。”眼见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的话语都表现出了轻视的表情。博雷利教授当下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却见他神色凛然的补充了一句道：“各位先生都来自于君主制国家，想必对民主选举活动认识还是肤浅了一些。”
“博雷利教授，此话怎讲。我天朝也不是没有议会，也不是没开过大选。虽说我朝的议会无权选举朝廷命官，但至少我朝议会的议员来自民间各地，不问出处。若说由民做主，我朝的议会还更名副其实些呢。”吴钟峦不服气的说道。天朝的官员怎么会肤浅。这世界上有什么是他们这些天朝命官不知道的。这个红夷敢小窥他们，真是不可饶恕。
“先生，在君主制政府下，无论投票选举还是抽签选举都没有任何位置。因为君主自己就是统治者和唯一的官员，选择他的随从是其独有的特权。在君主监控状态下的议会有什么民主可言。贵国的议会在贵国是根本不可能拥有大议事会在威尼斯的地位。”博雷利教授气恼的说道。他发现同这几个留山羊胡子的家伙确实没什么好说的。他们一方面对民主制度极度无知，一方面却又喜欢自以为是。
正当博雷利教授想要拂袖而去之时，一旁的顾炎武却突然点头附和道：“恩，博雷利教授所言甚是。威尼斯的大议事会确实比我朝的国会完善。”
“顾大人你这算是什么话？”吴钟峦惊愕的问道。他搞不明白这个顾宁人怎么胳膊轴往外转了。
“吴大人，在下只是就事论事罢了。威尼斯官职世袭固然荒谬。但不可否认，这里的大议事会确实公证。诸位，不少都见过过国内议员的选举。两者对照下来，何人公证严明，何人乌烟瘴气。不用在下点明各位心里都清楚。”顾炎武这次说的是中文。不仅让在场的众人语塞，就连随同的翻译官都保持了缄默。
确实在场使节中有不少人也曾像顾炎武一样参加过地方议会和国会。而在将威尼斯的大选同中国地方议会选举相比较之后，众人其实都感到了自惭形秽。特别是顾炎武，早在国内时他便对地方议会中财阀把权的情况厌恶不已。他倒并不是反对朝廷设立议会。相反，他一直认为议会的建立对国家社稷来说是件好事。但他绝对反对让贩夫商贾也加入议会。因为议会在他心目中是有识之士清议朝政的地方。议员需要拥有君子一般高尚的品行。而不是让那些个惟利是图的小人玷污清议。可中华帝国的议会制度恰恰起源于商会，如此一来让商贾加入议会在中国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一点一直让以清流自居的他耿耿于怀。此外，出于对弘武女皇本人的偏见，他更是认为中华朝的议会正在日渐堕落。
直到亲身经历了威尼斯大选后，顾炎武才发现这才是自己一直在追寻的议会。在威尼斯就算那些商贾就算拥有再多的钱财和权势，都没有资格参加议会。光是这一条设定就已经说到了他的心坎里。至于由德高望重者组成的元老院和由贵族绅士组成的大议事会，更是同他心目中的“完美议会”不谋而合。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大概就是威尼斯大议事会成员以及官员都仅限于贵族豪门。可这一点并不影响顾炎武对大议事会的评价。至少威尼斯的贵族人口众多，又多是才俊之辈。在他眼中完全可以同国内的士人阶层划等号。顾炎武不禁开始想象，如果中原也能有这么一个完全由士子组成的大议事会，那离圣人笔下的三代世界也就不远了。
顾炎武如此坦白的说辞，在众人耳中无疑就是大逆不道的表白。若是在本土话，早就有人呵斥他了。但眼前是在国外，又有众多红夷在场。可不能为一时之气，影响天朝的威仪。于是，吴钟峦等人当即就把脸冷了下来，不再理会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生。
眼见现场气氛就此尴尬了下来。身为“影子主使”的杨绍清不禁在心中苦笑了一下。这样情形在使团中已经不止一次出现过了。顾炎武的经历让他对孙露有着异乎寻常的厌恶敢。或许是他在厌恶弘武女皇的同时，连带着其他皇帝也一并厌恶了。顾炎武对欧洲的共和制度有着浓厚的兴趣。经常这么“胳膊轴往外拐。”对此，杨绍清倒并不感冒。他不像其他使团成员那般反感民选总督。孙露对后世的描述，让他比其他人更有耐心去观察这看似与天朝体系截然不同的制度。于是，他便打圆场似的，好奇问道：“听说威尼斯选举总督的步骤比现在还要复杂是吗？”
“不错。首先要在议事会中通过抽签产生30个人，再在此30个人内抽签淘汰为9人，由这9人来选举40。再用抽签的方式淘汰为12人，这12人又选举出25人，以此类推直到最后的选举人选择41个提名者，这些提名者再把他们的选择提交给大议事会，由此产生总督候选人。”博雷利教授眼见杨绍清对大选依旧兴趣浓厚，便不厌其烦的解释道。
可在一旁的中国使节听来，却觉得博雷利简直连舌头都快绕起来了。就连一直对威尼斯选举制度赞不绝口的顾炎武，此刻也不由皱起了眉头问道：“这么复杂！又是投票，又是抽签的，搞了那么大个圈子，先前那些代表投的票不都白投了嘛。”
“当然要复杂才行。威尼斯人设计这个程序就是为了防止总督选举作弊用的。”博雷利教授得意的说道。
“可就算是想要防止舞弊，也不必用抓阄这样的方法啊。用抓阄来选举总督，这未免也太儿戏了一些吧。”顾炎武连连摇头道。
“顾先生，在真正的民主制中，公职不仅不是什么有利可图的事，它反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没有人能理所当然地将它强加给此一人而放过彼一人。只有法律才能把公职强加给某一个抽签选出的个人，在这种情形下，人人都面对平等的条件，选举不依赖任何人的意志，法律也就没有被赋予特殊的应用而破坏其普遍性。”博雷利教授脸色一正道。
公职不仅不是什么有利可图的事，反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博雷利教授的一席话语让在场的吴钟峦等中国使节哑然失笑了起来。中国的士人向来认为做官乃是读书人最高的追求。古话说得好，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其实这句话的潜台词应该是，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眼前这个红夷竟然说出如此这般没常识的话，也难怪他们会用抓阄的方式来选自己的皇帝和朝廷命官了。果然，蛮夷就是蛮夷，怎比得上咱们天朝讲究礼制。
可杨绍清和顾炎武却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沉思起来。博雷利教授的话犹如鼓槌一般敲动了两人的心头。却听顾炎武激动的附和道：“是啊！公职本就该是一种负担！一种为民着想，为社稷呕心沥血的负担！”
第二部 第三十一节 听民意县太爷坐镇 议拆迁诸议员针锋
如果问中华帝国的官员，做官是不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年轻气盛的少壮官员或许会直接瞪眼宣称“吾乃民之公仆”。世故的清流或许会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奸佞宵小之辈或许会笑而不语。可如果问他们做官是不是一种负担？估计所有的人都会毫不犹豫的点头。至少此刻端坐在上海县议事堂的知县应廷吉就深有感触。
有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可这中华朝不但换了“代”，就连中原沿用千年的“制”也给一并给改了。历来中国地方官员的职责就两项，一是判案；二是收税。如今的中华朝“判案”已不再由县太爷来管了。老百姓要打官司直接去司法院找县丞法官击鼓鸣冤去。再来就是“收税”。随着时代在发展，税收的结构亦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化。像上海县这种新兴的商业市镇，作为主税的土地税已不再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取而代之的是市税、科税等辅税。如此一来，县衙收税的方式当然也得跟着改一改了。由于商会、行会乃是市镇工商业的主要组织。于是乎，商会和行会便当仁不让地承包了市镇的税收，开始替衙门征起税来。这样一来，衙门可以很容易地利用商会行会对私营业主、手工业者征收各种捐税。同时，对私营业主和手工业者来说，他们也可以就此免除官员的额外勒索。
若说这“案子”人家帮着审了，“税赋”也有人代着收了，县太爷还要有什么事好操心的呢？整日坐在衙门大堂无所事事，照拿俸禄的工作，怎么算是一种负担呢？可惜事与愿为，这些父母官们的日子并没有老百姓想像当中的那么惬意。原因很简单，中华帝国地方长官的职责本就不止判案和收税这两项。
在明朝一个标准县衙，一般设知县1人，掌理全县政务。署内设吏房、户房、礼房、工房等办事机构；置皂班、壮班、快班等差役，负责站堂、行刑、催、捕、传、递等事。知县佐治官职：设主簿1人，掌军事、治安；典史1人，掌缉、捕、监、刑；县丞1人，掌粮马、税收、户籍等；教谕1人，主持文庙祭祀，管理县学；训导1一2人，协助教谕教诲县学生员；后又增设管河县丞1人，（氵＋加）河同知1人。城镇营防官职先后设守备、把总、千总、都司等。其他杂职，如驿丞、闸官、总捕分府等，时设时裁。由于这种传统的地方行政机构只能用来勉强维持衙门的日常运作，更本就不可能起到为乡镇服务的作用。为此，中华帝国在建立之初就对这种粗放型的地方行政机构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改头换面。
新改良的帝国地方行政机构，将职能重点放在了地方管理与庶政服务上。废除了传统的吏房、户房、礼房、工房等六扇门办事机构。改设财政所、文教所、工商所、农林所、警务所、公建所、民政所、卫生所等八个基层行政机构。此八个部门均直属于知县，各个府县也可依据各自的情况酌情设裁。像上海县这样的海港城市，不但拥有这八个基本部门，还另设了海关、商阜两大商务部门。因此上海县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就行政管理上来说，应廷吉除了管理的范围比较小外，管的庶政项目丝毫不比执掌内阁的首相大人来得少。
可对于应廷吉来说，真正让他感到头痛的并不是这些繁复的庶政，而是眼前的县议会。这话若是给说给西北地区的同僚们听到，一定会被笑掉大牙。你说堂堂的一个县太爷，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怕那些个议员作什么。就算所谓的议员有钱有势又有功名，说穿了也不过是个平民而已。历朝历代哪儿有官怕民的道理。这还有王法没？面对这样的嘲笑，应廷吉这些东南地区的地方官员则会不屑的反嘲对方是土包子。先别说清议、民心之类的舆论压力。光是一个“钱”字就够让东南地区知府、知县等大老爷们对议会折腰了。
有道是“税赋乃诸政之母”，大到帝国内阁，小到知县衙门，没有钱都是万万不行的。而帝国地方财政却恰恰掌握在了地方议会手中。正如先前所言，商会和行会承包了市镇的税收。同样的由商会行会代表参与的议会，自然也就掌握了市镇的财政大权。正因为将“钱袋子”真真切切地握在了手中，县议会才能理直气壮的对县太爷说“不”。应廷吉这个大老爷才可能像现在这般老老实实的坐在堂上，虚心倾听底下庶民的想法。
当来自青浦的徐员外发表完他有关修补文庙的建议书后，端坐在首座的应知县觉得自己的眼皮都快耷拉起来了。这个月的例行会议似乎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内容。不过是些举办祭祀，修桥补路之类的小事。这也难怪上海县议会的席位尚未完全得出。而每个月的月会只需2/3的议员到席就可以召开。自然比不上年度满额的年会来得热闹了。其实不止是应廷吉觉得眼皮直打架，就连底下旁听的百姓亦显得兴趣乏乏。颇感自己今日的这份茶水钱花得实在是冤枉。
原来在帝国的地方议政堂均设有向普通百姓开放的旁听席位，以彰显地方议会公证公开的原则。当然这议政堂也不是随便什么三教九流都可以进的。除了要求衣着整洁等基本条件外，旁听者还需交付一点茶水钱。也算是县议政堂的一点点额外的小收入。因而进议政堂的大多是些对民
